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族第一季哪里可以看:诺奖得主帕慕克亲历地震 讲诉走出地震恐惧

3月11日，一场突如其来的9级地震在日本以东太平洋海底爆发，引发海啸，随即遭损坏的核电站带来核泄漏危机，此时此刻，人类再次陷入巨大的悲痛和恐惧之中。面对天灾人祸，情何以堪的同时，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依然得继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曾经亲历了1999年土耳其7.4级大地震。早年主修建筑的他，以专业的知识、深刻的体验，记录了灾难中点点滴滴的心路历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访华时将在北京图书大厦签售现场售出的877册书，23800元。捐赠给有关机构，资助那些在京读书的四川地震灾区的大学生，图为在社科院演讲。记者 李建泉摄
诺奖得主亲历的1999土耳其大地震。
子夜之后，破晓之前，我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后来才知道，那时是凌晨3点。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我的床，离书桌有3码远，它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底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顾不得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
外面，我的前方是柏树、松树，远处闪烁着城市的灯光，更远的地方大海依稀可见。此刻，这一切，甚至整个夜晚仿佛都颤抖起来。似乎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我听着地球发出的巨大声响，脑海里一面浮现出地震的各种残暴景象，另一面则迷迷糊糊地想，为什么每个人会在夜里这个时候开枪射击呢？（20世纪70年代的轰炸、刺杀和夜间袭击，令我每每将枪击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后来，我绞尽脑汁，但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和全自动武器的枪火声如此相像。
第一次震动持续了45秒，夺去了3万生命；震动停止前，我从侧梯爬到楼上，妻子和女儿已经醒来，在黑暗中等待着，恐惧万分、不知所措。电路已经中断。我们一同跑到花园，跑进四周寂静的黑夜之中。可怕的咆哮已经停止，我们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在恐惧中等待着。夜晚死一样的寂静，这座被高耸的岩石环绕的小岛、花园、树木，只有些许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和我心脏怦怦的跳动声，这更传达出一种恐惧。黑暗中，我们站在树下小声低语，带着莫名的犹豫——或许害怕说话声音大，会引起另一次地震。随后，又有几次轻微的余震，但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我躺在吊床上，7岁的女儿枕在我腿上睡着了，救护车的警笛声从卡尔塔拉海岸传到我的耳中。
接下来的几天，人们又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余震。之后，我听到很多人谈起他们在第一次45秒地震中的举动。2000万人感觉到了那次震动，听到了来自地下的轰鸣。后来，人们相互联系时，谈论的不是惊人的死亡数据，而是那45秒钟。几乎所有人都说：“除非你亲自体验，否则你简直无法想像。”
一名药剂师从一栋已成废墟的公寓楼中完好无伤地逃生，他曾清楚地感觉到，他住的那栋5层楼冲到了空中，然后又落到地上，坍塌成废墟。有人惊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和房屋都像变魔术似地倒在一边；楼梯坍塌的瞬间，居民们已经准备束手待毙了，但旁边的楼稍稍延缓了它的坍塌，于是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某个角落。为了减轻痛苦，他们彼此搀着胳膊。后来，从废墟中发现的尸体就证明了这一点。碗碟、电视、橱柜、书架、装饰品、墙体挂件等所有东西全都扭曲变形，相互疯狂寻找的母亲、孩子、叔叔和祖母们，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总是撞到自家的某样东西，或者撞上一堵不知哪里冒出的新墙。那些瞬间变形的墙体，使他们所有的物品都散落在地。到处一片黑暗，满是尘土，家具倒翻在地。所有这一切使家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让许多人都迷失了方向。
