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暗的近义词:父辈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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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父亲在毛时代的“幸福”生活

　　生活中偶尔会遇到那种人，说什么毛时代虽然不富裕，但是大家平等，生活有保障，因为我本人对那个年代了解不算多，但是以前听爸爸谈起过，难得现在父母过年来住几个月，陪他们聊聊以前的事情，这里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以正视听。

　　我们家在江西东北部，住县城，不过一直是农民，现在地都快被征用完了。

　　家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毛（太平军）也去过，方志敏就在那里被捕，父亲还曾经去他被捕的山洞那里去看了一下。父亲生于1938年，小日本来的时候，他刚刚4岁，开始飞机炸，他说从来不去防空洞，那里太闷了，他就看着飞机扔炸弹，如果扔得近就跑开躲一躲，后来日本人真的来了，爷爷用个独轮推车放了点家当，奶奶抱着爸爸走走就说：乖乖，下来走一段路吧，妈妈真的很累了。伯父和姑姑都大了自己走。爷爷把家人送到乡下的时候，想回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回来，结果被日本人追赶，他跳进河里，把斗笠浮在水面上，嘴巴就在斗笠那里呼吸，顺着河漂了几百米，估计日本人没追过来才浮出水面，河里满是尸体，上来后他就一病不起，留下4岁的父亲和几个年幼的儿女。

　　日本人走了，美国人来了，父亲也有机会上学了，美国人（应该是教会的）给学校供应牛奶，不过大家都不怎么喝，估计都给校长家人喝了，还给19个贫困学生发一桶牛肉干，卡其布、薄布等各一米，有个老外在那里用怪怪的发音叫学生上去领，父亲是听不明白的，但是老师告诉他的名字在谁后面，看到谁上去后就跟着去，父亲很感动之余也说那时候学校里公平，这种机会都给了真正贫困的学生。

　　父亲小时候住在一个祠堂里，他说祠堂里总是有士兵（当然是国民党的士兵）经过住宿，大部分士兵也不会骚扰百姓，但是有的军官对士兵很差，有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连长都带着两三个老婆，有个排长的老婆和奶奶争灶做饭，态度恶劣，吵起来了（似乎国民党兵也不算太坏吧，至少我奶奶还敢和她吵架）。有一次，来了一支部队，大家习惯叫“广东兵”，那支部队服装好，吃的也好，有个士兵有一次要夹肉给父亲吃，父亲心里想吃，但是嘴上拒绝了，那个士兵拿了一个绿色的珠子问问父亲要不要，他就伸手去拿，结果那个士兵把父亲的手抓住，往上面放了几块肉，然后让父亲走，并且说：这个小孩，穷但是有志气，以后应该有出息。父亲一生都记得这个士兵，而他也算有点出息。

　　大多是租田来种，田租分多种，好田有铁板租，规定一亩一担还是两担，差田就地主和佃农协商，如果遇上天旱水灾，佃农就要求分租，地主让步，就让人来看着收割，收割之后有4担分2担，租的田就叫客田。一般地主好田都自己种，雇个长工，最好的长工一般一年18担谷，饭由东家提供，这是工钱，从灶神上天到元宵节是假期，平时就很少回家的了。雇个放牛的，其实是童工，除了吃饭，就是2匹布，赚18担谷是各种技术和体力都很好的，懂得安排播种、轮作。普通的能干活的也就是6担谷。分租一般地主就是派自己的亲戚来看，佃农第一个方法就是在装谷子的时候做下手脚，把不饱满的谷子多装点在给地主的那一份里，如果这个方法不行就设法贿赂一下派来监管的人，很多时候是有效的，这个地主也没办法。——感觉地主也不怎么样，挺好忽悠的，后来交公粮就不好忽悠。

