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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从朝鲜战争中学到了什么

　　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让中共高层意识到仅靠人民战争，虽可纵横陆地，却只能望洋兴叹。而朝鲜战争则第一次让中共真正意识到，仅靠一支革命化的军队是无法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的。对于过去游击习气浓厚的军事思想，中共高层在讨论中也进行了从未有过的深刻反思。

　　1953年10月2日，彭德怀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一些将官，只满足于过去的经验，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了的客观情况（指与美军作战），也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的主观条件（指多兵种合成作战），盲目地骄傲自满，不虚心学习，企图以不适应今天情况的老一套工作方法来蛮干。

　　毛泽东虽未曾高调宣扬“军事现代化”的说法，但他在1953年1月给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中指出：“依靠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对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技术。”在1964年10月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

　　我国在朝鲜战争后实施的三大国防制度——征兵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是深受朝鲜战争和苏军顾问关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议影响的结果。

　　这些制度与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有所冲突，因为其体现出强制性、等级化差异，而以前实行这些制度的国民党一直被中共痛斥为“拉壮丁”和“官兵不平等”，是“资产阶级军队”的产物。但主政之后，中共渐渐意识到，这些制度是走向正规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

　　经过繁琐的准备工作后，这些制度终于在1950年代全部落实。后来，又加了一个勋章奖章制度。其间曾闹出不少风波，如有很多人不满意所获的军衔，声称要将它“挂到狗脖子上去”。

　　根据苏联军事顾问提供的资料和提议，在几大制度实施过程中，还颁布了诸多军事内务、纪律、队列条令，其目的就是加强军官权威，强化惩戒制度，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但某些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令中国军队感到非常不适应，产生了“水土不服”的不良后果。

　　1956年11月，总政送来基层党支部提供的材料，全军当年按纪律条令受到惩戒的达10万人次，被关禁闭者达3万多人次。在对9个连队进行详细调查后发现，受惩戒者有90多人，惩戒错误或处罚不当的占71％，有的连队惩罚偏重率竟达100％。受罚原因有些令人喷饭，如打靶不及格、不愿看电影、胃口不适不愿喝辣子汤。因不堪忍受惩罚，全军士兵逃亡4000余人，自杀400余人。官兵矛盾激化，开枪开炮行凶事件达55起。有一名士兵开动三七高射炮到处乱打，并说：教训你们这些官僚主义者。（据《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中国军队后勤干部稀缺、技术薄弱、非专业化的弱点，在朝鲜战争中暴露无疑，并因此吃了大亏，这促生了中国军队后勤观念的转变。

　　在一、二、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粮食供应只有25％，重点供应弹药，但能安全送达前线的物资经常不过半。志愿军在寒冬还穿着单衣，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状况使得专业化大后勤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远离本土作战的美军，却把国内的生活水平搬到了战场。火鸡宴可以摆到鸭绿江边，军中一度还曾供应免费啤酒（后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被取消），甚至还有非战争必须的诸多“奢侈品”享受，如用飞机送去充足的香烟和口香糖，每周享用一次冰淇淋……

　　在朝鲜战争初期，志愿军没有专门的后勤部，只是临时建立了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前线后勤，任命李聚奎为部长。后来，李聚奎建议彭德怀成立一个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管国内，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管国外。自从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后，志愿军才有了健全的后勤组织指挥机构。后勤成为一个与作战指挥体制一致——既组织供应，又指挥后方战斗的组织体系。

　　中共以前长期在农村活动，强调阶级出身，越“泥腿化”越先进、越优秀的观念在党内影响很大。但军事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建立在“泥腿”之上，中共深感官兵的素质远远不能胜任军事现代化的要求。

　　1951年底，中共在军中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全军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干部不及高小者占68％。军中高级将帅认为，再先进的装备在文盲半文盲的官兵面前也是废铜烂铁一堆，而多兵种合成作战对官兵科技文化水平和军事素养却有极高的要求。

　　士兵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文化学习到底该占多大比例，这在中国军队中一直是个难题。在朝鲜战争后，军队较大幅度地压缩了政治学习的时间，增加了军事训练，并在军中掀起了文化学习运动。

　　根据中央军委颁布的战斗训练命令，从1956年6月开始，全军转入正规化军事训练，即“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军中以前的军事术语、战斗用语、装备用语比较混乱繁杂，这时也要仿苏军模式进行统一，其主旨就是要告别之前“农民军”形态的游击战争。

　　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初步完成了军队思想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改造，并从无到有地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国防工业体系。发达国家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共只用短短数年就完成了。

　　但随着东欧波匈事件、国内“反右”运动、“大跃进”等一系列事件以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军事现代化、正规化进程出现了令人惋惜的逆转。

　　1950年代末，中共对军事现代化、正规化提得越来越少，逐渐开始强调游击战和精神原子弹的伟大功用。以前积极宣扬军事现代化的很多将帅迫于政治压力，只得违心地转变口风。刘伯承、叶剑英等在“反教条主义”的名义下，先后被点名批评；彭德怀等人后来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以后在政治斗争中落马的军队将领几乎都被扣上了这个罪名，林彪也不例外。

　　“文革”前后，军事“山寨化”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军衔制被取消；65式军服替代了苏式风格浓厚的55式，虽然基本样式保持不变，但取消了大檐帽，换成了解放帽，取消了衔肩领章，一律佩上红星帽徽和全红领章，俗称“一片绿三片红”；女军人取消了裙服；军官与士兵的区别就是衣服上多了两个口袋。“文革”期间，民间还流行穿军装，一时间不仅官兵难分，连兵民都莫辨。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到极致。这一时期，中共关于战争的教育，主要是宣扬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声称“美帝”和“苏修”都是纸老虎，只要坚持正确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核武器也没有任何杀伤力；此外还宣称在朝鲜战场上，一位小战士由于执行了正确路线，拥有正确思想，“用一根扁担就俘虏了70个美军”。

　　中共再次启动军事现代化、正规化进程，是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借助对越战争，通过改革开放，将此事提上了议事日程。摘自《凤凰周刊》 段宇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