血滴子秘史在线播放:胡温新战略： 股市“快牛”变“慢牛”的正确选择·

股市在经历了“5.30”大幅度提高印花税导致暴跌，但经过各方努力市场在短暂的十几天之后又重返4000之上之际，在国民经济依然过热的判断下， 股市到底如何“快牛”变“慢牛”，是继续用“有形之手”打出组合拳，还是政府有关部门已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引入市场的手段来实现股市健康持续的增长，格 外引人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出了建行回归大陆增发90亿A股的消息。它标志着监管部门在“快牛”变“慢牛”的思路上已经进行了重大调整，这就是摒 弃大家最担心的资本利得税等“有形之手”调控股市的手段，改为用增加供应，靠“无形之手”发挥作用的正确思路上来。
这一转变标志着“有形之手”突然袭击重创股市的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了这样的后顾之忧，我们的市场将会走得更加平稳、更加透明和更加规范。我相信中国的股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建行出走海外的历史背景不该忘记

2005 年10月，由于中国资本市场长达四年的熊市，进一步加剧了商业银行不堪社会融资总额于一身的重负，导致坏帐率上升，金融风险的加剧使得党中央、国务院下定 决心，推进四大银行的股改和融资上市，进行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水一战”。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中国四大银行的改革，四大银行是中国金融的基石。无论是从国 家经济安全，还是从中国经济是当时衰退的世界经济中的一片绿洲的角度看，都理应把上海作为其“第一上市地”，并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定海神针，提高其国际竞 争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行、中行和工商行三大银行的股改、融资和上市好比中国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而首战――辽沈战役的重任就落在了建行的肩上。
然 而令人痛心的是，2005年的中国股市仍然在长达五年的漫漫熊途中痛苦挣扎，无法给它的金融巨子以容身之处，几千万中国的股民忍着巨大的悲痛，眼巴巴地瞧 着香港同胞以2.35元/股的价格把建行迎到了海外，而这一价格还是在以1.15元/股和1.19元/股的私募价格卖给两家海外机构330亿股的前提下才 实现的。建行被迫离家出走，是在中国的国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连续二十六年以10%的速度递增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的背景下发生的。反思之，不仅具有历 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从历史意义的角度看建行回归。2001年，由于我们聘请的海外顾问对中国证券市场政策的误导，直接导致了我们用市价减 持国家股和用行政手段查银行违规资金入市的一系列海外股市绝见不到的政策手段挤压股市泡沫的政策出台，这直接导致了长达五年的中国股市的衰退和“休克”。 不仅几千万股民投资人无缘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证券行业全行业亏损，而且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融资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和股市增值功能全部丧失，资本 市场已被彻底边缘化。
在这种背景下，深沪股市又怎能接受建行上市的首选地呢？既然养不活自己的孩子，除了给他在海外找个好人家寄存，别无选择。然而，建行作为海外赤子，一天不归，吾心不定。
今 天，中国的股市终于摒弃了“食洋不化”的方法论，“市价”变“对价”，以一字之差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天还是中国的天，地还是大陆的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 力量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国股市却重新唤回了本不该失去的春天。中国股市从两年前的998点上升到了今天的4000点。我们终于可以张开双臂迎接我们的海外 赤子――建行的归来。


二、4000点的中国股市要比998点的中国股市正常

反思建行离家出走的历史，是要得出一个无庸置疑的结论，这就是：一个4000点的中国股市要比998点的中国股市正常得多，理性的多。
令人深思的是，在998点的黑暗的漫漫熊途上，为什么当时我们从香港请来的在证监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专家却连篇累椟甚至在《财经》杂志封面上发表《股市下跌正常》的言论？在股市到达1000点，几乎被推倒重来的时候，外国投行的分析家们甚至说800点更加理性。
这 段历史我们能忘记吗？中国股市在1000点的点位上，标志着中国1300多家上市公司的市值不足4万亿人民币。而这1300多家上市公司是中国各个行业的 排头兵，它意味着只要用5000亿美金就可以一股不剩的买走中国经济的脊梁。而我们今天的外汇储备已经是12000亿美金了。这难道正常吗？
无论从昨天、今天和明天哪一天看，4000点的中国股市仍具合理性。它使我们看到了股权分置改革成功的最伟大的意义是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发现了自身资产的价格和价值并以此来和国际市场对接，我们终于可以通过自己的股市对自己的资产有了话语权。


