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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23日，梁从日本给袁世凯写了一封披肝沥胆的长信，为袁设计了一个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统治方案，强调掌握舆论和建设政党的重要性：“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建议袁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党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健全之大党”，与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派作斗争，使“彼自归于劣败”。袁欣然接受。10月，梁回国，袁资助其20万元作建党活动经费。梁认为20万不够，非50万不可。袁世凯便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统一、共和、民主三党联合组党的活动经费。1913年4月2日，袁世凯派出马队、宪兵、探访队保护梁启超从天津来到北京，磋商“合党事”。16日三党举行联谊会，由梁启超在演说中强调，为战胜国民党，取得议会之多数，为“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必须谋三党之合并。5月29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三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彦图、孙武、王揖唐（1877―1948）、蒲殿俊、王印川（1879―？）9人为理事，冯国璋、蔡锷、汪大燮、熊希龄等23人为名誉理事，林长民为秘书长。分政务、党务两部，由林长民、丁世峄（1888―1930）分任部长。会议决定在北京设立本部，各省会及蒙、青、藏地区设立支部，各县设分部，思想领导和党务大权主要掌握在梁启超和汤化龙手中。


　　
　　黎元洪理事长
　　黎元洪（1864年-1928年）字宋卿，汉族，湖北黄陂人。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8年入海军服役。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海战。战后投靠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1922年，他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去世。

　　
　　梁启超理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政治评论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梁启超辛亥革命後回到中國
　　回国后，梁启超曾任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他被选为理事。1913年进步党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4年“人才内阁”仅存在五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4月辞币制局总裁，回乡省亲，然后定居天津意租界。6月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袁世凯称帝野心。后与愛徒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3月梁启超经越南抵广西，策动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然后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當時他老師康有為也一起反袁。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中退位，不久病死。继任总统黎元洪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肇庆军务院也自动取消。黎元洪电邀梁启超任总统府秘书长。梁复电黎元洪，拒任此职，欲献身教育。先抵香港探亲办理父亲丧事，后抵上海办理蔡锷丧事。1917年1月初北返京津，从事议会政治。从进步党中演变出“研究系”，梁为领袖。

　　1917年，張勳聯合康有為等保皇黨人率領軍隊攻入北京，迎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復位，史稱「張勳復辟」。梁啟超跟從段祺瑞於天津馬廠誓師討張，康梁師生關係破裂。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续善后借款1000万日元合同；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因与代总统冯国璋就“统一中国”方式政见不和，段内阁辞职下台，梁启超也随之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被徐世昌总统委派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赴欧，促进山东问题的解决。此次欧洲之行，梁启超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思想有所转变。1920年梁启超回到中国後，以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傳統文化的推廣和民主研究的活动，该年《清代学术概论》脱稿。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在京、津多所学校先後七次讲演。1922年梁启超赴各地讲学；10月起，在国立东南大学（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学期；同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1923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清华大学）讲学。1924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7年与伍宪子、徐勤等创办中国民主宪政党。

　　1926年梁启超忽患便血病，丁文江建議他入協和醫院治療，3月16日，劉瑞恆為梁啟超割去右腎一枚，但病情未獲改善，後又拔牙七顆，病情依舊。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55岁。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粱举行追悼会，场面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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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党宣布的组党宗旨有二：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具体政纲有三：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实质是通过联合袁世凯，与开明人士结成联盟，建立强固的、开明专制的中央政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逐步确立完善的民主共和制。体现了进步党既欲投靠袁世凯，以对抗革命派；又欲改造袁世凯，引其走上宪政轨道的双重政治目的。进步党以“国权主义”（20世纪初欧美“国家主义”理论的变种）和“政党政治”为理论基础，主张采用责任内阁制；又以英国式的“完全之政党内阁”为最理想的政府，为政党政治之极轨。但又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实行完全政党内阁的条件，只能实行议会各政党的联合，建立包括袁世凯势力在内的混合内阁。在进步党看来，当时的中国，有两种政治势力阻碍社会进步：一种是“官僚社会之进步的势力”（指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一种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称“暴烈派”）。进步党欲改造社会，必须与这两种势力作战，而同时战胜此两敌，实为该党力所不能及，只得“急其所急”、“先战其一”。按照“国权主义”的理论，认为“暴烈派”“祸国最烈”，妨碍国家统一，故以“暴烈派”为第一敌，必须先倾全力与之对抗；“腐败势力”则为第二敌，须于战胜“暴烈派”之后再与之对抗；同时可借助它的权势发展己党势力。数年之后，“暴烈派”排除了，己党势力壮大了，成为影响全国政治的大政党，到那时，即可对袁世凯施加影响，迫使他走上宪政轨道，逐步实现理想的政党政治――完全政党内阁。这就是进步党人企图先联袁，后改造，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如意打算，实质上表明他们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任务。在进步党成立不久，6月18日，梁启超主持该党讨论时局问题，会后发表了《进步党之大方针》，主要内容为：一、拟推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主张改组内阁，宣称该党“有掌握政权之雄心”，并以为“非本党掌握政权，不足以产生强善政府”；三、认为“宋案”应以“法律解决”，反对法庭传讯赵秉钧到案；四、支持善后大借款，惟主张对“借款须严督用途”。二次革命爆发后，梁启超连续发表《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梁曾一度参加共和党）和《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等文，攻击国民党为“乱暴势力”，谓“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认为革命后接着革命，只能造成“生灵涂炭”，“国事日非”，告诫袁世凯政府必须防范“乱暴势力”。7月23日进步党发表通电，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汤化龙还致电黄兴，斥责其参与发动二次革命为“覆雨翻云”、“ 倒行逆施”，规劝黄兴“敛兵效顺”，否则“声名俱败，家国随之”。袁世凯投桃报李，在7月底任命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组织内阁，几经讨价还价，熊自兼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组成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这些“第一流人才”首先要办的一件大事是把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宝座。袁在打败了二次革命乱党之后，在当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当上正式大总统。8月5日北洋派19省军事长官发表联名通电，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主张。进步党最初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时改变初衷，同意“先选后宪”的主张，后国会通过此议，袁世凯当上总统。当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438人的议员证书，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至此第一届国会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这一切破坏民主制度的违法命令，都是熊希龄内阁副署的。当有的议员对此事提出质问时，熊辩解说：这是大总统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的紧急措施，是为了“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




　　进步党在拥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图将袁引上宪政轨道。这表现在熊希龄内阁上台后，曾发表由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规划了进步党人改造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蓝图。在政治上，主张贯彻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军民分治，废省改道；实行地方自治。经济上，提出了整顿财政；发展实业；制定工商法规等等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繁荣经济的计划，体现了浓重的进步色彩，1914年2月12日，熊希龄宣布辞职，1915年袁世凯鉴于民智未开积极复辟帝制，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决裂，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吹响了讨袁护国的号角。当年12月，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进步党又联络其他各方面反袁爱国人士，结成护国讨袁的联合战线，最后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想法，此即成为进步党的历史功绩。以后进步党人重又与袁世凯的继承者段琪瑞携手，继续维持共和。1916年8月以后进步党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组成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研究系后来虽有重建进步党的意图，但终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