我听到各种传闻，有人以为他们站在位于4层的阳台上，却发现此处已经成了底层的露台；在第一次震动开始到结束的那会儿，有人刚打开冰箱，结果才把食物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全都吐了出来；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压根就没从床上起来，而是平静地笑着，拉过床单裹着头，把一切交付给安拉——很多死者就是这副模样。
我写的这些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它们大多出自伊斯坦布尔传播迅速的闲言碎语。布约克卡达市场都被令人恐惧、心虚的静寂笼罩着。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被地震摧毁，这令我感到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灾难似乎令人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
伊兹米特海湾是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这个海湾呈新月形，如果我们把它想像成土耳其国旗上的那弯新月，那么那些群岛，包括我所居住的小岛在内，就仿佛是它旁边的那颗星。我出生后一周，就被送往其中一座岛上，之后的45年中，我常常前往其中的一些岛屿，在海湾沿岸不同的地方逗留。雅楼瓦城如今一片废墟，父亲曾担任过董事的石化工厂，如今也已献身火海。我曾在《寂静的房子》中满怀忧伤地描述过的那些地区，后来也成了一大片避暑胜地。如今，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被夷为平地，或被弃之一空，无人居住。地震发生两天以来，我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竭力否认这一残酷灾难，这或许与那段时间我正在创作的小说有关。正因如此，我不想离开我的小岛。生活在那里继续，还如以往一样平静。
第二天，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我和朋友首先乘坐一艘摩托艇穿越布约克卡达，随后又乘了一个小时的班轮，到达了对面海岸的雅楼瓦。我们此行只是渴望离开我们的快乐小岛，来更近距离地观察死亡，或许，也是为了减轻恐惧感。
雅楼瓦曾是一座小镇，滨海沿岸树木林立，其农场为伊斯坦布尔提供水果和蔬菜。在过去30年里，随着土地开发和水泥建筑的增多，草地逐渐减少；果树被大量砍伐，让位给成百上千的公寓楼；城市的避暑游人激增至百万。一踏上雅楼瓦，我们就看到，这些水泥物体十分之九都成了瓦砾，或是被彻底毁坏，无法进入。我们曾以为还能够帮到某些人，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心中暗藏的最初幻想也破灭了。除了配备专业设备的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救援队，几乎无人可以进入其中。更重要的是，灾难的影响是如此之深，除非有人拉着你的胳膊求你帮他，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震惊万分，徘徊于街道之中，陌生人的谈话也顾不得任何繁文缛节了，就像沉浸在游戏中而忘了真实世界规则的孩子那般。每个人都觉得，灾难似乎令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
我久久地盯着那些倒在一边的建筑物。它们有些已经面目全非，有些靠在旁边的建筑物上，就像是淘气的孩子玩城市模型时，故意摆的一样，有些顶部扎入了街对面的建筑物中，砸毁了对面那栋楼的正面。悬在高楼上的机织地毯，像无风之日的旗子一样。破桌子、沙发、椅子，以及其他一些居室摆设；满是烟尘的枕头；倒翻在地的电视；花和花瓶，尚完好无损地伫立在已成废墟的房屋阳台上；遮阳棚已经像橡胶一样完全扭曲变形；吸尘器的软管空荡荡地伸着；被挤压变形的自行车蜷在角落里；色泽亮丽的衣服和衬衫乱七八糟地散落在洞开的衣橱里；紧闭的门后，挂着长袍和夹克；薄薄的窗纱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透过这另一面，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在恶魔的杰作面前，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我们感到，生命往往取决于那些我们最瞧不起的人，那些丑陋的承包人，那些收受贿赂的委员会骗子们，那些未加约束的建筑公司，那些我们抱怨多年的撒谎成性的政客。他们都来自我们中间，在我们之中。而责难丝毫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他们的恶行。从一条街到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偶尔，我们进入一条小巷道，那里的房屋都是要倒不倒，偶尔，我们又会步入满是玻璃、水泥、陶瓷碎片的后花园……这么多年来，我们站在马路对面，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望见的那间厨房、那个角落、那帘薄纱窗，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那些曾经享此美景的人，也极有可能都已阖然消逝。
