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家养:王随学:苏共败在钱眼里(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00:55:56
苏共败在钱眼里(转)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12-20 16:15:17

查看( 15 ) / 评论( 3 )        1988年秋的一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一家商店门前,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这是一家为少数特殊顾客服务的特殊商店。这天是该商店宣布关闭的最后一天。苏联普通人把这类特殊商店的特殊顾客称为特权阶层,说他们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正是这个特权阶层,成为推动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列宁倡议变了昧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瞿鲁巴拥有调拨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没有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操劳的同志能够吃饱肚子。
       “疗养食堂”后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半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稀缺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一位记者公开说:“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长达25年。这样,形成一个终身任职的老化的干部队伍。这种干部制度带来的后果,既使得领导层缺乏活力,义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
      特权阶层无顾忌
       利加乔夫曾回忆道,1983年,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部里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他提出换辆低档一点的轿车,竟受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特权地位,就能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进人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要的权力岗位。特权甚至还可成为畅通无阻搞腐败的护身符。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仰仗岳父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勃列日涅夫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于弟,年纪轻轻竟当上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1982年1月,一个苏联公民准备从莫斯科机场乘机出国旅行,海关人员从他身上一个暗兜里发现大量钻石。经查证,这是苏联大马戏团女训狮演员布格利莫娃的个人收藏品。此后不久,便先后逮捕了这个马戏团的美工师鲍里斯·茨维科夫和马戏团团长克列瓦托夫。在茨维科夫家里,搜出价值100万美元的钻石和其它贵重物品,在克列瓦托夫房间里,查获约值50万英镑的西方货币和昂贵的珠宝、绘画作品等。这些物品都是属于勃列日涅夫女儿加林娜的。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珠宝、钻石走私案还牵连勃列日涅夫儿子、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尤利。这个案件本应由内务部审理,却耐人寻味地由特工组织克格勃经办。主持审理该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正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结果,事情到此了结:勃列日涅夫儿子尤利和女儿加林娜依然逍遥法外。
       1980年,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鲱鱼罐头,开后发现,里面装的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鲱鱼为什么会变成鱼子酱?经艰苦侦查后,案情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并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巨额赢利中分占丰厚的所谓利润,并存人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持续了10年之久。此案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它城市的饭店人员,共300余人。而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竟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直接管辖该市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苏共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奉命查办此案,并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
       后来,麦杜诺夫虽被撤销原来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厂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并住进莫斯科的豪华住宅。
       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源于官职,职务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
       特权阶层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抵制。结果,柯西金助手被撤职。
      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
       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这一情况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
       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除权力金字塔塔尖上少数人物有所变化外,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他们占了新总统周围高官总数的75%,新政党领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员中的74.3%。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等,深刻剖析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他们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少有的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据《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