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透析适应症有哪些:抗战时期中国困顿的民生

文章摘自《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研究【季刊】2007年第2期 ） 作者:陈雷 戴建兵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政府虽然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还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大中城市都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退居西南一隅。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日军铁蹄之下，这不仅仅只是国统区被缩小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日军所侵占的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据估计，“战前中国工业90 %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大中城市，日军占领了这些重要地区和工业城市，对国民政府的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打击”。

抗战初期，作为我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经济基础本就比较薄弱。随着大批军政公教人员和难民的涌入，政府财政支出迅速扩大，而收入则由于沿海省区的沦陷急剧锐减。

据统计，作为国民政府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盐、统三税(主要在沦陷区) ，1939 年与1936 年相较，分别减少了77 % 、56 %. 、89 %。而财政支出仅战费一项就远远超出收入。有人估计，战时每天所需战费五、六百万元，每年约20 亿元。① 如果照此计算，抗战8 年的战费开支折合战初币值当在160 亿元。

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若按预算收入每年10 亿元计算，仅战费支出就是财政总收入的2 倍。实际上，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达到预算数字，1938 - 1941 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 亿元左右，较1937 年财政预算10 亿元，只收到40 %。

金融方面，战前东部富庶地区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很快沦陷，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1937 年8- 12 月每月财政收入平均只有1600 万元，比七七事变前减少了一大半；而战时军费开支却大大增加，抗战前两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已增至10 亿多元，而“1937 年下半年和1938 年这一年半间财政支出迅速增至3219 亿元，与这一时期716 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抵，亏短2512 亿元”，财政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持续进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恐慌，存户纷纷向银行挤兑提存，资金大量外逃。

工业方面:抗战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工业比较薄弱，以川、湘、桂、滇、黔、陕、甘7 省而言，其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 07 % ，占资本总额的4. 04 %和产业工人总数的7. 34 %”，其中“四川仅有电厂一，水泥厂面粉厂五，纸厂一，机器厂二；陕西有纱厂一，面粉厂二；贵州有纸厂一？？后方规模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即使在中央政府搬迁了部分工厂进入西北、西南后，工业依旧非常困难。

农业方面:粮食是关系到前方决胜、后方安定的头等大事。在1939 年前，大后方由于1937 年和1938 年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粮价相对比较稳定。但从1939 年年底开始，由于战区扩大、军队集中，战区难民迁入后方者甚多，后方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激增。粮价迅速上涨。1937 年上半年重庆米价每市斗为1. 32 元，到1941 年6 月涨至每市斗41. 87 元，增长31 倍。此时，国统区军队已扩大到400 万左右，加上内迁人口5000 万，粮食供应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仅前方年需军粮就达7500 万石。而当时政府手上能掌握的粮食尚不足半数。于是引起粮价暴涨，一些城市甚至发生抢米风潮。

1939年2月日寇攻占海南岛、3月南昌、6月汕头潮州、8月深圳、11月南宁，阻断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同时又迫使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商品；1940年7月迫使英国停止开放滇缅公路，至此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就更为困难。

除了早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所谓满洲国）以外，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全国工厂的70 ％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日本“以战养战”，侵吞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敌占区，日伪政权的疯狂掠夺，使得我国民众陷入空前的苦难和赤贫境地。

1941年，由国外输入内地的物资只及1939年的三分之一。加上日军封锁长江，铁路大多陷入敌手，日军飞机的轰炸严重破坏了交通运输线。商品愈趋紧张，物价迅速上涨。

通货膨胀的危机（1939-1945）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三者恶性循环，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跌落。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前25年内，从1912年到1936年，中国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大。有时反而出现了通货（银根）紧缩、物价下跌的反常现象。但是，抗战爆发后，到40年代开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急。

1939年以后，中国各地（无论是敌占区或是大后方）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危机，表现为:物价指数迅猛上升；对金银和英磅美金等外钞的兑换率大幅度跌落；出现紧缺物品和外汇的黑市。

国民政府推行“战时财政”，逐渐形成了以通货膨胀（增大法币发行量）为手段平衡财政收支、弥补赤字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引自《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编》第二册第441页）

抗战初期的两年内，通货膨胀较慢、物价上涨还不算特别不严重。

但是从1940年以后，局势迅速恶化。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超过法币发行增加的幅度。1939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05 ％，物价指数升为355 ％；1940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560 ％，物价指数猛升为1276 ％，而薪金、工资的相应调整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三者差距日益扩大，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陷入恶性膨胀阶段。

1940年，国民政府又大规模征兵，三年内每年征兵50万人，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直接影响生产。同时，在各省修建军事基地，运输军需物资，大大增加了军费，并使消费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3.5倍以上，其中国防开支占国民政府总支出的73 ％；政府入不敷出，赤字惊人。1941年，政府收入仅占支出的13 ％，（支出100.03亿元，收人13.10亿元）；赤字达86.93亿元，巨额赤字只有靠发行钞票（通货）来弥补。到1941年12月，法币发行额达到151亿元，使得批发物价比1939年12月上涨6倍。

除了政府对于货币的过量需求外，流通过程出现了大量投机活动。面对物价飞涨，投机者纷纷囤积工业原料及其它商品，转手倒卖就可牟取暴利；民众家里普遍储存粮食和其他消费品，把手中货币换成实物以保存价值。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加剧了供求矛盾，物价进一步上涨，造成恶性循环。

在缩小到全国三分之一的国统区，挤压着过量的法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这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以法币为收支单位建立的财政预算，税收中以征收实物代替征收法币。社会上也开始采用粮食或“生活费指数”为薪金、工资的计算标准。甚至恢复（半明半暗地）使用银圆。

大后方工薪阶层生活下降

在四川成都地区，从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的两年半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4倍，而一般物价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一般每月伙食费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

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和扩充军费的办法，已不能再依靠发行公债，而只有依靠银行垫款--大量增加法币发行量。到1945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8年前（1937年7月）的300倍，约为52亿元。

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的实际收入（特别在1940年以后）总趋势为大幅度下降，而景况最为悲惨的却是教师和小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脑体倒挂”反常经济分配现象。

而经过历经三年多的战争消耗，特别在1940年以后，全国各地（包括敌占区、战事区和大后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普遍的时局艰难、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我国民众和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越来越贫困。到1941年越南和缅甸被日军侵占后，国际对华援助的通道全部阻断，外援尽失，国民政府面临事实上已经到了生死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