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冯玉祥

没有一个民国时代的军阀像冯玉祥的名头这么多：基督将军，布衣将军，反戈将军，模范军阀，这些繁杂的称号后面，是冯玉祥的多变，利益与理念，是考察冯玉祥多变的两个指标。

南方人物周刊2010041期封面

冯玉祥

冯玉祥 百变军阀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实习记者  吴鸣  发自保定、大连、上海

没有一个民国时代的军阀像冯玉祥的名头这么多：基督将军，布衣将军，反戈将军，模范军阀，这些繁杂的称号后面，是冯玉祥的多变，利益与理念，是考察冯玉祥多变的两个指标

综观冯玉祥一生， 他曾多次背叛上司：一九二三年卷入驱逐黎元洪的活动， 次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发动政变， 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后来又推翻段祺瑞；中原大战期间，他与蒋介石、 阎锡山、 李宗仁等人不间断地合纵连横、 勾心斗角、 敌友无常；在思想观点上， 皈依基督教、 亲近过苏联到后来的三民主义， 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他反复无常、翻云覆雨。

国民军系将领徐永昌曾批评冯玉祥历来是“论变不论常”， “显得多少有点时髦肤浅”。 而冯氏的追随者们认为， 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 “是主张正义， 不得不尔； 是顺应潮流， 跟着时代前行。”

保定城很多地方都在拆迁，但是西康各庄好像被人遗忘了。

听村里老人说；原来这叫大康各庄，马路东边还有个小康各庄，后来这里叫西康各庄了，路那边也就变成东康各庄了。沿街一排的小门面，卖驴肉火烧的、修车的、卖杂货的，还开着几家旅馆。

冯玉祥的大部分童年和少年时光在这里度过。1948年土改，村里还给冯家分了三间房和几亩地。后来，“土地证不知给谁卖了”。

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一听说冯玉祥，老人家们都来了精神，七嘴八舌地讲起他们所知道的。

80年代，村里小学立起了冯玉祥的雕像，据退休老校长李志强说那是“全国最好的冯玉祥的雕像”。他曾给邓小平写过信，想在康各庄办学校，建历史博物馆，信是冯玉祥次女冯弗伐转交的，因为经费问题不了了之。

冯弗伐和家人回过一次村。在老村支书家里吃了饭。

李志强的父亲曾在冯玉祥办的民生小学读过书。这些年，他和冯家一直保持着联系，看到媒体报道冯玉祥有失实的地方，他还找过对方。

冯弗伐去世前，李志强收到治丧委员会给他的信，通知他代表康各庄去参加她的追悼会。

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开始大规模地编练新式陆军。保定成为当时全国的陆军训练中心。东关外，兵营林立，军旅阵阵，口号声、脚步声、军号声响彻云天。

这些新气象扰动着一个20岁淮军副教习的心。淮军弥漫着的颓废陈腐之气，让冯玉祥十分沮丧，他得到了几本袁世凯写的练兵小册子，大为赞叹。在同伴带动下，该年4月，冯玉祥转投袁世凯门下，成为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的一名正兵。

凭借着才干、勤奋和不可遏制的进取心，这个大块头的年轻人很快脱颖而出。他接连晋升，从副目、正目、哨长一直到队官，并在所有的考试里名列第一。他成了军官争抢的人才和同伴们妒忌的对象，他们给冯取了一个绰号——“外国点心”。

光绪三十年，冯玉祥所在的武卫右军改编为北洋“第六镇”，归段祺瑞统制。标统陆建章一眼看出这个年轻人的远大前程，他把内侄女许配于冯，着力栽培他为自己的亲信。

凭借着精锐的“北洋六镇”，袁世凯顺利摘得辛亥革命的果子——中华民国大总统。陆建章任命冯玉祥为营长，令他招募、训练新兵，这是冯玉祥一生创建自己军队的开始。

1914年，袁世凯称帝，冯玉祥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他在7年间培养起一支绝对效忠于他的骨干力量。4年后，当段祺瑞试图免去冯玉祥旅长一职，官兵闻讯大哗，几乎酿成一场兵变。段祺瑞只得请出陆建章来收拾僵局，不久，冯重新获得对他部队的指挥权。

民国初年的政治纷乱，使得冯玉祥和他的军队走南闯北，一次一次地经受磨砺，并不断地壮大。在北洋系的大小军阀中，他开始声名鹊起。

“忽是革命，忽不是革命”

——从“北洋军阀”到“革命军人”

宇翔园里松柏参天，一座座京式老建筑安静矗立，落叶声沙沙，熟透了的柿子掉了一地。很难想象，京郊南苑机场有这么一处古意盎然的所在。

大门口挂的一块铜牌写着“南苑兵营司令部旧址”。门卫挡住了记者，说必须事先预约才能进入参观。

这里是袁世凯北洋陆军第六镇司令部驻地。1922年到1924年间，被架空为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在这里度过了韬光养晦的两年。他苦心训练军队，结交中外要人，同时也卷入错综复杂的中央权力斗争。他将以一个重要角色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1922年，督军河南仅5个月的冯玉祥接到北洋政府的免职令，命他回京任陆军检阅使的虚职。他把自己的全部兵力搬回京郊。相比8年前离京赴川，他的人马已从五六千人扩充到共二万之众。

此时的冯玉祥已是一个闻名全国的人物了。他在常德、河南任上卓越的改革政绩，尤其是他的军队所实践的“真爱民、不扰民”，赢得了华北民众普遍的好感。当年，英文《每周评论》杂志评选“12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冯玉祥名列第二，仅次于孙中山。

调冯玉祥入京是吴佩孚的主意。冯吴素来不和，两人关系在冯督豫时恶化：一是因为冯枪杀了吴佩孚的亲信鲍德全；一是因为他在河南任上没收了赵倜财产，全部充了公，并抵制了吴佩孚要钱；最重要的，“以其练兵之长才及全军之战斗力强与内容充实，久为吴眼中之刺”。吴佩孚还想以保举他当“库仑都护使”为名，将冯玉祥逐出京城。

此时执掌北洋政权的直系集团已分裂成津、保(曹锟)洛(吴佩孚)三派。回京之前，冯玉祥先去保定见曹锟，一见面就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曹慌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冯说：“吴玉帅对我毫不体谅，使我动辄得咎，啼笑皆非”。直到曹向他再三保证后，冯玉祥才平静离开。

1923年，曹锟操纵总统大选，以每张选票五千大洋的价格收买参众两院议员。作为曹派人物，冯玉祥没有直接参与贿选操作，但是以“索饷”、辞职等等举动，逼得黎元洪出走、张绍曾内阁总辞职。