　　当时生产力差主要是没人管水利，没有农药杀虫，有时候只能靠人手去抓虫，拿个布兜去拍，拍回来给鸡吃。

　　解放了，那天一早起来，就发现政府里的人都走光了，街上空荡荡的，他和几个小伙伴出去，店里有的是布匹等，不过他们都不敢去拿，只有一个胆大的“偷”了根扁担。后来有个解放军骑马进来，把旗帜换了，后来解放军就长驱直入，赶往下一个地方，那一段时间，大家拿旧的钱生火做饭，买什么东西都是用米，简单的说，米就是特殊时期的货币。

　　开始减租减息，农民真的开心了，但是没几年，1953年，统购统销，种子都只能留一点，家家赶快藏东西。后来开始做互助组，还是自愿的，对农民生计影响不大。

　　1957年，转高级社，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军事化管理，合作化，包工包产，报自己种什么，上级定产量，给工分，父亲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傻掉了，种豆子被大雨一下，种子烂了，种玉米种子有问题，结果也没出，后来种黑麦，如果没有产量但是还是要赔70%。生产队实在没办法，后来大家去闹闹，就少赔了点。但是那一年大家都很苦。

　　父亲当然是贫农，有个姑丈逼着家里人做死做活，买了几亩地，一头牛和一点简单的农具，被划为中农，牛和生产工具都归了公社，给了一点赔偿，把他气的一病不起，关于他死前还有一个故事，那时候正好是农忙的季节，他为了不影响老婆干活，硬是在床上挺着不死，拖到农忙结束才咽气，听父母他们讲起那个时代这些事情，他们的表情实在是平静的让我吃惊，只能说，多灾多难的中国人——真能熬。

　　父亲开始在生产队干活了，生产队有100零几个人，天天出工的有二十几个人，全队140多亩田，20几亩地，要交10000多斤公粮，无偿的，30000多斤的征购粮，100斤9元，如果有多可以悄悄的去卖，大概100斤谷四五十元。贩卖到外地是不大可能的。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一毛钱的米，其实是靠无耻的压榨农民得到的。

　　每户每年要交一头猪，其余可以自己杀，去收购站卖猪如果对方说猪喂得太饱了，要扣30、40、50斤不等，反正如果达不到标准收购价格就压低了，妈妈说这头猪任凭收购站宰割。只要不说不达标让农民拉回去就不错了。如果交不出一头猪，就要被扣掉100斤谷。

　　想起没饭吃的原因，爸爸说是为了高产瞎闹，有些田秧苗密密麻麻的插，有些田又没有秧苗了。青年突击队的田里放了非常多的肥料，简直挖地三尺，全部是种在肥料上，秧苗长的很茂密，很壮，开的花也很多，但是结的谷子都是空壳，颗粒无收，总结经验的时候突击队长竟然说是因为长的太密所以要用人给稻谷扇扇子通风，哈哈，这绝对不是笑话，说这话的人还给我擦过屁股呢。

　　文革武斗，我们家住在县政府旁边，听说造反派要冲击县政府，于是政府的人在墙边埋了炸药，如果有人冲就引爆炸药，吓得妈妈带着姐姐住在乡下外婆家里，爸爸晚上也不敢睡家里，东家一个晚上、西家一个晚上的混。

　　我们那里死了2个人，其实按照父亲的说法，当时有两支部队来支左，一个编号是6349，一个编号是6300，一个支持的群众组织叫“反复辟”。一个支持的群众组织叫“大联筹”（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在火车站那里双方用石头扔来扔去，后来人散了，有个姓张的人隶属“反复辟”，被打死了，而“大联筹”那边刚好有个姓赵的在场，姓张的被打死，大家都说姓张的其实是被现场支左的PLA干掉的，因为姓赵的没有枪，而且当时肯定吓得屁滚尿流，不过没人敢质疑是PLA做的。后来“反复辟”报复，把姓赵的抓去打死了。现在想想，文革说是群众运动，派那么多军队下去干吗？搅混水吗？

