蓖麻油增长睫毛危害:转 辛亥年间的共和之路

立宪派的选择

在康有为、梁启超去国7年后，1905年，立宪运动再次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议程。有意思的是，这一重大转折中，曾经出卖维新派而与光绪皇帝结怨种下恶果的袁世凯，却成为立宪中坚。

事实上，一年前，与袁世凯断交20年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他通信，希望他主持立宪，以“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袁世凯的选择并非朝夕之别，而有深谋远虑。在记录下来的袁世凯与慈禧的对话里，可见他的基本考虑——慈禧说：“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袁对答：“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维系清朝之不倒，当是袁世凯的关键考虑。

袁世凯步调既定，随即一再奏请清政府尽快实行预备立宪，派大臣出访德、日考察宪法；请王公嫡系赴英、德学习政治、兵备；在天津设立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学社和议事会。1906年8月16日，袁世凯再奏请朝廷预备立宪；两周后，慈禧下诏：“预备立宪。”

从统治者集团当政者内部生发的政治改革力量与立宪运动，发展并不顺利。争议的焦点是，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而满族亲贵的主张则是：“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中央政府不可。”对应来看，中央集权首先针对的就是袁世凯这样有巨大势力的疆臣。公允而论，其时清政府已是“外重内轻”，即中央政府权力轻，而地方都督巡抚权力大。

清末“新政”立宪的价值，尤其是其间系地方分权还是中央集权的冲突，以后世读史者的角度观察，是传统中国结构性关系之一。之后，无论是袁氏当国，还是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其路向清楚明确：没有强大而独立的国家（中央政府），其积累资源汲取财政能力皆为疑问。只是，在清政府即将倾覆之际，立宪选择尤其是以集权方式为路径，已非缓不济急，而是本末倒置，不成功自无意外。后来袁氏当国的集权化选择，并以恢复帝制将其制度化，其失败亦将无可避免。

事实是，袁在预备立宪最初的官制改革过程中，失去了权柄。袁兼差的所有“政府职务”一并开去；其所统辖督练的军队，在袁的要求下，也只保留二镇，而且只是“调遣训练”。清的立宪运动于是坠入旧窠，进入人事纠缠中。不过，袁世凯明面上所失是权，隐性所得却是人脉资源，换言之，即他充分地获得了立宪一派“被选择权”。

袁世凯被罢官出局后，立宪派在国内先后掀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最后一次，终有结果，清廷颁发上谕：“著缩改于宣统五年（1913）实行开设议院……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 此道上谕发出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内部的自我更新，看来并无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廷的立宪运动甚至也是压垮自己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了1903年，岁入已达1.049亿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亿两。而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2.969亿两，岁出达3.386亿两。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对立，已至空前。

而且，清末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已经弥漫而成“明规则”——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记录当年御史弹劾奏章里的材料：梁士诒，铁路总办，聚敛1300万英镑；陈璧，邮传部尚书，585万英镑；李德勋，津浦路北段总办，142.5万英镑。庆亲王据称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即有712.5万英镑。

共和与立宪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武昌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它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

清政府辛亥年（1911）的财政按预算，这年岁出达3.386亿两，岁入则为2.969亿两，赤字为4169万两。如果将各省的地方行政费3770万两计入，则赤字将达7939万两。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清政府的解决之道只能是举债，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来的项目是粤汉、川汉铁路。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找到这个“招商项目”，上禀摄政王载沣，力主将其交给洋人修建以寻借款。1908年，铁路借款开始商议。

复杂的情势在于，粤汉铁路先前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但这家公司在签订合同3年后仍未开工，于是于1905年8月由中国向美国合兴公司备款赎回，交给民办。同时川汉铁路亦为民办铁路，到1911年，四川人民已为川汉铁路集资实收股额1645万元。

自1908年开始，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开始商议介入粤汉与川汉铁路，两年时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并且自行商定把铁路范围向南延伸到广东，向西延伸到四川。这时候，美国希望进入东北修筑铁路，与日本在这一地区就东北铁路展开激烈争夺，由此矛盾，日本《朝日新闻》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借款草案揭载出来。湖北留日学生得此消息，立刻哗然，保路运动由此兴起。

已交由地方商办的川汉与粤汉铁路，如果欲以此向四国银行借款，则必然收归国有。1911年5月8日，清政府“皇族内阁”确定，第二天，内阁即宣布铁路干线国有，随即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铁路干线既收归国有，之后又要将各省铁路公司的已收股金强行夺去，对于湖北，尤其是四川那样广泛持有铁路商股的人来说，这种豪夺，情何以堪？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昌起义枪响仅两天，起义士兵即占领武汉三镇。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当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而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11月上旬相继独立；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清朝治下只剩南京一座孤城，但是经过江浙联军苦战，12月2日，南京光复。南北对峙形成。

动荡之际，旧制度里生长出来的顶尖者如袁世凯，其积累的资源条件得以由隐而显，为世人所窥。主持《袁世凯全集》编纂与整理的研究员骆宝善分析说：“罢官（编者注：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光绪皇帝之弟载沣任摄政王。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即所谓‘非袁莫属’。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为皇族内阁的汉臣权相，武昌起义发生后，至少不会被革命党人视做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对象。”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即宣称：“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乱自能平息。”随后，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建议，由他会见摄政王载沣，转告这一意见。美国人告诉清政府：不是任他（袁世凯）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为报兄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摄政王载沣，此刻如何接受这一选择？清政府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解释不得不选择袁世凯：“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当时孙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卫即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凯称：如果袁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历史学家唐德刚解释：“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

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以一位曾经立宪的重要领导者而论，其思想资源与目标设定，立宪之于袁，并无意外。而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结构里无法回避的另一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骆宝善分析：“他们暂时不打算放弃支持清王朝，又一致认为袁世凯是收拾局面的最佳人选，因而也支持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同革命党方面和谈。”

但是，这不是为革命军所同意的选择。袁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情势之变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至此，君主立宪已无任何实行的可行性，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之后他的目标变得单纯，说服清帝逊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为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独裁的路向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其《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

袁世凯所部的粮草与资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世凯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随后袁又令部下姜桂题电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清不亡，真无天理。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作为替代者的中华民国及其总统袁世凯面临什么局面，又将如何作为？

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这是中国政治传统里经典“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还是“反对党”孙中山，即使如孙那样只是临时政府的总统，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比如向列强举债以求政府运转，以及借款在意料之中必定面临的反弹种种。反对是容易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所以，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民国元年八月，双方达成“八点共识”，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

只是，共识过于脆弱短暂。前有控制权力的责任内阁设计，后有善后借款的大争吵……其间所含意图，治世之能臣袁世凯岂有不明之理。经过一年运转，共和是否适应当年中国，是袁的疑问，也是当年众人的疑问。本来，中央集权与个人独裁之间就界线模糊，至少从结果上看，袁根本没有在乎所谓界线问题，他的权谋能力很迅速让他以再造制度的方式破坏制度——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仅享有终身职务，而且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这时距武昌起义，刚过3年。共和，早被袁弃。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起义讨袁。此次战端但开，唐德刚评价说：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