这为冯玉祥招致社会各界广泛的责难。全国各地均通电否认曹为“候选总统”。安徽旅宁学生团体致电冯玉祥说，“惟年来闻公政绩，未尝不引为军阀中之优秀者，满冀公始终自爱……不意此次曹欲攫取领袖逼走元首，都门鼎沸，举国震动，中外报纸，皆指公为曹氏之功臣，新华门逼宫一剧，在全国已尽知，不愧为曹氏一走狗……军人之模范，更如是乎？呜呼，公其休矣。”一些地方的基督徒指责他的所为违背了宪法，并告诫他要安分守己。

舆论强烈地刺激着冯玉祥。他一向视声誉为性命。如今，他必须要在世人面前与曹锟划清界限，挽回自己的社会形象。

1924年2月，冯玉祥续娶李德全。在他们的婚礼上来了一位特殊来宾——张作霖的亲信副官马炳南，他带了一份厚重的贺礼——一批军火和150万的军饷。马炳南后来透露，他们与冯就联合倒直进行了实质性会谈。

9月，张作霖趁江浙战起，率大军17万入关，吴佩孚统率25万大军迎战。两军在热河、山海关等处交锋，均用海军、空军参战。当时，冯部被调遣在喜峰口一带与张作霖作战。

幕僚石仁麟记录了兵变的全过程。“冯仅少数轻装前进。每到一地(冯)即以电报报告其行踪，取信曹、吴。并借口修路，把炮兵火力潜伏在沿路两旁的城镇，不露神色，待吴佩孚嫡系部队第三师开赴山海关前线后，立即班师回京，由孙部策应入城，包围总统府。胡部得讯亦由前线反戈，会师一处，驱曹倒吴，宣告主和，拥段。”

23日清晨，北京市民一打开门，发现街头有大量佩带“誓死救国，真爱民、不扰民”白色臂章的冯军站岗，才知道京城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11月2日，曹锟被迫向参众两院通告辞职，贿选政府被完全推翻。

回京后，冯玉祥和胡景翼、孙岳等人聚集北苑召开善后会议，组成国民系。冯玉祥情意恳切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并让教友马伯援带着自己的亲笔信赴广东面见孙氏，他在信中说，“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希即日北上，指导一切。”

这让孙中山欣喜万分，频频回电劝勉冯玉祥，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两日后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冯玉祥显然对如何“善后”思想混乱。他在邀孙北上的同时，也邀请了段祺瑞出山。冯曾对张绍曾说：“一方面，我派人南下欢迎孙中山北来，做我们的导师，支持和平会议，组织政府，实行孙中山《建国大纲》里所写的那些政策”，“我还想让你当总理，叫老段主军，你主政，中山先生做总统，我们这些人都听从指挥。把中国治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

在天津日租界，冯玉祥、张作霖等和段祺瑞进行了一次三方会谈。出于各方压力和利益考虑，冯玉祥选择放弃孙氏，和张作霖联合拥段祺瑞上台。

11月14日，段祺瑞宣誓就任临时执政，并颁布《临时政府组织条列》。

很快，张作霖违反与冯玉祥的秘密协定，派重兵进入山海关，对冯部国民军形成强大的威胁。11月24日，冯玉祥宣称下野，避居北京西郊天台山，并邀吴佩孚和他一起出洋，来证明自己发动政变并无私欲，如今功成身退。

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冯玉祥派部下去迎接。12月31日，孙到达北京，冯玉祥已奔赴张家口，就任段祺瑞执政府委任的“西北边防督办”。

孙中山抵京后病情恶化，住进协和医院。冯玉祥把孙的安全职责交给心腹——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他先后住离京、津不远的天台山、张家口，但始终没去见孙中山，仅派夫人李德全前往探视。

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在其日记里写道：

冯玉祥把日本的朋友、张作霖的仆从段祺瑞留在总统的宝座上，使自己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处于荒谬的政治地位：虽说他是京城的实际主宰者，可是那里却有个随意逮捕国民党员、镇压街头游行示威的敌对的总统及警卫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提供了共同犯罪的条件。

领导人物在政治上的动摇，使国民军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使它在众多敌人面前陷于孤立。

政治上陷入孤立的冯玉祥开始急切地寻求外国援助。从1924年开始，他所表现出来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言辞，也引起苏联的关注，认为他会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整个1925年，冯玉祥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武器、金钱、顾问和军事教官。他开始研读孙中山思想，赞赏其民族主义的观点，并分发300本孙的《民族主义》 给部下。

然而，在一封苏联顾问写给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信中，对于“冯玉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军阀，还是革命者？”这一判断上，他们感到极为困惑。

1925年底，国奉两系战争最终爆发，国民军战败。冯玉祥通电下野后，带着妻儿取道蒙古访问苏联。他一边考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体制，一边和国内遭受重大失败的部队保持联系。

综观冯玉祥一生，他曾多次背叛上司：1923年卷入驱逐黎元洪的活动，次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后来又推翻段祺瑞；在思想观点上，皈依基督教、亲近过苏联到后来的三民主义。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他反复无常、翻云覆雨。

国民军系将领徐永昌曾批评冯玉祥历来是“论变不论常”，“显得多少有点时髦肤浅”。而冯氏的追随者们认为，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是主张正义，不得不尔；是顺应潮流，跟着时代前行。”

冯玉祥自己常常引用陶渊明的话“觉今是而昨非”。他自比春秋末期卫国大夫蘧瑗，说“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他确实区别于一般的军阀，好学不倦、总希望跟上时代潮流。对于只受过一年零三个月正规教育的半文盲男子来说，他读书之多是惊人的。美国学者薛立敦曾评价说，“他可能是比其同时代的军阀更易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然而，教育上的缺陷让他总是落后一拍。”

这可能是20世纪初中国的普遍思想状况。即使是知识精英们也依然徘徊在众多思想和主义之间。因为冯玉祥的地位和所掌握的军队，他的“反复无常”，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时局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溘然病逝。这位在位仅41天的临时大总统和他的“三民主义”，幻化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此后，任何谋求政治权力的人，都开始宣称自己是孙氏思想的信奉者与继承者。

这一年，冯玉祥开始听说一个名字——蒋介石，一个野心勃勃、坚定追求权力的军人。

在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冯玉祥在徐谦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两周后他派使者赴粤办理正式的入党手续。6月30日，蒋介石电邀冯玉祥南下共商大计。冯回致密函，称“毅然加入国民党，与诸同志联合战线奋斗”。

1926年8月，国民军在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中溃败。冯玉祥带着450万卢布苏联援助紧急起程。9月16日，他赶到绥远五原县，出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站在土台上，冯玉祥慷慨激昂地发表著名的《五原宣言》，追述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历数功过，说自己“过去没有明白革命的旗帜，”“这次要赤裸裸地说出来，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是革命，忽而不是革命，其缘故是什么回事”。他第一次公开了自己国民党身份，表示从此完全接受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做一个革命的三民主义者。

从此，这位北洋军阀集团的实力派人物，正式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员”。

编遣会议闭幕后合影

“把兄弟”间的恩恩怨怨

卖熟玉米、茶叶蛋的小贩在站台吆喝着，污黄的纱布上冒着腾腾热气。候车室的检票口，几个中年女人嗑着瓜子，懒洋洋地晒着午后的秋阳。陇海线上的火车来来往往，很少有乘客会留意这个靠近徐州的皖北小车站——黄口。

