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夜异闻录 百度云:官场揭秘

 一、官场文化
1、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其成员构成、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环境氛围、游戏规则等，都与社会其他阶层大异其趣。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场效应”。这种官场的场效应，产生和发展了二、三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是官场文化。
　　　　中国的官场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与历代的帝王权臣，及后宫的宦竖嫔妃都对其发展多有贡献。
　　　　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本来“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这些只隐藏于历史及由官场中暗地师承的学问。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作了系统的解读。他发现：“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他对厚黑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惧焉，昏君奸臣无一不厚不黑，即使名君贤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见在中国，“不是彻底地厚颜黑心，便不能成为大奸大雄”。这是对中国封建极权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入木三分的洞烛！
　　　　宗吾先生总结出来的求官做官六字真言，办事用的“锯箭法”、“补锅法”是中国官场中人奉行的官场哲学。这些官场哲学，首先要求求官做官者，必须有强烈的权势欲。而且要善于投机钻营，损公肥私。要不惜降低人格，卑躬屈膝，会胁肩谄笑，溜须拍马。要敢于欺下瞒上，不择手段。要能装聋作哑，难得糊涂。办事不但不需要有责任，有担待。而且为了个人利益还要会吹嘘，善推诿，甚至要敢于把事情办坏，而且敢于不负责任。就是这样一个奉行着潜规则和负道德人生哲学的群体，充置着中国的统治阶层，主导着中国的历史。怪不得明儒顾炎武要痛心疾首地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在中国社会中，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在价值取向、是非评判、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等方面，长期不能取得一致。甚至出现明显的背离和反差。这样的社会，要获得长期稳定和有序渐进的发展，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中国官场文化的产生，法家人物是先期的奠基者、构筑者。法家人物奉行的政治哲学、处世哲学、人生哲学是相当统一的。他们的政治哲学，被完全地照搬到人生处世哲学中。鬼谷子的“揣”“摩”二篇，韩非的“事君八术”，可谓是官场事君术的肇始之篇。法家人物的思想内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术”。（以后历代许多儒法兼容人物的“帝王师”迷梦，亦由此而来）。在政治上鼓吹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鼓吹强权政治、迷信极权统治，以镇压为主要手段。从而给中国后来统治者的暴虐无良、刻薄寡恩、视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在人生哲学方面，功名利禄之心特别严重，奉行“以权索利”，奉行“势者，胜众之资也”，奉行“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认定助纣为虐的目标。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对人民采取最残忍、最暴虐的政策。这种残暴、严重地伤害了当时的人民。也残害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和他们为之服务的君主的心理。而且逐步造成了整个民族文化中，残害、漠视生命的恶习。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悲惨命运，缺乏悲悯情怀的氛围。
　　　　法家人物这种恶劣实用主义、恶劣功利主义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官场文化的基础。奠定了官场人际关系的基础。使中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经常处于一种尔虞我诈、倾轧争斗的恶劣状态中。这与儒教人物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正好形成了官场人物双重人格的恶劣道德状态的正反两个面。
　　　　商鞅公开宣称“以权索利”的思想，几乎就此奠定了中国官场疯狂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风气。“以权索利”，一个“索”字，包含了明显的强迫、强求意味。所以以后便有了战斗后“大索三日”之类的行为。挟权势以索利，何求不得？于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公共权力市场化，成了中国公开的历史顽症。其它民族国家，也会有贪污腐败。但是与中国和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性腐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文化性腐败，已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到了可怕的程度。而在现代文明理念中，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恰恰是最不道德的行为！
法家人物的“法、术、势”三字经，不但贯穿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同时也贯穿在他们的处世做官哲学之中。后来的官场人物，只要迷醉于权势，无不将这三字经，作为他们做官处世的重要理论指导。当然，积淀深厚的官场文化远不是这三个字可以概括的，后代的为官者仍在不断地丰富它。
　　　　下面，我们首先从官场人物的人格类型进行探讨。叔孙通订朝仪，让臣下五体投地地跪下来晋见皇帝。就是从制度上强制为人臣者必须以降低人格为代价，来获取权力和其它做官的利益。当然，百姓也同样被强制为见官要下跪（后来的有功名者见官可以不下跪，是对候补同僚的特殊优待）。那么，老百姓一辈子不见官，就可以一辈子不下跪了吗？不，宗法制度中仍有规定，拜祭“天地君亲师”亦同样必须下跪。总之，为官宦者跪着的心态，要比百姓多许多。这种跪着的心态，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骨子里。至于“男儿膝下有黄金”，“推金山，倒玉柱”之类的说法。那只不过是边缘社会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态的一种表露罢了。
　　　　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思想心理结构，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内外不统一，便是一种异化的人格，或者说是一种人格分裂，是双重人格。
　　　　处于简单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中的老百姓，想形成双重人格都难。而一个人如果处于一种必须降低人格尊严并遍布着阴谋和倾轧，充置着虚伪、争斗和危机的官场生存状态中。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心理环境中，想置身事外实在是太难。尤其是权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双重人格实在是太难。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了！
　　　　有人说，日本人是“暧昧的日本人”。其实中国人何尚不是“暧昧的中国人”？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只怕还要更暧昧！因为中国人是这种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祖师爷！遇事不能直白表达，文章不能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眼光犹疑闪避戒惧。作报告套话、假话、大话、空话一大套。甚至主流媒体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虚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为的复杂。这是一种虚伪的复杂，内耗的复杂。是历史的复杂，文化的复杂，民族人格的复杂！中国人现在仍在这种历史的复杂中挣扎！
产生官场文化的基础是封建极权体制。是权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环境氛围。官场人物的病态人格由此产生。
　　　　首先谈中国官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监群体。历史上由秦至清，历朝几乎都出现过权倾朝野、影响极大的太监。例如秦朝的??、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鱼朝恩。宋朝的王继恩、童贯、梁师成。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太监因为是被阉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过正常性生活的能力。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加之宫庭内的生活环境，从而大多产生出一种畸变的心理状态。当然，对中国历史曾产生过好影响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马迁、蔡伦、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那是极少的特例。绝大多数太监，在取得权势后都成为祸国殃民的帮凶或主凶。他们的那种贴近最高权力，处于权势争斗中心的地位。那种充满倾轧、算计、争斗、波谲云诡的环境。促使他们养成了卑贱、奴性、附势、孤独、迷信、多忌、贪婪、凶残的变态人格。太监的变态人格，作为一种宦竖人格被定型下来，成为了中国官场人格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对整个官场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极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赵高的指鹿为马的演练，成为历代官场专权树威的经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贤公开称九千岁，到处立生祠，肆无忌惮地弄权。大量网罗朝廷大臣做干儿子，完全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已经终结了。但是它作为一个群体。而且是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群体。对官场文化积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群体。其残留下来的影响是长期难以终结的。不信，只要看看辛亥以来，历代有着浓厚权力附庸色彩的官场人物。那些以贴近绝对权力为能事，奉行着宦竖人格的官场人物的作为，就可以明白。
　　　　总之，宦竖人格，作为一个曾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的现象。就象酷刑和缠足之类的历史现象一样，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官场人群中，另一个群体类型的病态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体包括帝王官吏和后宫嫔妃。之所以把帝王包括在内，一是因为臣妾与帝王的角色是经常可以转换的。例如汉朝的吕后、王莽、董卓、曹操，唐朝的武则天、韦后，以及后来的赵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干脆取而代之，当上了皇帝。历史上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二是“臣”作为动词用，意即“役使、统率”。即现代汉语中的上级领导下级。而这种役使、统率、领导的关系，在等级的阶梯中，处于顶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对于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赖于臣妾以生存。这种生态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绝然分割。再者，帝王在一个独立的时间段、空间段，只能有一人。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国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体效应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体现。而在历史长河中的群体效应，却怎么看怎么也是：“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如要细细分析，在历史上，开国皇帝的表现或各有千秋。而继承大统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质较好，又肯虚心纳谏。国家或者还可过上几天好日子。若碰上“无赖儿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狭不堪。大权或旁落太监，或旁落于外戚权臣，则国家很快就会一塌糊涂。例如明朝就几乎全是这样的“无赖儿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范畴，是没有被冤枉的。下面的论述，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臣”字，《说文解字》中说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云：“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中国史书上最早出现“臣妾”词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为吴王夫差战败，“勾践请为臣，妻为妾”。于是，一位国君和他的夫人，就这样作为第一对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这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由此可以推断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么的变幻莫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无上的荣耀。早晨贵为王候，晚上沦为阶下之囚，亦是常事。荣枯咫尺可异，瞬息可至。这就是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状态。
　　　　“伴君如伴虎”的生存环境，使臣下有一种临渊履薄的心态。这种时刻被恐惧控制着的心态，与帝王随时怕臣下夺取王位的心态相映成趣。也是容易形成病态人格的原因。
　　　　作为谦词自称的“臣”“妾”二字，真实地反映出自称者的谦卑、臣服的心态。这是臣妾人格的心理基础。以臣妾角色定位的人群，一类是以臣之心态为妾的后宫嫔妃。一类是以妾之心态为臣的大小官吏。这一类人群，官本位意识非常强烈。对官场等级制度有一种达到痴迷程度的迷醉心理。
臣妾人格和宦竖人格，都是一种阴柔型人格。在政治环境中很容易由柔顺、谦卑走向屈从、谄媚、卑微与庸陋。而这种状态，一旦因权力地位改变而走向反面，又容易体现为释放出来的是凶残暴虐。所以说，阴柔的另一面是阴狠。谦恭卑微，委曲忍辱的另一面是专横跋扈，刚愎自用，颐指气使。奴性与专制共存，是臣妾人格的一大特点。在官场伦理中，忠君是第一位的要求。对君主绝对正确与臣妾绝对服从的永久性确认，是封建等级秩序的基础。也是中国专制极权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
　　　　还有一种文化，也对权力文化，官场文化产生过不断的、深远的影响。而它却被研究者长期忽略，这就是流氓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条件和背景，因此，后面将另章单独阐述。
　　　　中国官场中，大多数时候，最得意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另一种人是真小人。不掩饰自己的小人身份，并无耻地以小人为荣。完全不要脸面，没有道德底线，不守游戏规则，什么丑恶的事都敢公开做出来。这种“伪君子”和“真小人”的行时与否，又与当时最高当权者的喜好及官场成员主要来源的群体效应有关。在有些时期，甚至会发展成集“伪君子”与“真小人”于一身。总之，为官者面具是可以改变的，唯一难以改变的是他们变态的人格。
　　　　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明确地将撒谎定为一种罪恶。佛教中也有“出家人不打妄语”的表述。而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兵不厌诈”“说不了假话，干不了大事”之类的表述，却占据了统治地位。虚伪不但不是一种罪恶，甚至成为官场中人不可或缺的品质。美其名曰“喜怒不形于色”，曰“有城府”。
　　　　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使天下英才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
　　 这句话就是说：“天下的有为青年，都已进入了我的圈套了！”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是成功的。它首先使“以文乱法”的儒生套上了笼头。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取圣贤书，货予帝王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而也使中国的知识精英，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产生俱有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精英荟萃的官场中，精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做官”上。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例如古代兵家总结出来大量的计谋范例，基本上围绕“兵不厌诈”的主旨而产生。这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后来的官场人物，将其大量运用于政治斗争，运用于人生争斗。又例如太极拳的精神：“外表貌似柔顺，善于闪避解脱，善于借力。躲开了攻击，马上转为凶狠的进攻”。有些炉火纯青的官场人物，简直就是这种精神的化身。一切都烂熟于心，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权谋已经成为一种基因进入了中国的权力文化中。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官僚群体，是一个团体意识强烈的利益群体。他们内部虽然充置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争斗。但是，他们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却明确地以“官官相护”的潜规则表达出来。这种不分黑白对错，不讲是非曲直，没有道德评判，没有法理规则的“相护”。是一种重要的官场逻辑。
　　　　当前社会发生的体制性、制度性腐败，是以权力的滥用为标志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是权力空前恶性膨胀的基础。这个恶性膨胀的过程，官场文化的沉渣泛起，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作用。中国只要保留了极权，不管是什么政治势力据有着极权，积淀深厚的腐败文化必然沉渣泛起。官场文化积淀下来的大量观念意识，大量明规则，暗规则，大量陋习陋规。这种主流社会在价值取向、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上的严重异化。不但影响着官场人群，也严重地腐蚀到了民间社会。对全社会起着无可估量的恶劣示范作用。
2、九大定律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 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句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句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凤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
　　
　　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
　　
　　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
　　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
　　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 秦晖 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麽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
　　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
　　吴思 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 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
　　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
　　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
　　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
　　吴思 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麽会变成如此熊样？
　　
　　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
　　
　　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原因有四：
　　一曰“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园艺学》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3、官员的选拔
　　中国的官制及官员名称，夏代以前基本上说不清楚，至于商代，则可以从先秦文献及近些年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大致了解一些。周代仍然属于奴隶制社会，其统治基础是奴隶主贵族，并没有形成严密的官僚体系，但其官制除了沿袭商代“师、保、傅、史、卜、宰、仆”等名号外，又有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宗伯”等设置。春秋时期，王室的官制无大变化，但诸侯国的官僚体制总体上是在不断扩充，出现了一些新的官名。到了战国时期，相互争雄的七个大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地盘，这就要求各诸侯国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于是也就出现了“相国、国尉、将军、郡守、县令”等官号。但总的说来，战国以前，我国的官制是不完善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三个要职，掌握国家军政要枢，并在全国确立郡县制，实行极权统治。因此可以说，中国官僚机构的系统化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的。其后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宋元明清，我国封建专制的官僚体制不断完善，尤其是有清一代，君主中央集权体制达到了历史的极峰。从物极必反的哲理上看，空前完善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体制，最终导致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覆灭和社会形态的转型。其后，中国经过百年变革，一跃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选用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各级官员，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统治中最重要的政务。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官僚机构的日益系统化，各个朝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设置也日益明细化，官吏的选用也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制，到隋唐以及宋元明清的科举制，一步步走向规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官员选用迁转制度。因数千年来我国官员的选用迁转及官场规制繁杂，难以尽述，下面仅就历代官员常规选用迁转及官场规制做简要说明。
　　察举、征辟（征召、辟除） 两汉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十分注重各级官吏的选拔和利用，让各种人才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替朝廷出谋划策和管理各级官僚机构。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汉初按军功爵位的高低来选任各级官吏的制度，但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军功地主已经没落，按军功爵位的高低来选任各级官吏的制度不再适应和平年代的需要，所以就被后来的察举制和征辟制所代替。第二种是在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中选任，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但这种制度很难选拔到真正的有用人才。第三种是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即察举制度。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汉孝文帝开始的，汉孝文帝曾先后两次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明确规定了察举以儒术取士的标准，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推举。察举制取消了资产限制，并规定察举按人口比例分配。察举制度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廉、秀才（东汉为避刘秀讳一度改称茂才）等名目。第四种是征辟制度。对于那些有才干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皇帝召见，并量才授予官职。朝廷特征士人，称为征召。中央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如州牧、郡守等官员，也可自行征聘僚属，任以官职。长官自行聘任士人，称为辟除。征召和辟除合称征辟。两汉以后，魏晋南北朝大致上沿袭察举、征辟（征召、辟除）等选官制度。
上计 上计是一种考核地方官的制度。战国和秦汉时期，地方官员向朝廷将辖区内一年的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政绩编为簿籍上报的制度称为上计。西汉时期，各郡派往中央上计的官员为郡丞或长史，东汉时期设有专职的上计掾和上计史。凡入京执行上计的官员称为“上计吏”，简称“计吏”。郡国上计一般由皇帝或丞相亲自接受计书，西汉末年到东汉，形式上上计由大司徒总核，而多由尚书主持。郡国向中央推举的孝廉之类人才，也可相随上计而行，这种办法称为“计偕”。朝廷根据计簿对官员进行考核，界定赏罚。
　　
　　赀选 西汉凭财产资格为官的制度称为赀选。赀选制度规定，有赀（财产）五百万钱者，向朝廷交纳一定的资财，得自备车马服装，到京师听候选用，通常可任郎官或一般官吏，时称赀选为郎者为赀郎。
　　
　　任子 西汉时期，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任满三年期限者，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为任子，东汉沿置。
　　
　　予告、赐告 汉代官吏休假称“告”，汉律规定，二千石以上有功官吏，可享受予告或赐告待遇。准予带职休假称予告。予告不得归家，可居官不视事。病满三月准予回家治病称赐告。此后历代官员凡因老、病准予休致者，皆称予告。
　　
　　起居注 皇帝的言行录称起居注。相传汉武帝时宫中始修起居注，此后各朝史官均记注皇帝言行，成为官修史书的主要史料。魏晋以后，皇帝的起居注由著作郎、起居令史、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专官负责修撰。隋代在内史省设置起居舍人，唐宋时期又在门下省设置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掌其事。元代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明初曾专设起居注一职。清代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兼充，称日讲起居注官。
　　
　　磨勘 唐代文武官员的功过行能，由其所归属的中央机构各司或所归属的各州府长官按规定进行考核，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为防止申报不实与升降不当，须经吏部和各道观察使予以复验，称为磨勘。宋代设置审官院主持官员考课升迁。宋真宗时期，规定文武官员任满三年以上，方给予磨勘升黜；在京之京朝官员，磨勘时例须引对，由审官院考其殿最，呈皇帝亲自升擢黜陟。后逐渐形成文臣三年、武臣五年磨勘制度。
　　
　　明发 清代雍正以后，有关巡幸、上陵、经筵、蠲赈及京官侍郎以上，外官总兵、知府以上升调黜陟等的谕旨，军机大臣交由军机章京书写谕旨，经内阁传钞，再交部科者，称为明发。
廷寄 清代雍正以后，凡属有关诰诫臣下、指示方略、考核政事、责问刑罚失当等机要文书，为防泄露，不经内阁而由军机大臣专办，密封后加盖军机处印信，再交兵部加封，用四百里或六百里文书发往地方有关官员，称为廷寄。
　　
　　开坊 明清制度，翰林院编修、检讨可升为詹事府中允，赞善等官。因中允、赞善隶属詹事府左、右春坊，故称开坊。
　　
　　圣旨（诏书、上谕）、懿旨（教旨）、令旨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命令或言论称为圣旨，皇太后和皇后的命令或言论称为懿旨（教旨），太子的命令或言论称为令旨。发布皇帝命令的文告叫诏书。皇帝的指示和命令也称上谕，诏书和上谕都可叫做圣旨。
