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壳的启示的过渡句:麦肯锡：中国居民收入占GDP份额在下降

麦肯锡：中国居民收入占GDP份额在下降

转载

居民收入下降

杂谈

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靠投资驱动的增长难以为继

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都是居民收入分配的概念。这些年来，居民部门的收入占GDP份额在下降，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也在下降。为什么？

我们的投资率一直都比较高，到底这样高的投资力是否可持续？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教授认为，对投资回报率的研究表明，投资回报率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是稳定下降的趋势。他担心，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投资回报率会比较低，投资不可能持续，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也不可持续（图表1）。

政府、企业储蓄在GDP中占比高，增速快，居民储蓄一路走低

投资率高，主要是跟储蓄率高有密切关系。那么，储蓄率高是什么原因呢？人们更多地谈论居民部门的储蓄。通过对居民部门的平均储蓄率或者平均储蓄倾向的测算，白教授发现，其实，居民部门储蓄率没有显著变化，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却增加得比较快（图表2）。

通过分析各个部门储蓄占GDP的比例，研究还发现，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也比较高。储蓄的问题，主要可能不是来自于居民部门。事实上，居民部门收入占GDP比例在过去10年里，是显著下降的，且下降幅度比较大（图表3）。所以，可以说，居民之所以消费率比较低，主要是收入严重减少，而不是因为储蓄率增加。

修正后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反映出，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有比较快的上升，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也有显著的上升，不过，没有政府部门上升得快。所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在政府、居民、企业这三个部门的分配，居民收入分配在下降，政府部门收入比例在上升，企业部门也在上升（图表4）。

劳动者报酬减少是主因

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最主要的前３大原因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下降，这是由于劳动者收入下降造成的；居民部门中个体企业收入也在下降。居民部门收入比例下降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造成的（图表5）。

劳动者报酬有两个不同定义，如图表6所示，红色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蓝色是劳动者报酬占所有要素收入比例，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分母不同，蓝色的分母里没有包括政府在生产环节中所征收的税。但不管按哪个定义，下降幅度都比较大，尤其是95年以后，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

剔除2003～2004年统计口径改变的因素后，我们发现，劳动者报酬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从2005年到现在，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稳步下降趋势，工业和第三产业加起来呈上升趋势（图表7）。所以，劳动者报酬占比在扣除统计因素后，是由产业结构造成的，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是合理的，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

涨工资恐难增加劳动者总体报酬，但会减少就业增长速度

人们常说，劳动者报酬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是剩余劳动力压低了劳动者的工资。实际上，压低劳动者工资以后，也增加就业增长速度。剩余劳动力更多进入了工业部门，就业增长的速度快和工资增长速度慢这两个情况正好相互抵销。白重恩教授指出，他们通过对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的估计，发现这个弹性差是1，这说明这两个效果正好相互抵消，工资增加了，就业就会增长得慢。资本和劳动间替代弹性表明，当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格增加1%时，就业会降低1%。

他的研究分析并没有发现技术变化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这些发现对我们的政策提示是，最低工资制度作用很有限。你把最低工资提上去了，就业就会降下来，反而会加重收入分配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热议这个问题，但是，给出证据的不多。而我们对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因为这个替代函数是1，涨工资是不会增加劳动者报酬的，只会减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

发展服务业可增加劳动者报酬，但需调整制度性制约因素

服务业的变化是构成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大因素。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图表7），服务部门劳动者报酬比工业部门要高，第三产业劳动者报酬要比制造业高。起码，现在是这样。这样的政策含义是，如果努力让第三产业发展得更快，可以增加劳动者报酬。

照理说，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规模大小，但是，一些制度性的原因和结构性原因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性问题是税收。目前，制造业主要是增值税。而对第三产业则主要是征收营业税，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增值税已经剔出购买时前面已经交过的税，而营业税是按照总收入来征收的，其中有很多双重征税的情况。现行税收做法使工业企业不愿把服务性的业务（如运输）向市场外包，这造成专业化程度的降低，也制约了物流业的更快发展。

