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骨记:1962中印边界影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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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西南生逢1962——中印边界影子战争

来源:中华网 作者:居青龙 更新 :2005-12-2 责编 :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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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毛泽东则对着地图沉思,他说:尼赫鲁的底牌是以为中国不敢打他。然后毛指着地图上印军的据点,用湖南高腔说:“扫了它!”

  当历史进入40年后的今天,当我军的七大军区中的三个忙着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忙着收复台湾时,仍有两个军区在紧紧盯着西边的猛虎-印度,其中的成都军区更是明目张胆的唱着对印军事斗争准备,连兰州军区的战略方向也时刻指向阿三,至今西藏的阿里地区仍建制于兰州军区之南疆军区之下。何也,对台作战乃是一盘棋,所谓三线一面,即首都防空一面,东南、南海、西南各为一线。为防止阿三趁乱背后捅刀,是谓卧塌之侧有猛虎窥视也。今日的中印边界沉寂并不意味着较量停止,实际上我军的情报部门天天都在盯着印度,只是近一段时间由于我军侦察卫星精进,才停止从法国购买中印边界的卫星商用图片(以前是靠法国卫星来看我方边界情况),而我们的信息战分队-中国黑客战士,更是天天进出阿三的网站。

  观沙皇俄国,从彼得大帝到叶卡特林娜二世,几百年间战火不止,接力传承扩张不停,为何?只为打通由黑海之出海口。而苏联解体后,俄国西南出海口自此窒息,生存空间大损,国力暴降,俄人为之痛息不止、呕血不停。在历史上,中国亦有多次机会打通对印度洋之出海口,皆失之交臂。而今卡在中国人头顶上的油脖子,随着石油需求的大增,已日渐突出,然而只是近几年,国人才得开始关注,方才重视经略西南,然悔之晚矣,连小小的新加坡、大马都轻视中国。

  若国人早重视经略西南,依托缅巴诸国,及早实施战略空间前出,北筑雅鲁藏布诸河之堤坝、中疏滇缅之河运转海运、南开克拉地峡之运河、西布海空战略基地,打通西南出海口,虽东有太平洋第一岛链锁国困局,然后东方不亮西方亮,何以有今日马六甲之忧,管叫它东盟诸国寝食不安。

  某日,军事科学院一位领导拿起新编之《边防学》,看到上面第一章之原则中写道:应本着互敬互让、互利互惠的原则,与邻国和平共处……,大怒大惊,急召编书教兽,教兽答曰:这是我国的外交原则啊,搞边防难道不该讲这些原则吗?此一鹰派领导怒道:军队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边防捍卫的是国家利益,谁让你搞互利互敬了,军队是讲道理的地方吗?军队是武装集团,讲的是暴力,比的是谁的拳头硬,军队要捍卫每一寸领土,你这是要把国土都让光丢光,外交部的原则能搬到军队来吗?没有军队的坚强国家意志体现,外交部想搞和平共处还得看人脸色,搞关系不能搞得裤子都让人脱了。教兽听后汗如雨下。后我辈血性军人闻之,赞曰:善,果我中国军队皆如此人,国家利益当得永固。

  近段时间以来,在军方高层智囊中,国家利益及国家利益拓展二词广为流传,虽为过渡托辞之用,但已有战略空间扩展、战略方向前出用意的影子,内中表达的坚强国家意志日渐突出,与外交部的软弱抗议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第一岛链的突破,还是泛亚战略合作,亦或是海外军事基地的变种存在,军中精英的战略目光已空前膨胀,中国军队迈向海外的步伐已空前加快,与此对应的是:我国经略西南之战略问题将提上日程。

  地缘战略和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想成为大国、强国的国家,不能没有出海口和海上生命通道,也不能只有一个出海口。收复台湾是为了获得东南方向一个出海口的战略安全,而经略西南则是为了另一个。我有可能很快服役终结,但希望在有生之年,我能看到中国打通西南出海口之千年梦想能够实现。

  一、国之西南――错综复杂的南亚局势

  南亚乃是指阿富汗伊郎以南、中国缅甸以西的亚洲地区,历史上这一地区一直战火纷争不息,各种矛盾交错纵横其间,作为国之西南的南亚地区,其中的风吹草动亦会不时冲击中国地缘战略利益,尤其是印度国内弥漫的大国沙文主义时刻威胁着中国的和平安定。

  南亚大部分地区在近代中都是前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其帝国顶峰时,将其的“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展到伊朗南部与整个缅甸。期间英国曾与俄罗斯为南亚霸权展开过激烈的竞争,英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冒险屡遭挫折,帝国雄心不再,而沙俄在19世纪下半叶却连连取胜,将势力伸展至哈萨克,并尽取中国从巴尔喀什湖到帕米尔之地(唐代诗人李白即出生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碎叶湖南岸),随即又接连剿灭浩罕、赫伊瓦(希瓦)、哈威亚等中亚小国,沙俄在19世纪末逐渐取得这场竞争的优势。

  俄罗斯显然不到印度洋就不会停歇,英国对此又恨又怕,如果沙俄扩张势头继续前行,即将碰头的俄英两国就要拉开决斗的序幕。而大英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实已扩张至极限,顾得了头就顾不了屁股,若因与沙俄决斗导致实力削弱,必然引来其它列强乘机要挟。英国虽然殖民地的面积总和惊人,但多是落后地区,综合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不过是外强中干,所以英国历来奉行机会主义路线,好投机、好冒险,但绝对避免打硬仗、打恶仗,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总是喜好挑选那些落后、腐败、衰弱的封建国家,来作为其它战场上的对手,如此既可避免严重损失,且效费比极高。

  沙俄乃鞑子后裔,历来秉承游牧民族扩张即生存之信条,而初生时的沙俄仅有波罗的海一处狭窄的出海口,海上生命线极其脆弱。因而从彼得大帝至叶卡特林娜二世,几百年间战火纷争不息,倾其国力军力,一心只想打通西南出海口,而此时连连鲸吞数国、气焰嚣张至极,又见英国在阿富汗屡遭惊险,便不再把英国方在眼里,不顾英国声嘶力竭、口吐白沫的抗议,继续纵兵向南军事冒险。

  而此时扶桑日倭兴起,先在甲午一战军事冒险成功,但从中国窃得的赃物又被俄罗斯强要去许多,于是“卧薪尝胆”,转而与英国结盟,谋求共制俄国。但日本与英国不同,英国浑身挂满赃物、通体珠光宝气,已是中年暴发的富婆,所以显得十分迟钝,而日本尚只吞并得朝鲜与中国台湾,野心却是整个东亚西太构筑的“大东亚共荣圈”,仍感非常“饥饿”,所以比英国还要凶险。

  可人高马大沙俄根本未将海拔低的日倭放在眼里,继续向远东扩张势力范围,于是日俄分赃会议破裂,喜好偷一把搞胸袭的变态日倭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占据中国东北的俄军,猝不及防的沙俄节节败退,俄波罗的海北方舰队绕道南非好望角,不远万里火速弛援,结果被早有准备的日倭伏击于日韩对马海峡,顷刻间全军覆没,势单力薄的俄太平洋舰队遂不敢再言战。这一战涌现了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等诸多枭将,不惜代价的日倭越过尸山血海,终于迫使俄罗斯向日英让步,而擅长火中取栗的英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南亚的势力范围纹丝不动。

