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弹簧联轴器型号:哥德堡号船装的什么茶？

哥德堡号船装的什么茶？

邹家驹

（云南省茶业协会，昆明，666200）

       1997年8月，为进口盈江糖厂蒸发器，我去了一趟北欧国家瑞典。
       我有一个瑞典朋友，个头一米九还有得多，名叫布瑞宁，是在以色列桥牌比赛桌上认识的。他送我一个他自己设计的桥牌发牌和比赛记分程序软件。所有的桥牌比赛，就我参加过的香港、台湾和内地各城市的赛事，无非是双人赛、复式赛或瑞士移位制。布瑞宁设计的软件，实现了几百桌同一副牌，同一时间，桌桌处于中心桌的有趣赛程。一桌同时与几百桌结分，分值起伏跌宕，十分刺激。知道我是做茶叶的，除桥牌话题外，布瑞宁同我谈到了哥德堡号沉船上的中国茶叶。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船于1745年(清乾隆十年)1月11日从中国广州经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驶返故乡瑞典。这是哥德堡号的第三次广州之旅。八个月的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返航的哥德堡号竟于同年9月12日在离港口900米处触礁沉没。史料记载，船上装有中国茶叶370吨，景德镇瓷器60万件以及丝绸、香料等货物。1984年哥德堡号被打捞出海时，原370吨茶叶共2000多只茶箱浸没海底239年，已经腐烂结块。有1000公斤左右的茶叶，因使用锡罐封装，未受水浸变质，虽然色泽灰黑无光泽，但仍显条形。我关心船里装的是什么茶，可布瑞宁只知道是绿茶。他说我有机会去瑞典，他一定陪我去看打捞出来的中国茶叶，并帮助我查清楚船里装的是什么茶。
       两年后，我还没机会去瑞典，布瑞宁到越南看他父亲后近便飞到昆明找我。我为他安排了几场牌局。我泡普洱茶给他喝，他不认识也喝不来，说有霉味。查了一下海关资料，从1950年到1995年，其间1980年瑞典进口过100公斤货值300美元的普洱茶。那鬼是不好强求的，好东西不喝也就算了，就让他喝绿茶吧，100公斤普洱茶多半是华侨喝掉了。我脱不了身，特安排现在海湾茶叶公司工作的牌友胡晓陪他去游了石林。临行前，他告诉我1994年9月哥德堡号沉船上的箱茶(每箱约90公斤)、罐装茶和瓷质茶壶、茶杯、茶盘及储茶罐等珍品已经在上海市博物馆展出。那时信息传播慢，布瑞宁还是不知道哥德堡号船里装的是什么茶，但他守诺如初，答应我到瑞典参观时他从瑞典方面弄清楚中国专家的鉴定结果。
       我如约而至，可布瑞宁搬了家，电话怎么都打不通。我请接待我们的阿法拉法公司帮助联系，不到一个小时，也不知用什么方法，他们凭我提供的姓名很快就找到了布瑞宁的电话。为回报昆明的盛情款待，布瑞宁安排我们到他父亲的小屋享受一天。北欧冬季时间长，灰蒙蒙的时日居多，出于安全和规定，汽车生产商将所有车的大灯设计成打火即打开的固定设置。夏天的八月，白昼时间长，骄阳高照，可城里城外，所有车都开着大灯。北欧的汽车是大陆制，靠右行。我开车，布瑞宁坐一边指路，成都的小徐、糖厂的张工程师和公司的小姚坐后排。车程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海边。布瑞宁的父亲在越南做工程，他的小屋建在一个半亩见方的小岛上。这里万岛千湖，浮出水面是岛，沉入水下是暗礁。过去海盗藏匿群岛中，窜出去打完窃再躲回来，谁也找不到。野餐时，布瑞宁讲开了哥德堡号的故事。
       哥德堡是瑞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坐落在瑞典狭长的国土西南端海岸线的约塔（GOTA）河口，位于卡特加特（KATTEGAT）海峡的东北侧，与丹麦的腓特烈（FREDERIKSHAVN）港隔峡相望，是瑞典第一大港口和波罗的海、波的尼亚湾沿岸国家的天然门户。几百年前，哥德堡港的贸易网络已经囊括了现今瑞典、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北部、波兰、丹麦和德国东北部及其相关的广大地区，波罗的海成了瑞典版图里的内湖。十八世纪上半叶，强权国家瑞典还继续雄居欧洲地区，哥德堡代表了瑞典地理优势累积的能量。垄断瑞典远东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耗费巨资于1738年建造哥德堡号商船前，已经拥有38艘远洋商船。哥德堡号独占鳌头，能在群船中获得当时至高无上的英名，是因为它设计超前，建造精美，设施一流，船上配备140多名船员，并装备有30门大炮。哥德堡号先后三次远航广州购买茶叶等商品，第一次是1739年1月至1740年6月，第二次是在1741年2月至1742年7月，最有名的是第三次，在1743年3月至1745年9月。