　　武斗的时候都是一些没良心的人鼓动一些有点弱智的人、不怎么聪明的人、好吃懒做的烂仔做的，记得前两年广州火车站抓了一个85岁的小偷，他终生流浪，记者问他最怀念什么时候，他就说是文革的时候，那时候不用干活，还可以吃吃喝喝。那时候被批斗的干部和现在的官员比都算是正直的，有个叫魏德山的县委书记在农村住了几个月，村民守口如瓶，保住了他的命。后来他觉得躲不是办法，就回来向人民群众自首，一现身就被抹上柏油，抓去批斗，前面那个武斗中被打死的姓赵的人的老婆迁怒于他，拿了一个图钉从他手指缝里插进去，他当时都叫妈了。后来他又做县委书记，发现这个女人在商业局发票证（这是当时的好工作），他说这个女人怎么在这里，她几乎要了我的命。第二天这个女人就调去商店站柜台了。其实那时候官员的报复还算“温柔”。

　　我后来读大学的费用都是母亲养猪得来的，我说交一头猪不是很容易吗？妈妈说那时候粮食人都不够吃，糠也买不到好的，没有粮食、饲料，就采些野菜，猪很难养大。

　　交粮食的时候如果粮食局说太湿就拉回去晒，说空壳太多，就要重新扇，反正农民总是都是被欺负的。父亲说那时候农民太穷了，连想贿赂粮食局的人都没钱，又不敢带农产品，那时候那些人也是不敢收东西的，有人说那个时代人很廉洁，要是让父亲他们选择，可能他们宁愿面对要贪污的粮食局工作人员，好过被“折腾”。

　　有网友评论如果“在粮站工作，也要跟农民的“小阴谋”做斗争，不然你的粮仓就糟糕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公平，本来交粮食就是被迫的，而且价格没有谈判，“受控制的交易就是剥削”，如果双方是自愿的交易，那么怎么要求农民也不过分，你可以不卖啊，我小时候，还交过粮食的，那时候，我们种一两亩早熟的品种去交，有个品种名字忘记了，产量高、早熟，但是饭特难吃，我们就拿去交公粮和征购粮，早熟的品种就可以让晚稻早几天，因为水稻是对天气要求很高的，夏天最热的时候种下去，长的快，产量高，还吃的粮食自己吃和出卖，我觉得国有粮库也是愚蠢，不看品种，只看干燥和果实饱满，混收混种，80年代，城市居民里面收入高点的也开始到市场买米吃，说是粮库的米太难吃了。

　　有蔬菜大队，专门种蔬菜，由政府下达计划收购，吃定销粮，有多的也可以拿到市场卖。

　　如果要修水库、修路，就要摊派下来，各生产队要出人自带粮食去干活，这个没准。

　　爸爸开始也去在修水库，后来他就舒服一点了，被推举出来管伙食，开始管的人每人每天8角钱的伙食，那个人几天坐一次车去县城蔬菜站买菜，有发票，坐车要报销车票。父亲去管，每天5角钱，和别人一起拉个板车去县城买菜，30多里路，走两三个小时，每次随机安排一个人同去买菜（也作证明），不在蔬菜组买，在街上买，白条报帐，没人有意见，买瘦瘦的猪来养一阵子，肥了杀给大家吃。现在有人说那时候农民不准卖菜、自己卖猪肉，应该是不对的，应说很多时期是可以的，大规模肯定不行，正确的是实在没有时间或者饲料来种菜养猪，另外消费能力很弱，卖菜也卖不了多少钱。还有农民没有运输工具，离县城远一点的，根本没有办法运到县城里卖。后来他当领队，也可以少干点活。

　　有个人，这里叫他阿泉吧，他以前在一个地主家做长工，有个叫阿金的在门口摆了个摊卖点线头针脑的，本来两人是好朋友，解放后，阿金当了大队书记，阿泉是个社员，有一天，阿泉在地里发现几条鱼，就准备带回家去吃，结果被阿金看到，把他的鱼扔掉，还批评他，这个阿泉和他大吵，说“当初你在我东家门口摆摊，渴了连水都不敢进去，还是我拿水给你喝，今天本来我还想吃到个荤菜，你这没良心的。”这个阿泉后来生了病体力很差，那时候父亲已经当生产队长了，就想让他去摆个补鞋的摊子，买台补鞋机190元（那时候工业品真是贵啊，我估计这机器现在也用不了这个价钱），生产队借给他160元钱，结果父亲被批评，说他支持别人搞资本主义，要求立即把钱收回，只好找个队员，家里有张准备给小孩结婚用的很漂亮的大床，由他出面用这个大床给生产队“抵押”借款，让他把钱再借给这个人，那个社员靠补鞋养大了子女，小时候，每次路过的时候他都对我笑眯眯的，看到我的鞋子破了就很热情的帮我补，也不收钱，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感激父亲。