  然好景不长,英国在一战中与德国斗得两败俱伤,国力大损,而苏联则从帝国主义最薄弱链条沙俄帝国的废墟上横空出世,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分虚弱,只得割让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东部等大片领土,才得以从大战中脱身。列宁病故后强硬的斯大林执掌政权,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中,极力榨取苏联农民血汗,因之迅速完成了经济的原始积累,仅仅三个五年计划后,国力直追美国。缓过劲儿来苏维埃政权重操沙俄旧业,开始四面出击扩张,再度登临南亚地区,与英国钩心斗角。

  二战的结果,英法德日集体自杀,成就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从霸主宝座上跌落下来的英国,在此起彼伏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疲于奔命,只得向美国大举借债,不是用于经济复苏,而是用于到处救火,学人家西门庆大玩房中术,结果几副大补春药过后,终于被耗得精尽人亡,殖民地的烽烟燎原四起、纷纷独立,南亚诸国也因而成形。

  狡猾的英国人不甘心就这么蒸发掉,留下了克什米尔、印巴分治等问题,结果隐患从生的南亚诸国,独立后立刻抡刀互砍,一场群殴大战随即开演。这其中印度既然是它们当中最大的,所以野心也最大。从印度国父尼赫鲁开始,印度的领袖们一直都有“霸主”之梦,不仅要“恢复”当年英国的“风光”,图谋控制从北起伊朗南部、南到缅甸的广大地区,又妄图进取中国新疆、西藏两地区,但是印度的冒险很快遭到中国的有力回击,对中国暂时不敢有大的动作。

  印度独立后不久,信奉印度教的克什米尔土王,因属下臣民多为穆斯林,自身统治不稳,乃放弃独立,投靠印度,但克什米尔人民大多不从,又请巴基斯坦派兵助战,印度也派兵“进入”,尼赫鲁起先允许克什米尔之民“自行表决以决定克什米尔之未来”,后来又擅自撕毁协议,宣布“查末-克什米尔”为印度之一邦,经过多次与巴基斯坦的战争,印度今天终于控制了大半部分克什米尔。

  巴基斯坦在七十年代犯了严重错误,它在东巴基斯坦飞地的事务没有搞好,尤其是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给印度以干预的机会,而巴基斯坦认为中国会派兵在战时将东巴基斯坦与中国的陆路联系打通,但当时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中国为其牵制而无力两线参战,只能给予巴基斯坦以道义和物质的援助,东巴基斯坦最后孤立无援,最终为印度所取,东巴独立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本身则被极大削弱。

  印度虽为南亚第一强国,但内部矛盾重重,克什米尔民众一直要求脱离印度,或加入巴基斯坦,或独立建国,巴基斯坦虽比印度小得多,但与中国合作,连横抗印,八十年代前后苏联侵占阿富汗,两国又连横抗苏,巴国因此在伊斯兰国家中威望大升,并代表所有伊斯兰国家在联合国讲话,八十年代以来,巴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的伊斯兰国家。

  巴国将自己控制的克什米尔称为“阿扎德”克什米尔,意为“自由的”克什米尔,印度则斥之为“恐怖集团”的大本营。巴国始终援助印度克什米尔控制区“抗印”组织,印度为之困扰,“搜剿”、“反恐”皆属无效,只好祭起“民主”、“自由”、“选举”等“法宝”,但全属闹剧。

  克什米尔之印度军队多达30多万,(包括各种地方部队)然到处是爆炸、武装突袭事件,克什米尔反印组织就在印度(包括首都新德里)到处制造连串爆炸事件,印度最庆幸的却是他们至今还无一个总理死于克什米尔武装组织之手。

  旁遮普邦的许多锡克族人一直要求独立,巴基斯坦也见缝插针,屡屡差??度政府军的冲突不断,印度前总理英地拉甘地曾遣兵血洗锡克神庙,据称是取缔藏身其中的锡克武装组织。英地拉甘地自谓得计,不料她的锡克卫兵却举枪向她射击,英地拉甘地倒于血泊,由于她的血型奇特,虽然用去新德里血库其血型全部存血,仍未救回她这条命。

  印度的邻国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族人争取独立,印度始终想利用这种运动来加强它在斯里兰卡的势力,六七十年代时美国曾想在斯里兰卡借用军港,印度便以“防美”为借口,大肆干涉斯国内政,大力协助斯国的泰米尔独立运动,培植了几十股互不统属的泰米尔武装组织与斯国政府作对,斯国内乱,印度在该国势力大增。

  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而阵脚大乱,自然不会到斯里兰卡来另找麻烦。印度控制了斯里兰卡,又想控制印度洋上的岛国马尔代夫,于是派遣它所控制的斯里兰卡泰米尔独立组织之一股,冒充海盗,杀散马尔代夫的守军,威胁该国的生存,马国无奈,只得向“国际”求救。于是,印度的“国际主义战士”杀向马国,假意与海盗撕杀了几个回合,于是海盗们“败退”蒸发,马尔代夫随之也落入印度的“保护”之下。

  八十年代开始,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独立组织逐步统一于“泰米尔老虎”(正式名称:泰米尔解放阵线),不但在斯里兰卡搞泰米尔独立,而且把“泰独”搞到印度的泰米尔那度邦来了,印度觉得泰米尔独立运动对它已属“有害无利”,就与斯里兰卡政府合作,要泰米尔独立组停止武装活动、解散、接受“和平”,但“泰米尔老虎”为首的“泰独”主要组织拒绝印度这项“好意”。

  印度恼羞成怒,遣兵入斯里兰卡搜剿“泰米尔老虎”等组织,虽然杀了许多平民,还是无法剿灭“泰米尔老虎”,“泰独”继续在印度、斯里兰卡活动。印度称它的“剿泰独”部队为“印度和平维持部队”,斯里兰卡人称之为“印度屠杀无辜部队”。

  “泰米尔老虎”等“泰独”组织为报复印度背信弃义,把矛头对准印度当时的总理拉吉夫甘地,拉吉夫甘地后失势下台,隐居在家,不久复思重出江湖,到处拉票,一时间声势浩大。印度当权政客莫不惊恐,传言其中有人唆使“泰独”组织刺杀拉吉夫甘地,而“泰独”又正欲报仇雪恨,于是一个“泰独”组织的弱女子,手握炸弹,靠近在公开场合活动,由大批家丁保护下的拉吉夫甘地,引爆炸弹,拉吉夫甘地当场死于非命。至今,印度仍无法摆脱“泰独”的困扰。

   印度东北部的阿撒密邦历史上不属印度,该地的原来居民于缅甸有着很强的联系,印度从英国手中接过这块地盘以后,就把它作为侵略中国西藏和渗透东南亚的据点,印度其他地区的人口也大量涌入此地,引发了许多矛盾,阿撒密邦要求独立的游击队活动频繁,屡屡发生武装冲突、爆炸事件。

 

  1962年,印度侵略中国失败,中国军队收复达旺、邦迪拉等地,逼近阿撒密的提斯普尔,提斯普尔民众纷纷议论阿撒密是否是印度的一部分,印度国大党驻提斯普尔的“政委”惊恐万状,打点细软,弃城逃跑。阿撒密北部印度侵占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有游击队出没,印度也在这一带进行“扫荡”、“反恐怖”等活动。

  中国西联巴基斯坦、东合缅甸,为制止印度霸权主义,对保证南亚地区和平安定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中巴国际公路开通后,在高原山地间打通了与巴基斯坦的战略通道,极大增强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有效控制区的能力,有效遏制了印度大规模犯巴的能力,因而印度视中巴合作为其霸业的唯一障碍,必欲破坏之方后快。

