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翼舌吻 rmvb:中国人均输液8瓶背后：利益驱动

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在中国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拉动了相关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输液问题此次引起国人强烈关注，是因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年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几个数字：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中国在关乎民生的统计中，人均指标大都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然而，在医药卫生领域却出现罕见的反例。在“人均输液8瓶”之前，另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

自1998年到2009年，短短11年间，中国输液产量增长了4倍多，人均水平超出国外两倍以上。

中国的医药企业一向以“做不大”饱受诟病，然而，输液产业却是例外，近十几年来，中国已经崛起了若干输液企业巨头。其中成立于1996年的四川科伦集团在短短十年间，就以年产20亿袋（瓶）成为全球最大的输液生产商。不过，中国的输液产品虽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用在国内患者身上。

除了输液产品本身，输液还拉动了若干相关产业。据介绍，中国除了有407家输液生产企业，还有几十家输液包装材料生产企业，几十家装备生产企业，上百家输液器生产企业，上百家与输液配合使用的粉针剂生产企业。而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均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北京市儿童医院前副院长胡仪吉见证了医院输液几十年的变化：他当年从医时，儿童医院每天病人2000人，输液的不过100人，通常是重病人。现在输液从治疗方式变成给药手段，儿童医院内科系统每天有6000病人，其中一半要输液。

风险几乎存在于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

2010年11月28日晚，“人均8瓶”新闻曝出之前不到一个月，5岁患儿夏臣森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输液时出现异常，后在抢救过程中死亡。

经专家调查，夏臣森的输液异常很可能因药物配伍禁忌引起——有两种药本不可同时加入到盐水中。

夏臣森是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10天内第二起患者输液后死亡事件，11月19日，一位53岁的患者在该医院输液后，刚走出医院即突然倒地死亡。

由于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均无相关统计，没有人知道全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因输液引发的药物不良反应。不过，来自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相关数字或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2009年这个中心接到的一万多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静脉给药（即输液）占到84.8%。

通过药品不良反应渠道统计的数据，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担心医疗纠纷和声誉受损，医院往往并不愿意将真实情况上报。

与单纯的盐水或糖水相比，一些治疗性输液产品可能蕴含着更大风险。2006年发生的欣弗（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事件是其中的典型，这种治疗性输液制品造成了11名患者死亡，后经国家药监局认定，该药没有按当初批准工艺生产。不过，有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事实上该药根本就不应该批准为输液制品。

此外，向以“安全”为特点的中药，在制作成输液产品之后，也经常成为致命杀手，如双黄连、鱼腥草、莪术油等中药注射剂近年来问题频发。因为存在安全问题，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不得不于2009年底开始重新审评中药注射剂输液型药品。

然而，对于中国大部分患者而言，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并不难懂的风险，人们的观念中只有——输液好得快。

但主要原因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追逐利益造成。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机制，被普遍认为是造成输液过度的制度性因素。作为医院，给病人输液的目的并不在于输液本身，而是在于联合用药。输液中90%以上是联合用药，其中抗菌素占到相当比例。

一位医生将输液形容为“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加药收取药费，还可收观察费（尽管未必有真正的观察）、注射费、输液费等。

上海某中医院主任医师马华（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其所在医院的输液与药品回扣和奖金提成直接相关。对医生而言，输液很少是单纯输盐水和糖水，大都跟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可以大剂量地使用抗菌素，后者的回扣往往很高；对于护士而言，其奖金与输液人次直接挂钩，因此护士也希望医生多开输液，有的为了让医生多开输液背后给医生好处。

一位医生对此深有体会，据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在某医院进修时，发现该院一名医生因为常给病人输液，被同事们讥笑为“一瓶”。然而10年后，发现大部分医生都成了“一瓶”。在现在环境下，如果限制输液，一些医生已经不会用药了。

(本文摘转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