　　父亲当生产队长的时候把粮食产量从9万斤提高到18万斤。后来卖粮食，给生产队盖了很多房子，买多几头牛，后来分田的时候，我们那个队的人分钱也是最多的，房子、耕牛都按市场价卖给队员，钱就大家分。

　　网上对分红有很多争议，我问过父亲，一个猛男一年的工分1000多分（高的一千五六，低的一千一二），有的队分红只有几毛钱（10分计），那么就是几十元，我们队分到8、9毛到1元钱，我父亲是队长，去公社开会什么的有点特权“工分”，我们家一年最多有五六千工分，总共分红300元，除掉口粮也就是拿100元钱，我们生产队27户，有14户超支，还欠队里的，只有6－7户有钱拿，另外5－6户打个平手，就赚口饭吃。现在想想，父亲也给我们家谋了点“私利”，我和姐姐很小的时候，早上要干一个活，就是有人去哪里掏了厕所放在旁边生产队的粪堆里，我们去称一下，记录下来重量，这个算2个工分的。而我父亲掏的粪就要让别人来称，以示公正。我很小就开始放牛，放一头牛一年是850分，我们还负责给所有的牛晚上放吃的稻草，一天也是2个工分，我和姐姐开始赚这些工分的时候，全家一年最多做了7、8千工分，靠着生产队分红一块一、二，也就是7、8百元，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好的了。这是文革结束以后的事情了。

　　估计当时中国80%的农民都是超支的，一年到头拿不到钱，只是在生产队的欠帐上增加一点数字。

　　住房，文革前有地基税，一个季度几毛钱，租客去交，交房租的时候跟房东扣回，父亲开始租了一间房，7毛钱，后来结婚了租多一间，等到姐姐出生，又租多一间，也就是2元钱，那时候用票买的猪肉是6、7毛钱一斤，农民的私宰肉也要4、5元，不过很少很少，说那个时代钱多么抵用也没意思，那个时候的钱比现在的黄金还少，1975年，应该是邓短期复出吧，分了点自留地，种了番薯去卖，城市的也饿，2、3分一斤，很好卖，母亲回忆一个上午卖掉3担番薯，一担卖个两三元钱，高兴啊。后来生产队建了新的牛棚，我们家搬到原来的牛棚去住，4毛钱一间，一个月1.2元，那个牛棚，现在送给我也不会去住。不如住在广州大桥下面。

　　我们生产队的情况已经算是很好的了，爸爸因此还参加了县党代会，那几天吃的很好（看得出爸爸多年以后还在怀念那几餐饭），这是7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饭都吃不到，有个毛分红。而且大家看到，我爸爸一个急性肠梗阻的手术就要好几年不吃不喝才还完款，电影《红雨》看上去很美，红雨式的赤脚医生救得了我爸爸吗？好在父亲住县城，估计农村里面，很多人就是在家等死。

　　工分有按日计算的，也有按实际工作量包干的，有的人手脚慢，按工作量计算工分就少了。爸爸试过一次一天赚了五十多分，那是夏收夏种的时候，有干部下来驻队指导工作，那个驻队的干部跟父亲和他两个朋友说你们明天插7亩田的秧。另外奖励50个工分，他们吃完晚饭去拔秧苗，又撒了十几亩田的石灰，当时没有化肥，撒石灰是土办法施肥，其实估计没什么用（石灰里面既没有氮，也没有磷，也没有钾，学过初中化学的人都知道，这三种元素是肥料的主要成分，而石灰里面是钙），撒一亩田石灰1个工分，手被石灰弄得很痛，回去睡了一会儿天还没亮就起来继续干活，傍晚的时候完成了7亩田，上了田的时候走了几百米以后才把腰直起来。本来一亩田也有10多分，那天父亲他们三个人每人赚了50多分，其实也就是年底有四五元钱。晚上其实很累，但是心里乐的，还要到街上去走一走。