  八十年代后期,印度乘巴国疏忽,抢占巴国靠近中国的西安羌冰川,西安羌冰川在中巴边境的因地拉科里山口以南约20公里,印度兵50名占居此地,巴国也派兵约50名驻扎对面,阻止印兵北进,此举乃是印度加强在克什米尔的势力,逐步妄图在地理上分离中、巴两国的明证。(注:虽然双方只派遣了数十名士兵,但需要直升飞机提供后勤,所以并非简单的军事行动。)印度的“老盟友”苏联分裂,印度也想向中亚渗透,乘机捞一把,但中巴两国拦路,于是印度竭力施放谣言,离间中、巴两国,力图制造中巴两国边境的纷乱,印度好乘隙“政治北进”,再则,中巴若遭离间,则印度可隔开中国,放胆灭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若灭,则伊朗、缅甸震恐,就连中国到那时也不得不向印度妥协,此为印度的如意算盘。

  九十年代末期,印度趁巴国形势不稳,向西安羌冰川附近大规模增兵,企图一举拿下西安羌战略制高点,以居高临下之势封锁中巴战略通道,印巴两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炮战,初期巴军形势十分被动,但在中国军方强硬派的强大压力下,中央决策层终于下决心向巴方打气输血,向其提供了大量情报和军火等软硬支持。在中国强力支持下,巴军逐渐扭转了不利局面,每每印军开火,不出一分钟必遭炮火反击,使得印军损兵折将丢尽脸面。其间双方炮战往来,成就了诸多经典战例,内中多有中国金门炮战的影子,但巴军运用的十分纯熟,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在山地高原冰川特殊地形上大有创新改进,令年轻的中国军官们每每掩卷惊叹不已。

  美国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矛盾很多,但在对抗中国上两国到有不少类似的噪音,早在五六十年代,美国为插手中国西藏,与印度、英国狼狈为奸,美国在本国的洛基山某地训练达赖喇嘛的“自由斗士”,以之渗透潜入西藏,制造恐怖事件,这些冠以“自由斗士”头衔的丑类多以尼泊尔为他们的基地,但事实证明他们不得人心,大多数混入西藏(或由美国空降)的丑类当即主被擒拿、被击毙。

  这当中,西藏的人民提供了解放军许多帮助(听参加过西藏平叛父辈亲人讲,初上高原时,因缺氧体力不支根本追不上那些叛军,基本拿他们没办法,后来多是在当地藏民的帮助下,尤其是那些翻身农奴藏胞组成的民兵,才得以最终剿灭叛军,且正是这些藏族同胞以肩扛马驮担负后勤支援,确保了对印反击作战的顺畅)。

  后来少数丑类经过挣扎,逃回尼泊尔,尼泊尔对用他们国家作为反华基地表示不满,终于出兵强制这些达赖的喽罗解散,并击毙了一些冥顽不灵者。

  美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出钱帮达赖喇嘛组织“正规军”,但不久又和印度闹翻,美国发现一干人马只听印度调遣,从不听美国号令。印度又用这些人来与巴基斯坦在东巴基斯坦作战,令美国更是恼怒。七八十年代,美国与中国合作抗苏,在南亚没有大动作,苏联瓦解后,美国气焰嚣张,欲进取中亚,可是没有基地,难与俄罗斯抗衡,于是又生出联印遏中的念头,同时又制造谣言,分化离间中巴两国合作,削弱巴基斯坦,使之屈服于美国的要胁,只要在巴基斯坦有了落脚点,美国在中亚就不愁不能与俄罗斯平分秋色。

  这一点,被东突独组织搅得昏头胀脑的中共,终于不清醒了,最终让巴基斯坦出卖了基地组织,阿富汗战争爆发了,美国目的达到了,拉拢利诱巴基斯坦,而尽取阿富汗,且在中亚诸国多有诸军,将势力伸展进了中俄后院。

  缅甸现在的政权与中国的合作还算顺利,中国在缅甸南部某岛部署了若干军事设施,在必要时可用于监听印度在尼可巴、安达曼群岛的军事活动,尤其是导弹试射,这对中国的长远战略是有深远意义的。缅甸国内也有“民运人士”,他们亲美倾向非常明显,一旦掌权,若真的陷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对中国又将是一害,因此现阶段确保缅甸现政权(反美防印)的稳定对中国有着切身的利益。

  尼泊尔久在印度的傲慢无礼之下,对印度十分不满,印度吞并锡金、控制不丹,已使尼国自身感到巨大威胁,所以急欲与中国合作以抵抗印度的扩张,但现在中国西部的经济还不发达,对尼国的影响还不明显,而且尼泊尔一直怀疑其国内的“毛共”游击队与中国联系密切,所以对中国尚有一定的防范心理,但两国的合作将来必是大有可为。

  二、中印边界纷争问题的由来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场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

  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的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马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一地区的部落种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等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惯画一条侵占中国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1914年3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英国趁辛亥革命鼎革之际,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北中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袭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

  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视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5000支枪、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9万多??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

  麦克学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而仅划在比例页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委、迟疑不决俚,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指出:所谓“麦克学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土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


  1987年5月英国《南方》月刊,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在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我国的渐江省,有着丰富的矿物、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

  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法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然而,英国侵略者既作贼心虚,又贪婪成性,在时隔20多年后,于1938年又故态复萌,干起偷偷模模的不光彩勾当来,采取伪造证据、偷梁换柱的手法,重新出版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篡改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公议内容之中,重新出版该卷,而出版日期仍用1929年原版日期。这样,1938年印刷的标明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伪本中,出现了“麦线”秘密的非法文件。

  伪版本出版后,英印政府即下令把1929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在出版《西藏高原与周围国家的地图》中,第一次改变过去同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相同的画法,用“未经标定”的符号,画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样,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就炮制出来了。由此可见,“麦线”是非法的,失效的,但从此埋下了中印边境东段争端的祸根。

  在中心边境西段,1846年英国吞并查漠——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原本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后来,在标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中,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1865年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地图,把阿克赛钦、摩河谷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划入英属

  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即所谓“约翰逊线”。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从不承认洪线。英印政府的势力从未进入该地区,也未在该地区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

  英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印度独立后,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脱离了英国和管辖,西藏同样也应从英国侵占的特权下摆脱出来。为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驻拉萨“代表处”进行了交涉。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合理要求,印度政府却以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宣布,它就是要继承英帝的衣钵。

  英国侵略者虽然炮制了“麦线”,但很长时间并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趁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乘人之危派兵侵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如瓦弄、噶拉塘等。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而且还对中国领土进行新的蚕食,逐步向“麦线”推进。

  1951年2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予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与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派兵100余名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它;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习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西藏解放后,印军继续向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各地开进,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

  1953年阿萨姆邦的印军一个来福枪连共70余名官兵,逆苏班西里河西而上,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珞巴族居民用弓箭将其全部射杀。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政官方地图,特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按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企图使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

 

  然而,印度军政人员自知“麦线”不合法而感到心虚。1955年4月6日,侵驻下察隅的印度官员发出一份绝密文件称:“我奉命通知,今后‘麦克洪线’一词和‘边境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境’一说代替。”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4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的一块草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我国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趁我军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我外交部边向印方提出过多次交涉、抗议,但由于我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

  1959年3年,在西藏所取得的平判改革的胜利,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于是印度政府蓄意向战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1959年3月22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特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000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和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

