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

[提要]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人们很容易感到社会身份给自身带来的不平等。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而在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人民日报》今日发文，追问“是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

　　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今社会“身份”的作用，如何打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身份壁垒”，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份认同，协调利益关系，让整个社会在新的基础上有序运行？本期“时事观察”，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刚一起探讨。

　　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身份藩篱

　　有学者说，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为什么要打破“身份”？从历史经验看，打破“身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讲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 status to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历史学家瞿同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人的发展状况和人格状态均受身份限制，决定命运的因素来自于外而不是来自于内。理想的社会，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遵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来行动。《共产党宣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人常说的法治社会等，精神是相通的。用契约取代身份，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其实质是人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身份社会色彩浓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城乡分割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城里人”又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职工内部又分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身份。身份很难改变，且决定个人命运。种种身份，画地为牢，束缚思想，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种种身份藩篱，调动起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每年有上亿的农民进城打工，有些人已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普通工人和农民也可报考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之间的鸿沟日益弥合，人员单位所有制已成为历史，双向选择成为常态。

　　旧有的身份传统如封建宗法意识、家族关系，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无不受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契约关系越来越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束缚人的身份藩篱在改革开放中受到冲击和荡涤，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石秀印：从人们的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不满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带来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会。所以，打破“身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

　　身份壁垒后面闪现着特权身影

　　如何认识“身份壁垒”和基于身份的社会不公现象？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陈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利用双轨制赚钱；低价获取农民土地再与资本联手推高房价地价；利用国企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利润；利用国家机关优越地位廉价拿地盖宿舍楼；官车上特殊车牌；高考中考给干部子女加分乃至给有钱人子女降分录取，等等。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

　　“×二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身份壁垒非常突出的现象。富人的子女当然有条件挥金如土，穷人的孩子就不同了。他们许多人上学都困难，好不容易上了学（许多是倾全家之力），就业也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权力法则与市场法则都在起作用。那些出身穷困的人，如果非常优秀，再碰上一个好的机会，把握住了，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乃至出人头地。但那些相对不是非常优秀而人数更多的人就业很困难，即使就业在房价畸高的城市也买不起房，或只能买位置很差的房。

　　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就业和买房都拼不过家境优越的同龄人，职位升迁也是如此，特别是男性。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男生最惨是与官二代和富二代竞争。近年来，人们发现，当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多地被强势群体获得时，那些有个“好爸爸”的人很自然地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已经淡化的身份壁垒一定程度上就会加强，这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的一项网络调查，试图了解在人们心中最关注的是什么。结果显示，25071票中，高达61.28%的网友最关注的问题是“法治社会完善，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确，特权往往带来不公不平不义，它严重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不可能是少数人而是社会全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底线是不能损害弱者利益，马克思的价值理想更是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特权基础上的身份壁垒与此格格不入，应毫不犹豫地加以破除。

　　石秀印：“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身份”主导之下，“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同时存在。它会造成某些强势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的机会。比如，一些人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学校，那么底层民众的子女就会丧失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如果特权者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便会割断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与此同时，倘若一些资产所有者通过所拥有的金钱达到同样的目的，则会进一步损伤底层民众的期冀。

　　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

　　希望在于建立完善公平正义制度

　　人们如何靠自己的奋斗而不是靠身份来改变命运？开启希望之门的关键钥匙在哪里？

　　石秀印：开启人们改变命运希望之门的钥匙中最关键的一把，就是通过教育公平，促进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第一，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低廉的大学教育，给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像高层群体一样享受优质教育。第二，让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在同城就读。第三，提供免费的公益培训，鉴于政府直接举办的一些培训项目效率不高，宜多购买民间的优质培训服务。第四，鼓励用人单位提供培训，将此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五，提供职业指导，引导底层公众为适应某一较高层次职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人力资源，进入拥有特长和优势的职业阶梯。总之，公平正义的社会，既允许有序竞争带来的合理差别，也不会规避社会对底层群体的道义与责任。

