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族第三季11集:党恩后，黄埔情

  ，               党恩厚   黄埔情                   江硕朋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新疆黄埔学会会员，民革党员，1918年生于四川成都。当时我国处于外侮内患，军阀割据，生民涂炭，流离沛颠的悲惨境地，为了救国救民，幼年就怀有鸿鵠之志，好似一只博击长空的苍鹰，在十七岁时就考入成都华西大学，专攻外语，悬樑刺股，力图上进，急想学成，为国增光。不料正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目击着日本侵略军横行霸道，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国土被强占，人民被屠杀，使我义愤填膺，怒火难抑，认为鬼子不除，何以为家。 于是我虽还年未弱冠，仍决心投笔从戎，闯出夔关，买舟东下到南京报考由国共合作建立，举世闻名的黄埔军校，被光荣录取后编入第十四期二总队，总队长是北伐有名的方天将军（黄埔二期），将我们调到武昌左旗入伍三个月，在这三个月当中，除了在操场和野外，锻炼劈刺射击，摸爬滚打，走天桥，翻铁杠外，最主要的还是政治，这是黄埔一期周恩来当政治部长时贯彻下来的兴奋剂，就是为什么要进黄埔，强调使武力真正成为革命的武力，国民的武力，因此我懂得了做一个黄埔学生的崇高意义，方天规定全总队每天在起床号五分中以后，都在大操场集合听他训话三十分钟，风雨不改，向我们讲解抗战形势，战略战术和他的亲身经验，因此收益不少。其次还要在课堂上学国文，外语，数理化，我当时还不理解，便问我的排长梁一龙（黄埔十期）：“为何还要学数理化？” 他叫我看墙上的一幅标语，”文能武能，能文能武；武可文可，可武可文.” 然后说道：“就是说要文武双全。” 使我霍然开朗，点头称是。入伍期满，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到分科时，我就被选入炮兵队深造。 当时，淞沪，南京已相继失陷，武汉危岌，黄埔军校被迫西迁，校方决定，迁校不忘战斗训练，将我们十四期二总队和十三期学生，以战斗徒步行军方式，全副武装，每人头戴钢盔，腰系弹盒（内装120发子弹），肩挂水壶和饭盒，背负地毯，棉被，雨衣，还扛上步枪，刺刀。。。。。。重量远在30公斤以上，并在途中仍然进行军事演习，马术训练，夜间紧急集合等，形同战斗。途中经过长沙，横穿湘西，黔东，先到四川重庆，在铜梁受炮兵训练三个月后，真是千辛万苦，每人踏破了不知多少双草鞋，才步行到目的地----成都。 在成都我们炮兵队驻西较场，大门上树立起两块巨大的标牌，牌上写着：“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昭示了黄埔军校的鲜明立场。训练方面我感到非常幸运，在非常艰苦的战争年代，教学设备上还有全套较新的德式装备，如观察和测量器材都是西门子的产品，火炮有克鲁伯兵工厂造的卜福式山炮和日造762野炮等，军马大多是上海跑马厅西迁的优良马。教官都是学富力强的高手，我们队的区队长全是十期毕业的高才生，如卢福宁（黄埔十期，后来进陆大，留美，最后当上台湾参谋大学上将校长），赵本祯和陈训明，助教都是十一期的精英，如刘慨真，还有孙伯先，孟梦，已是闻名的军事作家，也在我们炮兵队当区队长等。常言说得好：名师出高徒，所以我们队的同学一般成绩都很好。正在此时， 因为前线牺牲惨重，干部极度缺乏，校方决定把原订的三年学制改为两年，同学们都很理解，不但没有情绪，反而掀起了更高的学习高潮，一如既往，按照校训，亲爱精诚，互学互助以学习政治为首，提高革命思想，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式，收效宏伟。抗日期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最美好的时期，我们身在黄埔，却心里有形和无形地学习了共产党很多政治理论和精神，例如我们的编制，大半是采取红军的模式，每天唱的军歌，都是共产党人谱写的，如《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抢口对外》、《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发出了身可杀，志不挠，仇不报，恨不消的誓言，喊出了团结、救亡、正气、民族魂的强音。这些，可看到黄埔军校与共产党已结上一条同心同德，爱国抗日的韧带。在技术学习方面，由于想到浴血抗战英雄烈士和敌机狂轰滥炸死难同胞，血海深仇，尚未报雪，故同学们无不刻苦，卧薪尝胆，日以继夜的背诵战术、战略、兵器、筑城，测绘等十大教程，一日三操四讲，人人专心听教官上课，或在操场亲身演练，把炮兵各种观测、射击、行军、马术，战斗演习等一系列技术，练得滚瓜滥熟，另外还自学古代的文韬武略，孙子兵法，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几乎人手一册，卷不释手。