　　种菜有个“六不准”，路边、坑边、渠道边等，反正是很多好点的边角地都不给种，一年铲几次，好不容易种起来，拿到县城卖，少的不会被抓。

　　1961年猪肉曾经卖到4元一斤，农民每人过年的时候有1斤肉，7毛多钱，去市场买两三元。网上说每人每个月半斤肉估计是城市居民才有，农民只有过年才有，父亲还试过一次买多了一斤肉，肉票估计是城市居民用的吧，我们农民有个小本子，父亲把蜡烛熔了薄薄的一层在那个供应的本子上，结果卖肉的人在上面盖章后，回来一擦就擦掉了，再去买，那个人看着有点不对劲，但是又拿不准，只好又卖了一斤肉给我们，感谢父亲的小聪明，让我们又吃多几块肉。

　　自留地被收回去以后，父亲还悄悄的分自留地，又被批评。不过公社干部看他实在带生产队不错，没舍得把他干掉。

　　修水库的时候，一个姓李的县委书记吃睡都在大坝上，没有离开，醒着就去看，晚上做到七八点钟，早上两点就吹哨子开工。农民也就一字排开的睡觉，干完活回来，有一盆水洗脚，开始几个还是干净的，后来的水，和泥坑里的差不多，也就把脚放进去意思意思，如果按那个生活条件，现在的血汗工厂还是好多了，有的年青人早上起不来，带队的干部把他拉到外面雪地里，说：让你睡，你睡在雪地里。感觉这个做法和对付黑窑工差不多，当然那个时候干部也是要做的。还有一些人安全意识不够，挖土方为了快一点，在山脚下挖进去，这样上面会塌下来一大片，可惜的是好几个人因此丧生，那时候一分钱赔偿都没有，人命不值钱。现在想想也是郁闷，前不久还看到某地发现很多弹药，估计是几十年前备战时放在那里的，怎么不分点炸药给农民，修水库用点炸药可以省多少人力啊？难道就为了那几万人肩挑背扛、独轮车的壮观景象？（感谢一位朋友的澄清，他说炸药只能爆破岩石地质，对挖土是没用的，只能找Catpeller买台挖土机）

　　有个姓魏的县委书记，每年收甘蔗的时候，把所有机关干部拉下去帮忙，个个手都被蔗叶割破，开会的时候吃忆苦思甜饭，把糠拌在里面，吃得个个掉眼泪，这些干部在文革的时候专门整这个书记，用现在的话说，这个魏书记的思想太左了，也缺乏领导思维，那样刻薄干部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农民在文革的时候保他，把他藏在村里一年。他在分自留地的时候一点也不左，1962年，开始每人2分自留地，可以每人分两分（一亩是十分）自留地的时候，他怕政策改变，连夜下来通知把地分了，旱地不够就用水田凑够，农民连夜分地，第二天一早就开始种，大家饿怕了，全部种上番薯多得吃不完。说实话，没有饿死人的饥荒，只有人会饿死人。1962－1966年，有自留地，日子好过。爸爸也是在那几年存了点钱，结了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政府要多少粮食跟农民要就是了，把田地给农民就好了，为什么要搞个公社把农民捆绑在一起，还提拔一些傻乎乎的人管理——这些人唯一的好处是会执行上级指示。

　　1973年，父亲在生产旺季离开生产队去带队修路，结果分红从上年的9毛多跌到只有6毛多。在大家要求下，父亲回到生产队，从1973年到1978年，6年时间父亲把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从9万多斤提高到18万斤，分红从6毛多增加到一块一二。