1927年，蒋介石乘专车从徐州东来，冯玉祥乘专车从兰考西来，两人在这里第一次会面。在军乐声中，两人商定从此携手“为三民主义奋斗”。

“五尺多高，很瘦的身材，两个眼睛凹进去，说起来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20年后，冯玉祥在大洋彼岸回忆了对蒋介石的“第一印象”。

1927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分裂成武汉和南京两派，再加上占据北方的张作霖，出现了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统辖豫陕甘三省，控制着陇海、京汉铁路交叉口的国民党员冯玉祥，一下子成为蒋介石、汪精卫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对于双方的拉拢，冯玉祥采取了两面手法，一边派刘骥为驻武汉代表，一边派熊斌为驻南京代表。当宁汉两方都委任他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时，他均不就职，仍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自居。

蒋介石最终用“雪中送炭”打动了冯的心。坐拥重兵的冯玉祥也有烦恼——西北穷苦，40万大军的军需供应始终是个难题。他的秘书高亚兴回忆，黄口会面后蒋“马上就拨给他几十万块钱，以济燃眉，并允以设法接济”。在约冯会谈时，汪精卫曾对张国焘说：“我真不大敢相信冯玉祥会支持我们。恐怕在他看来，我们武汉已经是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了。”

在宁汉之间，冯玉祥做了选择，虽然婉拒蒋要他“向武汉进兵”的提议，在“清党”和联合北伐上都决定和蒋结盟。宁汉合流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南京群龙无首，冯玉祥为张宗昌奉鲁联军进犯所苦。于是，他再三呼吁迎蒋复职，并约阎锡山一起拥蒋出山，还派出部下张之江等东渡日本迎蒋回国，电文说“介公一身紧系党国安危，无论如何艰辛，无论如何谤毁，必须努力完成革命工作。”

冯玉祥后来痛陈蒋介石之“忘恩负义”，此为一出。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成婚。冯玉祥派夫人李德全和秘书长何其巩前往祝贺。

第二年冯玉祥大败张宗昌，蒋介石再次专程从南京到河南与冯相会。在郑州，两人交换兰谱，作了盟兄弟。蒋送冯的帖子上写着“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回赠“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参谋长石仁麟回忆，在河南省府礼堂拍照纪念结义时，冯蒋二人为谁居左而礼让不休，冯说蒋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说冯年长为兄。最后，拍两张照片，两人分别居左，“以表示既讲公谊又讲私情。”

从此，蒋给冯来电必称“焕章大哥”，冯去电必称“介石我弟”，煞是亲密。郑州会谈时，两人商定了北伐大计，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挥师北上。

为使冯玉祥更加卖力，蒋介石向冯玉祥许下诺言：如攻克平津，即以冯部将领鹿钟麟担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韩复渠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这让一直没有好地盘的冯玉祥非常高兴，驱军疾进，在山东境内遭遇了直系悍将孙传芳的部队，苦苦相持后才攻下。

5月30日，蒋介石背着冯李二人，与阎锡山秘密会面。据说，当阎极力劝说蒋把平津分给他，蒋还非常犹豫。阎说：你看看谁没有吃过他的亏。蒋听闻此言，立刻下了决心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和驱逐末代皇帝出宫时，曾向北京富豪大户摊派捐款。当北平绅商听说冯卷土重来，无不戒惧。公推王士珍为首组织治安维持会，欢迎阎而反对冯。此外，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也让北京上层外交使团对他心生芥蒂。

蒋介石于是以民意为由，让阎锡山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按北伐收复平津战役的功劳，冯部出力最多，阎部出力较少。这让冯玉祥大为光火。之后称病，不参加北平举行的善后会议。

“蒋介石食言，主要是因为恐惧当时第二集团军的兵力最强大。”冯玉祥的小儿媳、冯史研究专家余华心说；“当时，四大集团军都想扩大势力范围。”

冯在李宗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调停劝说之下，才动身北上。蒋介石自知亏待了冯，为安抚他的情绪，任命冯的部将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

磕磕碰碰的编遣会议终于在南京召开。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提出了“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的方案，主张各集团军部队混合来编，军权归中央统一掌握，各军总司令均到中央供职。所以，“把自己的实力全都摆在了桌面上，连有多少门炮、机关枪都说了。”

幕僚石仁麟认为冯玉祥的想法是“太天真”，自认为四大集团军中他与蒋关系拉得最紧，想联合蒋控制一切，“没想到蒋对他早有戒心，绝对不愿冯的力量能和他分庭抗礼。”

最后，阎锡山看穿这一着，提出四大集团军各编11个师，另设立一个中央编遣区，也编11个师，归蒋介石掌握，这样，“拆散了冯蒋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便宜了自己，也讨好了桂系”，这个方案得到蒋、阎、李的认可，顺利通过。按这个方案，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最强大，首当其冲地成为“削藩”的对象。

编遣不成，桂系首先发难，蒋桂战争爆发。冯玉祥按兵不动，一面应付老蒋，表示服从中央。蒋为防止他两面讨好，公开发表了冯给他的电报。冯又向李宗仁表示，此举只是为了麻痹老蒋。同时密令韩复渠紧急行军，抢夺两广地盘。韩问布告内容是写“讨桂”还是“讨蒋”，冯说，“哪方都不写。你仔细观察，若桂系胜了，就填上蒋逆，若蒋胜了，就填上李、白逆。”

冯玉祥脚踏两条船，结果两头都不讨好。打败桂系后，蒋介石拉拢冯已没有必要，于是命令部下抢在冯部到达48小时之前占领了武汉三镇、并通电山东省主席孙良诚，不得在日军撤出后接收济南，随后在山东聚集重兵，活生生从冯玉祥手里抢了地盘。

困于西北的冯玉祥一直渴望拥有港口和铁路，部下孙良诚虽然担任山东省主席，因为青岛和胶州铁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始终未能完全如愿。蒋桂开战时，为稳住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赴豫会谈，除许诺200万，还答应让他完全控制山东全境。

如果不是山东被夺，这对把兄弟之间还不至于兵戈相见。就在冯蒋破裂前3个月，参谋长吴锡褀接到冯玉祥电报，命令他和时任河南代主席邓哲熙在郑州为蒋介石树立铜像。吴、邓都觉得极为不妥，“一方面感到给活人立铜像还没见过，另一方面想到中国这些年来，许多头面人物常常今天你兄我弟地亲亲热热，保不定明天就会你匪我贼干起来。”

吴锡褀硬着头皮到南京禀报，冯玉祥听后哈哈大笑：“你回去对石参谋和邓厅长说，吃喝嫖赌赵匡胤，黄袍一加身，就是大宋的几百年太平天下，人民百姓都受益，我看蒋总司令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人物，你告诉石大先生和邓等，别在那里一吊钱压在大杠上想三想四了。”