三、应高度重视中国股市的话语权

然 而，那些在中国股市1000点从来没说过不正常的海外投行和某些人士，在中国股市发展到4000点的时候却集体唱空，市场博弈不胜竟违反在海外所受的崇尚 市场规律、尊重无形之手的市场价值观，赤裸裸地发表让大陆“有形之手”对股市施以重拳，挤压股市泡沫。有了2001年的惨痛教训，中国资本市场的话语权再 也不能失去了。
笔者最近曾在长沙召开的泛珠三角区域“9＋2”合作论坛上做了一场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演讲。事后，媒体做了一 假一真的报道。一假是说我在珠洽会上预测：保守估计大盘在奥运前可上5000点，因为本人从不做股市预测。一真是说我劝说李嘉诚老先生少说几句中国股市将 要崩盘的话，因为他不了解大陆的情况。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反思“一国两制”，中央政府严格恪守，从不对香港说三道四，可反过来，与香港特区政府关系密 切的重要人士不是没完没了的向中央要偏食，就是对大陆的股市说三道四。其实，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无论是上海还是香港，都是中国的本土市场，大家可以在市场上 比服务、看质量，一争高低，平等竞争嘛。你们都是令人尊重、德高望重、没有目的从不轻易讲话，而一讲话就有重大影响的人，越是如此，就越应惜谈才是。而在 此时谈大陆股市暴跌之言论，一不合常理，二不合时宜，三不合吉利，预测错了又没面子，何必呢。


四、从现实意义角度看建行回归

“5.30”印花税率的大幅度提高，导致股市出现了800多点的暴跌，而这既不是政策制定者、监管者的初衷，也不是大多数有识之士和绝大多数市场投资者的意愿所在。痛定思痛，有关各方和媒体对出台这一政策的目的、程序及效果的反思至今仍在继续。
中国股市的4000点是我国股市从1991年成立16年之后才出现的点位，是我们自新世纪以来经过无数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反复多次才出现的点位。
这 一点位是和16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的宏观环境相适应的，是和现实中140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未来的发展潜力相适应的，也是党中央、 国务院提出2020年前全国人民奔小康的宏伟战略目标所要求的。中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4000点是基本的点位，只有在这样的水平上，我们才谈得 上把银行的间接融资引导到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上来。
我国经济出现过热为什么不好？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导致经济过热的融资方式不合理。
如果社 会融资总额的全部重负仍在商业银行的肩上，经济过热的结果导致过度竞争，银行的坏帐率上升，人们储蓄的支付又是刚性的，最终仍是国家在承负着金融风险。而 当前所谓无法战胜的“流动性陷阱”，其问题也主要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存款过剩、而放贷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导致高风险而言的。因此，一个强大资本市场的形成， 将直接改变我国目前以银行间接融资绝对为主的融资结构，如果直接融资能够快速发展起来，无论是项目还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会提高，而经济过热导致的风险也会 由商业银行连接的国家信用风险转移到市场“无形之手”背后的无数个微观投资主体上。
迄今为止，我国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来自“无形之 手”调控的直接融资将比“有形之手”调控的间接融资有效得多，理性得多，风险也会小得多，而且市场“无形之手”自我调整的动机和关联性也决定了其效果会快 得多、好得多。而4000点的股市是我国当前调整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绝对为主的融资结构转化到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并重的融资结构的前 提。


五、用发展的思路实现股市“快牛”变“慢牛”