　　有个姓赵的大队书记，说起来，他对我父亲有恩，父亲因为急性肠梗阻动了次手术，谁知道手术后留了一块纱布在里面，又堵住，换药的时候护士发现肚子的刀口有大便，当场大惊失色，医生紧急会诊，决定重新手术，但是没有钱——这显然是医疗事故，不过那个时代的农民哪里有这个意识？奶奶去找这个书记哭诉，书记“仗义”的答应让大队借钱出来——总共700多元，重新手术切掉1.5米长的小肠，装在脸盆里都有一小盆，可怜那时候的农民被医院谋财害命，什么办法都没有。当然这几百元钱父亲用了好多年才还掉，那时候，农民有什么医疗，大家可想而知了。所以父亲等到30岁才存了点钱娶老婆，好在住县城，如果在农村可能就打光棍了，那时候，县城的农民也还是好一点。

　　姓赵的大队书记，当然不会挨饿，而且他家还能在困难时期养猪，除了交任务的一头猪，还养了一头200斤的猪，在1959年最困难的时候卖掉，4元一斤，一头猪卖了700多元，他用这笔钱买了一个大院子的房子。算是困难时期的致富的个例了。他的外号叫赵大肚，估计就他胖一点，也估计大家都知道他占了点便宜，吃了点“冤枉”（老家对贪污的说法）。

　　所以说毛时代不准养猪，不准卖猪不对，大部分时期是可以的，不过是粮食紧缺，所以养大一头交任务的猪都很难，我五六岁就开始出去打猪食帮家里养猪了，不过多年以后才知道：如果没有米或者饲料喂养，猪是很难养大的。小时候对母亲总是给猪吃点粮食却要掺红薯给我们吃很大意见，现在总算明白了。

　　有人说那时候没有腐败，可能，赵书记绝对不敢拿谷子出去卖，不过自己家人和家猪吃是没有问题的，文革之中他也被造反派批斗，造反派让他跪下的时候，父亲出于报恩大声说：你站起来交代，跪着听不到。这个书记是个明白人，马上站了起来，后来他提拔我父亲当生产队长，父亲也没有让他失望。不过他后来有个孙子是哑巴，父母总是很相信报应，不过一直觉得他对父亲还有恩，虽然有人说他老婆为人蛮横。如果真有报应，这个也太重了吧。

　　现在有人说那时候人的觉悟高，没人抢粮食，这个不对，母亲家乡那里有人抢粮食，春天的时候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去当地粮站借粮食，一两百斤，普通农民有的也可以借个三、五十，大多没有，结果有人开始冲进去抢，后来公安到村里家家户户让人交出来，只有几个胆大的人留了一点，大多也被拿回去了，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受了处分。可能看农民也是饿的，没有受到其它处罚。父亲就挨饿，1961年有几个月，每个月只有8斤稻谷，不过菜是有的吃的，吃几大碗菜，但是还是没力气，干活回家，两三里路都走不动，路上休息几次。有空就去抓鱼吃，那时候河里鱼还多，抓到了，也没油，就用稻草在锅里擦擦，然后把鱼放下去煎，放点盐就吃了，人家鲁宾逊在海岛上还活了几年呢，估计我们那里靠这些办法没怎么饿死人吧。江西没饿死人，又说是省长邵式平放了点国家粮库的粮食出来。

　　从有自留地的1962年到1966年是农民还算好过的几年，1964年，父亲做了4000多分，在队里管放水，用粮食抵工分，叫工分粮，可以分到四、五百元。父亲就在那几年还掉了治病欠大队的钱，还娶了老婆，要不就没我了。

　　1968年开始扩社并队，取消自留地，原来的生产单位被打乱，积极性也没了。多出很多干部，还有二、三十个年青人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太多人吃闲饭。1972年，只好又分开生产队，生产单位越小，农民的积极性就越容易调动起来。如果有个领导能力强的人，影响也就很大。