　　
　　朱谕、朱批谕旨 唐制，降诏之外，有所访于群臣，则用朱书御札。后来明清皇帝御札，仍用朱书。清制，凡有异常重大处分，于内外奏章或特降圣旨，由皇帝以朱笔批示，以示郑重，称朱批谕旨。
　　
　　谥法 中国古代王侯将相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评定一个称号以示褒贬，称为“谥法”。谥法始于东周，东周之前王侯将相只有生称，而无死谥。东汉以后，出现有名望的学者死后，由亲族及门生故旧为之立谥的习俗，称为私谥。
　　
　　册封 古代，皇帝以爵号授给宗族、后妃、异姓王等，都要在受封者面前，宣读授给所封爵位号的册文，并将册文和印玺一齐授给被封人，称为册封。以清代为例，册封亲王、亲王世子和他们的福晋的册页用金质；册封郡王、郡王福晋的册页用银质饰金，册封妃嫔则有册无宝。　
　　
　　封典 晋代以后，皇帝给予官员本身及其妻室、父母和祖先荣典的制度称为封典。封典制度历代各不相同，清制，以封典给官员本身称为“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和妻室，存者称为“封”，已故者称为“赠”。一品官曾祖父母以下均有封典，三品以上封其祖父母以下，七品以上封其父母及妻子，九品以上仅及本身。
　　
　　诰封、敕封（诰命、敕命、诰赠） 诰封即诰命封赏。明清两代，对文武官员及其妻室和其先代赠予爵位名号时，皇帝命令有诰命与敕命之分，五品以上用皇帝的诰命封授，称诰封；六品以下用皇帝的敕命封授，称敕封。诰命针对官员本身的称诰授；针对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子时，存者叫诰封，殁者叫诰赠。后诰命特指受封夫人。
　　
　　诰敕 明清两代，对内外文武官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皆给本人诰敕，诰敕文字按品级定式填写，不得增损一字。
　　
　　京察 明代规定，对京官六年举行一次考核，称为京察。清代改为三年，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四格为：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绩列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一等者记名，得有升任外官的优先权。八法为：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分别给以提问、革职或降级调用的处分，年老和有疾者休致。后去掉贪、酷二法，改八法为六法。
　　
　　大计 明代对外官的考核称为大计。清沿明制，规定三年举行一次大计，每逢寅、巳、申、亥年，由县、州、府、道、司层层考察所属官员，申报督、抚审核后，造册送吏部复核。才、守均优者称为卓异，经引见后得加一级回任候升。劣者以八法（后改为六法）列出等级给与处分。八法或六法内容和处分方式与京察同。不入举劾者称为平等。铨选 唐代以后，高级官员由皇帝任命，一般官员由吏部按规定审查合格后授官，称为铨选。凡经科举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等，均须赴吏部听候铨选。
　　
　　候选 清制，内自郎中，外自道员以下官员，凡初由考试或捐纳出身，及原官因故开缺依例起复，皆须赴吏部报到，开具覆历，呈送保结后，听候选用，称候选。
　　
　　候补 清制，没有补授实缺的官员在吏部候选后，吏部再根据职位、资格、班次，每月抽签一次，分发到某一部或某一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
　　
　　指省、指分 清代捐纳制规定，士民捐资取得官员资格后，也可再出一笔费用免予掣签，由自己指定到某省候补，称为指省或指分。
　　
　　掣签 明代选授迁除，由候选者自行掣签。清代沿袭，外省官吏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签决定分发何省。
　　
　　挂牌 清代地方官自知府以下任免，由各省布政使在衙前悬牌公布，称为挂牌。
　　
　　明保 清制，各大臣推荐人才或叙录有功官员，由吏部转军机处奏报后，再交吏部审议，称明保。
　　
　　密保 清制，各大臣推荐人才或叙录有功官员，不交吏部而由军机处奏报后，再交军机处存记，而并不宣布，遇有出缺，即在被保人员中选用，称密保。
　　
　　引见 清制，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凡初次授官、京察升调、保举、学习期满留用等，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引见皇帝受训谢恩，称引见。
　　
　　丁忧、夺情 明清时期，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这种制度叫丁忧。如有特殊原因，朝廷也可强招丁忧人员为官，这种制度叫夺情。
　　
　　开复 清代官员被革职后又恢复原职叫开复。
　　
　　起复 明代以前，官员降级后又恢复原职叫起复；官员父母丧服未满而被起用叫起复；清代官员父母丧服满期而被起用也叫起复。
　　
　　过班 清代官员因保举或捐纳而升迁官阶称过班。外官道员为最高班次，称道班；其次，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佐杂各为一班。
捐纳、（捐班） 古代捐资纳粟以得官爵的制度叫捐纳。秦始皇四年，因蝗灾大疫，许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开捐纳之始，历代多沿袭。清朝官吏凡由科举出身者称正途，由捐纳财物得官者称捐班。
　　
　　行取 明清制度，地方州县官三年考满者，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由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授职，依等次授给事中、御史及各部官职。这种外官内擢形式称为行取。
　　
　　撤任 清制，官员革职或降级，须有皇帝谕旨方可，但各省督抚对属员可用公文撤销其职务，称撤任。
　　
　　流内、流外（未入流） 三国曹魏时期，官员按地位高低，分为九品，历代相沿不改。隋代以后，称一品至从九品为流内，未入九品者称流外。唐代流外升入流内称入流；元代称流内为已入流品职官，后世沿称不废。流外官在明清称为未入流。
　　
　　顶戴（顶带、顶子） 清代用以区别官员品级的帽饰称顶戴。顶戴可写作顶带，也称顶子，以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金等为材料。在清代，皇帝可赏给无官人员某品顶戴，也可以赏给某一位官员更高品位的顶戴。
　　
　　功牌 封建时代颁给有功将士的奖牌叫功牌。清代督抚颁给军功人员的功牌，为带有“赏”字的长方型银牌，后代以纸牌。有了功牌就算有了出身。
　　
　　养廉 为预防官员贪墨，清代于正俸之外加给官员的一种收入，称养廉银。文武官员养廉银按职务、等级发给。
　　
　　关防 古代官印为方形，长方形的称为关防。明初，添设之官不给印，只给长方形关防。清沿明制，正规官员使用方形官印，临时派遣官员则用关防。印用朱红印泥，关防用紫红色水，俗称紫花大印。
　　
　　钤记 清制，凡文职佐杂官员和不兼管兵马钱粮的武职官员，所用的木质官印称钤记。受地方长官委派办事人员，亦用钤记。
4、官场“三性”
　　官在中国，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中国历史上，对官，对官场，说过这么多，说得这么深，说得这么有用的，当数韩非。韩非用战国新起的铁器深耕法，《吕氏春秋 任地》的介绍是：“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把发育得热火朝天的中国官场，捅了个底朝天，让人直观无碍，他也由此总结出了中国官场三性。
　　　　第一性， 官场如战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早熟的中国官场，即已发育为成熟的战场。韩非借口黄帝，杜撰出“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 扬权》，注：以下《韩非子》引文，只标篇名）的论断，以此说明官场的动荡与凶险，也就成为官场暗战的真实写照。韩非在书中，不仅写到了各种官场计谋和策略，《内外储说》篇，更以大量事例说明，身处官场，随时可能分分钟被人搞定，却死都不知是怎么死的（集中见于《内储说下六微 说三》）——韩非本人，最后也身列其中。这一点，倒确实和马基雅维里有所相似。
　　　　官场的血腥阴暗，不仅搅拌于横向同僚之间，更表现在纵向上下之间，尤其是所谓君臣之间。“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外储说右上》）“利在君之死也”（《备内》）“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备内》），君臣、上下之际的冲突、角力，是韩非思想，官场思想的首要之义，重中之重。在韩非的这一思想领域，君，往往是个弱势群（个）体[“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解老》）]。韩非借引民谚：“厉怜王”，认为：“虽‘厉怜王’，可也”（《奸劫弑臣》）——连麻疯病人（厉）都要可怜君王，情形的确如此。
　　　　第二性， 官场即商场。
　　　　韩非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以直言不讳的语气，表达了君臣之间，本来就是交易，官爵利禄，本来就是商品的思想。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
　　　　计：工资，或好处。
　　　　一针见血的简明。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外储说右下 说二》）
　　　　说得多明白。
　　　　“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 三》）
　　　　没有比这更到底的话了。既然爵禄不过是个“市”的玩意，有卖金的，就有买金的，君王卖得，我卖不得？别忘了，在中国，每一个男人，更别说官场里的男人，其实都是一个个或明或暗，相对而言的君王，——区别只在于，看他这会站在什么地方，对面站着的是谁而已。
　　　第三性， 官性如贼，防官之心，甚于防贼
　　　贼字古今异义，但也并非全不相干，都有祸害之意。官与贼相并，这是韩非的做法。
　　　　“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和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主道》）
　　　　虎是权臣，贼是奸臣。
　　　　既然官贼一体，参照第一，第二条官场定律，有备无患，防人之心不可无，防患于未然，严防死守，防微杜渐，就是官场文化、官场游戏，题中必有之义。
　　　　防，就是官场的主旋律。
　　　　怎么防？
　　　　韩非必杀技：一，握碎所有的信任；二，念紧一个备字。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
　　　　“昭侯……欲发天下大事，未尝不独寝，恐梦言而使人知其谋也。”一曰：“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外储说右上 说二》）
　　　　握碎所有的信任，首先，就是要握碎对身边人的信任，尤其是睡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或那堆人。
　　　　如果说轻信是是致祸之源，那防备就是自卫之本。
　　　　“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也”（《爱臣》）
　　　　“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将塞公闾。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围。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扬权》）
　　　　一咏三叹，用心良苦。
　　　　不仅停留于心备，要实实在在地备，一事一备，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备。因为瞬间的疏忽，会招来灭顶之灾，满盘皆输。
　　　　“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备内》）
　　　　不给你半点喘息的机会。
　　　　韩非曾以这些动物，比喻过官场的官们。
　　　　虎：“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主道》）
　　　　狗：“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不蚤止，狗益无已。”（《扬权》）
　　　　猛狗：“大臣为猛狗迎面龁之，”（《外储说右上 说三》）
　　　　豺狼：“豺狼在牢，其羊不繁。”（《扬权》）
　　　　兽鹿：“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内储说上七术 说三》）
　　　　鼠：“而与鼷鼠同威”（《八说》）
　　　　社鼠：“今人君之左右，……此亦国之社鼠也。”（《外储说右上 说三》）
　　　　可见，在韩非的眼中，笔底，中国的官僚集团，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显示出的确是一群天生的虎狼之辈，贪腐之徒。
　　　　一言以蔽之，官，天然具有祸害性。
5、士人的庙堂情怀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庙堂情怀。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以在下观之，忧其君者众而忧其民者寡，忧其君者先而忧其民者后。盖因唯有忧君方可入庙堂，入庙堂方可忧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一生最大愿望就是跻身庙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削尖脑袋也要钻进体制内。
　　
　　　　李白给大家的印象是狂放不羁，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力士脱靴，贵妃磨墨”。可就样一个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在42岁那年，得到了道士吴筠的推荐，就高唱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叮咛妻子：“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登台拜相了。谁知玄宗召他，是看中了他的文才，让他来宫中陪着玩玩的，并不是叫他来帮助治理国家的。就是这样一个闲差事，朝廷也没让他呆多久，前后跨三年，实际一年多，李白过得十分郁闷。终于有一天，李白在一帮小人诽谤攻击声中，被皇帝厌弃，拿点钱给打发出宫廷。谁说李白的藐视权贵，放情山水，不是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可奈何和愤世嫉俗呢？而他对一个地方官员韩荆州极尽奉承之能事，更使人对他的人品产生怀疑：“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说其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又何其肉麻也。
　　
　　　　像李白这样狂放天真，直来直去的，倒也可爱，最令人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所谓终南隐士，一群沽名钓誉之徒。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孟浩然给人的印象是不食人间烟火，皇帝老儿请他做官都不屑一顾，其实年轻的时候还是挺想做官的，二十九岁的时候曾诗谒张九龄，想走这个落魄宰相的后门，但未成功。后来主动到长安活动，抓到了与皇帝见面的机会，可是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得罪了唐玄宗，做官的梦破灭了，这回只得终老林泉了。
　　
　　　　知识分子隐居山林，有多重表现，一种是为隐居而隐居，为一种精神追求、效法古人而隐居。此类人物当属东汉严子陵、魏晋嵇康、中唐李泌。一种是为了造声势，为了更好地出仕，就是人们常说的“终南捷径”，姜子牙垂钓渭水，诸葛亮躬耕隆重，都属此类，当然他俩也确实干出来一番大事业。再一种则是科举落第，入仕无门，不得已而隐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把此类人物描绘的活灵活现。这类人物虽然表面上愤世嫉俗，蔑视权贵，其实骨子里对这些东西期盼的要命。《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生科举未中，自视为奇耻大辱。而金庸以85岁之高龄，名满江湖之声望，屈尊降纡，和一帮后生晚辈一起申请加入作协，也是心同此理。
　　
　　　　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化淳”，河清海晏，天下太平。要达此目的，必须依附君王。最好是作帝师，如姜子牙、诸葛亮，近代大儒章太炎、拥袁“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其次为帝友，如严子陵、李泌；随着封建君主制的成熟，君主权柄越来越集中，帝师、帝友不可再得，知识分子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为帝臣乃至帝奴了。像魏忠贤的“八孩子”，现代的郭沫若，可为其代表。知识分子沦落到这般地步，已经很难再用“庙堂情怀”这样冠冕堂皇的词语来掩饰自己了。
龙应台在哈佛演讲时，有在场的大陆学者指责我说，你不该批评领导人，你应该提出具体做法，否则就没资格批评。
　　　　说这话的人，一定没读过韩愈的文章。韩愈的《争臣论》里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
　　　　知识分子一旦成为负责“解决”问题的人，他就进入体制做官，去以公权力“解决”问题，也就不是所谓“知识分子”了。我们现在所谈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让主事者参考，但他的主责就在批评。对一个知识
　　　　分子说：你给我说出具体做法来，提不出具体做法你就 没 有 发 言权——这种说法是混淆了知识分子和公权力执行者的分际。负“言责”的知识分子和负“官守”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为官员，因为权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贻害社会，因此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作为执行者，你当然要求实际的效果，就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诸实践。这种委曲求全与妥协，一步一个脚印的那种绵密的实践，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知识分子做官不一定会成功，好官也不见得做得了知识分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负不同的责任，而且要有不同的性格。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掏心而死，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朝代更替之时，就是功臣被诛之时。武则天为了建立武周朝，掀起了一片血雨腥风，一直杀到自己的儿子孙子一辈；明代建立之后，朱元璋几乎杀光了自己身边所有的功臣。
　　从古至今，当官就是一种极大的昌险。官场的门口，写着两个大字，谨入。既然如此，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为什么那么想当官呢？为什么一直沉迷于官场呢，一直沉迷了五千年呢？
　　有位历史学家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不是封建主义，二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他老兄的说法尽管有失偏颇，但官僚主义在中国确然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官本位”是儒家的终极理想，男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最豪华的人生目标，舍此总觉得拿不出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男人喜欢唱“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安慰平生，慰平生兮我将醉，我将醉兮发狂呤”。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价值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中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官本位”。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做官，如何做好官，就成为中国的显学。 社会学家 李零先生说：“古代最初只有一门学问，即做官的学问，官师之学。”最近读他的《落水狗》，他在后记里还写到：“孔子留给我们的只有文化遗产当中，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优则仕——重当官，轻产业。”
　　 北大副校长回答钱学森“为什么我们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他其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你在国外，或者西南联大时代，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
　　 做官既然成为显学，那么，它的理论建树自然就很多，可汗牛充栋。关于做官的学问，最主要的以下几个学说。
　　 一是李宗吾的“厚黑学”，脸要厚，心要黑。 李宗吾宣扬脸皮要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
　　 二是权术说、谋略说。当官有三十六计，而且每一计的使用，都必须谨慎而为。也就是说，“知谨慎，懂进退”“要不温不火”，要“心系一处，守口如瓶”。“心系一处，守口如瓶”据说来源于清朝的张廷玉。
　　 三是鲁迅的“奴才学”。其核心是，不怕难为情。
　　 多磕头，少说话。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级的大都掌握了一条诀窍：唯上是从。上之所好，下必从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领导爱洗澡，人人爱桑拿。
　　“不怕难为情”成为奴才说的一个主线，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
　　 四是柏扬的“酱缸说”。 按柏扬先生的说法，我们当了官，就会被丢进了酱缸里。
　　 由于在酱缸里酱的太久，思想，判断以及视野都受到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使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及政治标准为标准。有时，你为了做一个清官，你甚至不得不装出和他们一样的腐败。
　　 五是吴思的潜规则说。
　　 其中最伟大的，当数潜规则说。
　　 大量的官员们都实行两套规则，一是显的，是明的，是上面标示的，这就是元规则。另一种就是暗的，不显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潜规则。“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潜与明，是两种体系，明是普通话，潜是地方方言。潜规则是一个好东西，官员们既想为国家出力，又要平平安安；既要效忠朝庭，也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既要服务百姓，又要过富足的生活。没有办法，潜规则就大行其道了，一直行了五千多年，一直行到现在。
6、显了千年的潜规则
　　
　　 我们看一看，古代的哪些地方的潜规则最明显呢？
　　 一是接待中的潜规则
　　 中国古代的接待制度，就是邮驿制度。邮驿制度起源于秦汉，盛行于唐床，破败于明清。邮驿相当于接待站，办事处，邮电所。
　　朝庭对接待有严格的规定，这个规定黑字白终，清清爽爽。它的要求最严格的就是两点，一是不能接待私事私人。二是不能超标接待。如果一旦发现驿站接待因私人员,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唐代又规定,接待时,官员的级别不同,吃饭的标准也不同。
　　但是，那是显的，潜在的规则是，邮驿招待成了一个大框，什么都往里面装。天天红烧肉，顿顿女儿红不过瘾了。嫖妓的开销也打入了招待费里。更为恶劣的是，邮驿招待，成为官员家人游山玩水的中间站。
　　
　　 邮驿接待，成为国家最严重的负担。一直于到了明朝后期，国家无法再承担此项接待，崇祯皇帝伤透了脑筋，他听从一个宦官的建议，裁减30万现有的驿站职工，
　　以缓解国库的窘迫。 于是，几十万驿卒下岗，其中就有后来名震天下的李自成。李自成一旦下岗，无法生活下去了， 一气之下，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部队。
　　 驿站的崩溃，导致李自成的失业，李自成失业，导致了一件大事的发生，这件大事直接导致一个皇帝的上吊，一个朝代的灭亡。
　　 历史的教训，不能不深刻（举例略）。
　　 二是古代官员收入与支出的潜规则
　　 明崇祯年间，崇祯发出新的号召，核心是，要求文官不要爱钱。崇祯说，钱是万恶之源，男人要成大事业，怎么会爱钱呢？
　　
　　不料遇到一个大胆地给事中韩一良。他很不以为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皇上您这个号召，小臣有意见。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
　　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jin)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
　　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觉得他所说的，一点没有错。
　　 首先，要送礼。
　　古代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同时，还有季节性地送礼，夏天太热，要送礼，叫“冰敬”（降温费），冬天太冷要送礼，叫“炭敬”（取暖费），上级来视察时叫“程仪”（路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和“部费”，上级出书，下级送的银子叫“书帕”等等不下二十来种。
　　
　　 其次，要养家。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没有双职工，女人不出去挣钱， 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官太爷的那点工资源，
　　按照人均比来算，古代官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其次，要显摆。当了官，就可以光宗耀祖。如果当了官，不显摆，就相当于“衣丽衣而夜行”。当了官，接触的都是有钱有，有地位的人，按照人类的劣根性，人都有虚荣的一面。所以，就要摆命的置办行头。如果遇到演戏明星，选美女人，还可以罩一罩，获得初夜权。　
　　
　　 请看看那个时代最廉洁官员、最遵守元规则的模范官员的下场。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老百姓看到他家徒四壁，含泣而去。海瑞虽然是一个好官，老百姓由衷地拥护，可是官员们却非常不喜欢他。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发表，据《万历十五年》的说法，应天十府的官员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不少纷纷请求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己离职，下海打工也不要那一顶乌纱。
　　
　　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于是，贪与腐就开始大行其道了，以致于堵也堵不住了。
　　
　　 再也没有办法制止贪污与腐败了。
　　 朱元璋也搞警示教育，他的警示教育很恐怖，“剥皮实草”，把贪污的官员的皮剥了，肚子里填上草，拿到各地去展示。
　　
　　他也搞诫免谈话。他说，正确对待低工资，要处理好群众与官员的关系。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你身首异处，老婆成了别人的老婆，被人骑，被人睡，你的儿子也成了别人的儿子，被人骂，被人打。
　　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但仍然前仆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
　　就很烦了，他烦得睡不好觉，他于是总结出一个清官堕落定律。他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三是合法伤害权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反；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得罪了上司就不一样了，上司会处处整你。
　　上司手里掌握着合法伤害权。
　　
　　明朝的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举例说，有一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官，故意在一份前方发来的军事报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官吏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原是一字，不曾改动。于是兵部不再追究。张后来查处了此小官，张反问：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官手里，你不行贿行吗？
　　
　　人们怕那些官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官员，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是官员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的分肥从此而来。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在如此实力悬殊的官场，你握着利器，有那么大的权利，而又没有人约束你，不伤害别人就难了。
　　 在现代，官员的合法伤害权运用得更加熟练。一些官员可以借用法律的名义加害你。利用法律，是他们最可怕的权力。
　　制度上的漏洞给了官员们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官员们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发挥“合法伤害权”的威力 。
　　
　　看看现在的重庆的文强，他把合法伤害权用到了极致。他在受审时说：“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
　　 当没有边界的公权力向我们笼罩的时候，不仅女明星只能成为文强的猎物，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公权力的奴仆，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公权力合法伤害。
　　
　　但是，不能把古代的官场说得一无是处。如果是一无是处，那就不能解释封建的统治何以维系几千年。在浩渺的古代官场里，也有官员的良心，他们的核心追求就是，做一个清官。
　　 古代官员们和民间老百姓一样，都渴望清官，都希望自己是清官。但是，他们更希望自己是一个君子。 君子，是他们最高的人格理想。 只不过，有时，他们的理想的窗子
　　，开得过高，有时，开在了天上。
二、潜规则
　　先做官后做文人，有之，但不多；先做文人后做官，大有人在。