　　“身份”背后也存在一套规则。要讲公平，就需要适当修改和完善当前社会中不合理的规则。其关键是各阶层民众共同和平等地参加社会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决程序让社会规则中的标准包含多元，让社会规则中的程序容纳多层民众的参与。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规则修改完善，淘汰“条子户”、“关系户”，实现底层民众以人力资源品质为标准的向上发展。

　　另一方面，让社会规则融入符合底层民众条件的标准，诸如社会平等标准、社会福利标准和照顾弱者标准，使底层民众进入中高社会层级的渠道和可能性增多。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改变命运的希望之门，就在于成为影响这一合力的力度和方向的力量之一。

　　陈刚：在现代化后发国家，落后的传统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尽如人意的因素存在在所难免。告别“身份社会”，舍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六大原则无他途。当前应着力塑造体现这些原则的制度、观念和文化，对与此相抵牾的应尽力铲除或抑制，符合的则应努力发扬光大。更具体地说，当前对于权力应加强监督和制约，对于资本应加以合理引导与约束，尽量用其利而避其弊，对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则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并在制度层面把这些原则落到实处。

　　到底是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初步回答。如何彻底告别“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巩固和壮大“奋斗决定命运”的社会进步主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关键课题。

　　【众论】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感到社会身份给自身带来的不平等。因此如何能在现实情况下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成为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 钧

　　法制的好处在于能够消除特权。所谓公平，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规则，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办事，最后也就能接受待遇的不同。特权和垄断构成了不公平，尤其是在司法领域，存在很多不平等，没有法制，就没法保证民主，也很难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陆益龙

　　一种较为合理的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个阶层既有各自的阶层利益，同时又有许多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的共同利益，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 清

　　只有个人发展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才更有后劲。建立一个有利于阶层流动的社会机制，防止阶层间壁垒出现，则是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和保障。当务之急是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尽量避免权力垄断、钱权交易和裙带关系的影响，维护竞争的公正性；并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平的税收体制来保证发展机会的均等，从而有效地打破阶层壁垒。

　　——河南某单位职员 王世奇

　　尽管“身份”在淡化，但现实生活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渗透到各行各业，“官本位”思想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人民网网友 草根一族

　　在很多情况下，“身份”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与暗箱操作、信息不对称很有关系，而且还堂而皇之地打着各种正当旗号。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信息公开，程序透明。人人知道，人人参与，人人监督，“身份”背后隐藏的猫儿腻必然难以遁形。

　　——网友 华山松  

党报刊文批“身份决定命运”现象未完全消除

“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

　　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今社会“身份”的作用，如何打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身份壁垒”，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份认同，协调利益关系，让整个社会在新的基础上有序运行？本期“时事观察”，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刚一起探讨。

　　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身份藩篱

　　有学者说，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为什么要打破“身份”？从历史经验看，打破“身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讲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 status to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历史学家瞿同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人的发展状况和人格状态均受身份限制，决定命运的因素来自于外而不是来自于内。理想的社会，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遵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来行动。《共产党宣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人常说的法治社会等，精神是相通的。用契约取代身份，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其实质是人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身份社会色彩浓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城乡分割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城里人”又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职工内部又分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身份。身份很难改变，且决定个人命运。种种身份，画地为牢，束缚思想，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种种身份藩篱，调动起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每年有上亿的农民进城打工，有些人已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普通工人和农民也可报考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之间的鸿沟日益弥合，人员单位所有制已成为历史，双向选择成为常态。

　　旧有的身份传统如封建宗法意识、家族关系，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无不受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契约关系越来越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束缚人的身份藩篱在改革开放中受到冲击和荡涤，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石秀印：从人们的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不满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带来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会。所以，打破“身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

　　身份壁垒后面闪现着特权身影

　　如何认识“身份壁垒”和基于身份的社会不公现象？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陈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利用双轨制赚钱；低价获取农民土地再与资本联手推高房价地价；利用国企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利润；利用国家机关优越地位廉价拿地盖宿舍楼；官车上特殊车牌；高考中考给干部子女加分乃至给有钱人子女降分录取，等等。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