       布瑞宁突然问我，“为什么这么关心哥德堡号船里茶叶的种类？”相识了几年，布瑞宁多少受了一点中国茶文化影响，知道中国茶叶种类繁多，特别是绿茶，拥有一个庞大的家族。“我是云南人，我想知道云南大叶种茶叶在世界上的流向，想知道它的贸易史。”我回答的理由颇简单。在对待茶叶的态度上，中国人和洋人有较为明显的文化差异：中国人注重茶叶的历史文化层面远远超过它的物质价值层面；洋人则相反，注意茶叶的物质价值层面重于它的历史文化层面。其实，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比比皆是。收拾完野餐垃圾，我们准备游泳。小姚进屋里换游泳衣时，布瑞宁脱个精光，跃身入水。他光屁股游一圈回来，看我们“四人帮”衣是衣裤是裤。面对不容争议的中国式的铜墙铁壁观念，布瑞宁屈服了，他转过身去套上裤头，又一跃身扎入水中。游完泳，我们围成一堆打扑克牌。玩桥牌，只有布瑞宁和我会。我建议玩是时中国流行的“锄大地”。布瑞宁打过瑞典青年二队，听我讲完单张黑桃2最大，五张的顺序是顺子、同花、三带二、四带一到同花顺再到同花大顺，他即掌握了要领。牌戏刚开始，他就发现了差异，问为什么反着方向发牌。“这是中国特色！”我笑笑接着说，“中国所有的扑克牌游戏发牌都是anticlockwise(逆时针方向)，桥牌是世界性的游戏，在中国成了例外，不接轨玩不成，所以绝无仅有的clockwise（顺时针方向）发牌了”。我们一边玩牌一边聊天，布瑞宁的话题又回到哥德堡号带回瑞典的中国故事。清朝官员伙同粤海关欺下瞒上，官商勾结，借口行商内时有纳课不完者，故搞了一个“保商制度”，利用亲信行商垄断生意。瑞典史籍有记载，外国商船进广州港后，须有一名保商作保，外商和船员的一切行动，皆要由保商负责；外商应纳税款，要由保商担保；所有进出口货物，也要由保商确定价格，然后由各行商分领销售。哥德堡号将瑞典木材、铜、铁和柏油运往西班牙换取银元，再绕过非洲大陆前往中国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商品。布瑞宁回了个玩笑，“两个半世纪前广州的‘保商制度’，早就是个历史特色了。
       德宏盈江糖厂的张工程师在一边为我们四人记分。牌戏快结束时布瑞宁问我，张工没问他的名字怎么为他记分。我拿过记分纸看看，布瑞宁的位置上写的是“老外”。听了小徐的翻译，布瑞宁瞪大了眼睛，“I’m not foreigner . You are foreigners.” 他在说，“我不是外国人，你们才是外国人。”大家哄笑一堂。
       布瑞宁的未婚妻打来电话，邀请我们晚上到家里喝茶。启用哥德堡号一百多年前的1623年，瑞典的词汇多了一个外来语“茶”，发音同来源地——中国的发音接近。近年瑞典人口约900万，年进口茶叶三千吨左右，人均年消费茶叶350克。晚饭后我们一起去了布瑞宁的新居。介绍完毕，布瑞宁的未婚妻煮茶去了。她也有一米八以上的个头，但在高头大马的瑞典人里，似乎也没有高的感觉。我们喝到的是红茶，带有一丁点釉子皮的芬芳，配茶而来的有巧克力和坚果一类的小吃。喝茶就爱说话，小客厅成了茶话会。聊去聊来，又聊到哥德堡号沉船里打捞出来的茶叶。哥德堡号在城堡附近触礁沉没，而历史则通过这一悲剧为后人保存了二百五十年前中国茶叶的实物样品。十年的辛勤打捞，得到的是一把钥匙，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这把钥匙打开中国茶叶加工工艺发展演化的历史大门。张工听不懂外语，自个在一边翻弄他的护照。布瑞宁的未婚妻接过来看了看，一声叫起来，“Our visa”（我们的签证）。当时瑞典还没有加入申根协议，来访者需要瑞典签证。瑞典人没见过自己国家发出去的签证，反到新鲜兴奋。我接过话来说，“No. It is not your visa. That is my visa.”(不是你的签证，是我的签证)。大家又笑成一片。