  在1950年至1951年我军进军阿里、1956年至1957年我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于他们,并硬说我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政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1959年4月25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我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我还击2人毙命后,于27日仓皇撤逃。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印军3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我边防巡逻队扣押后,60多名印军于21日越境围攻我巡逻队,我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我击毙印军9人,俘7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朗久、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反华浪潮,配合当时联合国在辩论“西藏问题”时对我国的诬蔑。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

  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

  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位哨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我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120余架次。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不懈的努力。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崇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

  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体潘怩加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

  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周总理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次原则。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如正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周恩来在接到尼赫鲁1959年9月26日的来信后,又于11月7日给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

  周恩来接到尼赫鲁1959年11月16日的来信后,于12月17日又给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步骤,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经过一段交涉和安排,到1960年4月,周恩来新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然而,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

  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六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把共同点或接近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结商谈。他提出的六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这一建议。

  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我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但印方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昌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麦线”是中心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我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属于印度。由于印方坚持其狂妄主张,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两国官员的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1962年8月至10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以此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等同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

  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判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执行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

  对尼赫鲁来说,中国要还不撤出他要侵占的土地,他就施行前进政策,直到采用战争手段。这样,从1961年开始,尤其是从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印度政府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都超过了过去的英帝国主义。

  当时印度报纸称: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见1962年7月7日印度《闪电》报。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而走险,诉诸武力。

  1962年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12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境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17、18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但是,印度方面毕竟错误估计了形势,它以为它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会得到美国和前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正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国防力量,西南地区防务空虚,以为中苏裂痕加深,中国“孤立无援”。所以,它认定此时还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不管它怎样进攻,中国是不敢还手的,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军事昌险主义的道路。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遭到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国侵略印度”的谎言,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

  三、生逢1962――中印边境影子战争

  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出中国边防部队,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坏。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边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

  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停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国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结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国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烯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战(10月20日至28日)

  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印军部署的兵力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总计约22000人。印度陆军原是英国殖民地军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与我作战的印度第四师号称“王牌部队”,是“印军编制、装备、训练的试点部队”。

  第一一四旅长期驻防克什米尔、受过山地战训练。这些部队在印度陆军中具有代表性。其作战部署是:东段,第七旅4个营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炮兵第四旅两个步兵营配置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1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西段,印军第一一四旅以5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入侵战境的43个据点;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印度的企图是:在东段,依据正侵占所谓“麦线”以南和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继续向西藏内地扩大侵占范围;在西段,依托其入侵的43个据点,继续向我境内蚕食,逐步侵占新疆阿克赛钦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的主要部署是:以西藏4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克节朗地区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克节朗地区和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之敌;以新疆1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印军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并视情况扩张战果;同时,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反击,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

  克节朗地区反击作战。克节朗,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西藏以南地区,该地山峰比高1500米以上,海拔4000米左右,森林密布,气候恶劣,人烟稀少。
  
  该地区印军第七旅、炮兵第四旅2个步兵营,共6个多营6000余人,部署在克节朗、棒山口、达旺一线,企图巩固已侵占之地,并继续侵占我克节朗河以北地区,实现其“以塔格拉(即拉则山)山脊为界”的梦想。中国西藏边防部队集结了10300余人的兵力,对印军第七旅实施反击。根据印军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线的布势特点,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以3至4倍于敌的绝对优势的火力,采取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法,于20日拂晓开始反击。

  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在枪等、卡龙之间强渡冰冷刺骨的克节朗河,向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互相掩护,交错前进,与印军展开的激战。负责摧毁塞维拉河岸卡龙据点的我二连六班班长阳廷安一往无前,前仆后继,勇猛反击,共攻克27个印军地堡,收复了卡龙据点,为驱逐入侵卡龙的印军第七旅创造了条件。战后,六班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英雄称号。负责清除克节朗河南岸扯冬据点的我三连二排,敢打敢拚,连续摧毁14个地堡,收复了扯冬据点。战后,二排荣立集体一等功。当天即清除了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据点的入侵印军。

  担任左翼助攻部民,向沙则、仲昆枪、克宁乃桥的印军实行反击。入侵沙则的印军在这里构筑了堑壕及百余个明暗地堡。攻占沙则可直接威胁克朗地区的印军指挥机关。于是,助改部队穿密林,攀悬崖,涉急流,迅速突入印军前沿,首先割断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指挥机关与沙则据点的联系。在沙则战斗中,九连二班班长张映鑫率领全班,连续攻克印军4个地堡,在攻击第5个地堡时,他身负重伤,向地堡投入最后1枚手榴弹,并用双腿堵住印军地堡射孔,壮烈牺牲,为后续部队歼灭印军创造了条件。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当天,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22日,中国国防部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23日,我山南地区部队歼灭棒山口之敌一部,占领棒山口。接着我军兵分5路实施追击,直取达旺。印军仑惶向达旺河以南之西山口一线撤逃。我边防部队又以一部渡过娘姆江曲,昼夜兼程,沿下地、龙拉、沙泽一线急进。清除棒山口入侵印军的另一支反击部队,于24日占领了东新桥等地。25日,几支反击部队相继进占达旺。尔后,其中一部继续向南推进到达旺河北岸。克节朗——达旺之役遂告结束,首战告捷。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一部,俘虏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1900余人,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全部领土,并在事实上否认了所谓麦克马洪线。

  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反击作战。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也于10月20日分别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拢除了呷灵公、拉木多、林卡、拉曼、阿夏比拉等印军据点,歼敌一部,进占了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等地,逼近瓦弄,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班公湖地区反击作战。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位于中印边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西部,在喀喇昆仑山和风底斯山山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高寒缺氧、荒无人烟。印军第一一四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0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内,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入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内。印军第一一四旅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侵占红山头,杰特联队第五营侵占加勒万河谷。印军在侵占的据点内设置障碍,组织较严密的火力,各点均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企图凭借其据点,伺机侵占新疆整个阿克赛钦地区。

  我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打了歼战的有效战法,决心首先粉碎入侵印军的进攻,然后采用拔点攻坚的战法,就地围歼,逐次清除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的入侵印军。为防止印军向我边防部队的薄弱地区进攻,又令空喀山口防区驻守分队在班公湖以南组织积极防御,牵制当面入侵印军。

  红山头攻坚战斗及天文点防区作战。红山头是两段第一阶段反击战的主要方向。该寺是斗拉特别奥里基地印军联系天文点地区据点的重要枢纽。印军构筑了16个地堡、5个地下室工事,组成两层火力阵地,火力强,工事坚固。20日,新疆边防部队首先实施炮火急袭,尔后从印军侧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反击。一部由正面佯攻,一部从侧后直插红山头主峰,另一部直捣入侵印军平台阵地,攻击分队以爆破筒、炸药包、喷火器歼灭负隅顽抗之印军。经1个多小时的战斗、驱除了入侵印军,夺回了红山头主峰。前来增援的印军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半途撤回。红山战斗后,我们乘胜扩大战果,担任打援、守卡、警戒的分队相继拔除31号、12号、5号、8号、11号、17号等6个印军据点,全歼守军,收复失地。其他各点之入侵印军于当晚仓惶逃窜。至21日晚,天文点防区印军入侵据点全部被肃清,给印军第一一四旅第十四营以沉重打击。

  加勒万河谷拔点及河尾滩防区作战。加勒万河谷地区,谷深沟窄,山高坡陡,悬崖绝壁,交能不便。印军以直升飞机空运补给。印军在此处构筑了工事、地堡,企图长期占领。

  新疆边防部队对其军情地形了如指掌。20日,我边防部队向该处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实施反击。首先利用夜暗陷蔽接近凶军据点,尔后实施炮火急袭,随即一部从河谷北侧左翼插入印军前沿,向前推进。