　　一般说来，具有适应力之文人者，做官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一夜之间将文骨狠狠地丢掉，天亮后轻装上阵，游刃于官场；从此，只顾前途、不顾本心，左右缝源、上下顺风，四方得势、八面玲珑。他们将官场作为的游戏场所，就像他们的以一个成功文人的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既然是游戏，任何游戏都有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接纳，否则就会被排挤出局。玩游戏如此，从政更是如此。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所需求的目的。
　　1、跟着孔子学跑官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文人的仕进之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跑官”，源远流长，从孔夫子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当我们审视这条“跑官”路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奔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真是每况愈下。
　　　　在孔子时代，“跑官”表现为“游说”，那些游说者，几乎都是那个时代佼佼者，或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说杰出的实践家；他们所游说的对象，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他们向政治、向掌权者进献的，是治国的思想，是治国的方略。他们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这些思想和经验，直到今天，都还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说孔子是个跑官要官的，眼下的尊孔人士可能不爱听，可这是事实，我并没有造谣传谣。孔子下大力气跑官要官，有比较多的文字记载，从他跑官要官的历程和力度看，我以为他在跑官要官史上算个创造新纪录的人物。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按孔子所说，他年轻时也在贫困人口之列。“十五而志于学”，明确了学习目的和方向，说白了，这目的和方向就是从政走仕途。作为仪式和形式专家，他时常当红白事司仪露露脸，这好处之一是能接触到上流社会。孔子20岁当爹，鲁昭公曾送鲤鱼表示祝贺，孔鲤由此得名。从这事可见，尽管孔子身份不过就一“社会闲杂”，但上面还算惦记着他，他也对这种高层关注非常在意，并很内行地把自己的感激之情极优雅地表现出来。
　　孔子当季氏的家臣管理仓储、畜牧的时候，似乎才脱离了社会闲杂的身份，虽说是给人打工，可也好歹算个高管人员了。“三十而立”，有了“博学”名气后，开始独立地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并创办了私学。据《史记》载，齐景公当时来到鲁国，曾特别向孔子请教政事。这是孔子青壮时期的一个亮点。可是，不知怎么整的，孔子到50岁上才感动了中央领导同志，从此走上仕途。几年间，从县长当到建设部部长，又当了鲁国的政法委书记，以“相礼”身份，具有紧密围绕在鲁国领导核心周围开会的资格，到达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但好景不长，55岁时因和鲁公、季桓子政见不合，孔子弃官出走了。
　　当官大约四年，据说为人称道的政绩有：和齐国搞外交，使齐归还侵占的鲁国的汶阳等地（这事含混不清）；堕鲁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城邑（好象没成功）；诛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此事存疑）。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段时间对孔子很重要。孔子有了从政阅历和官场经验，不是白身了，这就有了跑官要官的资格和底气。于是他就携众弟子叛逃出境，寻求外国主子要大官去也。马克思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孔子虽不是工人但他也没祖国，其实他早在那时候就达到现代先进分子的觉悟境界了。
　　《列子》一书对孔子一生所遭受的磨难有这样的概括：“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这四件事中，依我老人家看，后三件都算不上什么“磨难”。“围于陈蔡”不过一场误会。“受屈季氏”，只是在孔子了不起以后，众人才有了“大才小用”的感觉，事实是孔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从那时提高了一步。所谓“见辱于阳虎”，不过一点屁大的小事，被敏感、自卑的孔子所忌恨、所夸张了，也被热爱孔子的弟子和为圣人打抱不平的人上纲上线了－－这事做的很文革。我想，如果实事求是地总结孔子一生中的挫折及其带来的痛苦，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当不上实权派大官人。
　　孔子想官想到痴迷，甚至为达到当官目的，欲和当时一大恶人（公山不狃）合作，在子路规劝下孔子才作罢。幸亏弟子爱惜老师名誉，否则，孔子的形象恐怕就不是后来的样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桂冠，就不知戴在什么JB头子上了。
　　孔子并非是去旅游，他压根没有“周游列国”的计划。“周游”是跑官要官失算、失败的结果，本是极不情愿的“计划外”活动。要是要官顺利，他就在某一个国扎根干革命了。在一个国要不来官，住不下去，就再跑下一个国。一次次自我推销却无人赏识，于是就有了极不寻常的伟大事迹，“周游列国”了，于是留下了一串闪光的圣人脚印，还有弟子写的圣人的政治游记。要官和当官顺利的话，中国可能就“万古长如夜”呢；智者仕途不畅，没办法只好做点学问，歪打正着，中国出了圣人。
　　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均未获重用。颠沛流离十四年，年近七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仍未受鲁哀公的任用。孔子一生不得志，顺当的时候很少。“孔孟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孔旗飘”，那是后来的事。但这个身后的成功也值得注意。我看经验有两个：第一，他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有自己的“黄埔军校”；第二，孔子跑官要官对弟子来说也没白跑。孔子虽死，但弟子们继承他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孔子启发下，“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才开创了跑官要官事业和孔子学说推广普及的新局面。
　　其实孔子跑官，无非是向当权者宣传自己的学说罢了。他希望得到国君的重用，掌握一定的权利，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为孔子的“仁”的学说和“克己复礼”的政治愿望，是只有在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利的前提之下才能得以实现的。而孔子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其目的既不是为了让自己出名，也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利。他完全是为了苍生百姓而计，为了让世人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为了让天下能有一个和谐而又合理的社会秩序。如果说这也算跑官要官，那我宁愿这样的跑官要官的人多一些。可是我们只要静下心来观察一下现代社会中那些跑官要官的人 ，就会发现他们跟孔圣人迥然不同。他们既不管社会也不管苍生，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他们视而不见甚至参与其中，建设中的不合理因素他们根本不考虑改革，国家的利益在他们眼中约等于零，百姓的疾苦在他们心里不占位置。他们跑官要官的目的很单纯，一是为了满足自己作威作福的虚荣心，二是为了攫取某些特权和利益。这样的跑官要官的人要是多了，天下苍生黎民百姓可就要受苦了。
　　在李斯时代，“跑官”表现为“上书”，李斯以及西汉前期的一些文人，如贾谊、晁错等都是这样。他们虽然也很杰出，但在大一统的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充其量只不过是皇帝的谋臣、策士，他们向帝王奉献的，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思想了，只不过是一些巩固皇权的谋略、手段。这些谋略和手段，只作用于一时一事，大多不具备永久的价值。
　　而到了在杜甫、李白时代，“跑官”主要表现为“干谒”，这些干谒者，充其量，只是一些出色的文人；他们已经没有资格直接给最高掌权者上书了，只能奔走于权贵或准权贵之门；而且，他们已经没有了先秦时代那些游说者的以帝王之师、帝王之友自命的自信和勇气，甚至没有了李斯、贾谊等人帝王之臣的分身，他们是被仕途抛弃的落魄者，因此，他们面对那些权贵或准权贵，“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们奉献给政治或掌权者的，既没有先秦那些巨人们的思想或方略，也没有李斯一代人的谋略和手段，只是一些展示自己文采的诗文；这些人不要说“立致卿相”，连捞个一官半职都很难，杜甫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点。政治上的失意，并不是他们的过失，而是他们的不幸，但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是任何人都难以抹杀的。迨至后世，“跑官”之路，越来越等而下之了。
2、文人为官锁定“两种情结”
　　一是屈原情结。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它象莲藕一样悄悄种植、萌芽、生长，不被察觉，却无声无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这就是屈原情结。
　　(１）屈原做官是以忠君为前提的。君、国这两个范畴，在屈原那里，基本没有区别，甚至是君重于国。先遭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但屈原仍“九死而未悔”，就象一个不能自拔的单相思情人。反复阅读屈原的主要作品，在我们眼前，除了一个头戴高帽，胸佩香草、腰系长剑的人烦躁不安、咒骂群小、表白心迹、以求重用的形象之外，还能留下什么？因此，扬班颜朱的讽刺是很有意味的。当然，他们都是从忠君不彻底而立论的。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把国家安危、人民死活系于君王一人，本身就是误区。君王换掉、死掉，并不等于这个国家、民族从地球上消失。因而，把屈原叫作不折不扣的忠君主义者，也许更为妥帖。这里，他比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还倒退一步。如果不分析考察，把为某氏卖命（例如把忠于汪精卫当成忠于中华民族）当作崇高之举，就会陷入可憎境地。
　　（２）屈原的忠君和恋家联系在一起。在屈原那里，家、君、国亦三位一体。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他们都是皇室同姓同族。在他们看来，国就是家，君就是家长；因此，国仇＝家仇。对于屈原到底是该死还是该明哲保身，一直争论不休。我们且抛开其死合理与否不说，仅从恋家（楚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与狭隘性。屈原之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为什么忠君，又因为恋同姓之家。屈氏，楚三户之一也。否则，如同扬雄、贾谊等人所指出的，他为什么不能放开手脚，象百里奚、乐毅、吴起、范雎、苏秦、张仪那样，在列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我们不是说家不该恋。恋家乃人之常情，不可非。但正如君、国一样，家、国也是两码事。对于屈原来说，三者可以兼顾，但对于其他人呢？如果把屈原忠于一己之姓的恋家行为看作纯粹的爱国之举，那么，满人在清末效忠爱新觉罗氏是否也是爱国之举？如果是这样，孙中山革命又该如何理解？
　　（３）屈原的自恋有负作用。但正是这一点，却让文人士大夫特别醉心。作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屈原就象希腊神话中那位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厄洛斯（Eros）王子。从现代心理学角度讲，屈原的自恋是将内在的痛苦投射出去，然后咀嚼并审视它，把实践理性化作美（广义的）的观照，再强化为深层无意识。似乎可以这样说，屈原不是在发泄痛苦，简直是在顾影自怜、欣赏痛苦。痛苦已成为屈原精神生活中的奢侈品，就如同那些经常唉声叹气，把滔滔不绝地向人诉说烦恼当成享受的人一样。心理学家一致指出，这是一种精神传染病；越敏感，越易患。不幸的是，中国文人气质的官员多属敏感者。他们宁愿把直面、改革现实的冲突转化为内心现象，自我排遣，自我陶醉，也不愿（或不屑）参予对丑恶势力的直接交锋。
二是相如情结
　　过去的官员大多从文人堆里选拔出来。既然是文人，就有文人的情怀。
　　对于传统中国文人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婚姻和做官，二者构成了传统中国人“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
　　　　在传统中国文人的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皆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先说“洞房花烛”。
　　中国人讲结婚为“完婚”，意谓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至人生之完整境界；儒家学者讲“治国平天下”，必以“修身齐家”为前提，亦重“齐家”之婚姻于人格健全之意义；或如辜鸿铭所谓，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被称作“强盗爱国者”。但凡读过几本书的人都知道，相如与文君之婚姻一反传统模式，它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是才色之恋，极富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
　　我们重点说说“金榜题名”。
　　　　传统中国官员皆有较强的功业意识，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重要追求，把“大济苍生”、“兼济天下”作为人生的理想目标。
隋唐以来，中国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欲步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之宏愿，首要的路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更为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科举考试虽然有种种优点，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为之努力拼搏，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只不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要不然，就像李白这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参加考试。从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得知：司马相如“以 赀 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司马相如能够得到这样的官位，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一些信息：
　　其一，要在官场混，没有文化只能混成一个流氓官员。司马相如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能够在官场上行走。梁玉绳在《史记质疑》中引用了《蜀志》秦宓的话说：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于民。本来，司马相如被派出去学习，目的是让他学成之后，回本地教书办学，教化当地的国民。这样一个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其文化功力，自然具有相当的水平。当然，这只能说他能够教书，能够学以致用吗？参政以后，逐步证明：司马相如具有一定的文化，但是，他只是具有了基本的教师资格，距离经邦治国，还差得很远。
　　其二，要在官场混，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司马相如家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扶持他从事官场生涯。司马相如家里的资财能够支持他参选国家的官员，但是，并不是说他家属于当地的巨富。他和卓文君婚恋之后，家徒四壁的困窘，已经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无法考证司马相如家族的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推定：司马相如一家，本来并不是很兴旺，以自己家族的资财参选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倾力支持司马相如奔走在仕途、力争出人头地，是整个家族的最高期望。司马相如家虽然不是巨富，但是，一家已经将整个家族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古代的中国，一家人为了光宗耀祖，将一家人的力量当做赌注，押宝在一个儿女身上，是很通常的事情，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普通人家应当是万幸的，司马相如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跟着相如学谋官
　　
　　从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得知：司马相如“以 赀 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司马相如能够得到这样的官位，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一些信息：
　　　　其一，要在官场混，没有文化只能混成一个流氓官员。司马相如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能够在官场上行走。梁玉绳在《史记质疑》中引用了《蜀志》秦宓的话说：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于民。本来，司马相如被派出去学习，目的是让他学成之后，回本地教书办学，教化当地的国民。这样一个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其文化功力，自然具有相当的水平。当然，这只能说他能够教书，能够学以致用吗？参政以后，逐步证明：司马相如具有一定的文化，但是，他只是具有了基本的教师资格，距离经邦治国，还差得很远。
　　　　其二，要在官场混，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司马相如家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扶持他从事官场生涯。司马相如家里的资财能够支持他参选国家的官员，但是，并不是说他家属于当地的巨富。他和卓文君婚恋之后，家徒四壁的困窘，已经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无法考证司马相如家族的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推定：司马相如一家，本来并不是很兴旺，以自己家族的资财参选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倾力支持司马相如奔走在仕途、力争出人头地，是整个家族的最高期望。司马相如家虽然不是巨富，但是，一家已经将整个家族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古代的中国，一家人为了光宗耀祖，将一家人的力量当做赌注，押宝在一个儿女身上，是很通常的事情，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普通人家应当是万幸的，司马相如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司马相如做了訾郎，这个官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按照专家考证，古代郎字和走廊的廊字通假。司马相如这个郎中，就是站在皇帝办公的宫殿走廊里听使唤的一个小官，随时听招呼，随叫随到。在汉景帝时期，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在《史记索隐》中，张揖解释说：武骑常侍“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这样一个郎官，虽说是侍奉在皇帝左右，但是，他的职责就是整天训练马匹，供皇帝跃马驰骋；皇帝狩猎的时候，他要奔跑在皇帝的前面，寻找狩猎的目标，让皇帝能够百发百中，彰显皇帝狩猎的收获。这样一个整天和马匹牲畜野兽博弈的武骑常侍，对于自以为满腹经纶、希望有所作为的司马相如来说，心里确实难以持续地承受。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梁孝王来朝的时候，司马相如与梁孝王身边的说客邹阳、枚乘一见如故，假托有病，辞去了武骑常侍这个皇帝身边的官职，到梁孝王那里做了食客。
　　在梁孝王那里，司马相如作为食客，虽说没有官职，但是，有邹阳、枚乘等文人在一起，也算找到了比较适中的环境。一群文人在一起，谈天说地，纵论古今，横指天下，司马相如可谓是如鱼得水。这个时期，司马相如写出了令他受益终生的《子虚赋》。但是，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梁孝王终于在公元前144年死去，原来的梁地分为五个小国，分封给梁孝王的五个儿子，司马相如就此失去了依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司马相如回到家乡，家里已经没有家财产业可以维持生计，自己当了一回官，做了几年食客也是一无所有。这样的景象，就是西汉王朝普通文人的真实写照。按照司马相如出生的年代（公元前179年）计算，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三十五岁的男人了。这样一个文人，功不成名不就，司马相如当时的悲惨心境，大家可想而知。但是，司马相如在官场上结交的朋友王吉，帮了他的大忙，不仅协助他娶到了富家的小姐，而且，让他的官场生涯再一次发生了变迁。
王吉拿出了一笔钱财，倾力资助了司马相如这次婚恋活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次婚恋活动的前前后后，我们不难看出，王吉资助了司马相如很多钱财。这些钱财的用途，一方面为司马相如制造声势，显出司马相如的气派；另一方面，则是用来买通卓文君身边的人，向卓文君推荐司马相如，制造一些机会，让卓文君欣赏司马相如的雄姿。这些开支，对于王吉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司马相如来说，已经是不小的一笔开销。在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的宴会上，王吉故意让司马相如弹琴，而司马相如再三推辞谦虚，最后演奏了着意向卓文君求爱的乐府诗。这样，十分巧妙地掩盖了司马相如口吃的缺陷。这种缺陷是怎么形成的？这也许和司马相如的心理障碍有直接关系：自卑感一直困扰着他。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三十多岁功不成名不就，这种感觉很难向外人倾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话办事没有底气。
　　自我推销也是官场的晋身之道，酒好也怕巷子深.司马相如通过王吉进行了广泛的自我推销活动。通过司马相如和王吉的一系列活动，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时候的司马相如在王吉的协助下，不仅如期娶到卓文君，而且还在进行一些列的宣传活动。宣传的目的，就是让当地的名门望族都知道，司马相如是一个文人才子，可以参加国家的管理。有什么证明吗？这个证明，就是司马相如写作的《子虚赋》。以后，蜀人杨得意在汉武帝面前介绍推举司马相如，就是最好的证据。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如果没有当时的主动宣传，司马相如的文采，很难很快被皇帝知晓。
武帝登基之后，搜罗了一批平民出身的文人，使他们跟随在自己左右，作为自己的参谋。当时的汉武帝刚刚十七岁，需要文人为他摇旗呐喊。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年，西汉王朝开立乐府，征各国及民间乐曲入礼部。据汉书记载：“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从这点看，这个时候的司马相如，就是李延年手下的一名官员，职责就是写作诗歌辞赋。这一职责，基本上成了司马相如以后的中心工作。
　　司马相如写了很多赋，汉武帝几乎都喜欢。原因在哪里？其实很简单，专门找皇帝爱听的写。民间有句俗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自古以来，“马屁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盘根错节，繁衍生息，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一样，历史久远，纷繁芜杂，让人目不暇接。与此有关的各种掌故、奇闻不胜枚举。有一则《颂屁》的笑话，颇能说明问题：一秀才病死来到阎王面前，刚好阎王放了一屁。秀才立即吟道：“伏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彷佛乎麝兰之气，依稀乎丝竹之声；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大喜，盛宴相待，又多许他十年阳寿，放回人间。十年后秀才来到地府，小鬼上殿禀报：“启禀大王，十年前做马屁文章的秀才又来啦”。
　　虽然说司马相如在一些作品之中对皇上进行了劝谏，但是仔细研究你会发现，这些文字都是无关痛痒，没有刺激到皇帝的神经。从个人素质来说，司马相如并不具备一个优秀官员最基本的素质，最要命的一条就是他有严重的结巴。这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激烈地参与朝廷事务的辩论。不辩论，也就难以触犯皇帝的敏感部位。这是司马相如的缺点，同时也是他在汉武帝手下得以生存下来的优势。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封建专制和个人专断盛行的条件下，下级官员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上司手里，往往是顺者昌、逆者亡，曲意逢迎者走红，犯颜直陈者倒霉，谁给上级唱对台戏谁就没有好果子吃，由此形成了“劣币驱良币”的官场生态。
　　
4、跟着魏征学“妩媚”
　　贞观六年（632年）的金秋七月，大唐天子李世民在丹霄殿设宴，与近臣饮乐。席间，和自己的大舅子长孙无忌咬起了耳朵。李世民同志拉着皇帝腔，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我说，这伙大臣里啊，有个叫魏征的小老头，如果我不听他的进谏，他就会拿架子不理我，你说这是为啥？
　　当事人魏老头的耳朵就像长了腿似的，立刻凑了过来：我进谏就是有意见，您意见都不肯听了，我还搭理您，您就真要自行其政了，我这是沉默抗议。
　　李世民忍不住了：你不会先应付我一句，转过头再来进谏啊？魏老头绷着脸道，我若当面顺从、转身唧唧歪歪，可不符合圣人的教训。
　　大唐天子觉得魏老头眼下这模样逗极了，便指着这个被他笑话长了“山羊鼻”的老头子说：人道魏征粗鲁傲慢，我怎觉得他妩媚动人呢？
　　魏征出身寒微，从小读书，不治产业，为求生计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冒牌道士。而这个小道士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十分着意“纵横之说”，也就是《战国策》《鬼谷子》这些著作。这两本书可以对照学习，前者讲事例，后者为理论。其中以忽悠人为要旨的《鬼谷子》可以说是生存的法门之术。
　　一是翻覆铺陈，就是要对于同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能够成理服人。在这方面苏秦是大师，他先设计了六国合纵，又在后期安排同学张仪去秦国搞连横，而加强六国依赖合纵的危机感。这有才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人能脱颖而出，有的人埋于沙砾。这就不得不说到魏征的广告效应，也就是关键时候你要学会牛皮哄哄，当然这牛皮不是空穴来风，你得有真材实料。有一天，李世民和朝中大臣商议如何治国，以封仆射为代表的关陇军功贵族迷信武力，认为大乱之后，短时间国难治好，主张严刑峻法，威服天下，就是如秦始皇，隋炀帝那样。这时候魏征又站出来了，他说，这国家大乱后最容易治理，就像给饥饿的人容易准备食物一样是不难的，主张偃武修文，并吹牛说像我这样人来治理国家，就像发出声音便立即有回响一样，一年就可见成效，三年可大治，世民见魏征对治国如此有信心，也认同魏征的政见，如何使目的实现，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积极进谏，以“居安思危”之语打动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
　　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杨隋之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而李世民经略关中，安抚山东，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
　　作为山东集团的代言人，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强调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与王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每当王珪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魏征进谏时王珪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别是杜、褚二人，对李世民的言行是“必书”、“必记”，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
二是抵戏飞箝，抵戏（实义为“隙”），即寻找君主的思维盲点和心理弱点而选定言辞；飞箝，抛出一个看似不相干的话题，激起君主的问询需要，然后说服其就范。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用的是“飞箝”的手段；《触龙说赵太后》则是“抵戏”的手段。
　　我们翻开《贞观政要》看看，通篇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无非是一些居安思危、“水能载舟，也能煮粥”之说。而这些理论恰恰是大唐实现强国之路所需要的。李世民深知，隋炀帝“飞蛾扑火”的梦想就是因为光有想法，没有实践的办法，最终葬送了隋王朝。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隋亡的警示钟声还音犹在耳。李世民不能忘记，他需要有人不断地提醒自己。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
　　如每当李世民责怪魏征进谏的直言时，魏征就云:“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之语，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就独断专行，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