山东事件，让“把兄弟”公开决裂。一边厢，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等28人联名通电“护党救国”，要求蒋下野，并拥冯为“护党救国西北路总司令”。另一厢，南京方面宣布开除冯的党籍和一切官职，着令缉拿军办。

正当这个关口，不愿听命西撤、放弃地盘的韩复渠突然离冯而去。他说服石友三和马鸿逵等几位高级将领一起投靠了蒋介石。三人带走十余万精兵，约占冯玉祥的三分之一。不久，杨虎城也脱离而去。

韩、石背叛的消息传到华阴，正在和幕僚商议军事的冯玉祥如同晴天霹雳，他顿时脸色苍白，精神颓然。之后日夜哭泣，咒骂自己，自掌嘴巴。这是冯玉祥练兵以来第一次遭遇重大危机，团结破裂，军心动摇，全军对他个人的忠诚度也受到了严重挑战。

“如果他当时把自己的全盘战略计划说出来，而不是像对小孩子一样地训斥他们。结果是怎样，都很难说。” 余华心惋惜说。冯的一名老部下坚持认为，如无此兵变，“冯必能胜。”

1929年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讨蒋一事暂告中断。

多年之后，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印象中的蒋、阎、冯三人：“蒋为人严肃，杀气很重，看上去有些劲儿劲儿的”；阎锡山“则是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其人喜愠不形于色”；“冯玉祥外表既不严肃，也不深沉，属于兴之所至型的”，不过，按李的评价，“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

“蒋是敌人，阎是仇人”

1929年5月底，一直保持中立态度的阎锡山忽然对出洋游历也来了“兴趣”，电冯称愿与之结伴出洋。

冯和阎之间是有梁子的。早在北伐前，阎锡山曾参与直奉的“讨赤联军”，攻打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时，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打到靠近保定，遭遇奉系精锐王牌部队的猛烈攻击，曾向冯玉祥求援，冯以无兵可调拒绝了。李宗仁回忆：“冯并非无兵可调，只是报复阎当年在南口战役时趁人之危收编了不少冯部兵力。”

1929年的《字林西报》展示过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电报喜剧”：两人电报往返，大谈出国漫游的乐趣。阎称此后两人将“形影相随，逍遥海国，其乐何极”，冯则唱和之：这是他向往已久的，他正在作行前准备，阎若先启程，望在柏林等他云云。

在阎的邀请下，冯玉祥兴冲冲地奔赴山西共商反蒋大计。在晋祠，阎锡山一边盛情款待冯玉祥，隔三差五携公子、夫人前去拜访，商谈反蒋策略。另一边到北平“检查身体”，与蒋介石密谈，讨价还价。

3个月后，当冯玉祥移至五台山下的建安村时，被阎锡山软禁起来。住所周围重兵把守，村外有铁丝网阻拦，通往外界的公路挖有壕沟。冯得知上当受骗后，非常愤慨，要求见阎不成，几次强行出村，均被看守他的卫兵集体下跪“劝回”。

参谋长吴锡褀路过太原，去看探望被软禁的冯玉祥，正碰上冯在上课。老先生比今喻古、煽风点火，引得冯玉祥大骂蒋介石不止。这让吴锡褀非常忧虑：当时西北军贫困交加，鹿钟麟等冯部将领正设法和蒋介石拉关系，“一来可以骗点救济，二来联蒋对阎，好让阎无法居冯为奇货，以解救冯的被困”。“谁想到款还未领齐，领运的东西也未过郑州，冯又受了阎的欺骗”——在阎的怂恿下，冯军已首先起兵，因为没有支援，很快战败。

阎锡山以爽约和背叛，换得了全国军职的第二把交椅——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

蒋介石接连“削藩”的胜利，让阎锡山觉察到自己势同骑虎。2月27日，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赔礼道歉，两人抱头痛哭，冰释前嫌，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3月8日，被软禁8个月之久的冯玉祥重获自由。一身粗布棉袍的冯玉祥和一身长袍马褂的阎锡山携手而出。冯玉祥随后抵达潼关，和部下将领开会，布置联阎反蒋的作战计划。

许多部下都反对联阎，认为其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不可与之共事。之前，鹿钟麟曾对何应钦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敌人，阎老西是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冯玉祥对阎也心痛恶之，但他认为应该先联阎反蒋，再回来收拾阎锡山。在会议上，他对高级将领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先联合阎打倒蒋，等蒋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1930年4月，原二、三、四集团军组成反蒋联盟，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在河南、山东、湖南等各省全面铺开。

7、8月战事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9月18日，原本中立的张学良忽然打破沉默，通电拥护南京政府，呼吁各方“即日罢兵，以纾国难”，派20万大军入关占领北平、天津。

局势迅速向有利于蒋军方向转化。阎锡山见大势已去，立刻通电下野，赶在奉军到来之前就把部队退回山西老巢。困在平汉、陇海战场上的冯军又一次孤立无援，无路可退。

“蒋介石给西北军高级将领送现洋，给委任状，只要投过来就给官给钱，把冯玉祥立刻搞垮了。”西北军老兵李九思回忆。孙连仲、吉鸿昌等冯部将领们纷纷投蒋，李九思跟着张自忠过黄河，在平津归了张学良。“发八成饷，发中国票、交通票，可以兑现，还可以领衣服，待遇好多了。不归张学良，冻也得把我们冻死。”

当时，天津的一家英文报纸登了3幅漫画：蒋介石一手握着洋钱，一手提着机关枪；阎锡山一手提着杆秤，一手拿着算盘；冯玉祥一手拿着窝窝，一手拿着大刀。“这是对中原大战三方实力最入木三分的描画。”

战后，阎锡山从太原逃往大连，遥控他山西的军队，等待东山再起。1931年，他又被蒋介石委任为太原绥靖主任。已失陕、甘根据地的冯军被蒋介石全部改编，化整为零，彻底瓦解了冯玉祥的军队。

蒋介石先后打败了桂、冯、阎三大军事集团，唯独冯玉祥的结局是土崩瓦解、耐人寻味。

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敬忠认为：冯玉祥的失败是必然的，“中国现代的军阀，是军队、地盘和权势的集合体。由此来说，冯玉祥是一个不合格的军阀，他着眼于权势之争，但在地盘和军队上出了问题。”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派人去兰州见青海省主席孙连仲，要他的部队立刻出潼关，把青海交给本地人管理，“打下南京，然后改组中央政府”云云。当时，孙连仲就提出异议，“假如打不过去，后方安定，还可以退回来，如果像这样的折腾，结果把所有的部队都折腾散了。”

“我父亲曾经总结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冯先生都输得一败涂地。”余华心说。冯玉祥兵败后，一名部下奔赴天津，向冯夫人报告：“先生失败了！”当时正在待产的李德全一听如有五雷轰顶，顿时脚都软了，难产。余华心的丈夫冯洪达就在这个时候出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投入兵力110多万，波及二十多个省，官兵伤亡30万余人，耗资巨大，给中原百姓的生命与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是民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内战。