  另一部从河谷南侧左翼发起反击,在工兵、防化兵密切配合下,经近40分钟激战,成功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该处战斗结束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兵分两路,一路顺加勒万河谷南进;一路北上向西大沟发展。

  至23日,拔除“河印27号、28号”据点,其余印军哨卡闻讯而逃。至此,河尾滩防区之印军全部肃清。

  班公湖岸四战四捷战斗。印军第一一四旅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入侵班公湖南北两岸建立了据点。班公湖北岸为空喀山口防区,南岸为阿里防区。21日,担负空喀山口财区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抓住战机,向位于班公湖??反击;22日,班公湖南岸新疆守卡分队一部,清除了占据南岸及其以西另一据点的入侵印军。在班公湖西岸的西里扎普、4400高地、绝拉沟、野营地拔点攻坚战斗中,我军四战

  四捷,战至24日,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入侵印军据点。
  
  转战巴里加斯。巴里加斯位于西藏阿里噶尔县西北,为狮泉河河谷,距传统习惯线18公里,河谷宽200-300米,河谷有公路往东提通列城,两侧为高山。印军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入侵该地,建立据点6处,企图长期占领并作继续蚕食其它地区的基地。

  23日,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肃清后,我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巴里加斯地区人侵印军。受领任务的部队不顾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疲劳,以惊人的意志挥师南下,对阿里之口、约山口、巴里加斯等地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转移中,我边防部队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连结行军1400里,有的分队两次徒小齐腰深的冰冷剌骨的噶尔河。工兵分队在零下20多度的冰河上架桥,保证部队开进。部队吃不上熟饭,喝不上开水,吃冰雪,啃干粮,忍饥耐寒,于26日赶到甲岗——狮泉河一带集结。尔后,分兵两路:右翼由甲岗——且坎——拉干赫尔方向迂回印军侧后,继其退路;左翼沿狮泉河谷实施主攻,围歼印军于卫里加斯——卡日果之间地区。

  以阿支、且坎、扎西岗守卡分队配合主力作战。27日,反击部队一部抵达口与印军打响。机枪连班长司马义实实堤在汽车上为掩护战友下车,用冲锋枪向印军猛烈射击,吸引印军火力,他两次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掩护战友,直至壮烈牺牲。战后,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次战斗毙、俘印军多人,占领山口。

  27日,阿支、且坎分队攻占约山口。同日,攻击部队对巴里加斯之印军形成合围。28日,打退入侵印军的进攻后,收复了拉多和碟木绰克等地。尔后,又收复了卫里加斯、卡日果等地。卫里加斯地区作战遂告结束。

  至此,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37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中国边防部队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斗争正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但是,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其最主要三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当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应。三项建议,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东段于24日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于28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在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11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指出,中国的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

  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和停止反击的行动,得到世界上受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敦促印度政府响应中国的建议。三项建议不仅再次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而且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进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诬蔑。

  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了我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1962年9月28日以前的即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攻击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

  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日夜向边境增派军队,赶运武器,一心与我国再作军事较量,与我军一决雌雄。

  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炮兵、装甲兵部队各一部,总兵力增至3000人。其布势是:东段、以第四师4个旅部署在西山口——邦迪拉公路沿线;以第二理由之第十一旅部署在瓦弄地区;第五旅分布在“苏班西里”和“西安”两边区,第一九二旅布置于提斯普尔。西段,第七十旅部署在东堤及其以西地区;第一一四旅部署在楚郐勒及其以北地区;喜马拉雅第三师师部位于列城。尼赫鲁满以为这样能有把握击败我军。

  在印度政府大吹大擂之下,瓦弄、西口山等地印军于11月14日和16日又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鉴于此,要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创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还必须再给印军以沉重打击。因此中国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反击入侵印军。

 

  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11月16日至21日)

  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强加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政治部主任蓝亦农、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组成,指挥4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战。这个地方靠近不丹王国,印军沿公路摆成南北一条“长蛇”,布势特点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概括的,是“钢头、锡尾、背紧、腹松”。据此,西藏边防部队以2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3个多团从敌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之“背”,剖敌之“腹”;以2个团实施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形成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多路向正合击,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参战各部于11月10日至15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至17日,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但印军未发觉我军企图。17日晚,我迂回部队在登班击溃印军1个营,切断了德让宗——邦迪拉公路。此时印军才发觉我军已多路逼近,彼处于不利地位,遂于18日晨全线撤逃,但还陷于我军合围之中。18日晨,我军发起总攻在激战中,副班长庞国兴为追歼股溃逃印军与连队失去了联系,深入印军纵深地区15公里,作战5次,攻占2个炮兵阵地,击毙7个印军士兵,缴获7门火炮和2台汽车。战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当日我军占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歼来印军一部,一部溃逃,其四师战术司令部率直属部队乘我军未截断通往打陇宗道路的空隙逃脱。19日,我军占领邦边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随即我军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至此,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壮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

  瓦弄地区反击战。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其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该地区山高林密,年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交错,水流湍急,易守难攻。入侵印军第十一旅4个营2000余人凭险扼守,并不断向我军出击。中国边防部队以1个团向瓦弄所公西北之印军左翼实施迂回包围;以1个团又1个营分别向瓦弄扎公、曲子扎公反击,居高临下,直插瓦弄,以4个连从察隅河以东反击,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11月16日晨,我军发起反击。我军一部攻扎公、曲子扎公等地,打乱了印军部署。印军十一旅旅长等人见势不妙,惧我全歼,即下令全线撤退,旅长本人随四军军长考尔乘飞机仓惶逃跑,部队大部溃散。

  在反击战中,我军排长周天喜带领一个加强班冲在最前面,经3小时苦战,打下了印军第一个地堡群,当向印军第二个地堡群冲击时,周天喜不幸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周天喜“战斗英雄”称号。战士陈代富奉命执行摧毁地堡任务,当他将爆破筒塞入地堡时,被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园木间隙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人们称赞他是活着的黄继光。战后,国际部授予陈代富“战斗英雄”称号。
  16日17时许,中国边防部队进占瓦弄。另一部向“东”村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进占敌能。我部进驻瓦弄后,主力转入搜剿,一部乘胜向南追南,到21日,我军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追击部队奉命停止追击,就地转入搜剿。瓦弄之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里米金、梅楚卡、都登地区反击战。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边防部队的约1个营的兵力,于18日向里米金方向反击;林芝边防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于19日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我军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班公洛地区反击战。班公洛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

  印军在这里建立了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脊梁上,可以控制西藏阿里边防分民的哨卡,威2胁阿里纵深之安全。18日上午,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新疆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新疆边防部队作出部署:迂回入侵印军侧后,摧毁其据点,清除侵入班公洛地区之印军。我军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顶着大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大坂,按时进抵反击出发阵地。

  18日上午,以连为单位分别向3个据点发起冲击。??摧毁了敌工事和地堡21个,攻克了据点;攻打第二个据的部队,冒着印军猛烈的机枪射击,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激战1小时,攻克了25个地堡,拔除了据点;攻打第三个据点的部队,以果敢迅猛的动作,扫荡印军边部,摧毁了据点。