　　“×二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身份壁垒非常突出的现象。富人的子女当然有条件挥金如土，穷人的孩子就不同了。他们许多人上学都困难，好不容易上了学(许多是倾全家之力)，就业也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权力法则与市场法则都在起作用。那些出身穷困的人，如果非常优秀，再碰上一个好的机会，把握住了，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乃至出人头地。但那些相对不是非常优秀而人数更多的人就业很困难，即使就业在房价畸高的城市也买不起房，或只能买位置很差的房。

　　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就业和买房都拼不过家境优越的同龄人，职位升迁也是如此，特别是男性。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男生最惨是与官二代和富二代竞争。近年来，人们发现，当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多地被强势群体获得时，那些有个“好爸爸”的人很自然地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已经淡化的身份壁垒一定程度上就会加强，这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的一项网络调查，试图了解在人们心中最关注的是什么。结果显示，25071票中，高达61.28%的网友最关注的问题是“法治社会完善，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确，特权往往带来不公不平不义，它严重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不可能是少数人而是社会全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底线是不能损害弱者利益，马克思的价值理想更是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特权基础上的身份壁垒与此格格不入，应毫不犹豫地加以破除。

　　石秀印：“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身份”主导之下，“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同时存在。它会造成某些强势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的机会。比如，一些人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学校，那么底层民众的子女就会丧失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如果特权者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便会割断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与此同时，倘若一些资产所有者通过所拥有的金钱达到同样的目的，则会进一步损伤底层民众的期冀。

　　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

　　希望在于建立完善公平正义制度

　　人们如何靠自己的奋斗而不是靠身份来改变命运？开启希望之门的关键钥匙在哪里？

　　石秀印：开启人们改变命运希望之门的钥匙中最关键的一把，就是通过教育公平，促进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第一，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低廉的大学教育，给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像高层群体一样享受优质教育。第二，让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在同城就读。第三，提供免费的公益培训，鉴于政府直接举办的一些培训项目效率不高，宜多购买民间的优质培训服务。第四，鼓励用人单位提供培训，将此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五，提供职业指导，引导底层公众为适应某一较高层次职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人力资源，进入拥有特长和优势的职业阶梯。总之，公平正义的社会，既允许有序竞争带来的合理差别，也不会规避社会对底层群体的道义与责任。

　　“身份”背后也存在一套规则。要讲公平，就需要适当修改和完善当前社会中不合理的规则。其关键是各阶层民众共同和平等地参加社会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决程序让社会规则中的标准包含多元，让社会规则中的程序容纳多层民众的参与。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规则修改完善，淘汰“条子户”、“关系户”，实现底层民众以人力资源品质为标准的向上发展。

　　另一方面，让社会规则融入符合底层民众条件的标准，诸如社会平等标准、社会福利标准和照顾弱者标准，使底层民众进入中高社会层级的渠道和可能性增多。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改变命运的希望之门，就在于成为影响这一合力的力度和方向的力量之一。

　　陈刚：在现代化后发国家，落后的传统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尽如人意的因素存在在所难免。告别“身份社会”，舍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六大原则无他途。当前应着力塑造体现这些原则的制度、观念和文化，对与此相抵牾的应尽力铲除或抑制，符合的则应努力发扬光大。更具体地说，当前对于权力应加强监督和制约，对于资本应加以合理引导与约束，尽量用其利而避其弊，对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则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并在制度层面把这些原则落到实处。

　　到底是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初步回答。如何彻底告别“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巩固和壮大“奋斗决定命运”的社会进步主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关键课题。

　　【众论】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感到社会身份给自身带来的不平等。因此如何能在现实情况下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成为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 钧

　　法制的好处在于能够消除特权。所谓公平，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规则，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办事，最后也就能接受待遇的不同。特权和垄断构成了不公平，尤其是在司法领域，存在很多不平等，没有法制，就没法保证民主，也很难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陆益龙

　　一种较为合理的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个阶层既有各自的阶层利益，同时又有许多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的共同利益，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 清