如何利用4000点的股市办几件我们在熊市中难以实现的大事， 并且通过这些大事所提供的证券品种供应来使4000点的股市实现新的供求平衡，让“快牛”变“慢牛”，让“慢牛”走得更持久。这需要引入市场的手段来实 现，而不是继续用针对股市进行打压的财政政策来实现。因为那样我们将坐失一次利用股市“泡沫”发展资本市场的大好机遇。
无论是在2007年6月7日的上证报《用深化改革的方法恢复市场平衡》的文章中，还是在2007年6月9日长沙举行的“9＋2”论坛的演讲中，我都提到了用四种市场化的方法让股市“快牛”变“慢牛”，“慢牛”更长久。这就是一：

（一） 大力发展公司债。在像我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序和规模的国度里，要尽快实现两个50%，方为正常。1、在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融资总额中，直接融 资和间接融资要尽快实现各占50%。2、在直接融资的总额中，非固定收益证券的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的公司债要尽快实现各占50%。这不仅是我国资金市场和 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合理化的要求，而且从股市文化和稳定的要求考虑，也必须要尽快给那些嫌银行储蓄太低而又难以承负股票风险过大的投资人， 如：用养老金买股票的老头、老太太；用住房抵押贷款买股票的不理性投资人以及那些用学费和生活费炒股票的大学生“愣头青”，找到既有流动性和较高收益，又 无股票风险的中间品种。

（二）尽快让以建行为代表的H股和以中海油、中移动、中网通为代表的红筹股回归大陆上A股。因为大陆目前主板市场的上市资源杯水车薪、已近枯竭，恰好利用4000点的大盘和此时机既让海外赤子回家，又可平抑过热股市，一举两得之功用。

（三） 尽快推出创业板。深交所在创业板问题上历经磨难，由于当时复制和照搬海外无门槛的创业板，遇到极大阻力，难以推出，最后还是通过第三条道路，即创业板的规 模加主板的标准，推出中小企?法论成功的典范。在需要加大上市资源供应以实现“快牛”变“慢牛”的今天，同时我们的科技企业也需要资本市场适当降低门槛予 以支持的时候，一个虽达不到600分录取标准，但是却能达到300－400分录取标准的创业板市场的尽快推出就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四）可考虑 把国有大股东在股市上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提上日程。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1400多有上市公司中，有852家是国有绝对控股和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 司（不包括银行类上市公司），其持有的大非近4000亿股。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按照“锁一爬二”的规定，他们将以年5%、10%和100%的非转流的 速度实现可流通。这是一支强大的平抑股市供求关系的资源。在股改后，他们的流通已成为合法化，而且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有大股东开始转让其持有的国有股 份，《国资委》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已制定了《国有大股东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的管理办法》，市场呼唤这一《办法》尽快出台。这一《办法》不仅要 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而且要保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它是我国股市既不能暴跌，也不能暴涨的稳定器。如果我们能在4000点的点位上，根据 国资委的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划和预算，发展那些对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稳定的最重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完全可以有序地、可控的让国有大股东转让其持有 的一部分股份，满足国家对国有资本投向的需要。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特殊背景，大股东完全可以利用资 本的周期性运作高抛低吸，这就要求证券监管部门补充修改证券法规中关于5%以上的股份转让才需批准和披露的信息规定。应明确，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的上市公 司中的第一大股东，其股份的转让流通，即使是万分之一，也在转让前提前向社会公布，以让中小股东有知情权和用“脚”投票权。

其实笔者在谈 到上述四种让市场从“快牛”变“慢牛”的市场化手段时，只是一种对策性的分析和探讨。但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一周《公司债的管理办法》和建行回归增发90亿 A股的政策已经陆续出台了。它表明了我们的证券监管部门能够听取各方意见，运用市场手段平抑过热股市的快速反应能力。

正是从上述历史和现实的意义看，这次建行A股的回归，更显其意义重大，非同一般。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2007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