  拔除了据点后,我军在转向印军炮兵阵地的攻击中,工兵战士罗光燮在排长排雷负伤的情况下,奋勇冲雷区排雷。在排雷中,他的左腿、右臂相继被地雷炸断,排雷器材已用完,眼看雷还未排完,部队无法前进,他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用身体向雷区滚进,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最后壮烈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我军清除了印军“廓尔喀”(廓尔喀人十分尚武善战,作战极其勇敢)第十一联队第一营第三连的大部兵力。与此同时,反击部队以炮火压制破坏了入侵印军另3个据点,其守敌于19日逃窜,我军于20日占领该3个据点。至此,班公洛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西段入侵军据点全部清除。

  为了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促成战国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从12月1日开始,我军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1个月,我军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全歼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侵印军89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坦克10辆,汽车400辆各种枪6300余支(挺),及其它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反击作战中,我军共伤亡2400余人。

  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我边防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和平谈判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中印边界这场战争,中国方面完全是被迫的。中印两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世界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1979年2月邓小平接见印度外长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要双方以诚相见,按照上述原则,是能够圆满解决的。希望中印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四、张国华与进藏18军

  中国进军西藏后,中印两个亚洲新兴的重量级巨人第一次有了面对面互相端详的机会,传统的缓冲地带——西藏,实际上已从政治地图上消失。然而,俩巨人都在忙着里创和喘息,无暇他顾,于是整个50年代,都是中印友好的全盛时期。然而,异民族间的猜忌和防范,则始终是凌驾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之上的文化“潜意识”。试举两例:

  1950年印度立国还不太久,就派军开进未划定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占领了达旺。中国政府虽然默不作声,却并不意味着它承认和接受了这一现实。

  1952年,中国军队入藏立足未稳,藏人纷纷囤粮积水,商店关门。军委也驰电不许进藏的第18军就地买粮筹粮,连街上的零售食品也不能买,以免人心浮动加剧。而汉兵除了几块压缩饼干,别无长物,加上“高原反应”,军营中浮肿和昏厥者不在少数。此时外交部长周恩来与印度政府协商购粮,运入西藏,以济燃眉之急。

  岂料军队吃了印度大米后普遍愈见浮肿,贺龙及驻藏部队司令张国华都怀疑印度方面下了毒(有来往电文为证),要求内地火速援粮以代替印度大米。后因康藏线大雪封山而作罢。

  再经化验,才明白印度大米缺少维生素B族,必须辅以含有大量维生素B的青稞才能食用。这种“友邦”关系及其心理,听起来这很象是《三国演义》里的蜀国和吴国之间的故事。

  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大出风头,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和平共处的楷模。但同在这一年,中印开始就边界摩擦问题交换外交照会,此后不厌其烦,越演越烈。

  1956年,印度尼赫鲁总理亲自写信邀请达赖、班禅两尊活佛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的宗教大法事。印度虽是佛教的发源地,但印度人绝大多数信奉印度教,不信甚至是歧视藏传佛教。尼氏及整个印度政界无疑是支持“藏独”的,这其中并无道义可言,有的只是现实的政治考虑。于是很多种势力都在游说达赖留居噶伦堡,以至周恩来亲赴印度劝说达赖回藏,并当面指责尼赫鲁及印度政府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达赖喇嘛回藏了。然而,1959年的西藏事变,达赖终于逃亡印度,而中国的“平叛”一直延续到1960年8月才基本肃清藏人的武装抵抗。

  兵戎相见1959年8月,与西藏“平叛”的同时,中印边境(朗久)发生了首次武装冲突,揭开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序幕。印度军人的一死一伤,令新德里朝野哗然。

  事情最基本的实质是:中方认为边界未划定,我方是呆在自己的实际控制区内;印方认为边界已划定了(就是中国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国政府都未予承认的麦克马洪线),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受到攻击。象这样根本的分歧,凭双方火气冲天的来往照会事实上已无法谈得拢。人们不妨再参照另一宗事件——1960年7月,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在巡逻时不慎将一位前来洽谈盐粮交换的尼泊尔尉官击毙了,北京即向尼国道歉并赔偿5万卢比。而当时中尼的边界也并没有划定。中国的厚此薄彼,显然是对印方不假以词色,并随时准备以牙还牙了。

  印度方面完全不在乎中方的态度,在边境上全面推进,广设哨所,武装巡逻也一再深入禁地。印方何以如此有恃无恐?很奇怪的是它并非源自真正的军事实力,而是本着一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万隆会议后,最耀眼的光环是落到了和平使者尼赫鲁的头上,周恩来只是他的配角,连整个中国也只是排行第二的老弟并领受着印度的恩宠和提携。这当然不是笑话,印度其时是不结盟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国因中苏和中朝的政治、军事条约,根本无缘挤进这一集团,只能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何况中国正内外交困,国际社会的禁运和制裁犹未有穷期,1960年的中苏决裂及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更令中国的国力降到最低点……

  1962年,西藏党政军的第一把手张国华中将回京出席了著名的中国中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了“罪己诏”,并引咎“退居二线”。张将军会后暂留北京调养他积劳成疾的“高原病”。然而就在此时,印军先后在朗久和空喀山(边境西段)越界攻击,中国边防军虽一直奉命龟缩在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之后,并有与敌遭遇50米外不许打枪的规定,但对奔袭至眼皮底下的印军还是作出了火力回击(毙敌9人、俘敌7人)。9月20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对中方的尺冬哨所发动围攻。至10月中,中方已有47名官兵伤亡。中国中央及军委总部三天两头招集紧急会议,并都召来张国华列席。意气本有点消沉的毛泽东也抖擞起来,他显然乐见全党的注意焦点都从大跃进失败的阴影中转移到一场迫在眉睫的对外战争之上。毛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作出了“自卫反击战”的最后决策,身经百战的张将军要重披战袍了。

  张国华指挥的18军,在国共内战时与国军的五大主力“整11师”和“181师”都展开过血战。181师是西北军的精锐,于1947年被18军的前身部队所歼灭;整11师是18军的死对头,曾捉对厮杀多次,最后整11师在淮海战役中被歼。18军虽没参加韩战,但1951年还跟藏军会战昌都。1959年“平叛”,一直打倒1960年底。可以说它是一支打仗年头最长的部队。但18军也不是没有弱点。初入藏时,毛泽东亲自许诺过驻军“三年一换”,不止一个“三年”过去了,丝毫不见换防的意思。加上内地家乡大饥荒,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驻藏官兵军心浮动已非一日。中央军委对此也是知道的。所以,在中央常委会上,贺龙元帅说:“如有临阵脱逃的,要象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徐向前元帅说:“要选兵选将,干部不但要军事上行,还要有政治头脑,要勇敢。”刘伯承元帅则说:“要明确,这次不是和他们的边防警察打,是和他们最好的、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军打。要告诫部队,不要骄傲。”

  张国华表示有信心打赢。罗瑞卿总长问根据何在?张说:“敌人虽然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打过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没来过高山,我们却长年驻守高山……”

  毛泽东则对着地图沉思,他说:尼赫鲁的底牌是以为中国不敢打他。然后毛指着地图上印军的据点,用湖南高腔说:“扫了它!”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已将决策通知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没表示反对,还对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受到了攻击,反击是很自然的事。至于美国,周恩来分析说,它不可能以很大的力量支援印度。

  张国华受命后即刻飞返前线,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对首战之21平方公里作战范围里的2000多印军,张说:“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战斗团满员。”他指示,军区指挥所前进到麻麻,由他亲自指挥东段达旺方面的战斗。必要时副司令员一级的干部可以下到团里去加强。张将军又问西藏工委的侯杰,能否在24小时之内运送50车炮弹到前线?侯杰面有难色:“190公里呀!路况你也清楚……”张怒目一瞪:“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

  侯杰指挥藏汉民工,马拉骡驼,攀过险峻的冰山绝谷,仅十多个小时就把军火送上去了。“军中无戏言”,我们可以看到,张将军这种灭此朝食的气概,对后来的战事进程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

  这时,中央军委的诸将帅对这场边界战争相当审慎,发出了“慎重初战”的指示。中国和印度打仗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印军实力怎样?谁也没底。估计没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最好死猫当老虎打。军委的意见是,初战只打沙则一个点,围歼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作战方案。

  张国华作为一位沙场悍将,又长年驻守西藏,此时内地的现实是国库空空,民不聊生,张将军只是从文件里知道个大概,作为一个戍边“节度使”,他事实上置身于最复杂和棘手的政治之外。而这时刚刚从“七千人会议”后缓过气来的稳健派并不想再惹太多的麻烦,与邻国开战毕竟不是一碟小菜,小打一下,见好就收,当为上上之策。但张国华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吃掉一个营,不痛不痒,要打就要把印军的王牌第七旅连锅端!