1930年年底，山西汾阳县30里外的峪道河村来了一大群穿着灰布军装、打着裹腿的人，他们风尘仆仆，面色凝重。这是冯玉祥带着他的卫队和开封军官学校员生官兵千余人。不久，李德全也带着子女赶来团聚。

在基督教堂和房舍间，冯玉祥每天植树、种地、读书、写字、画画、练拳，消磨着心中的苦闷。表面上看，他已经远离了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则，他一边读书，一边反思自己的失败。同时，派出使者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反蒋势力进行联络。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移居泰山脚下，过了一段山居读书生活。

东三省沦陷后，蒋介石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民众热望冯玉祥再起东山，挥师北上，领导抗日救国。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兵力迅速扩大到10万，一度收复、接管察省全境。这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惊恐。在日蒋联合进攻下，冯被迫通电全国，辞去总司令职务。几个月后，抗日同盟军战败。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选择全力拥护蒋介石，到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然而，蒋始终对他怀有戒心，冯也始终无公事可办，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冯玉提出出国考察。蒋介石给了他“水利特使”的名头，并给他办了退伍手续。

“他为这个事很伤心，他可是个终身的职业军人啊。”余华心认为，这是冯玉祥后来始终不肯原谅蒋介石、反蒋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精神书”和用教派

军队，就是军阀的命根子。

早在北洋时代，冯玉祥的部队就以“模范旅”闻名中外。到北伐时，他已建立起一支当时最强大、最骁勇善战、对他极为忠诚的军队，成为蒋介石一统江山最大的威胁。

每招收新兵，冯玉祥都要亲自查看，只要右手食指有茧子的，他都不要——那是兵油子、混营子。他喜欢招质朴、精壮的农民、学生。新兵入伍后，选拔较有文化的组成模范连，加以训练，他亲自抓领导工作。

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看作一个大家庭，而他则是“家长”，一手以恩感人，一手以威服人。他经常跑到军营里与士兵同吃同住，与士兵促膝谈心，婚姻、家庭、兴趣、理想、学习、工作，他都关怀备至。当他已是团长时，他还能记住部中约一千四百人的姓名。

如何“以威服人”呢？冯玉祥的方式是打军棍。只要是没认真执行他的指令和命令的，就有被打的可能。不少人在挨了军棍之后不久就升了官。冯的军队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打是情，骂是爱，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军校出身的军官就受不了这种“考验”。冯曾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一打就漫天飞”。所以，凡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绝对不让他们掌握兵权。

在恩威并施下，部下们对冯玉祥无不感戴悦服，死心塌地跟随。任冯军政治部主任的简又文见证了他的超人魅力：“人人对于他都起了一种神秘的信仰，其人格之摄力和感力竟能达到最下层的兵士，以至全军数十万人能团结一体，群奉冯为头脑及中心。”

1926年，当冯从苏联赶回，已经溃不成军、四分五散的国民军“失败情绪一扫而光，精神又重新振奋起来，上下都充满希望”；只需他一句，千头万绪重新编排。分散在绥远和甘肃的士兵纷纷携枪归队，已依附阎锡山的韩复渠、石友三、张自忠等将领也自动归来。

美国学者薛立敦将冯的风范和拿破仑相比较，说他们都是天生的演员。“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情绪激昂，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即使是老于世故的人，听到冯的演讲，也很难不被其毫不夸张、极有说服力而又激励人心的论述所打动。”

冯玉祥非常在意对部下的精神统领。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他开始接受苏联援助。作为回报，他同意在其部队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但是，苏联顾问们发现，只要一威胁到他对军队的严密控制时，冯的固执令人失望，“冯在军中对政治工作严加限制，只是在需要符合他的政治利益才许可”，“总之，我们的希望犹如肥皂泡灭亡。”

讽刺的是，这支民国最强大、最忠诚的大军在最后一刻土崩瓦解。

从北洋时代到南京政府，冯军始终为缺饷少械困扰。1921年，冯在日记中写道，“自移驻信阳以来，饷项奇缺，目兵仅用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可怜可叹。昨夜梦中为筹饷事，不觉涕哭，醒来泪痕沾枕。”当时，一直拿不到政府的拨饷，他一不做二不休，截留了归北洋政府的10万元铁路收入款，以解燃眉。

虽然身居高位，冯玉祥生活非常俭朴，坚持与士兵同吃同住，一年四季灰布军装、打裹脚，吃窝窝、小米饭。只是，他以身作则的清教徒生活准则，压制不住手下军官对物质生活的向往，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地盘、过更好的生活，娶漂亮的姨太太。

这些都不是冯玉祥的精神鼓励所能给予他们的。

到后期，冯治军虽严，仍然阻挡不住内部的“腐化”风气。郑州国民大队长王长春因为贪污被枪毙，陕西兵工厂督办沈家新(音)强娶女学生，也被冯枪毙。至于高级将领娶姨太太的、吸食鸦片的，屡屡重罚，仍然屡禁不止。

“西北军太苦了，也苦太久了，官兵想过上稍微好一点的日子。这是人之常情。”余华心对此很理解，童年里父亲跟随西北军南征北战的记忆依然清晰。她对部队派给她的司机小杨说：“你不知道你们现在当兵是多幸福。”

待到中原战争开战，一片厌战的情绪。80年代初，余华心曾走访冯当年的部下，“有将领对冯先生说，老总啊，别打了，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封建家长式的管束、享乐生活的受制、地盘欲望的被阻，使得高级军官们对冯玉祥渐生离心。蒋介石看透了这一点，把收买冯的高级将领作为一项重要措施。中原大战中，他的高级将领大多被蒋的洋钱、高官所拉拢和收买。

收场

1948年7月，冯玉祥带着家人一行八人登上苏联轮船胜利号，取道苏联回国。在黑海上，船舱内忽然起火，18岁的洪达冲进浓烟，救出母亲李德全，等摸到父亲的身体，已发现没有呼吸。

9月5日，苏联新闻界对外宣布：冯玉祥和小女儿晓达因船失火遇难。官方正式报告：是日，船上放电影，胶片着火，影响及冯，遂因心脏病发或窒息而死。

“他之前已经有预感了。”余华心伤感地说。在回国前，冯玉祥在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上用毛笔写了遗嘱。当晚，他在日记写下：“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间皆可以死的。”

34年后的夏天，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和夫人到青岛疗养，约冯洪达夫妇见面。

“他告诉我们说，黑海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结论是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令洪达夫妇诧异的是，他们俩是家里第一个被告知的。“我婆婆去世前都被蒙在鼓里，可能是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吧。”

究竟是谁下的手呢？余华心说，“我觉得这都不好说。”

