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蝎二小姐全文txt下载:信奉经济学，你就等着成为半个神经病

“现代性”好像和神话不共戴天。它的君临天下使很多在传统社会看来神圣崇高、神秘莫测的东西都失去了它们的魅力，不再神秘，不再让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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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少有一样东西是“现代性”无力“祛魅”的，那就是“知识”，以及它人格化的代理人——“专家”。实际上他们一直被“造魅”，一直在“合法”地装神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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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大佬弗洛姆一眼就看到了“专家”接过原始草棚的巫师衣钵的秘密：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使大众完全就是迷失的羔羊，失去了思考能力的他们需要一个似乎能够代替自己思考和决策的“专家”系统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事务。而社会学巨擘吉登斯更是一针见血：已经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于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不信任好像可以控制这个抽象体系中的各种风险的专家，最基本的安全感你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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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抽象体系对人们生活的主宰和“尊重读书人”古老传统的在场，应该使中国的“专家”拥有足够的权威才对。但情况恰恰相反，到现在为止，除了体制给的身份，以及媒体、利益集团封的头衔还可以让他们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处于高端外，他们的知识合法性已丧失殆尽——“专家”这个词已经被弄脏，一个充满了来自网民的轻蔑和愤怒的词“砖家”成为他们新的集体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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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也是要通过“表演”(中国人用的一个极形象的词叫“装x”)才能体现出来。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理论，这显然是“表演”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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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代人的确并不比原始草棚的人更不容易被忽悠，但一个人对“专家”保持着信任，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吉登斯的说法，大众在把自己交给一个专家时，需要获得“双重保证”，即“特定的专业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靠性”和提供“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神秘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也就是说，只有专家在“职业道德”上可以信赖，并且提供的知识也靠谱(至少不能违背大众的经验直觉)，他们存在的身份和知识合法性才可能建立起来。而恰恰在这两点上，中国的“专家”什么也保证不了。
中国“专家”的污名化机制当然是他们自己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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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很多“专家”的“身份获得”其实不是依靠知识和公众认同，而是职业资格、文凭凭证这类不一定对应能力，甚至可以作假的科层制社会的东西制造出来的，或者是利益集团强加给大众的。二，在政治、经济、知识精英早已形成联盟并且正在进行“代际传递”的情况下，“专家”早脱离“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他们承担的就是为既定利益秩序提供“知识论证”的功能——即使他们“单干”，也倾向于说些忽悠大众的话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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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在知识能力和出发点上都极为可疑的人，你想要他们在道德上和知识上都可以信赖，几乎是无法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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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专业分割所产下的一个怪胎正在祸害人间，就是人的完整性被破坏后，相关领域的“专家”彻底沦为一个“单面人”，对于“边界意识”和“知识限度”彻底丧失了反思性。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统江湖，唯我独尊，就是这种“单向度思维”的结果。当然，精神病“专家”比之经济“专家”并不逊色，在前者在看谁都像是一件随时想把自己给卖了的商品时，后者也倾向于看谁(除了他自己)都是一个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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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专家”并不只是“无意识”地不反思，而且还要有意识地编织这样的话语体系达成某种栽脏功能，或为某种既定秩序辩护，那就实现从可笑到可恶的狂飚突进了。用以前的一句游行语，叫做刻意“与人民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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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畸高的房价惹得天怒人怨。黑压压的一堆人无法保持情绪稳定，当然让人不安。而认定谁是高房价的原因，怒火当然就会指向谁。除去地方政府，大家都把矛头指向开发商，因为高价的确就是他卖的。然而不停地有“专家”站出来起劲地为开发商开脱，一会说房价高是应该的，房价不高就让人懒惰，一会又说房价高是丈母娘推动的。三岁小孩都知道这些言论有多可笑，并且欠抽。但是，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焦虑，作为他们的坐上宾的“专家”就是无法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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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虽然敏感，但不会成为“过滤词”。与之相比，“上访”既“敏感”，作为一种行为它也必须过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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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方面看，“上访”和“精神病学”问题都只有弱的联系。然而，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却说，至少99%以上的上访者精神有问题，属于“偏执型精神障碍”，需要“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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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胆的言论当然只能引发一片讨伐之声。道理太简单了：一旦孙东东之类的“专家”对上访者作出“精神病”的界定，通过“知识合法性”对“制度合法性”的论证，本来就是制造“上访”的祸根的地方政府把上访者置于“强制”也就获得了充足的理由，国家对公民的权利侵犯将可以借助于“知识-权力”这一机制而畅通无阻。