　　 魏征摸透了李世民的心思，把准了他的性格脉络。自古成大事者，必先识人。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看来这君臣二人在玩阴的上面，都不是善茬。
三是揣摩权断，主旨是利用察言观色而实现心灵感知，做到能够迅速把握君主的思维动向，抛出核心话题，促使君主决断；风头不善，则迅速将话题荡漾开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战国策》里的《吴起不恃河山》与《中射士论伪药》。如果说魏征是李世民实现大业的一颗棋子，那么李世民又何尝不是魏征博得“青史留名”的一颗棋子。君臣相得，其乐融融。李世民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浅，国家未安”，必须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使自己时时处于“居安思危”的状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
　　李世民比魏征小19岁，发动玄武门之变逼取帝位时，才二十六七岁，血气方刚，不择手段。他初登帝位，内外危机重重，臣民上下观望，于是李世民核名实，买人心，把几个当时的人杰安排在宰相班子的合理位置上。
　　因为实行三省六部制，当时的宰相是五六个人，三省即尚书、中书、门下，在唐中期以前，三省长官即为宰相。尚书省辖六部、管政务，长官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担任此衔，所以后来废置，尚书令副手左右仆射成为事实的长官，房玄龄、杜如晦就是左右仆射，但杜如晦在右仆射位置上一年多就早逝了，后来此位置换过多人，前后有封德彝、李靖、长孙无忌等。中书省管政令的拟定和国策研究，长官为中书令，岑文本、温彦博、马周都任过此职。门下省管政令的复议、封驳，有权打回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拟敕和奏折，纠错矫正，是最接近皇帝，并承上启下的部门。门下省长官为侍中，魏征长期任此职，此外还有一个侍中叫王珪。
　　三省制的要旨，就是这几个宰相互相制约，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宰相们每天上午到政事堂议政，其中房玄龄、李靖都是老狐狸，史载李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其实李靖出将入相，房玄龄深谋远虑，都不是不能言词，但偏偏不说出来；与魏征出现言语交锋的，多为封德彝、温彦博等。
　　这正是唐太宗希望看到的
　　房杜、长孙这些人，从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就都是其藩邸旧人，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取帝位后，水到渠成地把朝廷的实务交给了他们，但是李世民最担心的恰恰是这股势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常暗地压抑。而魏征跟王珪，原本都是太子建成的亲信旧人，唐太宗竟先后重用这样两个人做侍中，显然是要利用他们“孤臣”的身份，抑制秦府旧人的势力过度膨胀，达到“兼听”的效果。
　　而封德彝不容魏征，是由于他和魏征在善于纵横术上面是一类的：封德彝在隋朝时是中枢佞臣，到唐高祖时，在太子和秦王处两边投机。封德彝处处为难魏征，魏征也在太宗面前说封德彝的坏话，太宗曾问：隋炀帝博学多才，为什么把天下丢了？魏征说：他以为自己最聪明，结果被奸臣虞世基蒙蔽了，太宗听了一度深以为然。
　　封德彝当年正是虞世基的死党。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的一次国宴上，失口对长孙无忌说了一句感慨：“魏征、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魏征怎么说呢? “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原来，被后世人目为诤臣的魏征，其“无限话语权”是唐太宗给他的，魏征同志不过是扮演了一个肉喇叭的角色。魏征是唐太宗的发言人，唐太宗不能讲，或不好突兀讲出的话，就由魏征说，或由他当众“启发”出来。
　　翻开《谏太宗十思疏》，可以看到其中的思考并没有触及唐朝政体的实质，不过老生常谈的高调而已，唐太宗能够发动政变夺权，能够稳住朝局，已经说明他是个很明白权力规则的人，魏征这篇上疏中的泛泛之谈对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把这样的文字公诸天下，只不过是皇帝要强调自己的施政取向而已。
　　魏征死后，唐太宗哀叹：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个比喻很精确：唐太宗始终把魏征当做自己的分身，让天下人可以从老魏身上看到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并且这个善于纵横术的分身，可以给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数，放大自己的言辞于天下。不过，魏征他比一般“言官”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手段虽然复杂，但政治抱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
5、跟着郑板桥学“糊涂”
　　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上就有很多不成文的潜规则。谁不遵守这些潜规则，谁不按照这些潜规则办事，谁就无法在官场上立足，谁就寸步难行。当然就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了。不仅仅是混不下去，稍不留神，还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遇事装糊涂，就是官场上不成文的潜规则之一。说起“糊涂”，人们常会想到清代著名画家、文学家郑板桥。这件传世作品，人们对它更多的只是喜好，一般不大深究其真正含义。即使有所涉及，其理解也各不相同。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这样评说：“余谓糊涂人难得聪明，聪明人又难得糊涂，须要于聪明中带一点糊涂，方为处世守身之道。若一味聪明，便生荆棘，必招怨尤，反不如糊涂之为妙用。”这里把“难得糊涂”解释为“处世守身之道”显然有失偏颇。钱泳所说的“聪明中带一点糊涂”，无非教人要学得乖巧一点，圆滑一点，方不致招惹是非。这恐怕不是板桥“难得糊涂”的本意，也不似板桥的为人。那么，这样一位放浪率真、刚正不阿、极富正义感的老人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糊涂”话来呢？还是鲁迅先生在《难得糊涂》一文中道出了一些原委：“这四个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此处的“牢骚”二字，道出了作者当时的情感。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难得糊涂”的写作时间和背景。乾隆十六年（1751年），郑板桥时年59岁，在潍县任上。这一年（也是他去官回扬州的前二年），《郑板桥集》中所附的《郑板桥年表》里这样记述：“先生服官十年，对官场多致不满，乃有归田之意，撰诗《思归行》、词《满江红·思家》、《唐多令·思归》等述志。”不难看出，这牢骚是对官场不满而发的。也就是在这时，他写下了“难得糊涂”。
　　 不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郑板桥对他的“难得糊涂”是怎样解释的。他说：“聪明难，糊涂滩，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些都是为“难得”作补述的。其中作者用了一个关键词“转入”，“转入”不是变成，原有含义不变，只是位置的转换。“转入”只是一个过程，郑板桥从“得志泽加于民”到“对官场的黑暗多致不满”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历程，这样一个历程，不正是“转入”的过程吗，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很“难得”的吗。
　　 至于后面的“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表露了板桥先生既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退而独善其身，以求“当下心安”的情怀。现在有些人看“难得糊涂”，是各取所需，任意发挥。他们把处世圆滑、明哲保身，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甚至连做错了事，打错了算盘等等，统统美其名曰“难得糊涂”。这些人把“难得糊涂”变成了市侩哲学、庸人哲学。
就郑板桥自己而言，若认为他精明，以其旷世之才，一生不过官至知县而已，是个仕途上的潦倒者；若认为他糊涂到不懂明哲保身，他却在阿谀逢迎、贪污贿赂成风的官场中既不陷身污泥，更不为之推波助澜，听讼、断案，为民伸冤毫不含糊，直到因帮助农民胜讼及秉公办理赈济而得罪豪绅被弹劾罢官。犹如他擅长绘画的兰竹一样，郑板桥追求高洁，追求正直。当今众多推崇“难得糊涂”并以其为信条者中，大概不乏深明郑板桥真意的明白人，也不乏不知其旨的糊涂蛋。但不论哪种情形，某些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面对“难得糊涂”的字幅真的糊涂或故作糊涂是不能糊涂待之的。
　　 他们有的遇到难以解决的工作问题时便糊涂，遇到关系个人利益的事情时却耳聪目明，惟恐稍有损失；有的以工作出现失误，需要有人负责时便糊涂，遇到自己或亲朋故友犯了过失当受批评，该受处理时却耳聪目明，惟恐稍有闪失；有的遇到群众的生活生产困难时便糊涂，遇到请客贿赂有利可图时却耳聪目明，惟恐稍有遗漏┅┅这些人对“难得糊涂”的理解也可算是用心良苦，只不过是为国为民时惟恐糊涂不到家，谋取私利时惟恐稍有糊涂罢了。
　　 曾经看过一篇局长日记，内容抄录如下：
　　　 对于官场上的事，我不是十分精通，不过也是略知一二的。应该说，人在官场，身不由已。有时，官场需要聪明的学问，有时，官场需要糊涂的艺术。在关键的时候，你忽然变得糊涂起来，往往比明白更重要。由于我将糊涂的艺术运用得比较好，所以，我在官场很吃得开。我常常看上去漫不经心。其实，我成竹在胸，我们单位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下。
　　 我总是将糊涂用在最为关键的地方。什么时该清醒，什么时候该糊涂，这里面需要你的智慧和经验。如果上级有了失误、毛病或者出现了问题，我会变得糊涂起来，装没看见，装不知道。就像真的没看见，真的不知道一样。其实，上级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对上级尊重还来不及呢，哪有资格挑人家的毛病和问题。即使上级说太阳围着地球转，说鸡蛋是树上结的，我也会连连点头称是。这时，我犯了糊涂，是不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智慧呀。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并不复杂，我犯了糊涂，这正是上级所希望的。上级会认为我维护他们的权威，认为我听从领导，服从指挥，令行禁止。假如我与上级唱起了的对台戏，指出上级的种种不是和问题，上级就会想，你这小子自作聪明，你以为你有多么了不起。难道你没有错误。结果，派来检查组一查，果然发现了不少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上级决不会手软的。这是你自找的。你想与上级对抗，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吧。所以，掌握一门叫做糊涂的艺术，是多么的重要呀。
糊涂是自保的一种武器。比如，我指挥下级做了违规的事情，结果被上级发现了。我会变得糊涂起来。我会说，这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我的下级不执行上级政策造成的。我还会说，我已经三令五申，要求按规章制度办，他们就是不听。这样，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责任推出去。想想看，世界没有一个人愿意往自己的身上揽麻烦。一般来讲，出了问题，如果与上级和下级都有关，上级十有八九会把责任推给下级，而下级决不能推给上级。这就是官场潜规则。作为下级，你就要放聪明些，乖乖地承担责任。如果态度不好，你的责任还会加重。当然，我也会对我的下给说，这事的责任虽然由你们承担了，但是，我们不会看着不管的，我们会全力采取措施，减轻或化解对你们的处罚。我的下级会感谢我。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行家里手，摆弄得十分熟练。
　　 对于我的心腹犯了错误或出现了工作失误，我常常会变得糊涂。明明是我看得很清楚，我却好像没有发现一样，有意地放过他们。这是拉拢和掌控他们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是我的心腹，是我的左膀右背，我在关键的时候，需要他们对我表现出忠心和奉献。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我却给他们开了绿灯，他们会从心里感谢我的。从而增加了对我的依附程度。比如，有一次，我的手下的一员干将，犯了大错，按规定是够了开除公职的罪过。对此，我忽然变得糊涂起来，并没有追究他。他是一个聪明人，知道是我保住了他的饭碗。他给我送来了的重礼，并表示坚决地、忠心地跟随我。你瞧瞧，我的一次糊涂就会拉拢到一位忠诚的追随者。
当然，对于属于我的眼中钉、肉中刺的人，他们犯了错误，我会立马清醒起来，予以严厉处罚。我们单位的小马，他研究生毕业，平时比较傲气，有时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对于我交给他办的事，他居然敢拖着不办。我心里想，待有机会，我就会治你。有一次，他印发了一个文件，出现了一个错别字。其实，我们单位发出的文件中，出现错别字是经常的事。比如，将截至写成截止。他虽然是研究生，也在这个字上出现了失误。于是，我将这个错误紧紧地抓在了手里。我在大会上狠狠地点了他的名。我说，小马是研究生，却对不住研究生的这个称号，工作不认真、不细心，就连截至与截止这两个很简单的词都弄不清，给单位抹了黑。由于他是研究生，我就抓了这个典型，让大家引以为戒。就这么一下子，使他的声誉一落千丈。他的傲气一下子全没了。再安排他干什么，他变得麻利起来了，不敢再应付我了。他被我治服了。
　　 糊涂是一种哲学。不该糊涂时一定不能糊涂。比如升职。一旦有了升职的机会，我会立马变得精明起来。我总是提前得知提拔干部的消息，我会调动我的所有关系来干预这件事。我认为，升职对于我来讲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了。想当初，我们局的老局长升迁了。我身为副局长，排在了四位副局长的末位。大家都以为局长的位置没有我的份。其实，我心里不服气。我不惜代价，调动了我所有的后台和掌权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办这件事。我也紧锣密鼓地与上级拉关系。上级经过慎重考虑，最后提拔我当了局长。在我们单位暴出了一大冷门。而在平时，我看上去糊里糊涂，谁也不知道我有后台，谁也不会防备我。所以，我在关键时候成功了。当大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已将局长的位子牢牢地抓在了手中。
6、跟着李鸿章学“自保”
　　 宦海如刀，在封建专制下，“臣下”说到底只是朝廷的“家奴”，生杀予夺之权，全在最高统治者——君主。宦海风波险恶难测，官员有时会陷入危境。过去做官很难，既要做事，又要学会自保。其实，人跟变色龙一样，都在保护自己。会保护的能适应任何环境。适者生存。换句话说，人在官场都得学会保护自己。有个词叫明誓保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会自保，就会吃亏上当，就会失败。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日为官，屁股底下就有个位置。你就得想法把它坐牢靠，不能让人推翻，或抢了去。恁多人眼睛盯着呢，不注意会行吗？因此，守土有责，我得学会隐忍，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说话办事都得把握一个度，张弛有度。人得学会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宦海风波险恶难测，官员有时会面临坚守“原则”与如何“自保”的矛盾。少数人为了“原则”而未能“自保”，更多的人则为“自保”而不顾“原则”，只有少数人才能既坚持“基本原则”，即自己的基本政治信念、观点而又能“自保”。寻常时候，这种冲突并不严重，但在“非常”时期，这种冲突有可能异常尖锐。说到玩“自保”，晚清重臣李鸿章算得上个中翘楚，他的技法值得玩味。
甲午硝烟过后，李鸿章成为举国上下千夫所指之小人，一直投闲散置，直到1896年10月24日才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也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这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向左还是向右走的关口，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和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同时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昌言新法，否则很难做成什么事。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还是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和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和、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骇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
　　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
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但是，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光绪皇帝大为光火，要大臣表态。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此议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对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却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拒绝。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对于李鸿章这一套，他的同期官友曾国藩曾有一句话：“（曾）少荃拼命做官”。但李鸿章虽然“拼命做官”，但精于自保。
在封建专制下，对皇上必须是绝对服从，这一根本前提不可动摇。那么，怎么把服从与个人目标结合起来，就不得表现出丰富性来。
　　 对“上”不需要进行前提性质疑，不需要进行理性思考，惟命是从便好。这是最简单的事了，但做的巧不那么简单。李鸿章的“走钢丝”自保，自然是高人中的高人。
　　实际上，官场就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角色比真实更重要，潜台词比台词更重要，效忠比原则更重要。在官场行走的人如在江湖一般，心不由己，平常而已。“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是最好的写照。按说深刻的内心分裂，是十分痛苦的事，一般人可能会得神经病，但官场你必须把这作为常态，能很好地作为常态的人，就会游刃有余，否则，你会寸步难行。
　　官场有官场的角色要求，个人有自己的内心需求，统一的情况很少。就需要学会按角色需求去做秀。过去看过一部外国电影，里面有一位军官为了让当兵的看他爱护士兵，去抚摸受伤的兵，转过身就把有血的手套扔向大海，这就是“秀”。这种秀太一般了。真正的秀，是会把官方的理论、政策作为装扮自己的外套，作为为自己内心目的服务的工具。主流话语是一套语言，内心需求是另一套语言，能熟练的在这两套语言之间按需求随意转换，两套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只要有权力，就有运用选择和屏蔽的功能，符合我的就抬高，不合我意的就屏蔽，自然能形成一个“凹地”，手下你再有能耐，也抵不过我形成的水流方向。权力就是我的王国。所以，可以把主流语言变成为自己服务的载体和工具，这是最高明的。成克杰之流就属高明一类。学会了这套本领，不仅能为自己服务的好，还能更好的打击政敌，用主流话语去攻击是最有力量的。一旦主流话语成为装扮自己的外套时，成为谋私的工具时，谁也无法抵御他的巨大作用。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谁也无法让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成为官员的自觉行动。
　　独特的文化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场，进入这一场的个体必然被这一场的特质的所通化。就是俗语所讲：谁变蝎子谁蛰人。尽管可以在*守上不至沉沦太深，但在政治作为上，他不得越雷池太多，否则就会被淘汰。个体的政治主张永远不得超出官场的限制。
7、跟着蒋介石经营“圈子”。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在仕途上混的人不在乎你有什么观点，也不在乎你有什么本事，关键在于认识什么人。人是一种圈子动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际圈子。大家的区别在于：有的人圈子小一点，有的人圈子大一点；有的人圈子能量高，有的人圈子能量低；有的人会经营圈子，有的人喜欢独来独往做宅男不会经营圈子；有的人依靠圈子左右逢源，飞黄腾达，有的人脱离圈子捉襟见肘，一事无成。作为一个在官场混饭吃的人，如果不能认识到经营圈子的重要性，他早晚会走进政治的死胡同。所以，要想成为官场不倒翁，那就要千方百针地做好“圈子工程”。
　　当今社会是关系社会，有了关系，难事会变成易事，没有关系，易事也会变难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关系就是生产力。在官场上更是如此。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人要想在官场上出人头地，能干那只是一个基础，离重用还差很远呢，最为重要的是有人帮你。这样你升职的机会才会多。在当今社会，如果没有圈子作为后盾，就算有通天本领，一个人孤军奋战，自我感觉良好，那么是没有人肯买你账的。要学会在社会各个方面交了很多的朋友。大家常来常往，有事相互帮助，关系越来越密切，感情越来越融洽。于是，一个无形的人际圈子就形成了。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是大实话。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关系的社会里，朋友就是资源，圈子就是后盾。经营圈子需要投入时间、精力、感情、金钱等，对此，混迹官场的人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圈子这东西，投入的回报率是极高的，可谓一本万利。
　　 圈子表面上看不清、摸不着，无形无踪，其实它背后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实社会中有的人官不大，但能量惊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论涉及哪个方面的事情，他都能找到人帮忙。单位不是公安局，但涉及公安局的事，有人会出力；单位不是法院，但涉及法院的事，有人肯出面；单位不是财政局，但涉及财政局长的事，有人会疏通。有了圈子，个人的能量、个人的本事、个人的活动范围就大多了。从表面上看，个人的权力并不是很大，但却往往手眼通天，呼风唤雨。其实，这都是圈子起的作用。圈子有一个放大效应。在这个圈子中的人，每个人又有不同的圈子，不同圈子中的人，又有不同的圈子，圈子套圈子，圈子连圈子，形成大网，无可限量。
圈子里有圈子规则。在圈子里，虽然没有什么制度、办法、条例等约束性规则，但是有大家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规则。圈子中的人都是自己人，或者说是“铁哥们”，讲求相互帮助，你帮我，我帮你，你关照我，我关照你。大家有来有往，这次我帮你一把，下次你帮我一把。在圈子中办事，坚持“关系第一，原则第二”。只要关系好，原则可以放弃，制度可以变通。别人办不成的事，圈子中的人可以破例。圈子中的人讲求吃水不忘挖井人。比如，我是上级张三提拔起来的，所以，我对上级张三要感恩戴德，忠心不二。只要张三一声令下，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我要是不这样，我就会被清除出圈子。有时，我也为上级承担责任，甚至是代人受过。大家是利益共同体，要有大局意识才行。从表面上看，我是挺傻的，但这是圈子里的规矩，关键时候，要做出牺牲的。不过，只要你还在这个圈子里，就不会有事的，会得到补偿的。现在能干的人很多，为什么很多人不被重用，看起好像很令人费解。其实，这里的原因很简单，是由于你没有进入管用的圈子里，或者说，你根本没有进入到上级领导的圈子里。如果你进入到上级领导的圈子里，即使能力差一些，毛病多一些，照样能够提拔。上级要提拔你，总会找到理由的，要是不提拔你，总会找到不提拔的理由。这就是机关的潜规则。有人在机关干了一辈子，看上去挺聪明，挺卖力，只是在这方面差一点，就会一筹莫展，窝窝囊囊，抱憾终身。
　　中国近代政坛上，蒋介石的崛起是一个“异数”。蒋氏在“发达”之前，无兵、无钱、无后台，而他却在短短五年之间从上海滩上的小混混，成为中国军阀混战中的霸主，靠的就是他的社会网络。在蒋介石的人际关系世界，他苦心罗织了军界、政界、财经界的关系网，结成一组组死党，成为蒋介石的“发家”之基蒋介石是个“圈子”好手，他十分擅于经营自己政治圈子，也非常善于利用各种关系帮助自己营造个人势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主要的手段是以下三方面。
一是放大同乡之谊。
　　首先，蒋介石善于利用同乡关系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国民党内当权的，大都是浙江人。军事上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整个特务系统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的郑介民和湖南人的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
　　其次，蒋介石擅长利用同乡关系，笼络中央大员。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孙中山革命，地位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人，充分利用中国人讲究同乡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顾问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接触，作为接触蒋介石的终南捷径。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督率军队，孤军深入，直插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冯军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蒋，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发表，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经于右任首肯的。 西安事变后，于右任身为国民党的监察院长，又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他决心利用自己陕西人的身份跑一趟。但杨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数十年的原因。
　　蒋介石还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实现他对地方的控制。在讲究地域血缘关系的中国，是不满意外人治理自己家乡的。为了对抗蒋介石，他们往往打出自治口号。蒋介石为了使地方统一于他的领导之下，也充分利用这个心理，他往往委派自己的亲信，到他的家乡去管理，从而达到统治地方的目的。 四川是大后方，但四川自从满清垮台后，就成为"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蒋介石管不着，而内部长期军阀混战。为了使四川地方势力臣服，蒋介石决心利用四川同乡，打入四川内部。当时蒋介石的亲信中，戴季陶、张群和康泽是四川人。戴季陶虽然是四川人，但其籍贯其实是浙江吴兴，虽然长在四川，而实际与四川不亲。张群早年从四川到日本留学，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当时四川在蒋记中央最有实际权力的一个人。康泽是蒋介石黄埔系学生。为了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康泽先行入川。
　　以康泽为代表的蒋氏势力进入四川后，康泽充分利用他的川人身份，与地方势力明争暗斗，发展了很多地方势力加入国民党。虽然最后强龙难以压住地头蛇，但毕竟为以后的蒋介石进入四川打下了基础。
　　 俗话说："亲不亲，家乡人"，我国传统上是最讲究同乡关系的。在官场上，大家可以政见不同，但同乡之间多少还是要讲究面子，关键时候更要互相帮助一把。如一个人不讲究同乡，做了出卖同乡的事情，这个人的声誉就要受到很大影响。从好的一面来说，同乡关系可以增加团结，互相帮助；从坏的一方面来说，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小圈子，形成政治斗争。
　　 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非常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帮助自己营造个人势力，也非常擅长利用中国人的同乡关系特点，利用同乡关系编织关系网络，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二是政治联姻强化圈子。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官场中人，把政治联姻作为扩充自身势力的一种手段，依靠婚姻结成政治上的联盟，是很多官场中人稳固自身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官场上的人都不是孤立的，权力的争斗也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而是两股或者多股势力间的斗争。如果你要涉足官场，特别是某一级别的层面，你就必须了解这一级别的各种势力，每一级别又背靠更高一级别的政治集团，形成政治上的生物链。小级别人物玩政治，如果你不暗其中的道理，哪怕就是削尖脑袋也不一定能够进入一定的势力范围，或者根本无法进入，就像永远只能漂浮在水面上的小鱼。
　　在蒋介石发迹过程中，通过与宋美龄结婚，从而与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产生割舍不了的联系，对其一生的事功有重大作用。自古以来，中国是十分讲究裙带关系的，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蒋介石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很大，又常在江湖上“混”，对如何通过裙带关系，帮自己夺取权力、巩固权力这一套，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在蒋介石发迹过程中，通过与宋美龄结婚，从而与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产生割舍不了的联系，对其一生的事功有重大作用。
　　 1922年，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时候，立即为其所吸引。宋美龄举止大方，容貌端正，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对于当时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蒋来说，他以前的三个夫人都显得土气，与他的前程越来越不合拍，这是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最初动机。但更重要的是，与宋联姻的政治好处是不可计数的。