就这样勤学苦练，不负重望，终于两年内圆满完成了三年的学业，以优秀的成绩获得毕业文凭，准备上前线杀敌。 毕业了，同学们纷纷地分发到抗日第一线，欢天喜地告别了成都，可是我好几天都没有见到通知，我很着急连忙跑到北较场校本部去询问，结果得知我已被留校到十七期一总队工作，这消息使我大失所望，因为我是打算上前线打鬼子的，于是我先后去找十七期姚升赢总队长，请缨上前线杀敌，均被他委婉拒绝，安慰我说:“前后方工作，都是一样抗日，你既然是黄埔学生就应当绝对服从分配。” 这样我无话可说，只得服从，马上到炮兵大队去报到。起初先当少尉助教，不久升为中尉区队副，后来任上尉区队长，担任炮兵观测和射击课程。 炮兵观测学和射击学的难度都很高，为了使学生能得到真本领，我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积极地编写学习计划和讲义，认真备课，上课时，无论在课堂或操场都先示范演绎，深入浅出，言传身教，并绘制有关图表及直观模型，配合讲解，明确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情绪，取得了实用的教学效果，颇受大队长叶子均的青睐，同学们考试都获得优良的成绩，训练出很多高才生，例如，钱明年（考取留学，到美国装甲兵学校及伞兵学校深造三年，后来，脱颖而出，成为我国伞兵的创始人，现任香港禁毒总监），吴世文（在美国装甲兵学校受训两年，发表很多战车著作，现在台湾曾任战车团长）等。 1942年，第十七期一总队学生，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获得很高的成就，分赴各个战区浴血抗日去了。我也被调到军政部直属重迫击炮第四团担                                                                                                                                                                                                                                                                                                         任少校团副，训练士兵和作战战计划，该团配属于长江上游江防指挥部（司令官吴奇伟,）驻扎在宜昌茅坪，主力正在与日军战斗中，因为我一直想上前线杀敌雪恨心切，立即收拾行装赶赴战场，到了茅坪，团长锺懿亲到江边接我，简单地介绍了该团的情况并告诉我鄂西大战，迫在眉稍。 第二天，我和锺团长到各营连走访，见到他们都是身强力壮，斗志昂扬，排以上干部都是黄埔同学，如我会见的一营营长赵奉恩（十一期），二营营长刘传信，副营长谢承铭,连长崔家陀(十四期),排长张润滋(十七期)，仅寒喧几句就发现他们人人炮术造诣很深，战斗经验丰富值得我学习。 之后，我就正式开始工作，首先到整个防线区内勘查，熟悉地形地貌，从秭归东头到宜昌南岸，约五十公里景色，尽收眼底：三峡前有石牌，巋然耸立，地险峰峻，后有十二滩（青滩，曵滩）巨浪飞天，战舰轻过，真是自然天堑，拱卫陪都重庆的水上长城。整个防线，地势复杂，西高东低，山脉连绵，易守难攻，宜昌有七山一水二田之称，南北尽是峰峦峻岭，峡谷交错 正利于重迫击炮发挥威力的地方。宜昌失守后，日军与我江防部队对峙了三年，已经进入持久防守战，我军防线中的战壕，全已构筑完整，通信网以非常健全。江防司令部给我团划定的主防线，是从杨家溪的南面至宜昌南岸，全是山地，西边是山峰垒垒，中间有一条小河，河岸是宽阔的峡谷，也是日军进攻和撤退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给它诙谐地取了个名字“华容道”意指日军必败。 熟悉了详细情况以后，我就着手草拟备战计划，要想稳操胜卷，必须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如当时用的15公分口径的重迫击炮有爆破幅宽，杀伤力大，适用于山地作战的优点，但是其射程太短，瞄准值不精确，命中几率低等缺点，会导致战果不大。因此我采取山炮交差试射法的先进程序，使用经纬仪，平板仪，方向盘来精确测量敌军最可能出没的地方，选定足够数量的基准点，确定其高度和方位，打下标桩，然后对每个标桩，加以交差试射，达到尽量精确为止，然后在炮位后方，根据相对应标桩，测定炮手瞄准用的标杆。这样敌人到来，观测员马上就可测出他们距基准点的度数，用电话将其度数通知阵地，对敌发炮，就可达到十发九中了。这个计划经大家研究和团长认可后，我们差不多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进行测量，打桩，选定炮位，和试射，完成了全部备战工作。 这时，就等敌人来送死了。 1943年5月1日，为了减轻印缅战争受到的压力和急于攻占重庆、灭亡中国的企图，日寇集中了六个半师团（第3，13，34，39，40，58师团）十余万兵力投入战役，溯江而上。