一年前，余华心去太原旅游，顺道去看了一下阎锡山宅子。“一走进去，黑黝黝的，又小又暗。”

“很感慨啊。你看一个人怎么谋划百年基业，把房子造得这么坚固、晚上睡觉总是换地方，还修了一条只容得他身高的地道。想得出修一条小铁轨，让山西外的铁路通不进来，算盘打得这么精。机关算尽，到头来还是黄粱一梦。”

1949年，在陈立夫“奉命”陪同下，阎锡山带着几十箱金条上了飞机。一年后，他辞去“行政院长”一职，搬往台北市郊阳明山边的菁山居住。在菁山，他让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建了一个窑洞。从此，他住在这个特制的窑洞里，一心读书著作，闭门不出。1960年在台北去世。

白崇禧也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966年在寓所离奇死亡，死后身体发绿，口吐白沫。他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游园惊梦》、《台北人》等一系列小说里描绘了一群客旅孤岛、忘不了过去的“台北异乡人”。

李宗仁去了美国。1965年7月，携夫人经瑞士、中东回到大陆，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等中共领导的欢迎。1969年1月在北京逝世。文革开始后，他曾对夫人胡友松说：“回来还是要回来的，但回来得不是时候。”

我们谈到了对蒋介石的评价。记者问她如何看待这位冯家和中共的共同敌人。“其实，他也没宣传的这么坏，也有他的人格魅力。不打麻将、不抽烟不喝酒，克己的一个人。”

她停顿了片刻：“他是唯一善终的。”

“耶稣基督的好兵”

冯玉祥的信仰和治军模式混合了中国的传统伦理和基督教，归根到底是一种实用主义

从民国初期，冯玉祥就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一个独特的称号——“基督将军”。

在许多早期传教士写的书中，冯玉祥都被寄予厚望，他的皈依和作为被赞美为一名“耶稣基督的好兵”。

少年时期的冯玉祥曾对“洋教”充满了仇恨。14岁入伍时，保定府发生瘟疫，他放枪打过福音堂的门匾。他有时也会跑到福音堂捣乱。有一次，当他听到神父讲经说“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立马和几个同伴抬起教堂的桌子就走。看到神父无言以对，大笑着扬长而去。

很快，冯玉祥就被一连串的亲身经历所震动：当时义和团举事，把保定天主教堂的全体教士逮捕杀害。临刑前，一个叫“莫姑娘”的女传教士突然提出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传教士的要求。这种牺牲自我的殉教精神让他第一次对“洋教”产生了好感。

1905年，冯玉祥因病住进了崇文门医院。他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当他表示感谢时，医生们说：“不要谢我，请你谢谢上帝。”这让他非常感动

冯玉祥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更为信徒们严谨的生活态度而心动：基督徒中没有人吸食鸦片；无论贫富子女都上学；都有相当的事业，无游手好闲之人，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简单的几条，使我非常羡慕。当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的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的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1915年，冯玉祥在北京亚斯里教堂，由著名的中国牧师刘芳为他行洗礼。

冯在北洋时期的文治武功都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还深深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1923年，冯玉祥的发妻刘氏病故。这位威武的上将军一下子成了京城头号的“钻石王老五”，连总统曹锟都想把自己的千金嫁给他。据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冯玉祥当时给姑娘们出了一道考题：“为什么嫁我？”当教友宋发祥给他送来一份答案——“上帝派我来监督你，怕你做坏事。”冯玉祥一看大喜过望，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婆婆亲口告诉我，他们是唐悦良夫妇撮合的。”余华心笑着否认：“他们当时约冯先生去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一眼看中了正在演讲的她。结婚时，她还问过我公公说：你怎么看上我的？我公公说，我看上你的天真烂漫。”

李德全是一个不同于刘氏的新式女性。她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才干卓著，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婚后，除教子持家，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军中妇女教育及伤兵慰劳等事上，她很受官兵们的爱戴。在冯玉祥的政治生涯中，她成为他有力的臂膀，并在冯联孙和联蒋之中都发挥过作用。解放后，她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并出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基督教义契合了冯玉祥希望改变社会的救世抱负。他仍然是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只不过，他发现，在社会实践和个人道德方面，基督徒表现得更为成功。由此，他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更有效率的道德规范，他曾坦承，中国有“吃教派”、“信教派”，而他就要做一个“用教派”。

“基督治军”是冯玉祥凝聚军心最独特的方式。军中设有随军牧师，在近代史上除太平天国之外，冯玉祥是唯一之人。

1918年在常德占下地盘之后，冯玉祥开始在自己的军队里进行系统的传教。在营房建立教堂，每逢礼拜天，请牧师向全体军官讲道，并提倡查经、祷告、赞美、主日等仪式。冯玉祥还亲自为士兵宣教教义。

在他的鼓动下，大批军官受洗入教。根据传教士的一份报告：到1924年，冯玉祥在京出任陆军检阅使，手下3万余人中信教过半，其中军官受洗者十之八九。当年2月，冯部有千余名官兵受洗，8月，又有5000人在南苑受洗。冯部高级将领如张之江、李鸣钟等都是虔诚的教徒。

他选择一些合乎自己需要的基督教义内容，编写了士兵教育读本《军人精神书》，分为《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和《军纪精神》，即“三精神书”。把中国的圣贤传、传统的道德观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并大量引用曾、颜、子路、墨子的故事。

余华心的父亲余心清就是在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时成为随军牧师。他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很快就得到冯的赏识，担任随军总牧师，并出任冯部育德中学校长、开封训政学院院长。他后来进入军政界，成为著名的“红色牧师”。

在开封南门外小校场上，站在第一排的第11师学兵尹心田第一次聆听这位总牧师的布道。他很少像其他牧师那样讲圣经、讲天国，而是大讲世界革命潮流，大讲中国人民的苦难，大讲革命军人肩负的救国救民重任。深入浅出、侃侃而谈，有事实、有理论，语言生动活泼。

基督教成为凝聚冯军的思想纽带。相比其他的军阀部队，冯军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纪律严明、素质优良。每到一处，人们都向他们投以诧异的目光。冯玉祥的部队由此赢得“基督雄狮”的美誉，被称为“模范旅”。

这样的信仰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一位冯的贴身随从说，冯玉祥皈依基督教十载，仍“不很理解深奥的基督教教义”。这也从他家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每天读经，学习，但“不做祷告的，我从来没听家人说他做祷告”。

在冯玉祥一生中，他对曾国藩是极为崇拜的。他曾把《曾胡治兵语录》定为治军的金科玉律，并定为部属的必修读物。他尤其折服于曾国藩以转移社会风气自命的观点。曾国藩在《原才》中论述，认为只要由少数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为“天下倡”，就可以使社会风气得到转移。曾有人向他求字，冯玉祥以手书《原才》一文赠之。