　　 首先，宋氏家族是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与宋联姻就能获得宋家的资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蒋介石的家庭世代经商，没有可以炫耀的资本。宋家则不然，宋家起源于今天海南省文昌，宋美龄的父亲宋查理很早就去美国，在美国接受了基督教，回国后经商，是上海滩的大富豪之一。宋查理还支持中国革命，与孙中山的私交非常好，曾经用自己的家财支持革命，是著名的“革命”家庭。宋查理死得很早，他的六个儿女走上各自的人生之路。长女宋霭龄嫁给山西人孔祥熙，孔是山西的大财主之一，以经营钱庄为生。二女儿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被称为“国母”。长子宋子文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由宋庆龄介绍，到广东省担任财政厅长，不几年就使广东财政出现新的气象，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蒋介石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高，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相比，与孙中山的渊源也不深，这是他十分忌讳的事情。如果能够与宋美龄结婚，就与孙中山有了亲戚的关系，这在讲究封建宗法关系的中国，多少给蒋介石的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
　　 其次，宋氏家族是当时中国有钱的集团——江浙集团的代表，与宋联姻，就给自己的政权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在沙滩上，这是蒋介石十分清楚的。
　　 宋查理1886年回国之后，就从事实业，最初办理出口，后来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到1894年宋已经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出版商和实业家。宋查理的夫人倪桂珍也是上海富豪家庭出身，是明代大学士徐光启之后。宋查理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和江浙商人建立很广泛的联系，成为江浙财团的核心家族。蒋介石与宋家联姻，自然就多了一个和江浙财团联系的渠道。况且宋子文很早就以理财高手著名，孔祥熙更是著名的大财阀之一，金钱与武力的结合本身就是政治，这是蒋实现自己抱负的保证。
　　 第三，宋氏家族与英美势力有天然的联系，和宋氏家族联姻，打开了与美国和英国联系的渠道，为自己的政权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奠定了基础。虽然蒋介石屡次否认自己与宋美龄女士的结合与政治有关。但他在结婚那天，却大言不惭地说：“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美龄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旧中国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这明确无误的政治话语，无疑是对蒋介石关于蒋宋联姻无关政治的最好反驳。
　　 蒋介石早年在日本留学，对英语和英美文化完全是陌生的。在北伐以后，日本反对蒋介石统一中国的行动，蒋介石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外国靠山，而英、美本身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也需要一个政治代表保护他们的利益。英、美与蒋介石都有需要，只是少了一个牵针引线的人。宋氏家族的成员都是基督徒，接受的是正规的美国教育，和美国有很深厚的联系，用宋家打开与美国联系的通道，是再合适不过了。蒋宋联姻有感情的因素，随着蒋宋生活时间的推移，感情的因素无疑越来越重要，但蒋宋联姻的政治含义远远大于这场婚姻本来的意义。
　　三是广交朋友，为我所用。广交朋友是官场升迁的一个法宝，不要小看身边的陌生人，说不定哪天他就是你的上帝呢！不要总是跟那几个你熟识的谈得来的朋友在一起，走出你原有的圈子，朋友越多越好。朋友就是你的人力资源，你拥有多大的朋友圈子，你就有多广的知名度，而知名度对你来说永远都是很重要的。蒋介石是一个社会交往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后来之所以发迹很快，除他本身的政治军事才能、孙中山的信任，以及他自己耍的阴谋诡计外，善于交往，能够笼络各种人物为其所用，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蒋介石结交朋友，往往并不在乎对方声名，他只关心是否对自己有用，不管黑道、白道，只要对自己有用，他一定去认真接纳，并不忌讳对方的身份。而且在发迹之后，他往往也不隐瞒自己与那些流氓势力的结合，相反还给以很高的礼遇，这就使那些黑道人物，或者既黑又白的人心存感激，无不竭尽全力报答。这一点，可谓是蒋介石擅于摸透人心的体现。 蒋介石在上海依靠的黑道人物一是虞洽卿，此人商人出身，但与上海青洪帮来往密切。另外一人为黄金荣，上海黑帮老大，为蒋介石老师。蒋介石在发迹过程中，受这两人恩惠很大，后来蒋也给予很高礼遇，而这两人对蒋也是忠心耿耿。
　　
8、跟着孔明学“炒作”
　　也许你鄙视，也许你不服，但你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妙作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人们的选择。中国官场历来是一个得炒作者得天下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懂得炒作就等于是不懂得官场规则：不懂得炒作在官场或者商场就没有未来可言！
　　浩在机关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谁都说他做事认真负责。三年里，他所在的部门换了三个主管，每个主管都认为他很能干，但是，他的职位却老是在原地徘徊不动，反而是一些新来没多久、资历不如他的人很快就得到了提升，职位高过了她。浩心里的不平衡和怨气可想而知。
　　辉和坤几乎是同时到乡镇上班的。两个人学历相似，经验也差不多，同事们也认为他们的能力不分高下。但工作两年后，辉已经被市委办公室挖走，成为一名科级干部，而坤仍待在原来的乡镇和停留在原先的位置上，辉的好运气让他既羡慕又嫉妒。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机遇总是与你擦肩而过，降临到别人身上。面对这种情况，有人把责任全推到老板身上，认为老板眼光太拙，不会知人善任。其实，你该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在现代职场中，要实现升职的理想，只是默默耕耘已经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了，适当地运用一些炒作技巧，尽量释放自己的才能，才可能水到渠成。
　　如果说炒作，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先生应该算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易中天先生曾在品三国中间介绍过他的炒作，在这里我也只是炒冷饭。都说现在的明星善于炒作，现在的官员懂得炒作。但与诸葛亮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诸葛亮的炒作之术可以说是有铺垫，有情节，有高潮，最后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那就是落下了神人之名，忠臣之誉。
　　第一招是“看疗效更要看广告。按现时的说法，找名人做广告，做“托”。首先这出面的人，必须有份量，是高人。古时没有脸熟的名人效应，但还是有些如僧道中的高人的，这些人的推荐，就是实力的保证。这些高人，是真正的隐者，隐者中的第一流人物。不少名士懂得曲线救国的妙招，想要一官半职却偏偏不说，先远远地离开官场是非地，费尽心思和花边新闻小道消息拉上关系，通过宣传造势把自己的清名炒作起来，然后就等着官职找上门。而诸葛亮就是通过当世名人水镜先生司马徽之口来炒作自己，徐福、庞统等都要求司马徽推荐，诸葛亮不可能会不找他荐引的。这个人很会做托，对人的心理揣摩的本领超强。刘备马跃檀溪后，借宿于水镜先生庄园，水镜先生就向刘备很技巧地荐引了两个人，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又不明白说破，故弄玄虚，吊了一次刘备的胃口，害得刘备逢人就问是否伏龙凤雏，及至徐福来见，还以为是其一呢。后来，徐福离开刘备后，水镜先生亲自上门，极力地称赞了诸葛亮一番，说到诸葛亮的才能，水镜先生说：“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说得刘备目瞪口呆，心驰神往，更加坚定了请诸葛亮出山的决心。至于“元直走马荐诸葛”，是不是出于诸葛亮的策划，是很显而易见的，作为孔明密友，元直安得不荐？事实上，刘备三次去拜访诸葛亮，两次都没有见面，除了是诸葛亮的故意安排外，还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看出诸葛亮是精心策划了其“高人荐引法”的。而在造访诸葛亮的过程中，诸葛亮就更是将吊胃口的炒作之术运用到了极致。先是故意躲猫猫由崔州平应付一阵，而后石广元和孟公威继续跟进，从侧面介绍孔明的莫测高深，然后再是弟弟诸葛均、岳父黄承彦等。至此，诸葛亮已经把除了自己的黄脸婆黄月英之外，所有能发动的狐朋狗友、内亲外戚全部都动员了起来，不消停地轮番刺激刘备，刘备的胃口一次又一次被高高地吊了起来，诸葛亮此时在刘备心目中留下的印象，那叫一个神秘，那叫一个伟岸，那叫一个高大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诸葛亮这诸般行为，都是在为炒作自己而已。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都是诸葛亮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
官场之上，不但要学会在成功法则中展示自己，也要学会如何宣传自己。简单地说，宣传就是为自己营造一个光环，让人们对你产生更好的印象。人的认识活动有一种“润泽性”，比如一个人的某一品质被认为是好的，他就被一种积极的光环所笼罩，反之，该人就被赋予其它不好的品质，这就是“光环效应”。 用“成功”搏取成功。对于刚刚开始奋斗的创业者来说，营造成功者的形象尤其重要。诸葛亮为炒作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些广告用语，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散布儿谣，“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到头天命有所归，泥中蟠龙向天飞”。童谣的宣传作用是巨大的，历史上的很多大事发生之前，都会制作一些童谣来增加预言性，达到天命所归的蛊惑性。这首儿谣流传于荆襄一带，极有可能为诸葛亮的散布。二是宣扬道号，借别人之口，扬伏龙、凤雏道号，以龙凤喻其才，可能是诸葛亮、庞统的共同策划。弄得到处都在揣测伏龙、凤雏为何许人也。三是制作流行歌曲和作文章。诸葛亮曾作过几首歌，隆中一带的农夫人等都会唱：“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容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诸葛均唱的那首歌，自然也是诸葛亮的杰作。可以想见，诸葛亮的“粉丝”还是很多的。刘备两次拜访诸葛亮时，途中就经常听到这样的流行歌曲，印象是极为深刻的。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很著名的，连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也很欣赏，在路上还边走边吟：“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片，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确为上乘之作，难怪诸葛亮岳父欣赏的。至于在刘备苦等了几个时辰才醒的诸葛先生，吟了一首诗才起身：“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摆足了架子，方才扭扭捏捏地出山了。 在这样的炒作高手面前，我们的刘董事长如何敢不求贤若渴，如何敢不“三顾茅庐”以求呢?在刘董事长拜献金帛礼物，高薪聘请之下，诸葛亮正式出山，被拜为军师，成为刘备集团的二号人物。
第二招是“装隐士是幌子”。在我国古代，“装隐士”其实是一条做官的通天捷径，所谓隐士，其真正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出仕，诸葛亮表面上“不求闻达于诸侯”，实际上一双眼睛时刻关注着世界动向。“装隐士”在我国历史上不乏有成功案例，譬如唐代的卢藏用，就曾经刻意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借此得到了很大的名声，因而做到了礼部侍郎（六部之中的副部长），“终南捷径”就是由此而来。隐居的目的，至少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的。一是做隐士是一条当官的捷径，隐者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出仕，这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唐代的卢用藏就借鉴了这种方法，走了一条“终南捷径”，也成功地做了官。二是做隐士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诸葛亮后来给刘氏集团的继承人刘阿斗的《出师表》中，就明确地提到了这个目的，只是后一句“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就千万不可相信的了，果真如此的话，刘氏集团的创始人刘备又从何得知呢？乱世之中，明哲保身，非大智大慧者不能为之，如陈宫之辈就显得草率了，结果就输掉了性命。诸葛亮教弟诸葛均一首歌中唱道：“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仕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很好听的一首歌，刘备当时就听痴了，成为诸葛超男的“粉丝”。第三个方面的考虑，襄阳地处荆襄一带，与刘备当时栖身之地新野不远，便于刘备的“三顾茅庐”方案的实施。不然，如果隐居地太远太偏，纵使诸葛亮真有管乐之才，刘备也不能请他出山了，非不为也，力有未逮耳。 有论者认为，历史的真相不是刘备三请诸葛亮，而是诸葛亮主动登门自见。其依据是《魏略》中的记载：“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魏略》是三国时魏人鱼豢所作，成书于《三国志》之前，系当代人实录当代史，颇为可信。西晋司马彪所著《九州春秋》中关于此事的记载，也与《魏略》相同。所以，有人如此推敲“三顾茅庐”的来龙去脉：“诸葛亮胸怀大志，但一直怀才不遇，后来听说刘备重视人才，于是登门拜访。刘备跟孔明交往了一阵子后，觉得‘孔明年幼，无甚才学’，于是找个理由辞了他。但是诸葛亮锲而不舍，又拜访了第二次，在第二次谈判中，诸葛亮体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刘备便静下心跟他详谈了很久，并告知诸葛亮当时的天下局势，不过，后来刘备觉得诸葛亮在军事上的才能有所欠缺，不是自己目前急需的人才，就第二次解雇了他。被赶出两次后，诸葛亮并没有灰心，而是结合刘备告知他的天下情况深思熟虑，并最终对当时中国发展形势做出了正确预判，这样他在第三次拜访刘备中终于用《隆中对》打动了刘备，并被直接聘用为高级顾问。”
　　 《出师表》是记录“三顾茅庐”名气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早期作品，而记录者诸葛亮是该事件的当事人，其被神化了的形象，使得许多不愿费力追问真相的人们相信确有其事。但是，有人却通过种种迹象，分析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要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不过是自我炒作的一种手段罢了，高明之处就在于，诸葛亮在歌颂和美化刘备礼贤下士的高尚品质，使刘备成为千古楷模的同时，也使自己名垂千史。古人也许没有现代人这样喜欢刨根问底，也没想到诸葛亮是利用刘备炒作自己，或者根本就是在以讹传讹，所以，之后的《隆重对策》和《三国志》不过是《出师表》的附会之作，而说了真话的《魏略》却被忽视了！
第三招是“丑媳妇也是亮招牌”。东汉的梁鸿娶了号称我国古代“四大丑女”之一的孟光，得到了很大的名声，成为当时的“名士”。诸葛亮分明是想要抄袭梁鸿，捞点儿名声，何况诸葛亮一家这时候已经是家道中落，而岳父黄承彦是当时的社会名流，黄家为当时的望族，交往的都是达官贵人。而诸葛亮娶丑媳妇，其实攀高枝打广告，是一种自我营销手段。诸葛亮的老婆叫黄硕，据说人如其名，身体壮硕，黄头发，黑皮肤，皮肤上起一些鸡皮疙瘩……这样的描写颇让人生疑，估计是经过历代伪纪实作家加工出来了，不过黄女士相貌丑于当时50％的女青年大概是接近事实的。那么假如诸葛亮的老婆真如貂蝉般漂亮会怎样呢？首先他的岳父大概就不会是黄承彦了。黄承彦当年为了成功地推销自己的女儿给诸葛亮可谓处心积虑，先是破除世俗观念，没有媒妁之言，自己找上门来问诸葛亮：“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堪相配。”后是在自己家走廊布置展示女儿才艺的机械狗、书画、盆景，终于让诸葛亮就此决定结束自己大龄青年的生涯。黄承彦之所以肯如此主动积极，都是因为女儿丑，产品不好就得加大促销力度了。假如黄承彦的女儿是个大美女，那就怎么也轮不上当时还是个农村文学青年的诸葛亮了，以黄承彦的名声，美女女儿多半会被曹操或者曹操的儿子这样的顶级成功男士拥有。这点在那个非民主社会，甚至不会以黄承彦的意志为转移。失去了黄承彦这样的名流岳父，诸葛亮会怎样？估计一辈子也难以被主流社会炒作成“卧龙”。 而诸葛亮后来又娶了个荆州小美女为妾，这也弥补了老婆外貌的不足，证明了自己审美取向并没有扭曲。事实上他的聪明做法至今仍为许多官场成功人士所效法，很多人在仕途上功成名就之后就并未与自己的糟糠之妻离婚，只是在外面包养漂亮的二奶而已，只是最后没有落得身败名裂。
　　说到诸葛亮最玄乎的一招炒作之技，当数借东风。不少人遇到突发事情，会情不自禁地扮鬼脸或大叫：“糟了，坏事了！”这会让人觉得你不成熟，而且不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有惊慌失措的表现，能够“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才会显出你的大将之风。赤壁之战万事皆备，可独缺东风。作为“同盟国”海陆空三军总指挥的周瑜，因为气候条件不利于火攻，气得口吐鲜血，而诸葛亮却故意对周瑜密书十六字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诸葛亮此举无非是为了刻意夸大和强调“东风”的作用，其实如果没有周瑜前面的许多准备和铺垫。而诸葛亮此番之所以能够炒作成功，得益于他年轻时生活于长江一带，掌握了一些基础的气象知识，但诸葛亮后来装神弄鬼的所谓“筑坛祭天”之举，未免就有些画蛇添足虚头八脑，炒作得太不厚道。从其出山伊始，诸葛亮就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功力。通过一次次有目的的个人炒作，诸葛亮彻底征服了刘备及其刘备集团的所有成员，从此以后，诸葛亮的官途和个人声望都达到了极限，直到把自己炒作成介乎人与神之间 跟着萧何学“会事儿”
　　
　　早前曾有一个案例，一个高校老师玩腐化，到美容美发店嫖娼，谁料时运不济，让警察逮住了。以为罚点款就可以了事的他，在得知要行政拘留后急了，说：“明天有我的课。我不能为了个人的事，耽误了学生的课。”我宁愿相信他在说这句话时是真诚的，至少不愿意因自己的丑事耽误了学生上课，比那些只顾自己风流快活却忘了工作的人强很多，从这个角度说，这老师还挺“会事儿”的。
　　 一个很有笑点的旧闻，却引出了“会事儿”这么一个命题，现实的幽默就是这样黑得令人几近崩溃。幽默也好，崩溃也罢，既然说到这儿了，也就有必要说说“会事儿”这个问题了。什么叫“会事儿”，就是说这个人在关键节点会办事，能办成事，办好事。
　　要说在官场上“会事儿”的主，萧何应该算是个中好手。
　　一是“中庸之道”才是正道。
　　有一个词叫＂买官粥爵＂就是西汉产生的．其背景一是由于＂文景之治＂是许多商人富得流油，一是由于汉武帝准备反击匈奴，需要大量的钱粮．这样就产生了＂买官＂的念头．而 商人急于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然也乐意为之．于是买卖就做成了。其实，最先＂买官＂的时代大约应该在秦朝，最先“买官”的人应该是萧何。
　　 萧何的出身一般认为是“小地主”，萧何的职业大约属于“公务员”（秦朝县政府的“主吏”，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室主任），他在村干部（亭长）刘邦率领民夫服劳役时向刘邦付了买官的定金，就是后世共知的二百大钱．不用侦察就可以想象，这二百大钱应该不是“收刮”的。后来刘邦做了汉王，萧何做了汉丞相，跟项羽楚河汉界，打得你死我活．萧何为了刘邦的胜利，当然也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丞相位置，说的更远一些，是等待刘邦的公司办大了，自己能够谋取更高的官位，一咬牙，把全家所有的钱财全部交给了刘邦。以司马迁之刻薄，都明白地说萧何的＂买官资金＂是自己积攒的．萧何在刘邦胜利后做了宰相，甚至还加相国之爵，享受二百警卫的保护。萧何“买”的成功，刘邦“卖”的也成功。萧何是一个人才，用现在的话说是司法专家、民政专家、后勤专家。刘邦当平民、当无赖的时候，人家萧何已经是一个小官了。萧何在泅水郡当卒吏，在政绩考核中，曾名列榜首，说明他是一个很有水平、很能干的官。但萧何没有官架子，他看得起平民刘邦，把他当朋友看待。这时，刘邦常常巴结人家萧何。萧何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处处给刘邦以帮助，这对刘邦日后起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后来刘邦起兵造反，想到了萧何，让他当了县丞，这是萧何当副手的开始。萧何是文官，管的是处理财税、安抚百姓、颁布政令、为军队供应粮草等后勤工作，他做得极为出色。在多次战役中，当刘邦处在最危急的时刻，多亏萧何前来支援，才使刘邦化险为夷。特别是在夺取秦都咸阳以后，众将都在争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保护了秦朝的文书档案、律令图书等，所以，刘邦能对全国的军事要塞、地形地貌、人口多少、经济现状了如指掌。在打下江山以后，萧何在评功中获得了第一名，为此，刘邦恩赐他上朝时可穿鞋带剑，不必遵循常理。可是萧何处处遵守礼仪，他知道皇上可以让你放肆，那是对你的恩赐，你铭记在心就是了。你要真的放肆了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了，那就要倒霉了。所以，他把分寸掌握得极为得体，没有因为细节问题为自己惹是生非。这是萧何的明智之处。
这个世界进入现代以后，教育愈发普及，学习前人的经验愈发方便，于是许多人“掌握”了一些前人的小把戏，比如能够把鸡蛋竖立起来，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也跟着前人一起叫嚣-----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些人只知道杠杆原理，而不知道这个支点如何安上，这个撬杠需要多长。说句实话，说实话,任何人都无法撬动地球.同样狂妄的叫嚣还很多.比如，经商者总是嫌自己的“公司”不够大，吹牛就是世界跨国集团的老总我也照样干，为官者总是埋怨自己的“职位”比较低，自诩美国总统也照样当，比奥巴马当的还好些。或许，老总真的就是人人可以当的，总统也是人人可以当的。奇怪的是“人人”说说而已，并没有去当或者说并没有当成。
　　萧何是真正的官，而且是“大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可是并没有谁说他“爱当官”，因为他屡次“让官”，一次是沛丰起义的时候让刘邦，极力把刘邦推上“一把手”的位置。另外一次是让张良，把战争年代最显赫的“谋士”职位让给了张良，应该说，刘邦的
　　“老板”做的很称职，他把公司开遍全国便是明证;张良的谋士当的也很成功,刘邦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便是明证。反过来说，如果萧何吹牛，一把手我照样当，谋士我照样当，谁会相信你。
　　萧何的明智在于自知之明，有大局观。咱没有气魄，就不是“一把手”的材料，咱不敢犯颜直谏，也不是前沿军师的材料，既然循规蹈矩，那就做一个“大管家”，勤勤恳恳，打理事物。最后，萧何做的也很成功，古往今来的“理财能手”，怕是没有谁能跟萧何相比的。
　　萧何帮助自己走向成功，他知道，官并非当的越大越好，找到适合你的位置最重要.　长期琢磨萧何这个人物，主要是因为他性格平和，为人端正，有理想有追求，颇能够作为中国文人的代表。萧何处世，颇能够体现中国人提倡的“中庸”的特点。比如前文谈论过萧何是想＂做官＂的，尽管说做官是为了更好地＂做事＂，但是萧何依然是平和地对待做官的追求，一不是非当不可，例如他曾经拒绝过秦朝御史举荐他到咸阳“做大官”的机会；二不是当得越大越好，主要体现在他在沛丰起义初期放弃当“一把手”的机会，力推刘邦主政，后来又是很“明智”地把首席幕僚职位让给张良．
　　不过，后人多拿萧何助纣为虐，帮助吕雉实际上就是帮助刘邦杀害韩信来否定萧何的人格，很值得商榷．明哲保身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信条之一，毕竟伴君如伴虎，稍微弄不好不仅会丧失性命，甚至株连九族，把一切功劳完全否定，或许还要定性为什么“叛国分子”。所以，在某些时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还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说，萧何是比较“中庸”的，比较＂会事儿＂的。他所做的一切，固然不会伤害自己，但是也绝对不会损害他人。他所做的一切，时常会有利于自己，但是也尽量会有利于别人至少不会去坑害别人。这种人是普通的人，很多，谈不上“伟大”，但心不黑．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因为时局决定他们的选择，只能这样做人。以刘邦之杀功臣的手段，萧何能够即奋发作为有不动声色，善始善终，难能可贵。
二是官场只要红不要紫。
　　萧何在官场之上坚持一条原则，那就是只要红而不要紫，绝不发展到＂红得发紫＂的地步，抢了领导的风头。比如韩信发展到最后，他的人气指数大有赶超汉王之势。　
　　在刘邦面前萧何是“红人”，刘邦的＂亭长＂是萧何保举的，刘邦的老婆是萧何牵线的，刘邦＂出差＂别人只送三百钱，萧何就送五百钱，这不是关系铁又是什么．再后来，刘邦干起了＂事业＂，又是萧何极力把刘邦推到“沛公”的宝座，收拾了秦朝户籍档案，制定了收巴蜀定三秦争天下的策略，聘请了韩信大元帅，这不是贡献大又是什么。再再后来，刘邦做了皇帝，萧何为刘邦制定《九章汉律》，治理天下从此秩序井然，萧何为刘邦修建了未央宫，把皇上的贡献通过建筑昭示天下。所有这些，刘邦心知肚明。
　　 当然，对于萧何的“忠诚”，刘邦也给予厚重的回报。刘邦封萧何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允许萧何可以佩剑上殿，而且还可以免去脱鞋小跑等礼节，更重要的是刘邦封萧何家“一门三侯”，连老婆都封侯！不是红得发紫了又是什么？平和中庸的萧何深知这样的危险。当初群臣们打着曹参的旗号挑战萧何的第一功臣位子就是遭嫉的明证．为了保全自己，他知道自己只能红不能紫．于是他极力“淡化”自己的色彩。此时，萧何家的一个门客警告萧何：“你离灭族不远了。你这样孜孜不倦地做事，老百姓越来越爱戴你。皇帝多次派人询问你干什么，其实害怕你占有关中地区啊。你为什么不多买些田地，用低价赊借来败坏自己的名声呢？只有这样做，皇帝才安心。”萧何是个从善如流的人，他没有“我是相国，你一个门客是什么东西”的想法，他听从了门客的建议，主动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主动授刘邦以把柄。结果刘邦狠狠地批评了萧何，还卖了一个不追究萧何的人情，为此刘邦大为高兴。想想看，萧何如果不这样做，就凭刘邦心狠手辣、极爱猜度的性格，能放过萧何吗？
三是当好副职很简单。最佳男主角也跑过龙套，任何一个领导班子，都是由正职和副职构成的，副职在单位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既是主角，同样又是配角。翻遍二十五史，一同打江山的副手，大多是白忙，最后鸡飞蛋打一无所有，甚至危及生命。萧何跟随刘邦几十年，在官场上风光几十年，不能不说他是位高手。萧何有什么过人之处？一句话概括就是，认清自己，准确定位。
　　 认清自己，说起容易做起难。要客观的认清自己，首先自己必须有优良的品质，充分看到自己的优缺，为以后的长期发展铺平道路。萧何是位品质优秀的人，他为人忠厚，待人诚恳，生性喜爱助人，为他以后辅助刘邦起家建国做了铺垫，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认清自己，其次是认清自己的的能力。自己能吃几碗饭，喝几碗粥自己心知肚明，夜郎自大，万不可取，打肿脸充胖子、滥竽充数者到什么时候都是时代淘汰的对象。当然，是人才，就给自己寻找一个能让自己充分展示的平台，淋漓尽致的表现，不要被埋没，眼光敏锐的伯乐也有失误的时候。萧何文韬武略，在刘邦起兵后，他负责财税，安抚百姓，颁布政令......很多工作作的都很出色，刘邦极其相信他，委他以重任。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给萧何、刘邦、韩信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没有才干，妄自尊大之徒断然干不了这么大的事业，当然，萧何的成功也是善于用人的刘邦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认清自己还要看清自己所在的位置，把握准自己的权限范畴。在自己的工作的范围内恪尽职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做到上不瞒，下不欺。每一个人做事不可超越自己的权限，谨慎行事方能成大事。
准确定位，说白了就是很好的为自己找准一个“点”，定准一个“位”。 萧何能够平安地当刘邦的副手，最重要的不是他有惊世伟才，而是他能淡化自己的色彩，凡事服从听命于刘邦，有好事全让给刘邦，能够委曲求全。这样使刘邦觉得萧何不是同他争利益，而是处处把利益留给他。所以，刘邦在平定天下后，尽管对功臣大开杀戒，但对萧何网开一面。《史记》上记载，萧何做事好请示，无论是制定法令制度还是建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总是尽快向刘邦报告，得到刘邦同意后，才开始实施，从不自作主张。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勤请示，勤汇报，按上面的指示办。这看上去好像是没有主见，其实，这是最为高明的主见。刘邦是个大老粗，痞子出身，对治国之道一窍不通，萧何想怎么办，他一般都会同意。萧何凡事等刘邦同意了才办，这样效率可能低一些，但确实极为保险。他的这一做法，使刘邦极为高兴，让刘邦认为这样体现了自己的权威，也觉得萧何极为尊重自己。所以，在最后论功行赏时，他全力主张把功劳的第一名给萧何。在日后几十年的副手岗位上，萧何都一如既往地惟命是从，服服帖帖，克己奉公，处处为刘邦着想。所以，在刘邦看来，这个副手既能干工作，又没有野心，是靠得住的，所以他破例没有剪除萧何，君臣得以相安无事几十年。
　　四是提携新人“留后路”。官场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世态炎凉的地方，所谓人走茶凉。这个世界上势利眼甚众,你若在“位置上”就会有许多人众星拱月，若是“离开了位置”的话，那就是“墙到众人推”，给落井下石者提供了绝好的表演时机了。所以，“留后路”就成为官场上保持长盛不衰座右铭。于是，高高在上的人们就要注意好事多做些，坏事少干些，花儿多栽些，刺儿少种点，免得“遭殃之时”掉到井下挨别人太多的“石头”。
萧何当然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也无法确保自己不会在某一天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他有必要为自己“留后路”。不过，和一般人相比，萧何的眼光似乎放得更远一些。别人都在考虑，自己倒台以后不要有太多的敌人，而萧何着少的是万一自己落难了要有许多“保护神”。所以尽管萧何也曾经"大难临头",但到底还是有惊无险.自古以来，身为朝臣而跟皇上顶了牛，一不赔礼二不道歉三不认错四不治罪,反而让皇上让步者,除去萧何，怕是"绝无仅有".