救援队要一个一个地从这堆瓦砾中找出尸体。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简直如同用针挖井。士兵们慢慢地将混凝土块抬到起重机上，曾经住在楼内的居民，还有寻找亲人尸首的人们就会睁大了彻夜未眠的双眼……这种情形持续一段时间后，人们随即意识到，要这样从瓦砾中一块一块挖石头，一具一具抬尸体，那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最后一刻总会到来：剩下的尸体会被一同铲走，连同瓦砾、断裂的混凝土块、家居物品、停止的钟摆、箱包、坏的电视、枕头、窗帘、地毯等，被运到很远的地方烧毁。我心中，一方面希望所有这些都未曾发生，希望忘掉看到的一切，另一方面又渴望见证这一切，然后可以向他人讲述。
处身于这一片灾难之中，面对这些废墟和尸首时，人们也会有高兴的时刻。在长久等待之后，看到生还者从瓦砾中走出来！看到救援来自全国各地！但最主要、最不言而喻的快乐仍是：自己多少是活了下来。第三天结束时，很多人已经向灾难妥协了，开始谋划将来。他们不顾警告与禁令，全都巧妙、谨慎地开始从过去的房屋内搬运自己的物品。我们看到两个年轻人进到一座公寓楼底层，楼体一侧已经呈45度倾斜了，但他们仍从天花板上卸吊顶灯。
地震的不可预料让你感到恐惧，可同时，你必须活着。
很多人向我描述过他们的梦境，和我自己的梦极其类似。在梦里，你盯着自己的床，在躺上去的一瞬间，内心忽然升起对地震的恐惧。就恰在此时，强烈无比的地震瞬间而至。你看到床前后摇动。随着震动，你的小卧室、整个房屋、床，还有周围所有的一切都离开了原地，在晃动中扭曲变形。慢慢地，你的目光移至屋外，如同电视中直升机俯拍的那样，被夷为平地的城市废墟触目皆是。此时，你意识到这降临的灾难是多么巨大。但尽管到处弥漫着末日审判的气氛，你仍然暗自窃喜——在梦中与你清醒时一样，因为你知道能看到地震，就证明你还活着。这些梦，部分原因是出于恐惧和战胜它的愿望。或许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回忆说，尽管感到恐怖，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罪孽已除，感觉就像刚做完宗教仪式……假如无法确定那究竟是梦还是真实，那么第二天清晨，他们就会去读有关余震的最新报道。
我们深信房屋的安全性没有保障，因此，要摆脱那种所有地震生还者对灾难即将来临的恐惧，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回去求助科学家和教授，请他们再重新考虑考虑。因为，他们曾警告说，伊斯坦布尔将会有一次强烈的地震。
除了极少数不令人信服的科学家以外，没有人愿意说地震也许永远不会来临，借此给予公众希望。因此，上百万伊斯坦布尔人终于慢慢明白，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来摆脱恐惧。许多人睡觉时在床边摆放着塑料外壳的大手电筒，还有哨笛、手机，以便引导救援队在废墟中找到他们，有些人甚至把哨笛挂在脖子上（有一次地震中，居然有人在脖子上挂着口琴）。有些人夜不闭户，甚至还有人在窗户上系条长长的绳子，只要地震发生，他们就可以直接滑到自己的花园中。在头几个月里，有人被持续不断的余震折磨得心力交瘁，以至于在屋内也随时戴着安全帽。我甚至还听说，有人担心地震发生时自己会连裤子都来不及穿，所以他们上厕所或是洗澡时都匆忙不堪。有些夫妻被类似的焦虑困扰，连亲热的兴趣也逐渐丧失。还有不少人搭建了避难篷，储存食物、饮料、铁锤、照明设备等一切可以逃离城市火海的用品，避难篷搭在一些关键的物品如冰箱、烤箱的旁边。这样，理论上，人们就可以在天花板塌陷之时保护自身，这也是报纸上指导大家修建的“救生三角”。
我在那张伏案写作了25年的长书桌一头，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工作。放满大部头书籍的藏书室内，有40年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它更早一些的《伊斯兰百科全书》，和《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借助它，我得以了解过去的地震状况。我在这间藏书室书桌下搭了一个避难篷。地震小提示还告诉我，要在安全角落储藏一些饼干、瓶装水、哨子以及铁锤，但这些我都没做。每天的生活充斥着这些警告已经足够了，而我之所以不愿把它们弄到书桌这儿来，会不会是因为我隐约感到，那样做会让我的勇气丧失得更快？