　　只有个人发展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才更有后劲。建立一个有利于阶层流动的社会机制，防止阶层间壁垒出现，则是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和保障。当务之急是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尽量避免权力垄断、钱权交易和裙带关系的影响，维护竞争的公正性；并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平的税收体制来保证发展机会的均等，从而有效地打破阶层壁垒。

　　——河南某单位职员 王世奇

　　尽管“身份”在淡化，但现实生活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渗透到各行各业，“官本位”思想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人民网网友 草根一族

　　在很多情况下，“身份”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与暗箱操作、信息不对称很有关系，而且还堂而皇之地打着各种正当旗号。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信息公开，程序透明。人人知道，人人参与，人人监督，“身份”背后隐藏的猫儿腻必然难以遁形。

　　——新浪网网友 华山松 (来源：人民日报)

车延高谈“双重身份”：为官作诗并不矛盾(图)

　他，新科鲁奖得主　引来连串争议　诗人身居高位　能否两全其美 　　车延高，1956年生，山东人。2004年4月起任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06年12月起任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图片由本人提供）

　　如果说，车延高是时下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一位“纪委书记”，当不为过。

　　10月19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因诗集《向往温暖》获奖的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成为话题人物。他的一篇并未收录在获奖诗集里的诗作———《徐帆》，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

　　11月8日，在动身前往浙江绍兴领奖之前，车延高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

　　意外获奖

　　“网友提出"羊羔体"，没有什么恶意。这么称呼，大概是用我名字的谐音……我希望不管持何种意见，大家都要认真看我的作品，瞄准了，才能击中我的要害，我也才知道该怎样去完善自己的创作。”

　　羊城晚报：您是从什么时候与文学结缘的？我们看到您的创作还包括杂文、报告文学等，与诗歌比，哪个更重要？

　　车延高：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有过一段军旅生涯，当时一位战友写的新闻报道成了我开始文学创作的启蒙。从1977年到1979年，我写了四十多篇诗歌和散文，可是投出去后，收到三十多份退稿信，最后才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组短诗，一共三首。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从此以后，就算正式步入了业余创作。其间写过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和电视专题片，也获过奖。从2005年起，我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发表作品490多篇。应该说诗歌、杂文、散文在我的创作中都很重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羊城晚报：您在这之前参与过鲁奖的评选吗？获奖后心情如何？

　　车延高：这次是第一次参与。我这本诗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他们推荐我申报的。说实话，没想到能得奖，有些意外。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自己的诗歌风格和水准？《徐帆》、《刘亦菲》这几首写武汉籍明星的诗被公众质疑，说这是“多敲几次回车键，一首诗就这么诞生了”，您怎么看？

　　车延高：我写诗，一是想让诗歌有一双顾盼生情关爱社会的眼睛；二是让诗歌有一对灵动的翅膀，寄托人们对唯美的追求；三是让诗歌在古代和现代之间行走，把古典艺术的珍珠系在现代新诗的项链上。我觉得，《徐帆》这首诗采用了第一种写作手法。

　　这里要说明一下，《徐帆》不是我获奖诗集里的作品，是今年9月我为《大武汉》杂志写的组诗中的一首。我一共写了三个武汉籍的演员，还写了《谢芳》、《刘亦菲》。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徐帆》这首诗原本37行，由于微博字数的限制，网友贴出来后只显示了前8行，大家一看鲁迅文学奖得主就写这样的诗，自然要质疑。另外，我写徐帆时笔法稍有一点诙谐幽默，这有些有违惯例，再加上我的身份可能使大家有一种习惯认定，好像官员就应该是正襟危坐，可我在写作时恰恰要追求诗歌的纯粹性，力求不端架子、不板面孔，可能是这些原因引起了争议。

　　羊城晚报：创作最重要的应该是“自我”，但您的诗比较多是以“我们”而非“我”为主体，体现的是“共同的社会追求”，而非一个诗人的独特人生体验，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车延高：诗歌是写给大众看的，不是个人珍藏，不是敝帚自珍。因此，我认为抓住了大多数人的心，才能找到共鸣点，才能使作品具有深度和感染力。当然，一个诗人离不开独特的人生体验，诗人的视角是多方位的，作品不可能是一个方向、一条路径、一种风格，但还是不能只陷入个人的小情绪，更不能孤芳自赏、自娱自乐。