我们比较了中国和OECD国家服务业税收负担的情况，中国对服务业的税收是最高的。

我们对不同省工业企业的数据的分析表明，税负负担比较高的省份，劳动者报酬占的比例都比较低。

第二个制度性问题是市场准入障碍，进入服务业（主要指专业服务）的障碍要比制造业高，有很多门槛，对外开放的程度要比制造业低。

第三个制度性问题是，劳动者报酬下降与垄断权力的增加有关。

用国企分红来降低社保负担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白重恩教授认为，降低社保缴费率是一个可行的思路，补偿的办法是把国有企业的分红变成一般性财政收入，来支持社保。企业分红分到国资委以后，国资委不应该再把这些钱拿去投资，而应变成一般性财政收入，特别用于降低社保负担。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负担特别重：我们社保的缴费里面，养老保险中，企业交20%（即员工基本工资的20%），员工个人帐户缴8%，基本工资的28%是养老保险；加上职工医疗保险，企业交基本工资的6%，个人交2%，这又是8个百分点，28 + 8是36个百分点；再加上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差不多占了40%。这是特别高的比例，基本工资40%是社保缴费，不管是企业交，还是个人交，都是对劳动收入的税收，这个负担极重，它影响了就业的增长，影响了劳动者收入的增长。

社保没有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

政府的社会保障机制目前效果不好，一是因为收费太高；二是所提供的信息太少，普通老百姓不知道未来自己能从社保中得到多少收入。在美国，社保局每年会给每一个纳税人寄一封信，明确告知纳税人退休后，每月有多少收入，而中国没有这样的服务。因为政府不提供这个信息，老百姓对社保会带来什么样的收入完全不知情，因此，也完全不把它当成未来的一个可能的收入来源。我们的研究发现，参加社保，减少了消费，退出社保以后，消费反而又回来了，社保完全没有起到增加消费的作用。老百姓觉得这个钱扔了，我该储蓄，还得储蓄。

此外，社保还有流动性约束，现在想借钱，借不到，这就造成了对消费的压力。本来，我不交社保，可以早一点攒足钱买房子，现在，我交了社保，攒房子首付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为了尽快买房子，我就只能少消费。

警惕最低工资制和集体协商制的不可持续性

学界有一种担心：有些政策选择（一是最低工资，一是集体协商议价制）很可能把蛋糕变得更小。以前，地方政府是比拼谁的GDP高，现在，地方政府竞争的是谁能把工资提得更高！这又可能成为政绩的另一衡量指标。其实，现在受最低工资影响的人5%都不到，非常少。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如果各省都竞争攀比，做好人的冲动会很强大，工资增长会很快。但冲动只能是短暂的，早晚会面对不可持续的严重后果。

让存款利率更接近市场

还有一种担心：现在工资、房价、原材料价格都涨上去了，通胀也明显出来了，但是，利率不涨。这样，负利率现象就更严重。其结果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穷人买不起房子，钱存在银行。存款的人颇多，1%~2%的存款利率，借钱的太合算了。谁借得多呢？有钱人、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借得多！这是收存款人的税，给借款人补贴，实际上，是从资本收入上的不公平。利率政策不调整，会鼓励更大的泡沫，投机者的投机欲望会更强。所以，应该让存款利率更接近市场。

宏观调控应告别凯恩斯，启用亚当·斯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认为，对政策指导理论要有很认真的思考，凯恩斯理论现在都用到微观上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政府干预的东西越来越多。政府自己制造通货膨胀，马上又加上价格管制，这些与我们的目的背道而驰。我们讲扩大内需，但采取扩大内需的方法从长期看是不利于经济转型的。扩大内需是宏观概念，要强调开发市场、开发国内市场。不应该一讲扩大内需，就想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政策。电脑市场萧条，就发补贴，让你买两台电脑。这完全基于凯恩斯主义的三架马车，这架跑不动了，我抽鞭子，要第二辆马车跑。重要的是创新，而创新是不能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的，企业觉得更容易的时候就不关心创新了。过期的产品，政府一补贴，各种东西都出去了，还创什么新啊，不可能。

未来几年的中国经济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去年，中国经济用自己巨大代价帮助世界复苏，把韩国经济带起来了，把美国也拉了一把，在全球危机的情况下，靠中国来维持增长，这些代价都回来了。而且大家还不买好！我们更多地得从制度和长期的制度建设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仅仅从短期看问题，经济萧条了，我印点票子，要膨胀了，我收缩一下？不是这个问题。凡是想用政府手段去欺负市场，干预市场的，后果都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