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茧的图片大全:论中国近代军阀政治产生

　　摘要: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被摧毁,政治权威日渐式微,宪政成为历史潮流,但对民主、平等的过度追求,使中国陷入了民主的困境,加强中央权威与建立民主政治成为思想吊诡。在近代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转换中,财政危机、渗透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参与性危机和发展危机等五种危机同时并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成为近代军阀政治崛起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社会危机;军阀政治;社会根源

　　军阀政治是中国近代社会畸变的结果,是在由君主专制向民主立宪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学术界从各种角度对军阀政治进行研究,业已取得很多成果,然而,诸多学者多从军事变革、社会变迁的角度论述,而鲜见从政治学的角度,从社会危机的角度来讨论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本文拟从社会危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以求教于方家。

　　一、经济根源:财政危机与发展危机

　　军阀政治之所以能够形成,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华民国中央权威的衰弱以及政治权威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手中转移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加之多党议会民主及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亦即内阁)之间的非规范性多元决策和权力分散所引发的恶性无序化党争接连不断,议会风潮和内阁风潮此起彼伏,导致了革命之后出现“旧者已去,新者未立”的现象。而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则是没有解决好新旧权威转换过程中的五种危机。从政治学角度讲,任何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必须渡过财政危机、渗透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和发展危机等五种危机。在近代的政权和政治体制转换中,这五种危机同时并存,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成为近代军阀政治崛起的根本原因。

　　从经济根源上讲,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不断削弱,财政危机日益加剧,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发展危机。晚清由于对外割地赔款,官吏贪污腐败,财政亏空巨大,不得不以盐税和关税等作抵押,举借巨额外债,从而失去了财政自给能力;加之地方大肆截留税款,进一步恶化了中央的财政危机;而清政府为了举办新政,更是竭泽而渔,终于弄得民怨沸腾,迅速败亡。南京临时政府初成立便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今自军兴以来用途益繁,支出之数不下亿万。所有田赋、漕粮、盐课、茶课、税捐等项向为入款之大宗者,今则一无可恃。”…中央财政空虚,南京临时政府被迫举借外债,先后六次向日本三井公司和大仓洋行借款达580万日元和70万两银元。此外,南京留守黄兴和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还向上海及他埠礼和洋行借款200万马克。尽管如此,南京临时政府仍然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可以说,财政危机是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的一个重要原因。袁世凯篡权后,更是严重依赖内债外债。交通系政客章宗祥曾经说:“财政紊乱,整理需时,为维持现状计,舍借款几无他策。”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经赵秉均内阁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秘密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英镑,以盐税作抵押,以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初步统计:从1912—1916年,仅交通系经手的北京政府所借外债达19次,约合3 000万英镑。除借外债以外,还大借内债。1914年,袁世凯委任梁士诒为全国税务处督办,设立公债局,“发行三年公债,实募2 500余万元,发行四年公债,实募2 600余万元,均已超过原定债额”。凋蔽的经济和政府信誉的下降使得外债以及内债的发行效率大打折扣,而还本付息又使得举债得以缓解一时的财政危机反而加深了。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不断削弱并陷入恶性循环,必然导致中央权威的日益式微。

　　发展危机,即一个政权能否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近代以来,清政府并未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结果导致了整个上层建筑的分崩离析。“新政”是清政府解决发展危机的最后尝试,但由于中央政治权威的式微,无法控制改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群起反对下,专制王权一朝倾覆。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为推动实业发展,成立实业部,专理全国农工、商矿、山林、渔猎及度量衡,同时要求各省相应设立实业公司,隶属该部。临时政府还颁布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提倡垦殖事业。黄兴亲自领头组织拓殖协会,孙中山即令财政部在国家预算中拨款30万元予以扶助。这些措施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接着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上台执政,奉行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双重政策:一方面加强军事独裁和中央集权,摧残进步力量,并为复辟帝制作准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适应清末民初的经济改革趋势,发布了一些鼓励私人投资和兴办实业的政策法令。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840年到1911年的72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民用工矿业共约953家,创办资本额总计20 380.5万元,而从1912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达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 895.5万元。无论就创办企业家数或创办资本总额而言,这后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的一倍以上。然而这种发展远不足以弥补连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对广大乡村地区造成的破坏,加之天灾频发,农村经济长期呈现出一片衰败、凋敝的景象。总之,北洋军阀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反而使广大民众的处境更加恶化,生活越来越艰难。