　　羊城晚报：关于“羊羔体”这样的“总结”，您有何看法？

　　车延高：就我自己的情况看，网友提出“羊羔体”，没有什么恶意。这么称呼，大概是用我名字的谐音，大家觉得这么叫便于记忆我的诗歌，挺有趣，也契合了网络文化特征。我希望不管持何种意见，大家都要认真看我的作品，瞄准了，才能击中我的要害，我也才知道该怎样去完善自己的创作。

　　双重身份

　　“我认为，从事公务员工作和写诗不矛盾。官员热爱文化本来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双重身份在一个人身上不是非此即彼，例如诗歌创作需要真情，对老百姓的事，我们也要付出真情实意去办。”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业余创作者，您取得的成绩是非常令人惊叹的。这是自身的天分、勤奋使然，还是与您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有关？

　　车延高：我从1977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一直没断，出版了《日子就是江山》、《把黎明惊醒》、《向往温暖》三部诗集和一部散文集《醉眼看李白》。在诗歌创作方面，我确实占了一些便宜。

　　中国现代新诗走了近百年的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他们都是没有收过我学费的老师，为我搭起了一架又一架的梯子，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作，这是我今天能写出一些自己满意作品的重要原因。另外，这次评奖是以三年内出版的一本诗集参评，最近三年的作品要占三分之二，这样就把一批优秀的诗人挡住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也占了便宜。能否得奖是由评委们决定的，作者的意愿和身份不可能强加给评委。

　　羊城晚报：“成为诗人”与“身居高位”会有矛盾吗？获奖后被文学界人士质疑是否因官得名，又可能被官场中人质疑是否不务正业，觉得委屈吗？

　　车延高：我认为，从事公务员工作和写诗不矛盾。官员热爱文化本来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官员热爱文学，搞业余文学创作其实也自觉养成了一种可持续学习的能力，有利于丰富学养，提高综合素质。从这方面来看，我觉得官员业余写作其实也是“务正业”，因为对官员的要求是既要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如果有更多的公务员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这比边缘、冷漠、远离文化要好。当然，我既然选择了业余文学创作，就不能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工作我要尽心尽力做好，业余文学创作我也要坚持。

　　羊城晚报：一面是理性的官员、一面是激情的诗人，在公众眼中这有点“分裂”，这种矛盾存在吗？

　　车延高：写作时我会从官员的角色里跳出来，我曾说过“进入文学创作我就是个"独行侠"”。官员这个角色不可能给诗人带来想象力和灵感，在创作中我要力求自己手中的笔服从艺术创作的要求，在这时候，职业身份和业余作家是没有关系的。 双重身份在一个人身上不是非此即彼，例如诗歌创作需要真情，对老百姓的事，我们也要付出真情实意去办。 羊城晚报：会触及“负面”题材吗？

　　车延高：有啊。我写的揭露性的东西其实也不少，只是这本获奖的诗集里没有太多收入。此外，我有很多写底层生活的作品都是带着真情实感去写的。一是我自己也来自基层，二来我也有很多普通老百姓朋友。接触他们，既可以收集文学的素材和灵感，也能知道他们对于公务人员的期许。

　　羊城晚报：从公众的反应来看，人们其实是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某些不满，对文学奖公信力的质疑以及对官员的普遍成见，都投射到您身上了。这样一股怨气，是否让您措手不及？

　　车延高：网上对我的评论扑面而来，开始确实是始料未及，压力很大，但对这种反应我能理解。一是事情发端于一个误会，就是《徐帆》这首诗没能完整地流传，自然要引起争议。二是网络效应使然，容易形成热点。三是社会上确实存在权钱交易、权利交易的腐败问题，容易引起大家的猜测和不满。事情发生了，我的态度是应该冷静思考，作为一名公务员也应该接受社会的监督。（记者 邓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