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光碟机推荐: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向，即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多重范式共生主要指“革命史”范式、“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等共同存在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这一现象和中共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单一范式的解释力的局限有关。多重范式共生必须从中共历史实际出发，遵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关键词］中共历史研究；多重范式共生；“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5)02-0013-03

“范式”经由托马斯·库恩提出后迅速成为一个“时髦名词”，被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例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已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简言之，“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①。中共历史研究者先后采用过“革命史”范式、“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后现代范式。

一、中共历史研究中的若干范式

“革命史”范式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重要性，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的反抗过程。具体到中共历史领域，该范式侧重于民族与阶级斗争、矛盾，以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为主要的分析方式，围绕政治斗争、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展开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和考察。这和中共自1921到1949年间的革命斗争史以及1949到1976年间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实况相吻合，从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角度能够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乃至以后经年不断的政治、文化运动提供一个清晰的宏大分析框架。但这一范式缺乏对经济生活的关照，难以整合改革开放以来愈益丰富多彩的和平时代的中共历史。

“现代化”范式是在现代化理论被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逐渐形成的一种解释框架。现代化理论先后出现四个版本，一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版本。二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又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但中国的现代化经历和上述两个版本并不吻合，所以出现了第三个版本，即中共历史的现代化版本，也就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其思路是把中共和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放在一起来考察。第四种版本是社会现代化版本。主张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世界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不仅是指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即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生活诸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总第183期)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面②。著名中共历史学家张静如先生率先倡导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后，“现代化”范式在中共历史学界大行其道、盛极一时。在这一范式的关照下，中共历史研究从重点研究革命成功的经验及其失败的教训，转变到把中共历史和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结合起来，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从哪些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共的政策、方针、路线哪些是符合现代化的、哪些是有悖于现代化的，哪些部分在某个阶段是促进了中国发展，转换到另一个阶段是不是仍然起到促进作用。虽然“现代化”范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中共历史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框架，但把评价事件、人物的尺度，相关时空范围内的一切史实都放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内的后果导致一些事实被忽视或被扭曲，有些史实人物仅仅用现代化范式说不清楚。此外，“现代化”范式还导致二元化思维模式，容易滤掉一些多元思维方式可以观照的历史关键性细节。

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③。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中共历史研究提供了这一新范式。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是对现代主义的反省和批判。后现代提倡抛弃整体性、统一性，主张去中心、非同一、多元化，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和破坏性。但它所提倡的注重边缘，注重非主流，注重历史的碎片，注重官方所不看好的历史细节等观点为中共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还推崇创造性，倡导对世界的关心和爱护、反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奉行有机论，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④。这些也都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得以运用，这一观念在大陆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东岳论丛》杂志在2004年开设了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专栏，先后刊登了王晴佳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陈启能的《“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等重要文章，探讨后现代观念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有人指出用后现代观念来研究历史“有利于促进学者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能进一步加强研究者的个体意识、提供了某些方法上的气势、给我们一个超越时代反观历史的参照系”⑤。兼具历史学与政治学双重性质的中共历史学无疑也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有些文章已经注意借鉴后现代观念⑥。

二、中共历史研究中多重范式共生的必要性分析

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是指研究者在中共历史研究域中研究某一中共历史问题时同时采用若干范式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这一现象的出现和单一范式的局限性解释力、中共历史本身的宽范的指涉性紧密关联。

多重范式共生现象的出现和范式彼此间的关系及单一范式的局限性解释力有关。由于历史研究对象、研究者本身都有明确的主观色彩，加上历史学本身的主观性，使得中共历史学并不能如自然科学那样建构起一种主导范式，前述范式之间也不存在范式转换的否定性关系，正如有人所说，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关系不是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⑦。在利用现代化范式解释问题的过程中也会有革命史范式的身影隐藏其中，尤其是解释中共前期历史。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以及其他范式都有缺陷，都有解释力的边界。如“革命史”范式由于所过分追求“宏大叙述”从而在中共历史领域表现出的缺点有：(1)预设立场，无限制的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的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作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向，历史学家应该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2)在叙事方式上，频繁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词汇。(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和训导式的语言风格⑧。可见，单纯运用一个范式都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共历史，所以中共历史研究中出现范式整合趋向顺理成章。

多重范式共生现象的出现和中共历史研究域的特殊性有关。中共历史研究不同于历史学领域中的政党专门史研究，具有涉及面广、政治性强等特点。中共历史研究是研究当代中国执政党的历史，所涵盖的范围肯定远远大于非执政党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中共历史研究域涉及问题如此众多，运用单一范式就不能够很好地揭示中共历史的来龙去脉。如，运用“革命史”范式来解释1978年以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就不能够很好地反映该段历史的现代性特征。如果以运用“现代化”范式为主、“革命史”范式为辅就不仅能够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凯歌行进的岁月，还能够注意到现阶段阶级斗争现象的存在。

三、运用多重范式于中共历史研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行其道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还是刚刚出现、崭露头角的后现代范式，都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通过创造性转换使之适合中共历史研究的实际进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总的指导思想。中共历史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体现的研究思路和模式是中共历史研究的元范式。元范式所主张的实事求是观念、整体系统观念、辩证观念等方法论原则是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中层理论框架必须予以坚持的。

任一范式都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发生若干修正，或增补、或删减、或消亡。某范式可能在某个阶段成为中共历史研究域中的主流范式，但随着时空转换，社会变迁，解释力更强的范式会随之出现。如革命史范式在建国以后乃至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共历史研究中一直有很大市场。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日新月异，现代化范式开始慢慢成为中共历史研究范式中的主流范式。所以，研究者不能墨守陈规，应该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造新的叙事方式和解释方式来推动中共历史研究。

运用于中共历史研究域中的范式必须有中国特色，不能拿来西方的理论模式直接用于中共历史研究，用西方理论模式的“鞋子”套中共历史研究的“脚”。要经过创造性的转换，使叙事方式中国化，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党情。如后现代主义是针对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弊端而出现的一股哲学思潮，运用后现代观念研究中共历史就要使之中国化。由于我们现在还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建设第一，批判第二，所以我们应该以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为主来研究中共历史，把批判性的后现代观念仅作研究的参考。

注释：

①［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57～158页。

②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页。

③［美］波林·罗斯诺著，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页。

④［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版，序言。

⑤朱志敏：《后现代观念与历史研究》，《新视野》2004年第1期。

⑥朱志敏：《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

⑦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9页。

⑧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期。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学关系学院

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  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