　　二、政治根源:渗透性危机与参与性危机

　　渗透性危机是指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程度较低而产生的国家权力的分散化倾向。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调控能力大大削弱,面临着无法克服的渗透性危机。晚清以降,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膨胀起来的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平有序的集权政治发生裂变,王朝的财政、军事和行政权开始下移至地方督抚手中。以督抚专权为特征的地方分权势力使过去统一有序的机制遭到彻底的破坏,清王朝的中央权威急剧弱化,集权系统之内的分裂离心趋势已然形成。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地方挑战中央集权和要求增加地方权力的一种反应。武昌起义后,独立各省信奉地方主义,拥兵自重。加之革命派实力有限,执政时间很短,因而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的“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的政务方针,便难以实现。袁世凯上台后,着力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试图在制度框架内实现“统一政权”、“统一民国”的目标,先后提出过“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权”、“统一行政”、“统一制度”、“统一秩序”等号令。然而袁氏之“军事统一”,其主旨即在于裁减南方各省的军队,“财政 统一”则预谋断绝地方财权,独占借款权,“行政统一”,其目的是掌握地方民政长官的任免,以强化中央集权。袁世凯此举遭到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实际上同独裁专制与民主共和的斗争错综交织在一起。袁死以后,全国大小军阀林立,混战不断。大军阀力图武力统一,小军阀则拥兵割据,所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未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理顺过。

　　所谓参与性危机即指中央政府能否或多大程度上扩大民众的参政议政。不能或过多地容纳民众的参政诉求,都会造成参与性危机,影响政局稳定。近代民族危机严重,士绅阶层的参政诉求逐渐增强,造成了专制集权体系的分裂倾向。原先清廷曾严格禁止士绅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士绅开始迈入王朝的权力系统。随着清末留学潮的兴起和因军功致仕士绅的增多,传统士绅也逐渐为新式士绅所替代,他们拥有更强烈的参政欲望和独立意识。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传统的附属于皇权的士绅阶层因失去了体制保障趋于衰微,而新式士绅则趁机突破皇权的羁绊,积极投身于政治洪流中,并要求分润皇权,扩张绅权。1908年地方自治的施行使基层社会进一步失控,传统的集权政治已走到“分崩离析”的边缘。民国肇始,民主共和制度的开创使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大大扩展,各种政团政党纷纷建立并参加竞选。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本是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重要保障,但当时的多党议会民主体制却因为缺乏程序共识、缺乏稳定性和效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完成国家权力从君权到民权的转移和过渡,反而因为畸形恶性的政党竞争导致政治日益衰败,内阁危机频发。所以,当时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真正的现代意义。李大钊认为这样的政党政治,“不过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托辞于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胥为所利用以便厥私。”宋教仁之死,实际上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探索多党议会民主制努力的受挫。虽然国会、内阁、政党等民主政治的形式在表面上还时断时续地存留了较长时间,但基本上成为北洋军阀的政治装饰品和权力竞争的“合法性”符号。

　　三、文化根源: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一个政权是否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中央权威若不能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该政权就会陷入合法性危机。中国传统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更多地来源于祥瑞等事件来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合法性评价,政权更迭被“阴阳五行说”解释成为相生相克。当新旧政权交替时,新政权总是以“天命所归”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样,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便具有毋庸置疑的神圣性,从而奠定了传统权威合法性的信仰基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这种权威模式称为传统型的统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制度化建构正是以这种超自然的人身依附与合法性信仰灌输相结合为特征的。近代西方的政治权威则是一种民主和法制的权威,其统治的合法性已不再来源于人们对超自然神圣权威的敬畏和由此产生的传统习俗,而是来自于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法治的尊崇。这种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权威模式的优越性及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使王权的神圣性、合法性受到严峻的挑战,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权威模式。

　　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本能的危机意识使士大夫中的一些先进分子毅然选择了变革的路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那些首先睁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们的政治愿望。随后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则代表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政治精英的变革要求。而维新派主张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则体现了一批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对专制王权的抵制。太平天国运动代表了那些无权无势、无正常政治参与渠道的下层平民以激烈的方式对中央王权意识形态的反抗。上述这些政治运动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传统统治权威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随着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成员对传统统治权威的合法性支持也不断下降,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将西方权威模式移植来改造中国。及至民国肇建,革命派以民主共和制的权威模式取代了传统君主制权威模式在中国的统治,国家权威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相应地发生了转换。但是,大多数民众尚未摆脱传统旧思想的束缚,对民主共和的真正含义和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茫然无知,一时无所适从。孙中山多次不无遗憾地指出:“民国已经成立了九年,一般人民还是不懂共和的真趣,所以迫的我们再要革命。”鲁迅则怀着对老百姓同情的笔调愤然写道:“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陈独秀也极而言之:“我们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因此,新的民主共和制权威模式建立仅2个多月,就因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而更替为军阀主导下的畸形的“专制共和”模式,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也异化和变质。实际上,由于传统的权威模式是一种缺乏合法性证明的不稳定的政权体系,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处于二元对立而又互相依附的状态,各种政治力量也基于此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当中央政权失去权威时,各种政治力量就必然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系自己的地位。民国中央政府所构建的政权体系和政治权威并没有建立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衷心拥护之上,始终存在着合法性危机。