他立志作一个“清官”和“好官”，一有机会就在所辖区域实行“德政”，办学办厂，所到之处立即着手净化社会空气，剪除吸毒、赌博和卖淫等社会恶习。

1928年北伐成功后，冯玉祥抵达南京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竟然引起南京官场一片恐慌，赶忙关闭了一些妓院和赌场，并对某些自由散漫的政府工作人员规定上班时间。在南京时期，这位大员身穿普通士兵的制服，头戴破草帽，脚登粗布鞋，出入乘坐大货车，言谈举止极为引人注目。

有人讽刺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立异为高，沽名钓誉”。但和冯玉祥在一起很久的人则会为他辩护——“你说他假，他几十年如一日，假到底了也就是真。”

军事上失败后，冯玉祥更把“立言”和“立行”作为自己对社会贡献的价值。他身后留下了大量文字，日记、还有回忆录和各种读书笔记。如果参照许多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回忆，他的自述和回忆录中，确实存在不少与事实有出入、文过饰非的地方。这也给部分人攻击他的“伪善”提供了口实。

“我想，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余华心认为。

从苏联回来后，他不再在军中布道。在国民军的日常思想灌输和他的讲话中，孙中山开始取代上帝的位置。从某些方面看，在激发官兵热忱上，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遗嘱显然比基督教义有效得多。自此，驻华外国记者不再称他为“基督将军”，而冠之为“赤色将军”。

命运是如此的奇特。1927年，蒋介石为追求宋美龄，“临时”入了教。根据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来看，晚年的蒋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失败折断了这个“强人”的骄傲与诡诈。

这两位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基督徒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信仰之路。

1936年拍摄于南京的全家福，前排左起：五女颖达、冯玉祥、么子洪达、李德全、六女晓达；中立者：四女理达；后排左起：次子洪志、三女弗矜、长女弗能、二女弗伐、长子洪国

冯家故事

祖辈的叱咤风云、一世枭雄已成历史陈影，冯玉祥的后代多数过着普通人的日子，或逆或顺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大连、上海

“你的书，帮我们赚了一大笔啊”

家里来了陌生人，小猫显得很兴奋，跳到访客的膝盖上，撒娇发痴起来。

自从先生冯洪达去世后，余华心一个人生活在这套靠近海边的高级老干部寓所。一进大门，客厅里空荡荡的，都是一扇扇的门。

余华心收集石头、弹钢琴，还经常上网。在网上，她常常留心那些最新解密的史料。这些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名字曾和她的夫家、父家命运交织在一起。

她的父亲余心清是冯玉祥的部下、随军总牧师，西北军著名的“红色牧师”，受到冯玉祥的重用，进入军政界，曾奉冯命策动孙连仲起义，文革期间自杀。

余华心的母亲刘兰华也是一位民国奇女子，出身基督教家庭，是李德全在贝满女中时期的同学。她是孔祥熙弟弟的未婚妻，那时孔家还只是山西一个殷实人家。未婚夫意外去世后，她发誓独身，后来到美国留学，碰到当时比她小9岁的余心清。在余心清的猛烈攻势之下，两人结为夫妇。

说两家两代缠绕着的姻缘，老人冒出两个字——“缘分”。1942年，余华心9岁时，她跟母亲第一次去冯玉祥家做客，他“穿着一件粗布棉袄，很魁梧”。当时，冯玉祥还送给她一幅画作为见面礼。

她和冯洪达结婚后，先生有时会发牢骚：“你看我父亲从来没有给我画过画。”冯玉祥和儿女相处的时间很少。重庆时期，洪达和母亲住在乡下，到美国读书时又住校。

冯洪达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后转入巴库海军学校学习海军专业。1953年回国在海军工作。顶着军阀家庭的帽子，在部队一干30年，职位都没变动过。文革期间，冯洪达被分到农场放鸭子。

文革结束后，余华心在海洋地质研究所打字。单位里评先进，余华心第一天被提名，第二天就拿下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个副市长的女儿向上级反映，说一个大官僚、大政客、大军阀的儿媳有什么资格当先进？”

“我当时那个气，四人帮都倒了，怎么还这样对待冯家。”她给组织打了报告，提出要写冯玉祥的传记。批准后，余华心以借调的名义收集资料、调阅文献、走访冯玉祥的旧部。她一个人住在北京政协的办公室里，花了一年多完成了书稿。

改第三稿的时候，她三天三夜都没睡觉，一天写一万字，手指疼得厉害就用胶布绑起来，还是痛，“当时急着赶，就怕政策变，这书晚了就出不了。”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1980年出版，新华社卖出254000本，“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的人很高兴，说你的书帮我们赚了一大笔呢。”当时，政协还同时出了一本名人传记，全国征订一共7本。

这本书意义重大，促成了对冯家的政策落实。1982年，中央政府安排了隆重的冯玉祥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散落各地的冯家后代聚集北京，连远在美国的冯洪志一家也来了。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接见了冯家的第二代。当时，在重庆的长子冯洪国还属于被公安局监控的对象。

1990年1月，冯洪达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奶奶从来不讲爷爷的事

解放后，李德全就把冯家二十多处房产和历史资料都无偿捐给了国家。1958年，她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

在余华心眼中，婆婆解放后是一个完全政治化的人物。“她真是很聪明的人，这么早就把财产都捐了出去，部长一当就是16年。文革时，这么多人都倒了，她没有受到一点冲击。”

大跃进时，李德全的妹妹找到她家，坚持要她去农村看看实际情况，“她始终一声不吭。”有一次，李德全从部里开会回来，“她说我恨不得自己已经疯了。”

余华心写了一个对婆婆的回忆录，她不打算出版，“留给子孙后代看的”。

因为冯洪达的工作频繁调动，余华心把一对儿女送到北京婆婆那里。女儿冯丹龙的童年在小羊宜宾胡同里度过。“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洋楼，前面还有一个院子，现在都拆得差不多了。”

在冯丹龙眼里，“奶奶就是奶奶，不是什么部长”，“她是个特别乐观的人，奶奶的嗓子特别亮，总是唱歌，唱自己编的歌。每天，她都带着我们锻炼身体，早上、中午、下午。汽车在后面跟着，我们在前头走，边走边唱。”

冯丹龙特别佩服奶奶：“她真是很坚强的一个女性。一个女人忽然间，丈夫没了，孩子没了。” 当时李德全已经“靠边站”了。冯丹龙记忆中，奶奶家里没有一张爷爷的照片，奶奶也从来不和他们讲任何关于爷爷的事。

当时，冯家第二代基本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奶奶家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长辈们的苦闷离他们很远。记忆中童年还是很快乐的，每天学校只上两个小时的课，大把时间就是和堂兄堂姐们在院子里玩耍。他们常常一起骑着自行车，从东城区的奶奶家出发，穿过整个北京城，到清华园姑姑冯颖达家里去玩。

直到李德全去世。冯丹龙和弟弟才回到父母身边。

在家里，父亲也从来不和他们谈关于爷爷的故事。冯丹龙记得，小学里有一次老师布置一个作业——写各自的家史。父亲还真给她写一个，“说爷爷是个革命军人，后来怎么怎么被蒋介石迫害。总之，就是那种忆苦思甜的。”

