蝇王纹壁纸:独立的学术界或知识界在哪里？（2）

如果是前者的学术运作，其示范性的意义本身便是杜绝学术不端的根本方式，而遵守学术规范之类只是最起码的学术底线。如果是后者的所谓学术的运作方式，既然人们就是用来“混”好处的，包括抄袭、剽窃在内的种种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就只能愈演愈烈，就跟社会其他领域的反腐败一样只能越反越腐。最典型的恐怕当推最近曝出的一系列大学校长抄袭案，尤其是杨玉圣等教授提出的敦促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抄袭应引咎辞职[2]，并敦请教育部“零容忍”[3]却终于教育部“雷声大雨点小”了。就在此前西南交大副校长黄庆因论文抄袭少见的被校方撤销博士学位以及相关学术职务，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论文抄袭事件被曝之后一波三折之时，可谓“新人”辈出，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又被指涉嫌论文抄袭，他跟陆杰荣一样是第一作者，其博士生是第二作者。也许《参考消息》转载的港报文章《校长抄袭令学术殿堂斯文扫地》中所说基本道理似乎不错：“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它不仅培育大学毕业生，而且是生产社会价值与民族精神的地方，同时也担负着点化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功能。而大学校长可以说是大学的灯塔，‘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很多大学这个灯塔发出的不是诲人不倦之光，而是“毁人不倦”的邪光。一个抄袭论文的大学校长，只能把大学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而误入歧途的大学又会使更多的人误入歧途。”[4]但这指的是一个理性健康的社会情形下才可能如此，在一个非理性而且只有“官性”的社会里面就并非如此，你说“大学是灯塔”我说“大学是衙门”，岂非南辕北辙？君不知“斯文扫地”之类那早已是封建糟粕了吗，而今中国大学讲的是“教育市场化”和“跑部钱进”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究竟谁点化谁呢？“内地大学严重衙门化，一些大学校长就是一群官场得意者。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实行“赢者通吃”，官要当，项目要拿，学问要做，一样都不愿放弃。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大学校长很难有时间继续做学问，于是就让学生代劳，自己当起‘文抄公’，一切理所当然。”[5]即便露馅了也不怕，除非你是异己，如果是自己人，那太极拳就有着打。杨玉圣们真诚恳切地又是“敦促”又是“敦请”，似乎有点天真了。所谓官方制定的“学术规范”就跟那些“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显规则道理一样，一如网上最近疯传着的一个段子说的：纪委的一帮人面对据说是深圳原市长许宗衡留下的一个保险柜无可如何，有聪明者意识到乃“八字声控”装置，于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说了一通，但均不灵，有人突发灵感叫道“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保险柜门立时打开，突现的一堆金银财宝让所有在场人士立时目瞪口呆。虽然是搞笑的“段子”但却道出了显规则与潜规则互为妙用的秘密，以及普遍存在的事实（台上讲反腐倡廉，台下接受贿赂千万）。因此窃以为，杨玉圣们几乎是用“显规则”来对抗“潜规则”，那除了遭遇“潜规则”太极拳化解于无形外，即便如何发力打出的一记重拳也只能打到棉花堆里去了。尽管港报文章一针见血：“其实，抄袭行为相当于盗窃，不仅涉及学术道德，更牵涉到刑事犯罪，当局只要今后将学术腐败纳入刑律究治，将这些身陷抄袭事件的学者一一逐出学堂，送入监狱，必然能令学风端正。”[6]但我以为，港人们说话到底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不是英人统治留下的良好的司法制度和学术制度，港人轻出此言实在缺乏大陆本土的依据和理据。这个依据和理据便是“独立”二字。

因为司法不独立，即便是诉诸法律，由于权力渗透无所不在，审判过程众所周知的猫腻，最后的正义也大打折扣；因为学术不独立，人们也就只有忍受所有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蔓延所造成的整个思想学术呈落后状况的尴尬格局，所谓“不独立，毋宁死”大概就是如此了。由于二者的独立难乎其难，中国的理性化道路尤其显得艰难，而这也便是笔者常常喜欢举杨玉圣氏与贺卫方氏为例说事的原因了。回到于建嵘氏的问题，也即“需要一个有品格的知识界，能够做到独立思考，通过批评与建议，推动改革朝前走”，其实于建嵘意义上的“县政改革”，说的是分权自治的事情，跟晚清思想家尤其是梁启超的“分权自治”思想相近，而且在晚清，有关“分权自治”的主张还曾得到朝野上下的方方面面的共同支持。说到底，也是为了限制权力必须鼓励不同领域的分别“独立”。事实上，诸如政治、经济、司法、道德、教育、文化、文艺各个领域乃至社会各个行业的独立，均需要一个独立的学术界和知识界，更不用说余英时意义上的“大师”内涵与外延。我想余英时肯定是对的：“如果社会不能制造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使得学术界、精神界出现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一种‘大师’、一种精神领袖的话，那最后就只有歌功颂德的人，就像写这个《泰山颂》的季羡林先生一样的‘大师’了，季羡林先生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晚清思想家意义上的因限制皇权或限制权力而派生出的鼓励不同领域分别独立的思想，确实值得我们重新重视，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呼唤晚清意义上的思想家以及中国传统意义上和西方启蒙意义上的“大师”的重新诞生，以建立和“制造出一个独立的学术界”以及“独立的是非标准”。之后，所有因为种种不独立的缘故所导致的积重难返、愈演愈烈的各个领域的被动难堪局面，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校正与纠正。

——2009年9月2日稿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