不，我之所以如此，还有更深层、更隐秘的原因。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从很多人眼中我们都能看到它。我把它称为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如果你有一个酗酒、犯罪的亲戚，或是遭受了意外的破产时，你就会有类似的羞耻感。那时，你自我保护的愿望就会非常强烈，你就会极力向他人掩饰自己的窘迫。第一次地震之后，国外的朋友或是出版商写信询问我的状况，我总是羞于回答。我断绝了与一切人的往来，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曾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观察居所和办公室的周围地带，试图确定它们脚下那片土地以前的抗震能力怎样。有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幅小地图，预测了即将到来的地震走势，它让我愤怒不已。它把我周围这片地带用黑色阴影圈出，视其为有可能遭受地震毁坏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或者，只是我这么感觉而已？仅凭一张如此之小又粗劣不堪的地图，就可以下此结论吗？我借助放大镜，仔细辨认地图上那些令人讨厌的黑点，总算找到了我所居住的街道和房屋。我还努力想弄清楚，这幅地图和其他一些更详尽的地图是否对应一致。我发现除了这幅地图之外，再没有任何报纸，或是其他媒体上的地图能证明，我居住的周边地区是高危险区域。我相信那张地图一定是错的，并决定忘掉它。而要想轻易做到这一点，我最好是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它。
可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又在午夜时分，透过放大镜仔细审视那个黑点，研究这张地图了。科学家们彼此矛盾的观点，就像媒体不负责任的口水战。伊斯坦布尔居民因此而处在焦虑的绝望和令人兴奋的安慰这样的矛盾中。他们可能头天晚上因为一则坏消息而难以入睡，而第二天晚上，又会因为情况也许并非那么糟而同样彻夜不眠。就像我反反复复盯着地图，研究阴影地带的土质。尽管我也相信那个杂志编辑所说的，不要过于重视他们这张简略的地图，但我还是费力思索了很久：为什么那个黑点地带会覆盖在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之上。
整整这段时间，我还一直伸着耳朵留心倾听外面的可疑声音和到处流传的各类谣言，它们就像城市里的野狗成群结队地流窜。我听说，如果地震后的日子里海水变暖，那就预示着下次地震迫在眉睫。我还听说，几周前的日食和地震有着某种奇异联系。对这些，我一笑置之。“别笑得那么大声，”一个愤怒的年轻女孩儿这么斥责我，“如果有地震，我们会无法听到的。”早上，看门人摁你门铃，给你送牛奶和报纸时会警告你，一场大地震预计会在晚上7点10分来临，并将会摧毁整个城市，那口气就像是说一小时后将会停水。或者是，有个恶魔般的科学家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准备，已经逃往欧洲去了。又或者是，据说政府对即将发生什么十分清楚，已经秘密进口了上百万遗体袋。也许你还会听说，军方已经出动大量挖土机，在城市外空旷地带挖了数个墓坑……我听说一个音乐行业的老朋友，他就决定再也不回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了。他住进自己认为建筑结构更稳固的希尔顿酒店中。直到后来，他发现酒店也不够安全，于是又开始在外面打发日子，通过手机处理所有事务，在街上跑来跑去，嘴里还总是喃喃自语：“为什么我们不离开这座城市？为什么我们不离开？”
这种感觉压在我们所有人心头。某天，一位刚结婚不久、非常乐观的年轻女士来到我办公室，想讨论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她非常自信地和我谈及自己应对地震的办法。
“你知道，地震是不可预料的，是这个让你感到恐惧。”她说着，扬起眉毛，“可同时，你必须活着，并且每时每刻都得觉得，此刻不会有地震发生，否则，你就什么也做不了。这两种矛盾的想法总在斗争。比方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地震后站在阳台上是很危险的，可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要站在阳台上。”她小心地、慢慢打开门，走到了阳台上。我站在原地，她站在那里，看着街对面的清真寺和后面博斯普鲁斯的景致。“站在这里，”几秒钟后，隔着打开的门，她更加滔滔不绝地说，“我绝对不会相信，地震会恰巧就在这一刻来临。因为如果这么认为，我就会怕得绝不敢站在这里。”又过了一会儿，她从阳台走回来，关上身后的门。“看，那就是我做的，”她说，带着微弱的笑意，“走上阳台，身处那里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取得了战胜地震的小小胜利。就是这些小小的胜利，使我们会战胜即将到来的大地震。”
她走之后，我来到阳台，欣赏着宣礼塔、伊斯坦布尔，以及在晨曦中浮现出的博斯普鲁斯美景。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此度过。看到那个在街头踽踽而行的人，我不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能够离开此地？
那是因为，我无法想像，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会是什么模样。
（内容摘自《别样的色彩》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著 宗笑飞 林边水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