冯丹龙对爷爷冯玉祥的了解，完全来自妈妈在1980年代初写的那本传记。

“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完全是出身很底层的一个人，基本没上过学，一个半文盲，写得一手好字、画画、写打油诗。60来岁开始学英语，然后在美国大街上做演讲。”

第二代

冯玉祥的第一任夫人刘氏生了二男三女：洪国、洪志、弗能、弗伐、弗矜。刘氏病故后，冯玉祥和李德生结婚也生了二男三女：洪光、理达、颖达、晓达、洪达。

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三兄妹同在莫斯科学习，他们和民国高层的子女蒋经国、廖承志是同学。当时的上海报纸以“三公子在苏俄”为题连续报道了他们在苏联学习生活的情况。

1927年，冯玉祥选择和蒋介石合作，在军队里进行“清党”。当时，小冯和小蒋共同发表声明，宣布和各自的父亲决裂。回国之后，冯洪国与父亲和好。冯玉祥把儿子送到日本去念军校，后来参军。

在台湾出版的很多关于蒋经国的传记，都提到冯家长女冯弗能是小蒋的第一位恋人，甚至有说他们结过婚，因为父辈恩怨和政治分歧，这一对罗蜜欧和朱丽叶才被迫分手。

一个15岁，一个16岁，少男少女，异国他乡，确实留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对于这些传闻，冯家人给予断然否认。

冯弗能回到北京嫁入张家，曾随夫婿赴英，1979年逝于北京，育有一女。

二女弗伐，曾为战时保育院向国民党大员募捐筹款。解放后境况一度不是很好，继母李德全为她的生计考虑，留了一些资产给她，后来一直没有出来工作。

三女弗矜性格孤僻，不合群。她在四川齐鲁大学药学系读书时，余华心的母亲刘兰华是女生部主任，当时和弗矜同一个宿舍的同学都向她反映：不愿意和她住，提出要么她搬出去，要么给大家调宿舍。刘兰华只好让弗矜暂时先搬来和她住。

和母亲同住的余华心还记得当时的印象：“她拎了两个包袱进来，一进门就躺在我母亲的床上，一动不动，一直到天黑。我害怕，装着找东西，进屋子找东西去看看她，她还是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不久，弗矜退学回到重庆的家中。一次李德全批评她几句，她回嘴，两人发生争执，都到冯玉祥那里告状。当时，部下孙良诚叛变，冯玉祥的心情非常糟糕，他顺手抄起桌上的一个砚台就朝女儿扔了过去。弗矜哭着跑了出去。

当晚，她吞下一瓶安眠药，并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冯玉祥很生气，硬是不让买棺材。后来几个部下悄悄地买了副棺材料理了后事。

在冯家第二代里，被称为冯四小姐的冯理达是个性最像李德全的。她早年留学苏联，担任过海军总医院副院长，活跃于各种社会事务和大小活动。2008年冯理达去世，各中央级媒体把她作为重点宣传的“先进典型”反复播出。

家人眼里的姐姐和姑姑，当然不同于电视宣传片上那样。冯丹龙印象中，姑姑很强势，是家里说话算数的人，“我们从小都听她的。”

房子

今年国庆，冯丹龙陪着来上海玩的妈妈去寻访家中捐出去的三处房产。她们找到复兴西路“思南会馆”牌子。“被拦住了，不让进。”门牌旁别有文字说明：柳亚子曾在此居住。

这让冯丹龙很生气：“怎么可以说柳亚子故居，他是租冯家的房子。”她立刻就向上海市人大反映了意见，“我就是提议他们再挂块牌子说明一下：这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房子，解放后捐献给国家。”

二伯冯洪志和政府打了几年官司，就想要回这三处房子的所有权。冯洪志早年留学德国，是水泵方面的工程师。他是解放后唯一定居美国的冯家子女。他有过几次婚姻。

这让冯家后人们觉得不妥。“这都捐出半个世纪了，怎么可能要得回。再说，家里人都在努力为国家做贡献，这么做，对社会影响也不好！”他们认为，九十多岁的冯洪志是被想利用冯家发财的人给哄骗了。

房子当然是没要回来。在统战部安排下，冯洪志如今在上海一家养老院度过剩下的日子。

冯洪志有一儿一女。女儿中文名为冯文贞，是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原来和别人合作开动物诊所，忽然爱上摄影，睡在房车里到处旅行。现在她半年在美国，半年在四川替杂志专门拍熊猫。“5·12”大地震的时候，她正在卧龙。

六十多岁的冯文贞没有一根白头发。

“爷爷说，两只手，自力更生”

中信泰富的办公室正在装修。辉瑞刚刚把惠氏吞并进来。

随冯丹龙拐进一间办公室。隔着落地窗，可以俯瞰南京西路商业区的全景。一捧香水百合兀自绽放。靠墙柜子上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吸引人的是一幅三格的黑白照——爷爷冯玉祥、奶奶李德全和父亲冯洪达。

冯丹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外企员工，辉瑞制药中国的1号员工。

文革结束时，中学毕业的冯丹龙在医院当护士、也做过电工。她打小就是优等生，“小时候看苏联小说，就想我长大一定要做博士。”1977年高考恢复，让她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

第一次高考落榜。当时，冯家第三代里有几个孩子参加高考，没有一个被录取。“我爸爸说，估计还是家庭出身的问题，当时政策还没有落实，家里还扣着大军阀后代的帽子。”

憋着一股劲的冯丹龙屡败屡战，连考了三次，终于考上山东大学外语系。大学毕业之后，她分到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系当外语老师。1984年，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中国培养MBA。当时，她在大连培训中心的中美MBA项目预备班当英文老师，“不知道MBA是干什么，听说还可以出国学习，试着看看，也考上了”。

她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代MBA。读完仍旧回到高校当老师。“月底去领工资，一个月发七十来块工资，还有部分是国库券。”见识过世面的冯丹龙不甘于这样的生活。当一家叫辉瑞制药的外国公司在大连招总经理秘书助理时，她决定离开。

随着公司进入自身的快速发展期，冯丹龙的职位也顺利攀升，从总经理秘书助理、发展部经理，一直到现在人才资源部总监及事务部总监。在好些年，她每周的日子都是在北京和大连的家两地飞，成为中国最早的“候鸟群”。

冯丹龙觉得自己的学习习惯，都是在当护士、电工那三四年辛苦自学培养出来的。谈到自己的儿子，她皱皱眉头，“现在，我儿子就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去辛苦念书。”

“我没觉得自己特别，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相同的遭遇。如果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选择放弃。如果我当时放弃了，可能我现在还是一个护士。”

“我爷爷常对我爸爸说，我给你们一双手，你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我爸爸常常对我们说——给你们两只手、一副很好的身体，你们要靠自己。我想我就是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