我军英勇迎敌，于是，鄂西会战打响。敌军先是采取声东击西的诡计，由藕池口向洞庭湖北岸冒进。5月下旬，澧县以北的日军第三师团偷向西北方向移动，又在宜昌地区大量增兵，在长阳和宜昌南岸与我军展开决战。其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部署王瓒绪第29集团军守安乡至公安一线，王敬玖第十集团军守公安至枝江一线，吴奇伟江防军（下属18军，30军和我团）坚守宜都至石牌要塞阵地，周岩26集团军和冯治安33集团军守三游洞至转斗湾阵地，将敌军诱于渔洋关至石牌要塞之间，然后转守为攻，逼敌于大江西岸而歼灭之。26日，敌军又在宜昌西岸投入2万兵力，向我全线进犯，当日就陷入桥边镇至馒头山我军的包围圈里。这时候，我们重迫击炮第四团早就在王家山和黑狮子堡布置好了40多门15厘米口径的重炮，严阵以待。当我们在炮队镜里看见被困的大批日军窜入冲内时，就按既定计划，测准密集敌人，各炮发挥了山地作战的优势，大显威风，闪电式地向日军发射了几千发炮弹，仅仅几个小时就打死日军四百余人，大大减小第18军在石牌激战的压力。 　　28日，敌军主力窜至曹家阪及高家堰，30日窜到香水溪和四方塘一带已人困马乏，31日全线动摇。我军乘胜追击，所谓有武士道精神的敌军几乎已成瓮中之鳖。 　　在石牌方面，26日、27日江防军与日军激战甚烈，牺牲惨重，蒋介石给11师胡链打电话说，即是牺牲全师也要死守石牌，11师师长胡链已写了遗嘱准备成仁。幸好在新四军第5师、根据地武装和苏区人民配合下，采用了孙子“围魏救赵”的战法，牵制了大批日军。同时，第10集团军也及时到达资丘，掩护江防军右侧。（注：在鄂西战役期间，5师李先念部队一直在敌后发动对敌之破击战，五月中在宜都等地与日军激战，6月上旬将日军击退。）同时，87军攻克渔洋关，日军第3、13师团后方被切断，完全陷入包围之中。 30日，我防守军正面各军全线反攻。到6月3日，江防军保住了石牌，完全恢复战前态势，日军第3师团长赤鹿理中将亦告失踪。我军8日夺回宜都，9日收复枝江，17日攻克班竹土当等地。日军惨败后退守华容、石首。历时一个半月的会战胜利结束。这就是国共合作战斗，名震中外的鄂西大捷。 鄂西会战后，我被调回重庆军令部第一厅二处当参谋，主管部队调遣及战斗序列，每天，根据各战区的动态汇报加以综合整理，编成《军令部每日战报》，发送有关单位，还要到，《兵旗室》更新作战图表。习惯上，图上用红色标记日军，蓝色为国军，黄色为共军，黑色为伪军，由此，我发现了沦陷区，密密麻麻都是黄色圈点，就是说敌军后方，大半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占领，牵制了大部分日军，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的中流砥柱作用。8月14日，敌军宣布投降。不久，军令部迁回南京，改为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黄埔5期），我升为中校厅属参谋，代厅长处理一般公文和函件并兼任翻译，除给正副厅长翻译外，还给林蔚，萧毅肃次长当过翻译。1946年初，我考取美国装甲兵学校，随及赴美留学一年半，于1947年底回国，仍分发回国防部第三厅当参谋，后来升为第一处第一科科长。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崩，我随国防部逃往广州时，在上海轮船码头邂逅留美的先后同学蒋伟国正在指挥装甲兵撤退去台湾，欣然要我同他一起到台湾，当装甲兵司令部的作战科长，因我心恋大陆，推口国防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婉言拒绝。到广州后不久，继而又逃至重庆。当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时，新任第三厅长许朗轩令我带家属先去台湾，也被我拒绝，因为我已和重庆商务日报总编辑高允斌联系好了去作策反工作，由于我已看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我千方百计，托朋友到处活动，才调到364师任参谋长，因此我毅然接受中共川东地下党许仁峰同志（共产党员）所交给的策反该师，及为解放重庆打开通道的重任。我去合川不久，发现陈宏模师长因为他当过军统特务，怕将来共产党对他报复，有些犹豫。我向他解说：“朱德总司令的通令中，已承诺凡是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不管过去罪恶多大，一律既往不咎。” 并晓以大义，解除了他的顾虑，决心起义，于是我每天再到各团营去劝说和动员所有官兵起义，使大家共识后，终于11月在四川富顺县，随同师长陈宏模率部起义。 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没有受到起义人员的待遇，反而被判处8年徒刑，遣送到新疆劳动改造。我的爱人也受到了株连。这期间，我曾经苦闷和失落过，以为我的错案从此石沉大海，无天日可见了。 “有关着的门就有开着的门。” （塞万提斯语）。正是由于我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了解，才有坚定下来，积极劳动改造自己。在修猛进水库时，我看到共产党转役官兵和国民党9。25起义的官兵，（大部分是黄埔学生）待遇一样，相处融合，改造戈璧，建设新疆，感到党和黄埔真是情深义重，顿然也想到了自己也会有光明的前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兵团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通过与有关单位的协调，为我的冤案平了反，肯定了我起义的历史功绩。并将我安排到兵团建工师（当时名为铁路工程局）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师，给我分了楼房，调了工资，恢复了我爱人的工作。之后，又推荐我到市水磨沟区担任政协委员。我非常感动，感到伟大的党，把我28年的冤案彻底昭雪，并给与妥善安排，决心更加努力工作，来报答党和国家，因此，我非常喜欢兵团，如新疆大学两次来函调我，但当时建工师非常缺乏英语教师，我就听党的话，仍留在兵团安心工作，此后加入了新疆民革和黄埔同学会。虽然我蒙受冤枉多年，但无怨无悔，党给我阳光和工作的权利，我只有在工作中做出优异的成绩来报答党。因此，奉行 “ 责在人先，利在人后 ” 的准则，日以继夜备课，悉心辅导学生，在学校赢得了年年 “ 先进工作者 ” 的称号。政协乌鲁木齐市委员会也曾给予我 “ 政协委员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 ” 的荣誉。 1984年退休后的25年中，我为了报答党的恩情，一直在为社会贡献余热。1990年12月4日又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亲自发给我任命书，当主席给我握手时，令我感激得流泪，获得更高的政治荣誉后，我更加积极参政议政，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译成英文，向世界展示了新疆的社会发展和建设成果。多年来，无论暑夏寒冬，几乎参加了兵团党委统战部和建工师党委统战部组织的每次活动，曾代表兵团到自治区大会上严厉揭批了 “ 法轮功 ” 异端邪说。1997年又被兵团聘为行风评议员，多次参加兵团纪委组织的行风评议活动，深入到兵团几个师的学校、医院、检察院、法院系统等单位进行调查，对这些部门的服务意识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评定；尽到了党外人士的监督职责。先后曾列席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7，8，9，10届全委会议，积极听取年度报告，争取发言，针砭时弊.并提出书面建议。 1982-2002年之间，先后受聘于新疆师范大学、中医学院、乌鲁木齐教育学院、兵团电大、 科委、科协、农科院等单位，教授英语，享收教授待遇。站三尺讲台，育四方学子，对于解惑授业，乐此不疲，因此训练出至少400名英语教师和科技人员，其中有很多已出国留学或考取博士，硕士，教授。现在我真体会到“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藴含的幸福乐趣。 在翻译方面，因为我翻译过三本书，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共30多万字，《匈牙利汽车手册》40万字，《沙漠作战战术》20万字；于是《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把我收编为当代科技翻译家。另外我还一直担任新疆外文翻译协会常务理事，自治区科协外语咨询中心理事。先后为农科院，科委，科协，民委，石化，世行办塔里木2号工程以及30多个大型外贸单位翻译有关科技，贸易，投标，招标，订立合同资料等三百多万字，并在很多与外商的洽谈会上作口头翻译，协助引进外资。之后，还在，《新疆文史》，《新疆民革》，兵团《统战工作》，《农业科技》发表了很多文章或译文。     光阴荏苒，弹指之间，我已成为耄耋老人，报效党国日短，精神体力日弱，但是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共产党的光辉，黄埔军校的情结，振奋了我的风烛残年，把《老牛不怨夕阳短，化作春蚕吐丝长》作为座右铭，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虽然我已老朽绵薄，心长绠短，我还要利用我的黄埔关系，发扬《亲爱精诚，继续永守》黄埔精神，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和两岸构筑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