　　 萧何得以“全身”的重要因素的一个方面就在于能够提携一些有潜力的年青人，为自己“留后路”.。萧何提携的年青人中间不光武人，也包括文士。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陆贾，一个是刘敬。萧何为陆贾的“铺垫”主要在出使南越而建功上。刘邦晚年，既有韩信、彭越等“内忧”，又有匈奴之“外患”，危机四伏，偏偏南方赵他又闹起“独立”，不服从朝廷管辖，无疑给汉朝政治雪上加霜.为解决南越问题，萧何派陆贾前往，并指导其以柔可刚，攻心为上。陆贾功成又把其中的体会写成《新语》敬献刘邦，讲述“马上打天下，文化治天下”的道理，奠定了他作为后世文臣柱石的基础。至于刘敬，虽然年龄不轻，但跟萧何相比仍然属于年轻干部。他本来在甘肃服役，返回途中路过关中，此时,刘邦正在选择首都的问题上游移不定。萧何的根基一直在关中，但是又不便于直接出来表达定都的意见，于是跟刘敬暗示一番，并示意自己在洛阳的老部下，现在刘邦的卫士长负责引见，果然刘敬一举成名。
　　萧何之聪明，在于只做好事，不图回报。换言之，叫做只提携后进，而不把别人视为一己之私或者什么党羽，更不结成什么党派或者团体。因为那是皇帝老儿最忌讳的事情，不仅不会带来安全，相反会造成灭顶之灾。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在以后刘邦忌讳萧何，而要把他他下狱治罪的时候，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随声附和。可见做官做到这个地步，萧何是应该没事偷着乐的。
10、跟着吕不韦学“投资”
　　曾经在杭州游玩的时候，去过岳王庙，也拜访了那对举世闻名的跪了几百年的黑色夫妻，但是我没有随着人流吐出口里的痰，一是因为个人觉得自己还算个文明人儿；二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两个问题：岳飞武功盖世，手握重兵，怎么会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秦桧杀死？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最后还是多年学别人做股票的经历让自己开了窍，用做股票的行话讲，岳飞是未看清大势，逆势而为啊，通俗点儿说就是不识时务。他怎么不想想，你把二帝迎回来，那把赵构皇帝往哪搁啊？
　　 遍观中国古代官场，犯岳飞这样错误的层出不穷，每朝每代都不乏其人，原因无他，性格决定命运。这个性格就是求官、做官的性格。我把这个性格分成了三类：武人性格、文人性格、商人性格。
　　 武人性格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拼”。不工心计，只讲胆量；敢拼敢杀，绝对忠诚。领导喜欢当枪使，敢为领导抛头颅，撒热血，只要没把命搭上，一般就能得个一官半爵。这种性格在菁英荟萃的官场上没有太多市场，成功率较低。
　　 文人性格的特点还是一个字“等”。恃才傲物，自命不凡，总觉得自己是块金子，等着识时务的领导来挖掘。比如姜太公同志，80多岁了还举着一根没钩的鱼竿，他不想想万一周文王不上钩呢，他的一肚子经纶可能就带到棺材里了。姜太公的影响非常不好，因为其后的中国文人纷纷以他为榜样，都学会了举鱼杆，但凡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的，就躲进闺房里，心里急着有人娶，嘴上还说不想去。比如诸葛亮，在茅庐里憋了几年憋出个三分天下，让人家刘备三顾茅庐。如果是十分天下，刘备可能就要跑十趟茅庐了。文人性格的结果是得志了就认为理所当然，再大的领导也敢理论理论，比如比干、魏征；失意了就心灰意冷，感叹怀才不遇，比如跑到竹林里打铁的“竹林七贤”，“采菊东篱下”的陶泽县令。
　　 商人性格的特点也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灵”。求官有灵性，象警犬一样，会看人、会闻味，擅于察言观色，精于见风使舵，勇于做为人不齿的墙头草，所以他们可以平步青云，坐火箭上天。比如业务足球运动员高逑，一看皇帝爱踢球，便苦练球技，终于凭着临门一脚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风雨之后见彩虹，努力终于得回报，完全符合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啊。岳飞虽然会武功，善带兵，但骨子里还是文人性格。背上刻着精忠报国，却忘了国不过是皇帝一个人的家产而已，所以他敢主动辞兵权和皇帝耍性子，敢不顾皇帝的私心非要直捣黄龙，迎二帝回朝，结果搞得皇帝非常不爽，使了个颜色，秦桧就下了毒手。
商海无间，官场有道。商场官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联合体，纵横交织难舍难分，官员可以高台跳水当商人，商人也能摇身一变成官员，于是就有了名利场上的翻云覆雨。说到官场之上的“投资第一人”，非吕不韦莫属。
　　 吕不韦是战国时期杂家的代表人物，他有着从商人到宰相、到国父、再到中国历史第一个统一王朝的皇帝的生父的奇迹般的经历。　　
　　一是官场投资同样有风险，眼光很关键。 瞅瞅股票市场，那些技术派高手，不就是官场上的武人吗？天天追涨杀跌，忙进忙出，结果呢？今天赚得兴高采烈，明天赔得莫名其妙，算算总帐，赔多赚少，银子不见了，头发掉光了。真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而提倡价值投资的无异于官场上的文人，不看市场热点，只凭自己喜好，股票涨了就说我的金子被市场发现了；股票不涨就说市场真是瞎了眼。是金子总会发亮的，这句话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啊。没有人挖掘，地下的金子跟瓦块有什么区别？！象我做过的股票，净资产2.55元，每股收益0.3元，每股现金流0.61元，净资产收益率11.75％，年收益增长22％，而股价不到4元，怎么看也是价值低估啊，怎么看都是块难得的金子啊，可它偏偏就是跌了，主力象陈世美一样断然抛弃了这个秦香莲，我到哪找包公说理啊？
　　 视死如归在股票市场不会成为英雄，只会让市场洗刷得一干二净，裸体出场。要成为真正的高手，应该向官场上的商人学习，要紧密团结在市场周围，要学会趋炎附势，要勇于见风使舵，要精于察言观色。
　　 毕竟，在市场中比赛的不是谁出手快，而是看谁赚的最多。
　　吕不韦当时往来于各国经商，已小有积累，但他显然不满足于现状。一吕不韦并不满足做一个商人的生活。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自己的人生道路，善于思考和学习。其超人之处是善于从政治的运行和演变中发现商机。天，在赵国首都邯郸的街头，遇见了质押于赵的秦国王孙异人，吕不韦当即眼睛一亮———这异人名如其人，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颇有王者之像。吕不韦当时就慨叹：此奇货可居也。回到家里，他问和他一块做买卖的父亲：“耕田可几倍获利？”答曰：“十倍。”再问：“贩卖珠宝呢？”父曰：“百倍。”吕不韦又问道：“如果扶立一人为王，掌握江山，其利几倍？”这一次，连吕父这样的老江湖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就笼统地说：“其利千万倍，不可计矣！”于是，吕不韦下定决心，要进行一项以前从没做过的买卖。他投入了全部身家，往来于秦赵之间，终将身为人质的异人营救回秦国，并成为王位继承人。身为有钱的大商人，吕不韦很会赚钱，很有经商头脑，干的是“往来贩贱卖贵”的营生，吃喝不成问题。（注：吕不韦生平事迹均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战国策-秦策》）但是，当他看到秦国国王的一个名字叫子楚的儿子在赵国做人质时，便认为“奇货可居”，是一桩可以赚大钱的买卖，超天才的设计了几乎无人敢想的发财暴富的绝招奇谋：他要放太子帐，辅佐子楚当国王，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发财无数的梦想。史书记载，他曾经就此事征求过父亲的意见，并且与父亲分析研究过世界上最赚钱的行当是什么的问题。但是，从他最后的决策过程看，他对这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战国策-秦策》记载：“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不韦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饱食；今定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可见，吕不韦问父亲的话，不过是自问自答，他是不会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商机的。
　　　　通过从政发财，获取无数倍的利润，是吕不韦弃商从政的根本动机，也可以说他是把生意做到官场上去了，或者说，吕不韦把官场当成了商场。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政治和商业的结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直到近现代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才形成的惯例。例如，美国通过二战，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就是以战争这种特殊的政治方式实现了国家最大的商业利益。几千年前的吕不韦不仅非常理性、科学的看到这一点，而且非常周密圆满的实现了这一点，确实让人叹为观止。吕不韦不愧是官场投资者的学习的榜样。
　　　　二是要权势只能巧取不能豪夺。吕不韦以商人的精明，提出了经商中“奇货可居”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运用到政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还积极地行动，所以为商能富，为相能兴。吕不韦眼中的“奇货”——异人，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废物。也就是说，此“货物”目前的价值远远低于其将来的价值。趁此货物不值钱的时候进行投资，才有可能在将来此“货物”升值时获得丰厚的回报。
　　吕不韦在历史上首先提出了稀缺性的道理，即“奇货可居论”，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理论，道出了官场和商场上都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即投资时要先确定此“货”是否是“奇货”，即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只有经过考察论证，被确认具有投资价值的“货”才是“奇货”，也只有“奇货”才“可居”，即可以投资。作为风险投资的鼻祖，吕不韦的成败经历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首先，吕不韦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家产，孤注一掷，自断后路。《史记》称“业已破家为子楚”。当时，吕不韦的全部家产是1000金。他用一半的资产资助子楚：“为进用，结宾客”，目的是为子楚壮声势，造影响，取得其他诸侯国的支持和信任，并对秦国国王施加间接的影响，让其知道他的一个叫子楚的儿子十分了得，为子楚被立为太子的太子造舆论。接着用另一半资产贿赂秦国太子的爱姬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抓住华阳夫人的这个软肋，同时，看准了华阳夫人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维系自己的受宠地位这一点。吕不韦为其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让华阳夫人说服自己的丈夫将子楚收养，当做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的太子。吕不韦使出商人的看家本事为华阳夫人算了一笔账，称这样做是“万世之利”的赚大钱的买卖。最终说服了太子和华阳夫人，收子楚为义子，立为太子的太子。吕不韦还顺势当上了子楚的老师，即太傅。也就是说，如果太子能够顺利即位当上国王，那么，华阳夫人收养的义子即可顺理成章的晋升为真正的太子，为下一步继承王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吕不韦商业冒险的第一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接着吕不韦开始辅佐子楚。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吕不韦请子楚吃饭的酒席上，子楚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看上了陪酒的美女，要娶她。这个美女其实是吕不韦自己的爱姬。当时，吕不韦内心十分生气。可是转念一想，为了实现从政的目的，已经投入了全部家当，已经没有本钱跟子楚讲任何条件了，成败在此一举。否则，将一无所有。本来，色情收买不是吕不韦的本意。既然子楚看上了自己的爱姬，自己已是走投无路了，干脆顺水推舟，使出了色情收买的阴招。他一咬牙，把自己喜欢并且已有身孕的爱姬献给了子楚。爱姬体谅吕不韦的心机，隐瞒了怀孕的事实，成为子楚的夫人，并且为子楚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叫嬴政的男孩，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吕不韦则是这个男孩的生父。吕不韦完全取得了子楚的信任。
　　　　吕不韦使用美色收买的伎俩，从当时的境况看，虽然是被迫无奈的。但是，从道德上讲，确实不地道，不人道，很卑鄙。吕不韦的这种做法给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用女色收买官员似乎是商人打通官场大门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利器；而用自己的老婆讨好自己上级的事也常见诸报端。物色辅佐了太子，又成功的安排了未来的王后乃至太后，吕不韦冒险的第二步又取得了圆满成功。
　　　　吕不韦的第三次冒险是帮助子楚逃脱赵国的追杀，成功返回祖国秦国。帮助子楚逃脱的办法依然是金钱收买。“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直到这时吕不韦的投资还没有获得高额的回报。但是，几乎已经是丰收在望了。　
　　三是收益有多高，风险就有多大。市场有一个规律，风险越大，收益越高。同样道理，收益越高，风险越大。吕不韦游走于官场与商场的两极，完全是在走钢丝。按商业规律，投资大的风险大，风险大的收益大。敢冒大风险才有大效益。官场投资也不是笨人的乐园，弄好了，闹个名利双收；弄不好，常常是血本无归。
子楚升为太子一年后，国王去世，子楚名正言顺的当上国王，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子楚履行了当初的诺言。当初，吕不韦与子楚谋划这个宏伟计划时，子楚曾说过：“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不仅如此，吕不韦还被封为文信侯，食十万户，成为当时秦国最大的贵族。从初始千金的投入，到食十万户的收益，以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吕不韦的投资收益已经接近他父亲的“无数”的预测了。投资就有投资的规律：用钱买官，用官赚钱；再用钱买更大的官，用更大的官赚更多的钱。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刚过三年，子楚去世，子楚的儿子，实际上是吕不韦自己的儿子当上新国王。这个新的国王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秦始皇。吕不韦被尊称为相国和“仲父”即国父。由于新国王年纪尚小，朝政实际由吕不韦执掌，吕不韦成了一手遮天的实际国王。这时的吕不韦已是“家僮万人”。财富、权利、地位，吕不韦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而且有条件和胆量与当年的爱姬、现在的太后重修旧好，成了太后真正的情人。
　　　　现在的一些人，有钱有势后，要写书，要成名成家，希图流芳百世。吕不韦是这一类人的祖先。前面所提到的《吕氏春秋》就是他花钱雇人编写，然后挂上了自己的名字。
　　　　常言道：利令智昏。吕不韦没有逃脱历史的宿命。他写书、招门客多达三千，当太后的情人，与太后私通，为使自己脱身又为太后找假太监，这一切都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最终把他送上绝路的恰恰是他一手培植的社会势力。秦始皇长大亲政后，不愿再当儿皇帝了。秦始皇不能忍受自己母亲与吕不韦、嫪毐的淫乱行为，更不能忍受吕不韦的熏天势焰，最终决定将其放逐，并在放逐的一年后，下令赐死。吕不韦最终没有守住自己的家业。商人到政客，吕不韦走到了极点。除非造反自己当皇帝，一个商人，通过正常的政治途径，取得政治家的最高政治地位，没有人能够超越吕不韦。吕不韦的一生，通过弃商从政实现了自己赢利“无数”的梦想，而没有实现“泽遺后世”的梦想。究其根本，在于他过分贪恋权位，只知进，不知退。秦始皇起初并不想将自己的生父除掉，只是因为看到吕不韦势力太大，影响太深，如不将其铲除，必将影响自己政权的稳定，才痛下杀手。《史记》记载，吕不韦被放逐后，为他求情的“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秦始皇“恐其为变”，不得已写了一封痛斥吕不韦的书信，逼他自尽。
　　　　吕不韦弃商从政给人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一座文化宝库。我们今天把吕不韦的行为看作是弃商从政，而在当时的吕不韦看来，只不过是把生意做到了官场，做到了政治。其成功、失败的交错转换的奥秘确实值得深思。吕不韦开辟了一条升官发财的新路。这条新路随着中国历史的延伸而成为一条老路，一条十分拥挤而又坎坷不平的路。这条路延伸到今天，虽然依稀可见，却又模糊不清。
11、跟着张居正走钢丝
　　
　　身处变幻莫测的官场，虽然天天与各个不同层次的人进行交往，看似大家或亲亲密密、或道貌岸然地出没于酒店、并称兄道弟地进行交流。但是，实则一堵无影无形的利益墙严严实实地横亘在其中而无法跨越。这样一来，其实大家就是在一条漫无边际的钢丝绳上摇摇摆摆地蠕动着。
　　看结果不看过程，没有什么比这样更为实际的。只要是能够在钢丝绳上有那么一丝的空间，你就要窃喜，就要一直痛并快乐地活下去。
　　俗语讲；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能够一直生存着的就有他生存下来的理由，就有他生存下来的资本。虽然，有的不够坦荡，不够潇洒，不够人格。
　　这就是芸芸众生，这也是世态之炎凉，这更是官场上生存的自然法则。
　　我们没有资本与某些现象做抗争，官场上向来不阳光，不透明，更不相信眼泪。能够将优势转化成胜势，这才是硬道理，只有读懂了这里的潜规则，你才能不至于从钢丝绳上掉下来，并最终就完成官场上的胜利大逃亡…….
　　一 、走钢丝入门技——平衡
　　　　张居正是明代万历年间第一任首辅。嘉靖二十六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生。两年以后他得到了一个实职——翰林院编修。
　　在进入内阁之前，张居正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三十多岁时，他因为身体不好，回老家江陵休养了五年。后来又回到京城，当了国子监二把手，他在这个任上又工作了好几年。国子监在明代也称为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一把手叫祭酒，相当于校长。二把手叫司成，相当于教务长。张居正到国子监当司成的时候，国子监的祭酒是高拱。如果没有什么野心，干副职是最舒服的了，什么事不用担责任，真有难处理的事就孩子哭了抱给娘，下不用干具体工作，上不用怕什么风险，只要尽可能地避免成为某种可能的矛盾的交叉点，就会永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难怪有人说干副职就是那么几点意思：干好没有意思；不干不够意思；干点意思意思；干多你啥意思？当副职唯一的禁忌就是不要干多，干得多了就有人问你有啥意思了？健康法则有一句说的好，当官当副的，穿衣穿布的，吃饭吃素的。
　　高拱比张居正早入阁三年。两人的入阁，都得力于当时内阁次辅徐阶的提携。要想在仕途上发展，没有人给你说话是绝对不行的。
张居正与高拱在国子监的时候，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经常私下批评时政，表露对首辅严嵩的不满。这时候徐阶就劝他们隐忍，并刻意保护。徐阶很欣赏张居正的才能，他当了首辅后，就把张居正从国子监提拔到了礼部当了左侍郎。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当了辅臣。所以说，张居正这时候才算真正进入大明的权力中枢，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仕途是一条充满凶险和诱惑的道路，踏上这条道路就相当于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滑向无底的深渊，所以每走一步都要极为小心。
　　　　
　　
　　张居正入阁之初，首辅是徐阶。一年后，接替徐阶担任首辅的是张居正的老搭档高拱。高拱比张居正先入阁两年，高拱本与老领导徐阶的关系不错。后来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积下嫌怨，矛盾越来越大。首先是徐阶把高拱排挤出了内阁，让高拱回到了老家，接着又是高拱翻盘，把徐阶赶回了老家，他回到内阁当了首辅。
　　　 永远不要对着新领导说老领导的坏话，这是一个做下属的基本素质。在高拱与徐阶的争斗中，第一次检验了张居正在处理官场人际关系的平衡能力。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恩师，一个是他的盟友。这样两个人对掐，张居正既不能帮助高拱整徐阶，也不能帮助徐阶整高拱。他暗自为自己订了一个行事的原则，即两虎相斗时，自己决不参予，但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弱势的那一方。比如徐阶比较强势，高拱比较受压时，他尽量采取一些办法保护高拱。后来高拱强势，几欲把致仕在家的徐阶置于死地，他这时候便和徐阶关系密切起来。有一次高拱要惩处徐阶的儿子，说他在乡里横行不法，还把他抓进了大牢。张居正依靠他的能力，使徐阶的儿子免受惩处。因为这件事，高拱和张居正两人之间开始产生了隔阂。
张居正与高拱在国子监的时候，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经常私下批评时政，表露对首辅严嵩的不满。这时候徐阶就劝他们隐忍，并刻意保护。徐阶很欣赏张居正的才能，他当了首辅后，就把张居正从国子监提拔到了礼部当了左侍郎。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当了辅臣。所以说，张居正这时候才算真正进入大明的权力中枢，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仕途是一条充满凶险和诱惑的道路，踏上这条道路就相当于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滑向无底的深渊，所以每走一步都要极为小心。
　　　　张居正入阁之初，首辅是徐阶。一年后，接替徐阶担任首辅的是张居正的老搭档高拱。高拱比张居正先入阁两年，高拱本与老领导徐阶的关系不错。后来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积下嫌怨，矛盾越来越大。首先是徐阶把高拱排挤出了内阁，让高拱回到了老家，接着又是高拱翻盘，把徐阶赶回了老家，他回到内阁当了首辅。
　　　 永远不要对着新领导说老领导的坏话，这是一个做下属的基本素质。在高拱与徐阶的争斗中，第一次检验了张居正在处理官场人际关系的平衡能力。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恩师，一个是他的盟友。这样两个人对掐，张居正既不能帮助高拱整徐阶，也不能帮助徐阶整高拱。他暗自为自己订了一个行事的原则，即两虎相斗时，自己决不参予，但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弱势的那一方。比如徐阶比较强势，高拱比较受压时，他尽量采取一些办法保护高拱。后来高拱强势，几欲把致仕在家的徐阶置于死地，他这时候便和徐阶关系密切起来。有一次高拱要惩处徐阶的儿子，说他在乡里横行不法，还把他抓进了大牢。张居正依靠他的能力，使徐阶的儿子免受惩处。因为这件事，高拱和张居正两人之间开始产生了隔阂。
　　　　高拱入主内阁柄政时，内阁还有共有四位辅臣。在连续三年的时间里，高拱把除了张居正之外的三个辅臣全部排挤出了内阁。在别人被排挤时，张居正一是保护自己，二是采取附和高拱的态度。这一期间他们既有矛盾又有联合。到了隆庆四年，内阁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的矛盾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表面化了。
　　　　民间有一句话“一条绳拴不住两头叫驴”。高拱与张居正两个人，都有经邦济世之才，都想干一等大事，心中也都很有主见。任何一个单位，大至国家，小至处室，如果领导层都是很有主见的人，都想坚持己见，就没有办法以谁为主了，就无法建立起团队精神。隆庆四年的内阁就是这种状况。尽管高拱与张居正在对待西北军事问题上、在对待蒙古的问题上，在对待开放、海禁的问题上，执政的理念与方针基本一致，但在用人问题上，却经常发生龃龉。高拱在当时是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不仅仅是内阁的首辅，同时还兼任了吏部尚书。除了朝廷的行政权，他还把人事权牢牢控制在手里。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还兼着中组部长一样，这个权力实在太大了。明史记载。高拱在用人问题上不拘一格、量才而用，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但在用谁的问题上，他却比较自私，因为受了朋党政治的影响，他习惯用门生故旧，亲戚乡党，就为这件事，两个人的矛盾与分歧越来越大了。
　　　　隆庆皇帝死后，在大太监冯保的撺掇之下，李贵妃和万历小皇帝作出了决定，撤掉高拱内阁首辅的职务，让张居正接任。这件事张居正并不是主谋，而是因为高拱和冯保的长期结怨而导致了高拱的下台。让高拱下台的旨意由皇后、皇贵妃、皇帝三人共同颁布。所以当圣旨传达后，立刻就有一帮锦衣卫，类似于今天的武警，把冯保押送出北京。仓促中老两口只得雇一辆牛车，凄凄惶惶地走出了宣武门。就这样，高拱永远离开了北京，也离开了权力中枢。张居正治国的十年生涯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二、走钢丝修炼技——忍耐
　　官场是最讲规则的地方，除了明确的规则之外，还有内心都必须清楚的潜规则。比如说在对待老同志的问题上，俗话说，人走关系在。官场是讲级别也是最讲究级别的地方，就像一个排列有序的规则的几何体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的框架，这个框架大小多少都有一定的标准；哪个框架和哪个框架挨得紧密都有严格的规范，如果超出了这个框架就犯了官场之大忌。
　　在官场上，权力的关系网向来比较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打断骨头连着筋。一些官员调走了，乃至退休了，人虽然暂时离开了官场，但是他们权力的余威还在，特别是一些曾经做过重量级职位的官员，哪怕是退休了，只要跺一跺脚，也能令官场抖上三抖。
　　　 高拱去职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穿着一身太监服，大清早在乾清宫门前探头探脑地张望。小皇帝朱翊钧发现了，觉得形迹可疑。便让太监赶上前把这个人抓住了。一审问，发现他不是太监，而是一个部队的逃兵，叫王大臣。在审的过程中，王大臣一口咬定是高拱派他来行刺皇上。
当冯保准备派人去抓高拱时，张居正对他说：“我们证据还不确凿，单凭王大臣一个人的口供不能作出决定。”张居正在拖延冯保的同时，又向这个案子的主审官面授机宜，要他如此这般行事。第二次三堂会审，主审官把高拱的家人和一班闲杂人混在一起，让王大臣辨认，结果王大臣一个都不认识。经这么一测试，就证明王大臣的口供都是假的。
　　　　这一来，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明白冯保蓄意陷害高拱，一致要求将王大臣严审，要他交出幕后指使人。张居正说：“不要审了，打回大牢。”为什么不要审了？张居正心里明白，再审下去，王大臣就会把冯保兜出来。虽然冯保会因此陷入被动，但还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垮台。因为两宫皇太后与皇上也都记恨高拱，所以他们仍然会袒护冯保。经过一番斟酌，张居正让办案的人给王大臣喝了一杯生漆酒。喝下去之后，王大臣就成了哑巴。第二天再审，王大臣既没有办法说是冯保指使，也没有办法说是高拱指使。就这样，一场非常大的危机被张居正的智慧化解了。这样，既保全了高拱能平安度过晚年，又顾及了冯保的面子，不至于让他与内阁重新结仇。应该说，这件事处理得非常漂亮。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居正满腹韬略，且性格沉稳，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局面，都能从容应对。
　　　　三、走钢丝必杀技——原则
　　　　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张居正从不意气用事。这是典型的宰相品质。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要像弥勒佛那样“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容天下难容之事，并不是放弃原则，当和事佬。而是指做事的气量和度量，对人宽、对己严，就可成就大事。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曾经在家里开了一个会，把管家和仆人都找来，跟他们打招呼、约法三章：“我当了首辅，你们不要仗我的势胡作非为；更不许你们同官府的人打交道。”张居正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惩罚严厉。他的管家游七因为娶了一位官员的妹妹做姨太太，被张居正知道以后打断了腿。他从不在家里见官员。他说：“我有值房，有公事儿到我的办公室谈，在官场我没有私事儿。”可见他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知道官场险恶，是非很多。更因为他要推行万历新政，所以一开始就回避朋党政治，廉洁奉公。
从万历元年他接任首辅之后推行的万历新政。他整饬吏治，对干部的管理实行考成法；梳理财政，进行驿递制度改革，皇上与国家财政的分灶吃饭；以及他的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非常成功的。我认为万历新政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有一个拥护改革、实意办事的领导层。
　　　　大家知道，无论是做好一个公司、做好一个项目，还是管理好国家，都必须要有一个优秀的、一级棒的精英团队。用团队的力量、团队的智慧、团队的精神，实现既定的目标。但在组建团队，也就是选拔人才时，往往会遇到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即我们这个团队用人是以道德标准为主，还是以才能为主？细观张居正的用人，他有的地方重才能，有的地方重道德。。
