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形象的奇与正

领袖形象的奇与正——简析杨华方笔下毛泽东艺术形象塑造的剑走偏锋

　　毛泽东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已经形成定式，与之相随的是一连串的词汇：革命、领袖、中流击水、挥斥方遒。这些都没有错，但过分的阐释使本来残酷的革命被浪漫化，最后只剩下阔大的理想、空洞的激情。鲁迅先生说，“革命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生的”，这也许更切近毛泽东的革命目的和原本精神。《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注1)力图展现一个在精神层面上更加真实的毛泽东，一个至情至性的毛泽东。在文本中，替叫花子收尸这样的细节尽显毛泽东朴素真挚的人间情怀，而与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还有韶山父老的相处中，则彰显的是温厚的父亲，深情的丈夫，忠诚的儿子。所以尽管是小说，却比一些大而不当的本质界定更有心理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有人说，这是作者杨华方另辟蹊径、剑走偏锋，而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以奇为正”。

　　毛泽东研究走到今天，各个视角和思路都进行了尽可能的发掘，包括军事、政治、哲学等方面，但均显得小心翼翼，面对这样一个几乎覆盖了中国一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历史的任何角落都留下了毛泽东的痕迹，这种痕迹之显豁，以至于在今天的社会生活褶皱里依然留存。因而任何研究者都试图拨开纷纭的一切现状成果，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界定本质，所以，毛泽东研究的领域内充满了各种形而上的结论。

　　伟人常常被一种惯常思维所阐释，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谈笑风生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毛泽东，无论什么困难在毛泽东这里都以一种最有创造力和合理性的方式得到合乎历史逻辑的解决，但这种经天纬地般的雄才伟略从何而来？是什么催生了他开辟一段历史的器质？探究者经常顺着两条思路回溯“伟大”的源生地，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是毛泽东曾经读过的中国古代典籍。于是，书店的柜台上堆满了毛泽东曾经批注过的文史著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这种观点的认可，当然也合乎中国厚古薄今的传统。但这种追根溯源式的探究都只强调理论和思想对人的定型作用。按照这种思路，最优秀的人只取决于是否看了最优秀的书，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起码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实践对人更为本质的塑造作用。

　　《毛泽东在1925年》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重新探索毛泽东的“优秀因子”来源。在领导中国革命的生涯中，毛泽东固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先前早期的具体革命实践显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锻炼作用。选定这样一个时间的断面，并用小说的形式去展现，是作者的“奇”招。“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我的小说讲的历史事件是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注2)杨华方讲出的正是只有小说才能说出而被历史遗忘的东西。

　　小说开头一改中国传统小说“慢热”的特点，或者用很多的篇幅写景以抒情，或者用大量文字交待人物的历史背景，生活的具体情况，有条不紊地娓娓道来。杨华方不是这样，作为一部历史纪实性质的小说，依照常规写法完全可以这样：

　　192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国的革命领袖毛泽东被排挤出了中央委员会，回到家乡湖南韶山，韶山这个地方的封建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倚仗以团访局长成胥生为首的地方小股武装为靠山，欺压百姓……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坚持展开斗争的……

　　也许比这个背景介绍要详尽的多，但杨华方不是这样，小说一开头就把就是毛泽东回乡时代接待场面，这个场面里唯独没有毛泽东，也就是利用这个场面，作者用最浓缩的文字描写了毛泽东身边几乎所有角色的人物群像，人物的性格、身份自然地流露于纸面之上；我们实在想不出更有效的方法了。著名作家马原说过，写好小说要有慧根，有没有慧根，一看开头就知道。杨华方的这个部分很精彩，不知道是由于拥有慧根还是精心的编织？毛泽东的境况通过“他人之口”显现出来，也就是毛福轩所担心的具体内容，这种客观化的叙述方法加强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性，从而有效的避免了一般作者用一种直接的方式粗暴的干涉小说情节流动。正如福楼拜所说，作家不能在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能在人世间露面一样。杨华方没有那么极端，但绝少从情节中脱离出来，对人物的行为大发议论或者慷慨陈词，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叙述人身份，毁坏了小说的独有审美效果。

　　小说显现了许多毛泽东生活当中的细节，当然不同于以往人们耳熟能详的吃红烧肉的片段。毛泽东和杨开慧既是革命战友又是夫妻，在创作上，作者善于蓄势。小说中调虎上山、联名状、金蝉脱壳等情节构成了小说的故事单元，每一个单元事件的最后解决都是一个高潮，但高潮的到来往往经过了层层铺垫。这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跳高运动员，要想越过最高点，必须要有充分的助跑。杨华方的小说同样如此，由于充分的“助跑”，最终的高潮到来水到渠成，而不是唐突的一个直转，抛出作者自以为高潮的结局，尴尬而无力。

　　杨华方笔下人物的斗争策略同样“奇正相生”。毛泽东善用奇计，金蝉脱壳一节，成胥生和曹队长截断了毛泽东的去路，形成三面夹击，往那边跑都不行，似乎形成了绝境，帮助毛泽东离开的钟志申和庞叔侃，欲想以一己之力用非常原始的方式“拿根轿杆子冲过去，杀开一条路，保护润之突围”，这是一种正常思维的常规，但面对几百条枪，显得有些太“不自量力”。毛泽东让两人抬空轿依旧前行，自己则换路离开，以金蝉脱壳之计演绎了一出漂亮的“空城计”。这种疑兵之计与后来率领红军摆脱蒋介石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如出一辙！

　　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反联名状”和“平粜”事件则凸显了毛泽东以“正”为主的思想，成胥生和几个土豪劣绅联名诬告毛泽东，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只身，来了个反联名状，串联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签名反告成胥生，因为参与人数众多，使统治者自己必须衡量逮捕毛泽东所冒的政治风险，唯恐激起民变。

　　《孙子兵法·势篇》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究之？”李世民说的更为详细：“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卷》)。历史穿越千年，却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不应解读为一种巧合。

　　一般来说，领袖人物的正史，写的大多是他们的一生，但杨华方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1925年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时间节点，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小说聚焦的主要内容，也反映出作者卓尔不凡的选材能力和创作自信力，这是创作方法上的“以奇为正”。虽然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隐介藏行，淡出了喧哗的大众视野，但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毛泽东天才的思想在小范围内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为他以后风起云涌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中奠定了扎实的成功基础。

　　(注1)长篇传记小说《毛泽东在1925年》在《中国作家》2007年第4期发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何建明先生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称为我国第一部以人性化的视觉、以小说的手法描绘毛泽东。该作获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