　　四、近代军阀政治的特点

　　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双重叠加,造成了军阀政治的泛滥,使“军人干政”成为普遍现象,军阀遂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角。随着军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军事集团政治化”,军阀或军队首领凭借武力非法干预国家政治和政府决策,而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机构以及政客则成为“军事利益集团的附庸、工具或摆设。”由于军阀的介入,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畸变,中国的政治舞台凸显出赤裸裸的暴力色彩。

　　军队作为一种暴力机器,历来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军阀则不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当他们在政治角逐中不占上风的时候,就以军事行为作为最后解决办法。拥兵自雄并以军事实力干预政治是军阀政治的第一个特点。袁世凯就是以北洋军队的武力为后盾,纵横捭阖,上下其手,实现既威逼清室退位,又迫使革命派交出民国政柄的目的。袁氏死后,各派军阀拥兵自雄并控制政权的特征更为突出。

　　军阀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军阀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往往罔顾政治规则和政治道德,进行政治投机。袁世凯是这样,袁的后继者段祺瑞、曹锟以及张作霖等也一脉相承。对军阀而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不变的利益。选择盟友和敌人,多数情况下不是根据政治志趣和阶级观念,而是以利害关系为转移。除此之外,换帖拜把、儿女亲家等私人关系也起 着重要作用。军阀政治毫无原则可言,“有奶便是娘”的行为特征充斥于他们的政治活动之中。

　　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是第三个特点。军阀一般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的地盘。地盘是军阀兵源、财源和活动发展的主要空间舞台。为获取行政权力和集团私利,军阀的地盘往往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带有极大的攫取性、保守性和排他性,绝不允许他人染指。“每个小军阀都想成为大军阀,每个大军阀都想统治全中国。要想由小变大,就得扩充军队;要想扩充军队,就得扩大地盘。而要扩大地盘,就得和别的军阀冲突。”于是,对于地盘的瓜分和攘夺便成了军阀间最主要的矛盾和政争的核心问题。

　　军阀政治在伦理取向上具有封建性。军阀的部队一般是依靠宗族、同乡、姻亲、师生、同学等关系建立并维系的,其中宗族、同乡关系是主要因素。这就在军队中培育出一种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除此以外,军阀为了增强自己的凝聚力,往往还利用封建政治伦理道德来维系部队的团结。他们常向士兵灌输忠孝节义等思想观念,借以欺骗士兵为其卖命。譬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北洋军,把封建宗法式的政治与社会构造,运用于军队内部。直系军阀吴佩孚则极力推崇儒学,不仅强调君臣之间要讲忠义,而且视历史上的关羽和岳飞为“武神”,大力提倡推行“武神”崇拜。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讲究的则是“江湖义气”。还有些军阀如唐生智、刘湘和孙殿英等则求佛访道,乞灵于封建迷信来维系集团,利用巫婆神汉装神弄鬼,建立所谓的“神军”,以达到蒙骗士兵的目的。

　　另外,军阀政治在对外关系中有严重的依附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具有严重的依附性。他们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来换取列强对其独裁专制地位的承认和支持。1913年秋,袁世凯为了能在就任正式大总统前得到其他各国的承认,不仅全盘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承认北洋政府的先决条件,而且在中英、中俄、中日关于西藏、外蒙、满蒙诸问题的交涉谈判中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让步。尤为严重的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实现称帝的目的,竟同意日本“二十一条”中除第5条外的全部要求。1917年1月一1918年9月,皖系军阀段祺瑞为贯彻其“武力统一”政策,先后向日本借款16次,达3.86亿日元,已经超过以往对日借款的3倍。显而易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外交本质上是一种依附外交,具有极大的妥协性和屈辱性。

　　军阀政治还导致政权更迭频仍,混战连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权威非常有限,地方的分裂割据十分严重,国家统一长期不能实现。政治体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有总统制、内阁制、独裁总统制、君主制、摄政制、临时执政府制、军政府制等多次变动。在政治体制不断变动的同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频频更换。从1912年至1928年的16年间,国家元首(总统)变换了12次,共有7人先后担任总统,每人每次平均在位不到16个月;内阁改组45次,有29人担任过政府首脑(总理),任期最长的为17个月,最短的仅有5天。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此走马灯似地更换,不仅难以制定长期的政策从事实际的经济建设,也无法形成中央应有的权威,政治纷争、军阀割据和混战的状况乃难以避免。据估计,从1912年到1928年的16年中,全国约有1300多个大小军阀,一共发动了140次以上的省内及省际战争。连绵不断的军阀纷争、割据与混战,使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空前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结语

　　在中国近代社会急剧转型以及新旧政治权威模式的转换过程中,由于5种社会危机始终未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口头上高扬民主共和价值与实际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吊诡之中。因之造成了适于军阀政治生存并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的畸形再加上民族危亡、国弱民贫的特定历史情景,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和现代化进程。军阀政治的崛起与宪政的衰败便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