       伫立在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来的两款茶叶样品前，我们都很兴奋，尽管参观者和样茶间有一段距离，看得见，摸不着。遗憾的是，说明词太简单：中国茶叶。1984年，几个潜水运动员偶然发现了静静躺在海底二百多年的哥德堡号。在上海办专题展出前，打捞工作持续了十年。望着我失望的表情，布瑞宁在展馆里跑进跑出，到处询问。他终于找到一个当年参加上海展览的工作人员，回答是清乾隆时代出口的中国松萝茶和武夷茶。对此，我印象深刻。
       前段时期，一些媒体说云南普洱茶重返哥德堡号，直接和间接地表示哥德堡号当年装载的是今天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云南普洱茶。明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云南普洱熟茶先后批量进入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卢森堡，一些媒体却大肆宣扬“普洱茶首次挺进欧洲市场”。媒体迷糊我也迷糊了，是1994年中国茶叶专家的鉴定有错？还是今天的“泛普洱”文化有错？鉴定哥德堡号的茶叶为松萝茶和武夷茶的来源是清楚的：上海展出时中国方面组织的茶叶专家团。忽悠哥德堡号的茶叶为云南普洱茶的来源在哪儿呢？我终于在云南一家发行量不小的媒体上发现了线索。该媒体报道：“一吨云南普洱茶将随哥德堡号返航，普洱茶品牌第一次真正成功打入欧洲市场。”说这句话时，昆明大鹤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卫东难掩得意神色。这个30多岁的云南商人涉足普洱茶仅半年，就成功借哥德堡号进行了品牌运作，并让普洱茶成了瑞典国王赠送贵宾的国礼。昨天，管卫东介绍了将普洱茶送上哥德堡号上的机缘巧合。“我以前是生产船模的，在2001年广交会上，第一次听说了瑞典在制造哥德堡号仿古帆船要重新环游世界。”管卫东说。为了得到生产哥德堡号船模的许可，他开始密切关注这艘船的各种进展。2005年，哥德堡号下水时，管卫东公司生产的第一批船模已经运抵瑞典。在与瑞典东印度公司中国区总裁杨·鲁迪克交流的过程中，管卫东了解到，260年前沉没的哥德堡号上面满载的是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从沉船上打捞起来的茶叶竟然还能饮用。考虑到云南普洱茶正有越陈越香的特点，管卫东告诉杨·鲁迪克：“哥德堡号沉船上的茶有可能是产自云南的普洱茶。”他还告诉对方，云南还存活有一千年以上的古茶树。抱着为古船沉茶寻根的想法，对此感到极不可思议的杨·鲁迪克今年一月份来到云南，参观了临沧的普洱茶产区。 
       管卫东先生是做船模生产的，到我办公室很容易发现柜头上有一条模型船，那是他的作品。他的船模确实不错，做工精细，线条流畅，仿古逼真，人见人爱。他拥有世界各地丰富的古船资料，有一部分我还翻阅过。我们说船，更要说茶，而管卫东先生并没有太多的茶叶知识。若沉船打捞出来的是云南普洱茶，许多中国茶叶的工艺演化史、云南的对外贸易史和交通运输史都要重新改写。管卫东为推销船模和茶叶说几个“可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出在媒体的浅薄和对茶叶历史文化的无知上。
       不长时间后，“将来的可能”终于变成了“过去的现实”，260多年前哥德堡号沉船上的松萝茶和武夷茶经人工历史“后发酵”变成了云南普洱茶，而且在海水中被考虑保持了越陈越香的特点。报道也是前后矛盾的，“普洱茶品牌第一次真正成功打入欧洲市场”，随后“哥德堡号沉船上的茶有可能是产自云南的普洱茶。”
       面对媒体强势发言权的昏说乱讲，认真的爱茶人只能在互连网上一遍又一遍提出质疑。好在我们有两款难得的实物样品，它们是历史证据，能够帮助我们解读已经消逝的过去。哥德堡号和哥德堡号上留下来的茶样，在260多年后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有关云南茶叶加工工艺特征的有趣故事。
来自网上的疑问：松萝茶？