  这一方案在前线指挥部也并非人人赞同,但张得到了政委阴法唐的支持。张谓:一般说来应先打弱的,但我们受地形限制,不如先打强的,吃掉主力,敌人就乱了,容易各个击破。张亲自点将从政治学院调回来参战的155团政委乔学亭也说:经侦察发现只打一个点部队拥挤,敌军还可能从两面侧射和出动增援,不如采取中央突破,穿插纵深,羌登、卡龙一齐打。前指的其他将官认为,仗既然打大了,战役发动的时间就要推迟两天,好让部队作更充分的准备。阴法唐政委则坚决反对,他说我军一万多人已进入阵地,不动烟火,再隐蔽两天,容易暴露作战意图。张将军说:不能再推迟,要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方案均电告军委,多数军头认为张国华是“冒险主义”,毛泽东却一言九鼎:“他是前线指挥,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张得到尚方宝剑,即掷下军令:要打的好,打的狠,打的快,速战速决,务求全歼,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打起来不受麦克马洪线的限制!

  1962年10月20日7时,中方的炮火突然向克节朗的印军阵地猛烈倾泻。至9时30分,第一个据点已被攻克,被俘虏的印度兵果然还穿着睡衣。至晚8时许,克节朗战役结束。同一天,中国军队向东西长达21公里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发起了总攻,分多路向纵深快速穿插。

  前线指挥部向前推进时,因山高路险,连骡马也不能逾越,警卫要用担架将发着高烧的张国华司令抬过冰峰山口,却被张斥退:“这成何体统!让战士看到了会有什么影响!”军事首长亲临战地视事,加上这时火线上出了个战斗英雄谢顺银,从班、排、连逐级上报,到张国华批准记功嘉奖,仅用了30分钟——全军士气大振!

  22日,印军王牌第七旅全军皆墨,旅长达维尔准将被擒,另一准将旅长辛格被击毙。在为期一个月的“自卫反击战”里,中??战斗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共歼灭印军三个旅,击毙、俘虏敌人7000多人,中方伤亡1460人,无一兵一卒被俘(其实还是有两人被俘,但被中方误列为战场失踪人员,而印军一直默不作声,将两人一直扣押了整整四十三年,直到今年,中国得知后,要求印方遣返,两人才得以回国,而时间已经过去了43年,且两人的静默回国,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官方报纸电台曾经报道过,如果说印度的做法令每个血性的中国军人感到愤怒,那么国内媒体选择一致沉默却只能让我们无语)。

  至11月初,印方在东北各邦(省)一片风声鹤唳,无兵可战之下,连交通警察也配发了武器,以死守危城。11月21日,中方突然宣布全线停火,并开始撤退到1957年中方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以后。

  至此,中印边界战争已降下帷幕。

  五、战争落幕――中国军队为何主动撤军

  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书这样写:

  在这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中──实际上,战争持续了不超过十天──中国人到达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两百英里的阿萨姆平原的边缘,抵达了卡门边区伏特山他们的主张线。在东北边境特区另一端的鲁希特边区,他们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了100英里,强占了从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到达了距迪格搏伊油田仅剩下85英里的地方……

  据印度国会披露的官方数字,印军死伤6765人;中国方面宣布俘虏包括一名印军准将和16名军官在内927人。

  1962年11月21日,在开战一个月后,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并宣布为了表现诚意,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还从麦克马洪

  线继续后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种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

  多少年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中国为什么自动撤军的答案。透过毛泽东的帝王意气、国际政治的万千风云,在那些浓艳色彩背后,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归结到一个老老实实的技术问题(当然也是实力问题)――在西藏高原上保障后勤的困难。

  后撤的原因在于后勤困难西藏军区林芝军分区的防卫区正是当时对印作战的东线主战场,从林芝军分区原副司令李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军队的后勤系统多么落后。

  反击战开始后,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50人运,几分钟就敲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

  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

  当时战区老百姓支持中国军队,未见得是把他们当成共产党汉人军队,而是从统一西藏的角度。那一带历史上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保持向心力并不奇怪。那种靠□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的后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适用于最前线。战争主要的物资供应,是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中国内地运上来。

  西藏的冬季,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积雪有时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更别说车辆。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进行战争,装备给养来自中国内地,而从中国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全有被大雪封山可能,从干线公路通向中印战场的支线公路,因为大都需要进入或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更随时可能封闭。

  冬雪夏雨随时切断运输线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是西藏的雨季,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

  中国军队62年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对印度发动进攻,我想正是因为需要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然而进入11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试想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胜利是否还能保持住呢?

  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不如中国,但是从保证后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其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当时急于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正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支援。世界舆论异口同声指责中国。印度国内则掀起了空前的民族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后勤的制约。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确的算计。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然而,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即使是在和平状态下维持基本的边防,西藏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那片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广阔高原上,建立和维持一个边防体系是多么艰难和昂贵。

  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是我在多次旅行中打交道最多的群体之一。很多地方除军队以外,找不到任何可得到帮助的地方,甚至除了军队,根本找不到别的人。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西藏的驻军数量是多少。在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的材料中,中国的西藏驻军为如下编制:在西藏自治区有六个军分区。其中包括两个独立陆军师,六个边防团,五个独立边防营、三个炮兵团、三个工程兵团、一个通讯总队,二个通讯团,三个运输团,三个独立运输营、两个雷达团、二个师又一个团的地方武装,一个独立武警师,六个武警独立团,外加第二炮兵的火箭部队。

  这些数字不能证实,只做参考。担负青藏线一条公路的军事运输,据报导就有九个汽车运输团,平时驻在青藏公路北端的青海格尔木。格尔木是五十年代在柴达木盆地荒滩上建起的一座军城,作用就是保证对西藏的军事供应。格尔木出城向南几十公里就是西藏高原北缘──昆仑山脉。铁路目前只修到格尔木,那里成为供应西藏物资转运站。西藏所需物资的80%从格尔木进藏。格尔木80%的职工直接或间接地为西藏物资供应服务。青藏公路上随时可看到长达几十辆上百辆军车队满载物资驶往西藏。

 

  当年中国十八军进藏,开始只有三个步兵师三万余人。随着进军深入,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后方机构迅速膨胀,相继成立汽车部队、工兵部队、兵站系统、航空站和地勤站等,全军总人数扩到七万余人。实际上真正进藏部队只有八千多人,其他人都是服务于后勤,相当于每进藏一个人,后方要有八个人支援。