　　父亲他们修的水库，后来放卫星说是一网能打2万斤鱼，省委书记程世清到水库看养鱼（有网友指出这个人是1968年带26军一个师去江西支左当书记的，爸爸都不知道怎么写，我本来以为叫郑四清），那天肉档里买的肉都没有骨头，当时的人们就喜欢吃肉不管肥瘦，哪象现在排骨还更贵。上面交代要给他看到沿路堆满肥料，没有肥料就把稻草拉过去，在外面涂上塘泥，给他看到路边堆满了肥料。现在有人说那时候的干部怎么样，县一级是没什么威风的，省委书记也一样警车开道，到了的时候，荷枪实弹的士兵在附近警戒，比现在还牛。结果他在那里只看到网里打上了两条鱼，不过这个人还算好，说：你们不要批评他们，要总结经验。晚上开会总结经验，说是网太小，其实当时用的15米高的网，因为人拉不动，用两条油船拉，可能是机动船把鱼都吓跑了。

　　农民被折腾，说是要“三光”，田埂上面要光溜溜。经常有人来检查，其实田里搞那么好看，没有化肥和好的品种，产量也高不起来。

　　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人说是不让虫子在稻谷留下的根里存活，要把那个稻根拔干净，结果农民手都拔得皮开肉绽，苦得要死。有一天，说是有8级台风，晚上连夜干活，结果晚上也没做到多少事情，第二天大家都睡得起不来，因为油少，灯又不够，一个晚上就搞了两亩多田。那个年代选拔干部以听话为标准，反正大多是傻逼，整天就折腾农民。

　　再说那个时代的教育，我爸爸在解放前还读了两年书，解放后，他才12岁，竟然也没读到一天书，他很聪明，就靠那两年的教育后来成为种田高手、也懂兽医。母亲家离县城走路大概一个小时，5个兄弟，三个姐妹，大多是解放后出生的，女孩子都没读一天书，男孩子大多混了几年，能认几个字，因为农村没有中学，而到县城读中学的机会很少，只有一个舅舅到县城读中学，我妈妈每个星期给他送饭，也就是送点米，自己放在那里蒸，就点咸菜吃，苦不苦大家自己想吧，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天咸菜送饭，后来估计也没大学了，就回乡下种田，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农村的孩子要改变命运，只有两个途经——考上大学和当兵，否则你读十年书和没读书几乎没区别，而那个年代考大学的机会很渺茫，因为农村的教育实在太烂了，我在农村的学校简直被当作神童，所以考上了县城的中学，好象班上也就一两个考上的，我们那是县城附近的农村学校，乡下就更差了，那里的小学估计根本就是个摆设，我到了县城的中学成绩机变成倒数，一年后才跟上。

　　父亲说起自己，总是不觉得苦，他说奶奶更苦，奶奶的第一个丈夫死了，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有个小叔是个赌鬼，把家业败光，后来只好离家去当壮丁，婆婆一直宠着小儿子，逼奶奶去改嫁，要把两个孙女卖给别人做童养媳，大的孙子留在家里放牛，小儿子送给别人，为了四个小孩能在一起，奶奶只好带着四个小孩到县城谋生（看来那时候没有户籍也不用办暂住证），后来婆婆要把房子卖掉，奶奶想留着房子，就又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乡下，那时候，奶奶又嫁了人，爷爷对她也不错，本来爷爷要去乡下陪她，结果下大雪，路上封了一个星期都到不了。奶奶到了乡下，连米都借不到，帮人缝鞋垫赚了点钱买了点米，可是有米又没有柴了，小儿子受冻以后有点生病，那个坏婆婆理都不理，外面雪花飘飘，小儿子坐在那里，奶奶问他：你冷不冷？他说：冷是不冷，就是有点饿。后来那个小儿子竟然又饿又冻的就死了。

　　奶奶生了个女儿，结果被爷爷丟出去，被育婴堂（相当于现在的福利院吧）的人捡去，爷爷去买了个儿子，结果那个儿子是不足月的，养了几个月也死了，而那个在育婴堂的小女孩，听到她的小哥哥在外面卖油条的叫声，认出是自己哥哥，哭得很伤心，小哥哥回家也哭，奶奶也跟着哭，奶奶忍不住去看那个小女孩，结果小女孩哭得更厉害，育婴堂的人知道是奶奶的女儿，就让她抱回去，每个月可以去领几个铜板，可是这个小女孩后来还是死了，几年之间，奶奶死了两个亲生的小孩，死了一个抱养的小孩，苦难就这样纠缠着。