　　　　张居正用人时，虽然不能像永乐这样放得开，但也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总结他用人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道德上的约束；清流则不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说得多，办成的事儿少。对这两种人取舍，张居正明显偏向于清流，他的态度很鲜明。
　　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在海瑞的运用上。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事。即便在当世，海瑞就已经成了一个民间人物，清官形象的代言人。据说嘉靖皇帝看了他的万言书。非常震怒，吼道：“把这个人赶紧抓来，不要让他跑了。”太监回答说：“皇上，海瑞根本不会跑，他把棺材都备好了，他的家里人倒是跑光了。”嘉靖皇帝听说以后，又把海瑞的奏章拿来看了一遍，叹道：“哎呀！他真是个比干啊！但我不是昏君。”他没有处死海瑞，但也不放他，就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死了以后，是徐阶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
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让海瑞到了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海瑞在那儿搞了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骑驴子上班。这样他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子，那二把手能敢坐轿吗？因此都想办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一起打官司，不管有没有理，肯定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当时的首辅高拱也不留他，海瑞便回到海南的琼山老家赋闲。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好人是道德的楷模，做人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在官场里要想做好人，应该比较容易，守住“慎独”二字就可以了。做好官却很难，要让朝廷和老百姓两头都放心，这是多么难呀。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位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而且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里，从来没有起用海瑞。海瑞第三次复出，是在张居正死后的一年。被安排在应天府当一名纪检干部，结果仍是与同僚关系紧张，没有做出什么政绩来。
　　四、走钢丝表演技——逢源。
　　　　张居正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在用人问题上，他也是坚持“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万历前十年的朝廷大臣，几乎全部是张居正亲自选拔的。大部分是青史留名的人才。张居正说过一句话：“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可见他对当世人才充满信心。官位乃朝廷公器，朋党政治的特点，就是将公器滥赏私人。张居正也任用私人。譬如说他用他的亲家王之诰担任刑部尚书。但这一任用并没有招致非议。因为王之诰政声卓卓，是个很有建树的官员。如果张居正用了某个同年、同乡或者朋友，那这个人一定是人才，而不是庸才。讲感情不讲能力的事，张居正绝不去做。他当上首辅之后，他的同年、同乡都欣喜若狂，认为这一下有了靠山，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纷纷前来攀援。
　　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当了首辅后，他给张居正写信，希望能到京城工作。张居正觉得这个同学有能力，资格也比较老，就同意了，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
　　隆庆四年，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其时蒙古俺答屡屡犯边，越过长城骚扰，导致京师不宁。张居正力荐将戚继光从东南抗倭前线调任蓟辽总兵，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军区司令。自从戚继光担任这个拱卫京师的重任后，再没有发生长城的战事。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张居正就这样就把汪伯昆免了官。
　　　　但铁面宰相也有富于人情的一面。比如对待戚继光。
　　　　戚继光从浙江调到蓟辽总兵的位子上。没多久就跑到内阁找张居正发牢骚，说蓟辽的兵没法带。其因是明代的兵役制。所有的兵都是世袭的，老子退下来儿子顶替，这叫本兵制。因为是世袭，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本兵大都吊儿郎当。平时也不训练，打仗时就溃不成军。张居正深知本兵制的弊端，于是鼓励戚继光训练一支新军。而且每一个总督上任，张居正都会找他谈话，要他支持戚继光的工作。戚继光当了十三年的蓟辽总兵，蓟辽没有发生一次战争，蒙古也没有一次进犯，这既是戚继光的功劳，也是张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劳。
　　　　张居正不提倡频繁地换干部，各地的封疆大吏、总兵，他提倡久任制。当然，久任并不等于不升官。你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有了政绩了，就给你升官。比如说，你还是一个四品的总兵，但给你挂一个兵部左侍郎的衔，不是变成二品的官员了吗？象辽宁总兵李成梁，因为屡立战功，张居正就力主给他封侯，这都是张居正用人的智慧。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关系，是万历时期官场的一个健康标本。两人心心相印，但没有一点私情。戚继光有一个爱好，喜欢吃猪头肉，每次过春节的时候，张居正就在北京把猪头肉做好，派人送到蓟辽总兵行辕。戚继光收到猪头肉，就拿去和将士们一起分享。
　　　　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对他信任有加，长久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坚决不用。戚继光与海瑞，都是晚明时期的名倾朝野的重要人物。张居正对他们的态度，可是绝然不同。这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具体表现。
五是同流不合污
　　　　古人给宰相的作用定了八个字，叫“坐而论道，协理阴阳”。坐下来讲道理，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制订方针政策；协理阴阳就是从宏观上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宰相如果过分地关注具体的事务，其总揽全局的能力就会削弱。说得直白一点，宰相就是要善于用人，而不是善于做事。让能人去做事，自己管理能人，这才是良性的互动。前面说到张居正的用人，主要是他怎样培植改革的精英团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但是，要想改革成功，仅仅有一个精英团队还不够。毕竟，张居正不是皇帝，他可以掌控自己组建的精英团队，但他同时必须更为慎重地处理与皇室的关系。明史学界有一种说法，万历新政的成功取决于三个人：一个是张居正，一个是皇帝生母李太后，还有一个是大太监冯保。将这三个人称为权力铁三角。
　　　　这三个人，李太后代表的是皇权。因为当时皇帝小，入主乾清宫时，李太后作为他的监护人同时住了进去，在那期间几乎皇上所有的旨意都要经过她点头。张居正代表的是相位，是朝廷文官系统的一把手。用公司的架构来比喻，李太后行使的是董事长的权力，张居正行使的就是总经理的权力。这两个人之间的桥梁就是司礼监掌印冯保。
　　　　和这样两个人搞好关系，形成共识，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先说冯保，他有“笑面虎”之称。表面上笑呵呵的，内心里却常藏杀气。他有仇必报，又很贪财。但冯保也有一个优点，对内廷的掌故非常熟悉，对整个公文的制度也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够约束部下，顾全大局。在他执掌东厂期间，除了想借王大臣案对高拱下毒手，几乎没有滥用职权、制造大冤案。
冯保的性格很复杂，如果张居正书生气十足，像海瑞那样嫉恶如仇，则根本无法与冯保相处。一旦得罪了冯保，就会失掉和太后、皇帝联系的纽带。张居正知道这一层利害，因此对冯保多有牵就，甚至对他收受贿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点，曾引起很多人对他的垢病。但他不这样不行啊，单纯做好人，他可以不搭理冯保，与之划清界限。张居正明白，和冯保这样的人打交道，不但要有理有节，还应该有通有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同流不合污”。
　　张居正笼络冯保，并不是一味牵就，有时也采取牵制与约束的态度。大内的财政从来就是一本糊涂账。二十四监局个个都有敲诈勒索的渠道以及鲸吞公物的方便。太监作奸自盗，即使被人告发，外廷的司法机构也无权干涉。
　　　　张居正上任后，很想治一治大内的种种不法行为，特别是财政的漏洞。但他知道这件事弄得不好，便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没有冯保的配合，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张居正于是不只一次在与太后与皇上的面前给冯保戴高帽，说他如何廉洁奉公，然后又让礼科给事中就内廷财政问题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提出了管理的漏洞，要清查一下整个内廷的各种物品的库存，一一重新登记。凡被太监“借”走的，一律限期归还。皇上将此奏章送回内阁让张居正拟票。张居正拟票之前，找来冯保商议，冯保尽管不乐意外官插手内廷的事务，但觉得张居正的态度友好，遂同意清理内廷财务张居正的另一个难点就是和李太后关系的处理。李太后其实是一个无意从事政治的政治家，只不过是历史给她提供给了某种机缘，她顺应历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她对张居正的支持是无私的。张居正根据她的特点，也作出了一些明智的决策。比如，在太后封号问题上，张居正搞了一点革新。大凡新皇上登基，死去老皇上的皇后、贵妃要重新封赠。为什么？因为新皇帝的正宫夫人必须承继皇后的称号，老皇上的皇后高一辈儿，就得叫皇太后。这个封赠有规矩，凡是老皇帝的皇后，一律封皇太后。如老皇上的嫔妃里有人生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也可以封皇太后，但和老皇后之间要有区别，即老皇后在“皇太后”之前再加两个字的封号，而皇帝的生母，晋封的皇太后就什么都不能加。张居正指示礼部尚书吕调阳，一定要办妥这件事，在他的直接干预下，陈皇后变成“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变成了“慈圣皇太后”。封赠颁布之日，李太后一看自己的身份和陈皇后齐平了，非常高兴，觉得张居正会办事儿，因此她对张居正的信任增强了。这是张居正给她办的第一件事情，她很满意。
　　　　第二件事情，李太后非常信佛，印经书、佛像装修啊，施舍银两建庙啊，经常有这样的开支。她的施舍太多，私房钱不够用。冯保便撺掇张居正从太仓里拿银子给她做善事。张居正觉得不妥。他便出了一个主意，将宝和店划归到李太后名下。这个宝和店属皇产，是皇室采购中心。除了北京总店，在全国若干城市还设有分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商业集团。将宝和店划归李太后，这对政府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把皇帝衣兜里的钱变成了太后衣兜里的钱。这样，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敬佛的开支，又没有违反张居正自己制定的财政改革的原则。这是真正的双赢。李太后就觉得张居正心里有她，对他更加信任。
第三件事情，李太后在五台山建了一座寺庙，落成典礼时的赞颂文章是张居正写的。今天很多人就会产生疑问，张居正这么大的官，还用得着去拍李太后与冯保的马屁？这马屁不拍还真不行，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代表皇帝，一个代表内廷，都是得罪不起的人物。张居正牺牲自己道德上的清高而选择与他们合作，甚至不停地赞赏他们，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而赢得他们对万历新政的强力支持，这是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 一个知识分子最难的，莫过于要牺牲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但张居正做到了，这里面除了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还要有一种“道”的把握。这种把握是佛家所讲的“戒、定、慧”三者之间的通融。后世对张居正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张居正与李太后、冯保之间的关系。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张居正要想做事，完成他富国强兵的理想，他除了与李太后、冯保合作，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用事功的观念而不是用道德的观念来衡量，则这三个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精诚合作，开创了万历初年的中兴之象。三人的公情与私谊，都相当深厚。张居正去世之后，冯保对他很怀念，而且还设法保护张居正留下的改革人才。因为张居正的死，也因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残酷的清算，李太后万念俱灰，从此退出了政坛。由此可见，李太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她涉足政治只是出于母爱。她觉得张居正是在真心辅佐她的儿子，所以她对张居正十分倚赖。
　　　 朱翊钧19岁时，成熟了，想自己管理国家。张居正也看出万历皇帝大了，多次上疏，希望“还政”，把国家的控制权还给皇上。朱翊钧有一次很委婉地在李太后面前提这个事儿，李太后却回答说：“你30岁之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教诲。”太后对张居正如此信赖，使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由不满变成仇恨。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迅速对他进行清算。 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成功，得益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独到的用人之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他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最终以个人的悲剧结束，但他为官之道，仍值得今天的人思考与借鉴。
12、跟着李鸿章官场“拼命”
　　不倒翁，一种形状像人而在造形和重量上制成一经触动就摇摆然后恢复直立状态的玩具。尽管是一种玩具，但它还真的是让人佩服，这种不倒翁的精神，这种屡败屡战的毅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当然了，任何事务都不是绝对的，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负，两个方面对立统一。 这类人一是善于跑官，从拉关系、套近乎，到察言观色、投其所好，都是他们的“长项”。且其算计之精，有时达到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步。他们对谁能决定或影响自己的仕途看得极准，即使同为上级领导，也要分三六九等，有重点地“感情投资”，实现“成本收益最大化”。
　　二是善于谋官。他们讲假话经常比讲真话还自然，很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制造虚假政绩，达到升迁目的。
　　三是善于保官。他们深知要干事就会有麻烦：办好事会得罪坏人，办坏事会得罪好人；办实事也会生事，办错事还要承担责任。为了不得罪人、不出事、不担责，就少干事甚至不干事，遇到矛盾绕着走，敏感问题装糊涂，做个“太平官”。
　　曾国藩曾把李鸿章与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字荫甫)作比较，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拼命”二字把李鸿热中官场、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画得极为贴切。李鸿章官居极品，位极人臣，历几十年而不衰，可以算的上真正的官场翁。
总结起李鸿章官场“拼命三郎”的精神，大抵有三招。
　　第一招精神胜利法：世上的事，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
　　李鸿章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现在官场之人都怕谈热衷二字，我不这样认为。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说，我就很热衷。士人进了官场，不管做什么事，对上致君于尧舜，对下给百姓以恩泽，个人的事业、学问、经济，任何事情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都不行。我现在就得不到君主的重视，怎么能不热中呢！”这可以算作李鸿章的为官之道了：要想保住手中的权力，必须得到皇帝、其实是实际当权者的信任。
　　
　　李鸿章曾说：“世上的事，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一语道出了封建官场的奥妙。因为在当时，官员办事好不好实际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和上司的信任。所以，李鸿章“拼命做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想尽办法取媚于实际的当权者。
　　
　　甲午战前，对于是战是和，清廷有两种意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主和，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其实，李鸿章也知晓日本的野心。但他却一味主和，力主避战。这其中固然有其要保存实力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实际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并不打算打仗，所以他要与慈禧站在一起。
　　
　　为了增强自卫能力，一些北洋海军将领多次请求添置新式船舰，李鸿章的回答是：“现在考虑到时艰款绌，我没敢奏咨渎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好了。”做出一副勇于承担责任的样子。而实际情形则是海军衙门和户部的王公大臣为了取媚于慈禧，把大量的海军军费挪用到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购买舰只的需要，也必然要因颐和园工程而搁置。
　　
　　对于深得慈禧信赖的醇亲王奕(xuān)等人，李鸿章也是惟命是从，不敢有半点冒犯。李鸿章平时不怎么作诗，但为了讨好奕，每次到奕家赴宴时，都要诗性大发，歌功颂德一番。有一次，一个御史上疏弹劾奕，奕非常生气，把折子派人送给李鸿章看，他竟然高声说道：“写白折子、作八股文的翰林，也想过问海军的事情，真是太可恶了！”身边的一个幕僚劝他不要搀和这件事，李鸿章说：“醇亲王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只会看当权者的眼色行事，从来不问是非曲直。
　　李鸿章取悦当权者的手段，除了见风使舵外，还有就是报喜不报忧。
　　一次，李鸿章上疏说直隶一个地方的“麦秀两歧”，就是说一棵麦子上长了两个穗。这在当时是被看作天下太平和主上圣明的征兆。身为直隶总督并自诩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居然也用这种把戏来奉承慈禧太后。
　　还有一次，李鸿章去俄国访问，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在广场庆祝会上，由于当局组织不当，出现拥挤踩死人的惨案。当时李鸿章在观礼台上，他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做了肯定回答后，李鸿章摇摇头，大言不惭地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说完这句话后，他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反问维特：“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维特听了李鸿章这番“高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李鸿章这个人特别看重乡谊。晚年坐镇北洋时，凡是安徽来的老乡有事相求，只要能办的，他都一路绿灯。慢慢地他的军营中几乎清一色安徽人了，其他省的人根本没有容身的机会。估计当时有人想要到他的地盘上混饭吃，都先要找人托关系修改户口。作为一名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李鸿章这种狭隘的乡土观念有时竟到了迂腐可笑的地步。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继位，增加一科乡试，是为“恩科”。当时李鸿章正由天津入京觐见，本来应该立即返回任所，但这时顺天乡试快要揭榜，于是决定推迟几天。当得知所中举人没有一个安徽人时，李鸿章非常气愤，说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是一个安徽人没有，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柏中堂就是柏葰(jùn)，时任大学士，主持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其家人私受贿赂，被政敌抓住把柄，因此被杀。李鸿章这句话里明显藏着一把刀，那就是：“不录取安徽人就该有柏葰那样的下场！”
　　李鸿章所荐举的许多重要官员都是安徽人，像其幕僚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人)都先后得到他的保举升任直隶布政使，很快升到了巡抚、总督的位置。北洋海军将领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等人都出身淮军，他们早年跟随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故被委以重任。对于其他以昔日部将身份来找他求职的人，李鸿章也几乎是有求必应。李鸿章说自己“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这些人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由于李鸿章顾及情面而姑息纵容，导致淮军军纪败坏、名誉扫地。
　　所以，李鸿章的曲法徇情，公私不明，是他在官场上最让人嚼舌头的地方。但是，李鸿章通过优用乡人和旧部，彼此间便结成了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从而便形成了谁也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也是李鸿章在激流暗礁遍布的晚清官场能够修炼成“不倒翁”的又一大秘诀。
三是自保唯物论——做人才是硬道理。
　　 大凡做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而言，不是做事业成功，而是为上级长官服务做得非常成功。在中国做官的最大特色是要跟对上司，那是因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司关系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司，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李鸿章官场走红，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有些不同的是，李鸿章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份退下来，开始当上江苏巡抚时，已是四十岁的中年大叔，属于大器晚成型的官场选手。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就以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而深得曾氏的赏识，曾氏赞许其“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该书对李氏奏折中这种刀笔功夫，作了一些有趣的发挥，怎么反驳上级，如何敷衍皇上，揣摩圣意，打太极拳等等。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其真正的本事当然并不在于雕虫小技的奏折文字上，官场大鳄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这既有时运，但更多是来自于自身的修炼。
　　清人笔记《庄谐选录》“官诀”讲得比较具体：“今日做官，灵巧圆滑四字缺一不可。有机必觉之谓灵，随缘能转之谓圆，用术不穷之谓巧，遇难不滞之谓滑。苟精熟此四字，做官无不得意者。
“今日官事，应之之道有三：曰应酬，曰对付，曰敷衍。应酬者，宦途进步之所系，得失存亡之所关，不得不以全力赴之也；对付者，己心所不欲而意有所惮，其事不能利我而足以害我，不能不因缘而与之上下也；敷衍者，神思之所不注，利害亦不甚关，然有是事有是名，则不得不聊且敷衍取塞责而已。”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新把持朝纲，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在这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其他事，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则在其次。作者对此有很精到的评点：这是“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但既然当权的是太后，那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行了。这就是李作为老官僚的官场智慧。
　　 这一幕“君臣”之间的对话，端的是惊涛暗涌、凶险非常。而李对康、梁的“保护”态度，和接下来抗旨不肯挖康、梁两家祖坟的事情，又充分显示了老官僚做事预留后路的生存智慧。在晚清官场要学习的是应该如何做官；而不是如何做事。这才是混下去的“必修功课”。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有批评：“少荃拼命做官”。但李鸿章虽然“拼命做官”，精于自保，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由于懂得找方法巧干，智慧型官员李鸿章必然会做事。但是，官场和环境往往是人的集合体，一个官员要成功，只会做事是不够的，还得学会做人。做人往往比做事难，尤其在中国这种人际关系比较复杂的环境里，可能更难。这就需要个人掌握与领导、团队协作，与环境相处的“做人”智慧。
李鸿章混迹官场，在做事与做人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首先在工作能力方面，他是个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超强之人。他是个改革先锋派人物，虽然后来的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在当时来看已属不易。李鸿章出洋,在俄国待的时间最长,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接触最多,所以维特对他的观察和看法可能是最近和最准的。在维特眼里,李鸿章首先是一个“十分率真而且认真”的人。所谓“率真”,其实就是李鸿章外交的“四字基本原则”——推诚相见。李鸿章曾亲口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办了一辈子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所谓的“一言”,就是曾国藩在天津教案时教他的“诚”字。在为官任事上,维特认为李鸿章封建落后。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莫斯科霍登广场由于人太多,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挤死压伤2000人左右,是为“霍登惨案”。当时,李鸿章就在观礼台的贵宾席上,他问维特是否要将这件事如实上报沙皇,维特称是。李鸿章就开始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训起人家来了:“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见维特没反应,李鸿章以为他没开窍,继续指点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这可真够推诚的,维特没有当场和李鸿章辩驳,是给李鸿章面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外交是评论李鸿章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李鸿章是个外交家，也正是因为懂得外交让他能够迅速在晚清的官场异军突起，但同样因为外交，使他为后人所诟病。但无论怎么说，李鸿章虽有“国人皆欲杀”的时候，但是清政府要谈判时又离不了他，庚子事变后，李鸿章以夷制夷，分化八国联盟，周旋于列强之间。