       走出展览馆，我失望地反复对布瑞宁说，“不是云南茶”，“不是云南茶”。布瑞宁接话，“听说云南茶叶是世界上少有的优良品种，为什么没能加入当年哥德堡号的航程？”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
       外来语“茶”进入瑞典十多年前的1609年，在中国是万历三十七年，隆庆五年进士冯时可从广东按察司佥事（正五品），升为云南布政司右参议（从四品）。冯时可见多识广，以著述甚富而海内出名，撰有《左氏释》、 《左氏讨》等几十部书。在云南期间,他写了《 滇中茶花记》、丽江《木氏六公传》和《滇行纪略》。据说在云南期间还写了《茶录》，文中详细描述了安徽松萝茶的历史。冯时可巡游到云南大理，感通寺主持奉上一杯当地茶水，饮毕，他用云南感通茶对比安徽松萝茶，发了一通感叹。他的对比和感叹，指向明末云南茶叶加工工艺和内地茶叶加工工艺的差别，引发了我的极大兴趣。
       2007年7月中旬“中国茶叶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茶业科技学术研讨会”结束后，我离开合肥来到松萝茶发源地休宁县。从宋朝到清朝，休宁县出了19名文武状元，居全国各县之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状元县”。一面高高的大墙，排列着几十名各代进士的名单，从头看到尾，却没有找到冯时可的名。原来冯时可不是徽州人，一查，才知道他是上海松江华亭人。冯时可既不是安徽人又不是云南人，说话应该公道可信。十二世纪末，世界上开始出现炒青绿茶制法，明代已经流行于中国内地茶叶主产区。《茶录》记述：“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造法，其后于微之松萝结庵，采诸山茶于庵焙制，远迩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实非松萝所出也。是茶，比天池茶稍粗，而气甚香，味更清，然于虎丘，能称仲，不能伯也。”一个聪明睿智的和尚，学了虎丘炒青绿茶制法，到松萝庵不仅能够仿效，还能寻香探索，进一步发扬光大。伯是哥，仲是弟，发展顺序上虎丘是哥，松萝是弟，可当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香气夺人，在市场上竞争力强，价格看涨。休宁丰富的文化资源，又培育出了众多炒青绿茶中的“状元”。
       在绿茶家族中，晒青绿茶从香气、滋味到汤色，都比蒸青、烘青和炒青绿茶逊色多多。冯时可是官，喝了感通寺老和尚的茶，本应按照套路，说点方方面面过得去的场面话，他却口无遮拦，留下一段云南人看了不舒服的千古文字。《滇行纪略》有言：“(楚雄府)城外石马井水，无异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龙，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徽州松萝茶，旧亦无闻，偶虎丘有一僧往松萝庵，如虎丘法焙制，遂见嗜于天下。恨此泉不逢陆鸿渐，此茶不逢虎丘僧也。” 楚雄水无异无锡惠山泉，因“天宝战争”失去了“茶圣”陆羽的赞誉，没有机会同天下第二的惠山泉去争高低。按冯时可的说法，感通茶不亚于苏州天池茶，也不亚于浙江伏龙茶，只可惜没有虎丘僧人传授炒青技术，未能香飘万里，没能见嗜于天下。
       冯时可直言直语，为张居正门生却没有阿附张氏，性格秉承了 当时人称为口、膝、胆、骨皆铁的“四铁御史”其父冯恩的为人。他的一生太过平淡，虽然有个“二奶”，名没有同乡董其昌大，财没有董其昌多，人没有董其昌坏，史上还是认定他为清官，其家徒存四壁，乃至客来设席，桌椅尚需向邻居相借。冯时可直来直去，一生总是任职于蛮荒之地，因他的“直”，从湖广布政司参政（从三品）降为贵州布政司参议。他在贵州养了一只鹦鹉。鹦鹉学舌，本亦平常。“二奶”心眼多，唆使婢女教鹦鹉称“二奶”为“夫人”。夫人与妾，名分悬隔。冯时可尚未乱了秩序，不准鸟儿再如此称呼。鹦鹉听了冯时可的招呼，无论婢女如何诱惑，却始终不再呼“二奶”为“夫人”。妇人心胸，终究狭窄。当冯时可因事罢归，抵达益阳时，适逢大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