　　奶奶虽然穷，却也留下一张雕刻很好的大床，不知道怎么没有被日本人烧掉，可能原来放在乡下的吧，前几年，有人要出几千元买，其实爸爸告诉我现在只留下前面三块了，本来床后面还有一块很大的，破四旧的时候，听到邻居那里类似的家具都被拆了烧，爸爸赶快拆了藏起来，还有后面一块最大的来不及拆，就被红卫兵小将烧了，床上的雕刻大意是说三个人去山里拜佛，沿途有人耕种，我们小时候的常常在上面找有几个人，在干什么，最顶上就是一个佛像。这个床逃日本人的时候拆了放在屋顶，还躲过了。

　　在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前夕，奶奶死了，爸爸就说她一辈子没过一天好日子，连餐饱饭都没吃到，爸爸说自己也很感叹：说小时候没得吃，后来因为家里负担重，舍不得吃，现在是吃不下。

　　爷爷9岁到县城谋生，在一个酱菜坊里做竹器，老家叫“打篾”，后来那个酱菜坊的老板老了，做不动了，就指点爷爷做，老板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还是叫爷爷“叔”，但是有点轻视，爷爷于是辞工了，那个酱菜坊的二世祖请了个师傅，结果是冒牌的，做的酱菜很差，渐渐没有生意，后来意外的一把火烧没了。

　　爷爷自己借钱开了个酱菜坊，结果被日本人的飞机炸了，后来辛苦两年又开了一个，日本人打过来了，只好逃到乡下避难。不幸染病身亡，留下四岁的父亲和奶奶相依为命。想想那时候信息不灵也是害人，在那种动荡的局势下，爷爷创业的风险实在是太高了。如果没有战争，相信我爷爷会渐渐过上富裕的生活，说不定也会有个“老干妈”这样的企业呢？当时我们那里的中学可能是模范中学，很多福建人也在那里读书，奶奶就是给那个中学的学生洗衣服赚了一些钱。

　　听父亲讲过去的事情实在心情很压抑，不过父亲已经看得很开。他说自己在解放前和毛时代虽然苦是苦，不过大家都一样，平平安安过来也不错了，讲到腐败，他说那个时候当官的也被整得太厉害，虽然不敢贪污，但是好官坏官一起被整也不好，现在当官的又太霸道了。当我说谁还在怀念毛时代，他说：下岗工人里面好吃懒做的人，比如我们邻居就有一个，那个年代他就在工厂不勤快，但是靠工人身份，也到我们大队娶了个老婆（那年代城市居民里面混的差的、缺胳膊少腿的就去农村找老婆），后来他的工厂倒了，后来就靠老婆吃软饭，他很怀念毛时代高农民一等；农民里面也有怀念的，就是那种连种田死都学不会的，在生产队听安排工作，有体力一样赚工分，一分了田，自己种地不会，也不会安排工作，也不会和人合作，所以老是没有收成，这种人就怀念听人指挥的日子。当然现在也没有这种人了，因为可以自己选择，刚分田的时候，他们自己不会，又不肯学习，那时候没有出去打工的机会，日子很不好过。

　　其实刚才说的那个下岗工人，原来在老家一个轴承厂原来是省二级企业，倒掉以后很多员工自己创业都成功了，我一个堂叔就是原来的车间主任，下岗后他带着两个儿子，拿出积蓄和借贷总共7、8万，搞了个小作坊，做了几年，去年交税都交了30几万，他们很勤奋的，堂叔已经快60岁了，还经常自己踩个三轮车，穿着破洞的汗衫，戴个草帽去送货、买材料，看到那个样子，谁会想到他其实身家几百万的人？所有找不到工作的人，你们如果有这种精神还会找不到工作？做不出成绩吗？老家的轴承产业现在已经有点名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