　　 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历史大背景下，李鸿章作为大国外交第一人可以说是步步险棋。在虎视鹰瞵、豆剖瓜分，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外交”，实非易事。然而，外患越频，外交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不能没有办外交之人。
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难逃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李鸿章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晚年的李鸿章背着黑锅成为清廷闲置之人，做官太久,突然无所事事,是很难适应的。虽然年事已高,但官瘾未降。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期间,袁世凯劝他引退,他死死抱住唯一的文华殿大学士不放,把袁世凯骂了个狗血淋头;在离别北京的友人准备出洋时,李鸿章“语虽沉痛,而神气并不沮丧”;在告别英国的演说,李鸿章坦言自己“深冀回华之日,再握大权”。
　　 在同僚眼里,李鸿章的官运之花也该凋谢了,成了“拔毛的凤凰”。李鸿章出洋,与其说是老佛爷的一纸恩赐,不如说是由无数政敌弹劾奏章所逼。在李鸿章出洋的半年多时间里,“他的敌人却一直在北京忙碌”,他的朋友和他划清界限,他的嫡系纷纷改换门庭,官场势力重新洗牌,完成了重组。所以,李鸿章回国不久遭遇的“圆明园事件”可以有丰富的解读。——守门太监想向李鸿章要点买路钱,李鸿章没理他,结果就被举报了。这表明,李鸿章的一举一动,随时随地都在政敌的监视之下,稍有差错,就会成为被弹劾的把柄。李鸿章之所以能保住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的职位,只是丢了一年的工资,还是他花了“三万九千两”白银去打点对他尚抱同情的京官的结果。
老百姓对官场和官员的评价很简单也很朴素,只相信自己看到的结果。全国人民只看到赔了日本2亿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割了台湾(当时日军尚未占领)、丢了颜面(日本一向以中国为师),这一切都是因为李鸿章打不赢,签了字,所以李鸿章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老百姓嘲笑和挖苦一个权贵很有意思,方式之一就是“姓”加上其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所以刘邦被叫做“刘二”、奕诉被叫做“鬼子六”、李鸿章也被叫做“李二”。尽管李鸿章出去躲了半年,但直到他死时,老百姓都没有忘记他这个“卖国贼”。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角色定位，就像某位官员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此写道：“做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做人、做事，有空的时刻再作作秀。”这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排在最后的是作秀，在这一点上，很多官场之人无师自通;排在倒数第二的是做事，做好事并不容易，但还不是最主要的;排在第一的就是做人，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恰恰是许多官员最容易忽略的。
13、跟着刘邦耍“流氓”
　　 江湖道：“看透不说透，都是好朋友”，官场也道：“看透不说透，都是好朋友”；
　　　　江湖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官场也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江湖道：“兵不厌诈”，官场道：“兵不厌诈”，
　　　　江湖道永远不相信眼泪，官场也永远不相信眼泪；江湖永远比你想像的要深，官场也永远比你想像的要深。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权的地方，就有官场。一入官场深似海，从此忠贤变无赖。无赖的生涯其实一旦开始就难以结束。官场和江湖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江湖给人的感觉就是侠义豪情、笑傲洒脱，当你迈向江湖深处，事事凶险、步步罪恶。
　　
　　 刘邦之成功法门一——混字诀
　　 每一次到黄河边的鸿沟去玩，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站在鸿沟边，面对着滔滔黄河，看着已被雨水冲刷的不是很深的鸿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里曾上演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幕话剧。
　　刘邦和项羽，一对战壕里的战友，一对生死老冤家，在历经鸿沟对垒后，竟彻底的改变了人生命运。一个原本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一个原本“力拔山兮气盖世”稳坐江山的豪杰，竟然斗不过一个善于心计的“流氓无赖”。
　　史书上说：高祖旷达。这种旷达的性格除了生性以外，就是在底层市井中历练出来的。
　　 据说刘邦经常去蹭吃筵席，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也不上礼钱就去白吃白喝。有一次县令摆席，刘邦居然也去混吃喝。主人待客的规矩是：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堂上当然是贵宾席了，刘邦没有钱还要坐贵宾席，拿张名帖往礼台上一扔，嘴里喊道：“礼金一万上帐。”然后就大摇大摆地坐到堂上。凑巧席间有位贵宾姓吕，是县令的朋友。这吕公倒是个人物，不仅没有因此而看不起刘邦，反觉得刘邦器宇不凡，倒把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这就是日后的吕后。
　　 从个人品质上讲，项羽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从江东起兵，完全凭借着个人的勇猛和江东子弟的不怕牺牲的精神，从正面战场上彻底打败了强大的秦朝军队。在和刘邦相约时，完全没有必要签订“谁先入长安谁就是王”的条约，战争是靠本事打的。但项羽太轻信刘邦，也太自信自己的实力，和刘邦签了约。当他在正面战场和秦军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刘邦却绕过强大的秦军，从背后一路杀向长安，并最先攻下长安。当项羽得意洋洋攻到长安时，城头尽是汉王旗。项羽失算了。
　　失算也不要紧，谁有实力谁说了算，但项羽不善于心计，明着被刘邦算计，还不好翻脸，向刘邦称臣不甘心，毁约吧有失尊严。尽管谋臣们给他出主意，想在“鸿门宴”上杀了刘邦，但项羽太正直下不了手，结果不仅是刘邦坐了江山，自己还不得不退出长安回到江东。
不论是刘邦还是项羽，谁都想做天下老一，于是这才有了“楚汉之争”。要按实力，刘邦是打不过项羽的，但战争就是这么奇怪，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赢，还得有计谋，海的耍点流氓、无赖的手段。这一点项羽不会做，也做不出来，但刘邦做了出来，并最终赢得战争。
　　想一想当刘邦被项羽撵得无路可逃时，可以把女儿儿子推下马车，独自逃跑，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想一想当项羽抓了刘邦的老父亲，在鸿沟项羽威胁刘邦要煮了他的老父亲时，刘邦一点也不难过，并对着项羽大喊：“咱俩曾结拜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煮我的父亲就煮吧，到时别忘了留给我一碗肉汤。”这样的话大丈夫相遇绝对说不出来，也不敢这么说，更不敢这么做。但刘邦做到了。面对这样的无赖，项羽无计可施，不但不敢杀刘邦的父亲，还得好生伺候着。
　　项羽的人品和能力虽然值得称道，也可以使很多人学习的楷模，但作为官僚政客，项羽注定是失败者。正直的人永远斗不过小人，大丈夫斗不过小流氓，这应该是历史的经验。官场亦是如此，太过善良、太过正直的人永远玩不过善于算计的小人。
　　正直的人不适合在官场上混，在官场上混的人一定要有点流氓手段。
刘邦之成功法门二——知己知彼
　　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是混迹官场的前提。正如《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在仕途之上成功前行，首先要了解自己。英国心理学家苏波认为，自我概念及形成相对稳定而明晰的自我认识是职业指导中的关键一环。自我定位对人的个体来说只是时间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我目标和自我认识状态。明确做出对自我的评价，然后再根据对所处职位的了解情况及社会提供的有关职业信息相匹配，最后做出明确的决策。之所以有的人年轻有为，有的人大器晚成，而有的人终其一生也只是混了个科员。这就有在认识自我这个层面上有一个早和晚的问题。
　　我有一个同学是学计算机的，但他想当官，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当官才有出路。他报名参加了当地的公务员考试，笔试通过了但是面试却被刷下来了。从此他便认为官场黑暗，容不得象他那样正直的人存在。计算机的技术工作他不想干，管理工作他又认为自己不适合。同学们都在为找工作忙碌的时候，他天天待在宿舍睡觉。看见找到工作的同学他是又焦急又妒忌，但是还是拿不出热情再去奔波。
　　我是“人才”！怎么会失败？在官场之上，一般有这种心态的官员，客观的讲多是在业务方面非常优异、有一技之长的优秀人才，在同事的眼中也的确算得上是“人才”。他们一般都非常自信，升职加薪在他们心目中简直是小“case”，应该是职位来找他们，而不是他们去找人托关系。一般的工作，对自己是大材小用了，“整天和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打交道，真是辱没了我了！”；高层的工作，自己去又是打下手，不能施展才华；业务工作，单调又乏味；衙门小，“他们供的起我这个大神仙吗？”结果整天这么晃来晃去，觉得自己这么优秀的人才，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发挥的天地！这时候，牢骚抱怨接踵而至。怨社会怨父母，但唯一不埋怨的就是自己。
　　如果我们把刘邦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考量，他身上有三个非常显著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首先，他知道自己的斤两，能重用比自己强的人，自己也能忍让，而且在下属面前也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行，不怕丢人。他无赖出身，打得过就是打，打不过就闪，从来不讲什么面子、荣誉，单从这一点上来看，就非常难得。这也是后人称“高祖旷达”的主要原因。他虽然身居圈子的领袖和核心，但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神坛”之上。
比如在鸿门宴前夕，张良问他：“您现在与项王翻脸，打得过吗？”他老老实实承认：“打不过的。怎么办？”于是就有了鸿门宴上那出戏。再比如他称帝之后，有人告韩信谋反，陈平问他：“您打得过韩信吗？”他也老老实实承认：“打不过。”于是就有了伪游云梦计擒韩信那出戏，并没有顾及到自己身为皇帝的面子。
　　刘邦称帝后，有一次与韩信谈论诸将能将兵多少。刘邦兴起，问韩信道：“你看我能领多少兵呢？”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问：“那你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至于我么，带得越多越好。”刘邦笑了：“你既然多多益善，那为什么却为我所用呢？”韩信又回答说：“陛下虽然不善于将兵，却善将将，所以我才为陛下所用。而且陛下的地位，是老天爷授予的，不是人力所能为的。”韩信真的是毫不给刘邦面子，居然敢说自己比皇帝强，但却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刘邦善于“将将”，心里又不大服气，酸溜溜地说着什么“所谓天授非人力也”之类的话。
　　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所以才将事务交给专家去做：让萧何巩固后方（总后勤部长），让张良制定战略（总参谋长），让韩信领军打仗（前敌总指挥）。他只负责总揽全局，从不对这些人负责的事务加以干涉。比如他让陈平离间项羽的部下，给了他四万斤黄金之后就不闻不问了。陈平是个什么人？盗嫂、受金！很多人说他是个贪污受贿之徒，这批黄金他说不准要贪污多少呢！但刘邦不管这些，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结果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就被陈平的离间计活活气死了。又比如张良，屡屡出谋划策，大的战略方针几乎都是由他制定的：彭城之战后提出联合韩信、黥布、彭越共击项羽；韩信自立为齐王时劝说刘邦稳住了韩信；楚汉和约签订提出穷追猛打的战略，终于彻底消灭了项羽。可以说，没有张良，刘邦最后的军事胜利，是很难想像的。而刘邦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张良的战略，对他言听计从。
　　事实上，刘邦的这种特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承认自己的不足，所以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第二，他知道自己本事不够，所以不会卖弄聪明对部下指手划脚。对于像萧何、韩信、张良、陈平这样的精英来说，刘邦确实可以说是“明君”——他们可以尽情施展才华，不用担心自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这些人，愿意为刘邦效力。
 三、刘邦之成功法门——识人有术
　　知人无道，知人有术，知人之明不可学，而知人之方可以自益。我们说的知人，一般指的不过是一种技巧和技术。我觉得知人之难，首先不在人难知上，而在这君主或者用人之人是个什么人上，用你们的话说，问题的关键首先不是对客体的了解上，而是主体本身的品质和追求上。我司马光说得好：“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也就是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是一个宵衣旰食、面对国家糜烂忧心如焚、求贤若渴的皇帝，他曾痛言：“我非亡国之君，但臣皆亡国之臣！”但是他杀了袁崇焕、熊廷弼等忠臣能将，用的都是象杨嗣昌这样貌忠心奸的人。他的失败，很大程度是无知人之明。
　　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和政治家，只有自知之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知人之明才行。自知之明仅仅能保住自己不出错，知人之明是把手下人才都摆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从而组建出最佳的组合，发挥团队最大能量。
三、刘邦之成功法门——识人有术
　　　　知人无道，知人有术，知人之明不可学，而知人之方可以自益。我们说的知人，一般指的不过是一种技巧和技术。而知人之难，首先不在人难知上，而在这用人之人是个什么人上，用伪专业的话说，问题的关键首先不是对客体的了解上，而是主体本身的品质和追求上。司马光有一句话说得好：“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也就是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是一个宵衣旰食、面对国家糜烂忧心如焚、求贤若渴的皇帝，他曾痛言：“我非亡国之君，但臣皆亡国之臣！”但是他杀了袁崇焕、熊廷弼等忠臣能将，用的都是象杨嗣昌这样貌忠心奸的人。他的失败，很大程度是无知人之明。
　　　　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和政治家，只有自知之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知人之明才行。自知之明仅仅能保住自己不出错，知人之明是把手下人才都摆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从而组建出最佳的组合，发挥团队最大能量。
　　识人之难，正在于人的外表与其本质有着太大的背离啊！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要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这样的规律，而人呢，表面上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怀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奸。”）大奸似忠，大怯似勇，言道德者行禽兽，面温良者心狠毒。赵括、马谡纸上谈兵，滔滔不绝，领兵为战一败涂地；霍光、周勃不学无术，木纳无文，危亡之时能当大任。知人实难！就是明智的君主用人也如赌博，实在是担当着太大的风险。
　　刘邦的知人之明是出了名的。一次他派韩信前去攻打魏王豹，以灌婴、曹参为副手。他问郦食其说：“魏王豹以谁为大将？”郦食其回答说：“柏直。”刘邦就说：“那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不是韩信对手。是谁统领骑兵？”郦食其说：“是冯敬。”刘邦说：“是秦朝大将冯无择的儿子啊，虽然有些本事，也不是灌婴的对手。谁统领步兵？”郦食其回答：“项陀。”刘邦这下就高兴了：“项陀也不是曹参的对手。我再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他对敌我双方将领的能力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人而用，的确是很了不起。
　　后来刘邦临死，吕雉问他：“您驾崩后，萧相国如果也去世了，谁可以取代他？”刘邦回答说：“曹参可以当相国。”吕雉又问：“要是曹参也去世了呢？”刘邦说：“可以用王陵。只是王陵不大聪明，需要陈平辅佐他。陈平才智是够了，却缺乏独当一面的能力。周勃重厚少文，但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必然是他，可以任命他为太尉掌管兵权。”结果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如他所料。萧何死后曹参为相国，萧规曹随，与民生息，天下传为美谈。紧接着诸吕擅权，危及刘家天下，正是依靠陈平、周勃等人的力量才得以挽救。可见刘邦之知人。
中国的官员任免的理论可以称得上博大精深、言之有物、自成系统。不仅仅只限于“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这样二元对立的选人用人之说。其实中国之选官任官机制精细程度完全超出我们大脑的想象力。
　　第一位应该是任人唯上，大小官员们必须善于揣摩领导意志，善于推测领导意图。时刻将领导意旨放在第一位，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用领导之所用。时刻、始终把领导的利益、领导的关心放在第一位。在官员的任免上，一切都要以领导答应不答应，领导满意不满意，领导高兴不高兴为旨归。这是第一位的大事。否则被拎着的乌纱帽时刻有被摘除的可能性。毕竟，被拎着的乌纱帽总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相当的不可预测性；毕竟，这样的结果谁都不愿意面对。其所能选择的就只能是以领导及其意旨为中心。
　　其实，为何要将任人唯上至于第一位？我们不是有一条短信已经说得相当简洁清楚明了透彻嘛！“三女谈开心之事：‘一女说上面必须有人，二女说上面有人且够硬，三女声明关键时刻肯出力。’当官同样道理。”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情色话语之中凸现为官之道。只不过在这个时代，这些已经不再算什么天机了。因为这些已经成为常识，甚至是常识中的常识。
　　领导这一关过了，这只能说明处理好了纵向的关系。诚然，这里的纵向关系显然不包括与下属的关系。还有横向呢？所以“帮派”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这再一次印证了毛泽东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英明判断。只有横向的关系稳固了以后，纵向的关系才能更加扎根、更佳坚实。否则，在权力斗争和实力较量的过程中，就只能成为更大的权力和更强的力量的牺牲品或者替罪羊。
　　刘邦与萧何、张良、韩信“汉初三杰”的搭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四架马车”的经典组合。在不同的时期，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微妙的变化。
　　
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是从退隐者的定力而言的。从定力上来说，隐于朝比隐于林更难。因为隐者既要面对社会世俗的诱惑，又要周旋权衡官场的权力斗争，以求自保，还要面对内心强大的善恶争战。若真是有这样的人，他还不如辞官回家买红薯。张良是韩国官宦子弟，其先祖“五世相韩”。韩国被秦灭亡后，张良散尽家财，立志为韩报仇。秦始皇东游时，张良与他找来的大力士刺客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缉拿张良。后来天下义军四起，张良也拉了一支小股部队，遇见刘邦后就跟随了刘邦。在随后的征战中，在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刘邦都听从了张良的意见。“夫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张良虽然骨子里很有侠气，但长得却很文弱，男生女相——按中国古代相书上的说法是贵人之相。张良身体不好，多病。更重要的是张良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帝王师”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势力。他是总参谋长的角色，没有实际带兵，也没有把持地方政务，与别的大臣、将领也没有拉帮结派。天下平定后甚至闭门不出，修炼黄老之术，刘邦对他也是最放心的。
　　相比较之下，萧何就要忍辱负重了。我在前面已经单独就萧何的为官与大家交流过。一句话总结萧何的自保，那就是“善归于上，恶归于己”，生得不易，活得憋屈。
　　三人中间，下场最不好的是韩信。《资治通鉴》上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韩信平定齐国之后，派使者到刘邦那里说：“齐国人狡诈多变，容易反叛，而且又临近项羽的楚国，请任命我为齐国的假王来管理他们！”刘邦看了书信之后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当什么假王啊！”马上就让张良带着印信封韩信为齐王了。为了不让韩信反叛，刘邦不得不忍，不得不接受韩信的要挟，但他却也一直对韩信猜忌，最终让吕雉杀了他。
　　韩信虽然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但毕竟不是政治家。打仗有方，自保无术。在楚汉战争中几次要挟过刘邦，及至天下太平，仍不知道在新形势下自己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还经常发牢骚，恃功而骄，焉能不招忌乎？后人叹曰：“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建议刘邦拜韩信为将，才有了韩信的功业荣耀；后来，萧何又帮吕后将韩信骗入宫中而斩之。韩信自己不懂政治，又岂能怪萧何这个“知己”？
刘邦之成功法门四——草根作风
　　
　　人是一种有着鲜活思想，却天性自私的动物。所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尽其用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度，有着丰富的用人智慧。因此，说起官场用人之道，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人尽其才”、“人尽其能”、“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等用人的古训。
　　
　　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个用人高手，在竞选期间，他大胆启用很多新人，赢得了大选的胜利。接着又提名美籍华裔前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出任商务部长，一方面是看中骆家辉在商界有良好的人缘；另一方面是看中他了解中国事务，能在中美经济贸易方面给奥巴马政府开创新局面。不能不说奥巴马提名骆家辉出任商务部长是高明的一招，抛开其他因素不说，这种人尽其才的胆识及知人善任的举措给官场用人以很大的启示。
　　
　　笼络人和团结人的手段，刘邦在此方面堪称一流的专家，总结起来四个字“草根作风”。对于黥布、彭越等辈，刘邦是采用利诱的策略。但对于萧何、张良、陈平等这班人，他采用的又是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言听计从，放手使用，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因为这班人和那些“逐利之辈”不同，他们是所谓的“士大夫”，境界比较高，他们追求的是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光靠功名利禄是很难拉拢的，必须采用其他的办法才行。官场是一个等级森严、论资排辈、按部就班的系统。不管你多有贤才，锋芒毕露绝对是一大禁忌。对于真的有些才能的人来说，恐怕尤其如此。而且对于领导来说，谁都不希望下属动辄给自己提意见，发宏论，下指示，搞违逆。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你凭什么这样做？我年龄比你大，资历比你深，地位比你高，权力比你大，人脉比你广。你又有什么资格这样做？所以说，刘邦在创业之初放低姿态，对这些部下言听计从是非常不容易的。
韩信平定齐国，自立为齐王，不久之后又击败了项羽的部下龙且。当此之时，天下归属大权掌握在他的手中，向楚则汉亡，向汉则楚亡，就算拥兵自立，也并非没有夺得天下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项羽派人来游说他，韩信回答说：“我在项王麾下的时候，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持戟，言不听计不从，所以我才离开项王投奔汉王。汉王任命我为大将军，授予我兵权，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能得到今天的地位。别人提拔我重用我，我却背叛了他，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
　　在底层混，要讲义气，要能团结兄弟朋友，给大家好处，用切实的利益笼络人。关于刘邦慷慨大方的典型例子是对待黥布。黥布原名英布，盗贼出身，是项羽麾下的大将，能征善战。项羽灭了秦王朝之后，封他为九江王，他嫌地盘小，不大满意，因此在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投奔到了刘邦这边。刘邦这家伙，无赖惯了，黥布拜见他的时候，他不把人家当一回事，竟然高坐床上一边洗脚一边接见黥布。黥布退出来之后，又气又悔，差点羞愧得自杀。然而等到黥布回到自己的住处一看，却又大喜过望。原来刘邦这人很慷慨，对部下的赏赐从不吝惜。黥布住处的宫室、饮食、从官，其待遇竟然和刘邦本人一模一样。黥布这才觉得跟着刘邦混有前途，愿意效忠于他。
　　不仅对黥布如此，刘邦对手下的其他人也同样慷慨，甚至往往超过对方的期望。一言合用，赏赐立至；封疆裂土，毫不吝啬——反正天下不是他刘家的，给出去也不心疼。因此他的部下对他都很忠心，愿意为他效死力。不过这也出了一个毛病，就是韩信所说的“逐利之徒以夺天下”，就是说他的部下都是些争名逐利的小人，没有几个君子。但对于刘邦来说，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只要能为他所用，就都是好的。
大凡领导者，由于居于一定的领导职务，很容易让下属产生敬畏感。这种敬畏感，一方面有利于领导者在官场树立威信，增加工作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会给领导者带来一定的副作用，甚至疏离上下级的关系。为此，领导者掌握屈尊放架、勇于“弯腰”的艺术，对于塑造领导形象、树立领导威信，赢得事业成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一句话，也就是领导者要善于放下架子，懂得让度，亲民路线往往会收到意外收获。
　　刘邦出身底层，没有贵族气，走的完全“草根阶层”的亲民路线。自己没有大本事，那么我就用有本事的人。刘邦平时喜欢与下属一起吃饭、娱乐。很多在创业阶段需要开会解决的棘手问题都拿到了餐桌上摊开来谈。因为这个时候，一般人比较放松，他会告诉你真实的想法;特别注意的是，在与下属沟通过程之中，刘邦很多时候不是一言堂，而是本着开放的态度，多倾听，同理心交流，善意地提问，让部下说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以后如何改善的措施：所以，刘邦周围是一个优秀人才组合成的圈子和班子，他能用人会用人，而项羽则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部下的才能基本上被他个人的光环所掩盖了，大家对他只剩下敬畏。作为一个官场团队的领导要对自己下属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控制，从而保证能在事业上乘风破浪。真正有经验的领导在描绘前景的同时，同时也要管理下属的期望值。“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让手下人把心态放下来，不要浮在表面，要落实在每天实实在在的行动上面，关注每天的进步和成就，一点点积累。
　　刘邦在项羽败亡取得天下之后曾说过一段话，他说：张良制定战略，韩信指挥军队，而萧何则负责稳固后方，我就是靠着这三人而取得天下的。刘邦搭起了台子，让大家唱戏。而且，刘邦抓大放小，大家尽情表演好了，具体的事物刘邦并不过问，在打天下的时候，也基本上做到了用人不疑——所以，刘邦的政治班底是很稳定的。而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能不被我擒获吗？相对于任何个人，组织和队伍的力量是更强大的。项羽的个人才华不错，但相对于以刘邦为核心，张良、韩信、萧何等人为骨干的政治势力的绝佳组合，项羽一个人与之对抗，最终必败无疑。所以说，政治家不可能搞个人英雄主义，他必须以自己为核心，画出一个美妙而稳固的圈子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然后，驱使着这个集团军抗衡、蚕食、消灭各种异己力量，最终的大一统，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子。到那个时候，开国帝王的新任务就是要搞好大圈子中各个小圈子的平衡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