以“精神病学专家”的身份，并且还可以染指精神卫生立法，假如“精神病学”在知识上无法让人信任，并且“专家”不能在权力和权利的较量中至少保持中立，那就不仅仅是让人不信任，而是让人恐惧、抵制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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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近年“专家”的雷人言论集，发现精神病诊疗、经济学这两个领域竟然大面积溃烂，而在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哲学这些领域，几乎没有“专家”(当然这方面的学者也耻于别人说自己是“专家”)就公共事件表现得神经错乱。想一想也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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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精神病诊疗、经济学这两个领域本身就容易走火入魔，那些半吊子几乎难以避免地成为“单向度的人”，就像是中了邪一样。比如，在精神病“专家”眼中，界定“精神病患者”的那些“标准”已经成为一套公式，他们偏执到要对这些“标准”的“哲学地反思”进行“大拒绝”；同样，在经济“专家”眼中，一个农民工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工业生产体系的原料。所以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一个精神病“专家”对它的那些“标准”的狂热，很可能把自己也弄成了精神病；而一个经济“专家”在不把他人看成人而只是看成一件商品时，只要有人出钱，也非常容易地把自己给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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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学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远比其它学科或专业领域更可以拿来和权力、资本进行交易，从而延续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精英联盟”的血脉。而精神病诊疗可以借助对“精神病”判定的知识合法性，维护某种权力治理秩序，这个秘密也早已被捅破(而且福柯早就发出过警告)。需要补充的是，有的精神病“专家”比这个还要阴险，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还利用自己的“知识合法性”人为地制造“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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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在过去，并没有看到把很多痴迷电视的人视为“有病”。弗洛姆等法兰克福学派大佬所说的电视劫持了人的灵魂，指的只是社会有病，绝不是说痴迷电视的人有精神疾病。但在网络时代，一些精神病诊断-治疗“专家”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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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房价”、“上访”一样，“网瘾”在现在的中国也是一个热词。青少年热衷于上网，好像让人害怕。于是，一些精神病诊疗“专家”就认为，这是“网瘾”，而“网瘾”就是一种精神疾病。他们还利用自己的“专家”话语权，鼓噪卫生部制订“网瘾”标准，把很多青少年一网打尽。制造了大批有“网瘾”的“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病诊疗也就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据媒体统计，整个治疗所谓“网瘾”的产业竟然达到几十亿元的规模。装神弄鬼地制造和“治疗”“网瘾”成为一种疯狂的运动，以致“电击疗法”这种拿人的健康当儿戏的下三烂手法都玩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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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一再挑战公众的智力和道德底线，既无以提供专业知识准确性的预期，同时也成为利益集团的帮凶或直接就是构陷、损害公众的主角，谈公众对他们的认同自然无异于痴人梦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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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样的“专家系统”已变成一种“反功能”，即不仅不能有效地以其专业知识为一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而控制风险，消除各种可能的损害，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公众所面临的风险和损害的一个祸根。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既然如此，在公众心中，这样的专家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不被“祛魅”，还原成一帮为了自己和“雇主”的利益而到处忽悠的人，简直就没有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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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近年来的社会变迁，可以看到一张清晰的构图，即“专家”的身份和知识合法性的终结，与“精英联盟”对大众掠夺的加剧和社会阶层固化密切相关。吉登斯所说的那个“抽象体系”的运转，在中国最显眼的就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转，而这个系统所建构出的利益秩序，除了权力、资本的实力维持外，还需要“知识”的论证或欺骗。因此，“专家”们对抽象体系中的“风险”的控制，对大众必然只能是损害和忽悠。另外，抽象体系的其它领域，也被政治、经济体系裹挟而异化。这些领域的“专家”的第一反应也是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通过一系列仪式加入掠夺的疯狂中，他们并没有压力要对自己的知识准确性和职业操守作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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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合法性的丧失，同构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演变，以及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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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就是在“专家”的身份和知识合法性已经丧失的情况下，某一个“专家”一旦有某种雷人言论，在网上往往会激起一边倒的谩骂或“炮轰”。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的解释认为，这就是专家合法性丧失的原因。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言，可以对任何一个“专家”拍砖，必然导致他们的被“祛魅”，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单向地、居高临下地向公众传输信息，而是和公众处于对等的平台上，或者，即使平台不对等，公众的即时合声也可以把“专家”的声音淹没。这种解释有某种合理性，但真正来讲，网络并不是“专家”合法性丧失的原因，而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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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明摆着的：只要人们仍然屈服一个社会关于身份地位的价值排序，只要人们无法跳出社会的抽象体系，似乎能够控制社会风险，好像道德和知识也靠谱的专家就具有“不死性”。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