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和狮子打架谁厉害:印度在哪些方面胜过中国？

值得反思！印度在哪些方面胜过中国 
近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印度可能会在经济上超过中国。北京就已经开过好几次这样的研讨会。最终的结论普遍是，印度要在经济上超过中国，还早呢。但是有一点，印度现在已经比中国强，那就是印度的资源效率要比中国高。
      形象地说，考察每产出一定的产值（比方说一万美元），你需要消耗多少煤炭多少石油，就引发出资源效率的概念。具体来说，产值与资源消耗之比，就是资源效率。同样的产值，资源消耗越少，资源效率越高。

    当今世界，资源效率最高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按照十多年前的一个统计，日本的资源效率是中国的十二三倍，美国大约是中国的九倍、十倍，印度大约是中国的三倍。表现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不错，可是中国的资源消耗得太厉害，污染太厉害，环境被破坏得太厉害。中国的资源效率为什么那么低呢？理论上说，根子就是所谓商品和资源的价值和价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价值量决定的所谓劳动价值决定论。
      商品的价格究竟是由它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还是由凝结在它里面的劳动价值量决定，当然是理论之争。读者可能会问，理论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大得很，因为理论是要拿来指导实践的，是实实在在管事的，弄得不好，可以带来很大的危害。以前中国讲一个人“政治好”，就是讲他的出身好，这样一个理论马上就会被贯彻下来的：你出身不好，你一边去！
      既然五十多年来的理论认定商品和资源的价格是由凝结在商品和资源中的劳动价值量决定的，那么土地河流海洋都不能论价钱，埋藏在地下的煤炭石油，还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也都不能论价钱。
      因为原始森林本身没有劳动凝结在里面，怪不得过去我们中国计算原木的价格，就只算雇了多少工人，用了多少柴油或者电力把它砍下来、拖到江边，运到你那个地方，就只算这个劳动成本，再加上一点利润。
      石油、煤炭等等都是这样，既然价格是资源稀缺性最权威的信号，价格引导稀缺资源的社会配置在中国不被重视？那中国的资源有什么办法能不被浪费？自然，资源被扭曲得那么不值钱，人们乐得拼资源消耗来追求增长也就不奇怪？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拼资源的增长，是资源消耗型的“大跃进”。所以，包括印度在内，大部分国家的资源效率都比我们高，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我们不从政治上说，仅以经济为例，中国以制造业为核心，印度靠服务业带动，分别被冠以“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笔者以为，在《善于论辨的印度人》一书中，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明确指出，数年来印度一直在努力学习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人也应该学习一下印度民主参与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样双方之间的“相互学习”才能保持某种平衡，是有道理的。
      比如，一部手机20美元，一个净水器40美元，一台冰箱70美元……这些并非破旧的二手货，而是印度一些知名企业内需市场开发的低价新产品。为挖掘印度“贫民市场”的潜在消费力，印度一些企业着眼低收入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大搞技术革新，降低产品成本，以超低价格吸引生活在农村和贫民窟的买家。
      印度企业这股聚焦低端消费群体的产品改革之风，始于印度本土汽车制造商塔塔汽车公司推出超低价小车NANO。这款吸引了全球媒体目光的小车，最低售价仅2000美元。而且低价不低质，功能齐全款式多样，深受印度穷人青睐。印度政府由此得到启发，一场“为穷人服务”的“反向革新”很快在印度轰轰烈烈展开。
      我们常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可是，市场也终归有失灵的时候。比如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消费需求就长期被市场所严重忽视。势利的市场总是习惯于以高收入群体作为自己服务的目标对象，研发设计产品总是单向对准功能更齐全、外观更漂亮等“正向革新”，同时也将低收入群体日益甩出消费者的行列。与以往产品设计通常从高端消费者需求入手相反，产品技术革新从低收入消费者的需求入手，着力于降低成本和价格，是为所谓“反向革新”。
      从印度反观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民消费群体，历来被视为启动内需的重要引擎。为此，启动农村市场被有识之士经常提及，可是我们却很少见到有企业家或政府部门，真正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满足农村市场的需要。稍微有些科技含量的产品，总是先在城市推出，然后才向农村渗透，似乎从来没有将启动农村市场与产品技术创新联系到一起过。久而久之，农村市场成为假冒伪劣者的天堂，和企业处理存货次品的胜地。
      就是现在政府力推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财政补贴行为，低收入群体能得到多少实惠，以及政府本身的公平性尚且不说，政策思路也只是单纯考虑了用价款补贴的方式来变相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而未能考虑到让企业专门为穷人去研究开发适合他们需要并且与其消费能力匹配的商品。市场的事情终归要用市场的手段去解决，没有企业基于“为穷人服务”理念的“反向革新”，单纯依靠财政补贴拉动消费不仅难以持续，而且非常容易变味，对于启动广大农村市场的实际作用相当有限。
      如何让这个市场更成熟地分化，产生更多专门立志于“为穷人服务”的企业，这对启动内需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不仅企业如此，公共服务部门亦如是。印度企业和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反向革新”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唯有启动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消费，内需才有可能被真正拉动。而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缩小贫富差距，与加强“反向革新”力度、用心为穷人设计提供商品和服务，正是解决问题的“两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如中国的印度人经济与工资同涨？如此贫困的印度能让人均实际收入增长高于人均GDP增长率，进入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般性“常态”，而不像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低于人均GDP增长率，那么有“特色”？而且，依据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最新的人均家庭实际最终消费的数据，以及中印两国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的差距年化率约5%至6%这一实际情况，你相信吗？2009年印度人生活水平已超中国。
      这，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印度人在医疗教育上比中国人幸福？人均GDP不及中国人三分之一的印度人，那么敢于比中国人花钱，居然在没有政府加大投入的条件下，让居民消费率高出中国人近20个点？而且，还是在没有我们高强度的政府拉动内需之下？要知道，若非拥有相对的社会保障，生活相对稳定，一般居民消费率是不高的。而且，能拉高居民消费率的是绝大多数普通国民，而非豪门富户。这意味着印度有很大的“内需”，不是很大的“内虚”？
      另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笔者以为，这且不说，在中国在贫富差距加速扩大的今天，我们还是从居民消费率，中国人比印度人低近20个点，印度人比美国人低近15个点来看，一个前提是，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而上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接近80%，其后，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2008年为35.3%，这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是在普遍上升，而是在普遍下降？而中国人在急速下降的生活水平面前，居然还普遍感觉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甚至像三倍多于印度人的GDP贡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也极有意思的社会心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