  之所以要建立如此庞大的后勤,在于西藏本地无法筹措军事物资,连基本的生活物资也相当匮乏。即便是做饭取暖的燃料,对西藏的中国驻军都是问题。士兵们经常被派出寻找可供燃烧的牛羊粪便,大概在全世界军队中也属少见。

  西藏高原面积虽大,能够种植粮食的地区却极少,生产的粮食仅够本地人吃。如果中国军队就地购买粮食,立刻会引起粮价飞涨,市场紧张,以至扩展为社会不稳。后勤费用是天文数字西藏没有石油,石油制品全部要从中国内地运,在用油罐车运油的年代,由于运输距离长,每运抵西藏两车油,要消耗一辆相同油罐车运的油。

  后来花巨资铺设了一条长1080公里的输油管线,其中900多公里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860公里通过长年冻土带,过10座大山,还有雷暴区、热溶湖塘、冰川等高原特有地形。整条管线常年由一个团军队守卫和维护。那条输油管线只是把油从格尔木送到拉萨,其他地区和边防部队的用油还是要靠汽车运送。

  有的边防连队每晚只开两小时的电视,虽然看电视是士兵的主要消遣,但因为没有充足的燃油供发电机,军官只好命令有计划使用。有的连队甚至为了分一支蜡烛也要召开共产党支部会作决定,然后再开全连军人大会把决定解释明白。

  驻藏军队所有物品无一不得靠后勤供应,后勤系统出现的任何问题,也就无一不影响到军队的生存状态。我看到过一篇报导,驻守西藏里孜某连队,1985年吃的是1962年的大米,大米年头比全连士兵平均年龄大一岁。我的亲身经历是1996年去普兰,曾在边防连吃过1982年的罐头。中国士兵应该算非常能吃苦的,需要的物资数量相对较低。但现在与过去也不可同日而语。

  以营房来说,迄今已经历四代:五十年代是在地上挖个坑,上面盖上顶;六十年代是土坯房;七十年代发展到石头和木料结构;八十年代改为钢筋水泥;现在已经开始向楼房过渡。每一步发展,物资供应量都要成倍甚至数倍地增长。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交,每个边防士兵年需物资1.2吨,到1996年,每个??仅是和平时期,遇到战争将成倍增加。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步兵单兵日耗物资29公斤,在越南战争中攀升为117公斤,到海湾战争更达到200多公斤。中国军队即使仅按美军在近半个世纪前朝鲜战争标准,单兵年需要物资也得在十吨以上,如果达到九十年代海湾战争的标准,单兵年需要物资将达到惊人的70多吨。
  
  仅仅为了解决边防连队的危房改造、把煤炉取暖改成土暖气、用太阳能提供洗澡水、照明用电和吃上蔬菜这五项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西藏阿里军分区就花了2000多万元,等于他们所驻防的阿里地区1995年全年财政收入(2190万元人民币)。导致成本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就在运输。不算物资的价值,一车物资仅运费即为4500元,相当于八个西藏农牧民年人均收入。西藏道路状况之差使得运输损耗高得惊人,一车玻璃从格尔木拉到拉萨只有15%完好,一车水泥则有50%撒到公路上,更使成本大大增加。

  还有不通公路的地区,运输费用就更贵。西藏墨脱县驻军一个营,需要的物资全靠雇佣老百姓翻山越岭往里背。只能靠美制「黑鹰」直升机?

  中国军队也曾考虑过用直升机运送给养。但是青藏高海拔高,气候恶劣,象米17那种一般的直升机飞不了。据说有次一架中国造直升机飞一趟墨脱,落地后竟发现机身拉长一尺,飞机就此报废。中国军队后来选购了美国制的「黑鹰」直升机专飞西藏高原,因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连续摔了好几架。

  1991年,中国七大军区之一成都军区好几位高级将领在西藏视察防务,也因飞机失事而殉职。现在没有极特殊情况,飞机基本不敢飞。如果西藏边防真都改用由直升飞机保证供应的话,700万美元一架「黑鹰」,加上油料和庞大地勤系统,为此一项,西藏边防的代价又要增加多少?

  在西藏,维持和平时期的边防已属不易,而若想具有抵抗侵略或进行战争的能力,成本之高更是难以想像。举例说,在九十年代初,维持一个边防团日常开销和官兵工资,一年所需1000万到2000万元人民币。而一辆能在西藏使用的装甲车,价值200万元左右,配备一个装甲团至少要一二百辆装甲车,仅在装甲车上的一项花费,即是几亿元。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一辆能在高原上作战的战车采购价已经暴涨到了六百万。

  六、明代以来中国在南亚的军事活动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皇长孙建文帝即位(太子早逝,明朝奉行嫡长制,长孙即位),因性情懦弱,终被手握重兵窥视皇位的四皇叔朱棣夺嫡,是为明成祖。因怀疑建文帝未在宫中大火中烧死而流落南洋,意欲追杀之,同时为扫清元朝于周边诸国的影响,宣扬大明国威,在朱棣一生中,除自己亲征五伐北元外,亦曾命郑和率部出使六下西洋。其间郑和船队除一路扫荡海盗外,亦曾狠狠打击不臣服大明的南洋诸番国,一时间大明国威声震四方,此后大明周边诸国朝贡往来不断。

  其中的经典例作当属郑和船队打击印度洋岛国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当郑和船队行经狮子国时,发现该国极力排斥佛教及回教,并残酷迫害其信徒,而本是回族的郑和对此深恶痛绝(郑和曾去麦加朝圣),遣使痛斥狮子国国王,以激将法怒之,以观其后效。后郑和船队准备启航时,狮子国国王窥视其舰队之雄,意欲夺之,尽出国中之兵一路追杀。郑和遂决心一战,佯作启航准备,而以大军埋伏道旁,待其追兵一过,乃乘其都城空虚,以奔袭闪击狮子国都城,尽俘其国王及王公大臣,追兵掉头不及,狮子国国王被迫臣服大明,并誓言再不敢迫害佛教及回教徒。

  后宣宗即位,再命郑和七下西洋,而郑和病逝于归途。此后宣宗下旨,命“片甲不得入海”,大明遂禁海,海外军事活动作罢,而海外贸易亦逐渐窒息。后多有不法商人与日本南朝流亡武士勾结,是为倭寇,而大明海军尽毁、海防废弛,成为明中后期之心腹大患,后在北元及后金的持续骚扰下,大明国力渐衰,终致灭亡。

  清初时,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携皇室逃入缅甸,被缅甸囚禁,而云南王吴三桂在清廷的强大压力下,遂起兵追剿。吴三桂遣使入缅命缅王交出南明王,缅王斩杀来使严拒,吴三桂大怒,命其精锐四万关宁军尽出。关宁军乃是吴三桂驻守辽东时,练得一支强悍精锐,以关外流民成军,曾与清军、蒙古八旗及李自成大顺军多次作战,战力极强,打过许多险仗、恶仗,尤以与三十万大顺军作战为恶。经历多年战争后,关宁军由最实的六万人消减为四万人,但尤为精锐。

  但在吴三桂进军缅甸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缅北原始森林所带来的艰难,使关宁军由四万人锐减为两万人,令吴三桂痛惜不已。后两万关宁军走出原始丛林后,与缅王十五万大军决战,其间缅甸的“象军骑兵”令吴三桂头痛不已,后经过关宁军力战不止,终于在阵前大破十五万缅军,缅王臣服,交出南明王,吴三桂报仇心切,并为向清廷有所交待,用弓弦绞死南明王。在此战中打光了老本的吴三桂,再也未能再练得象关宁军一样的前驱之师,这也是其在后来再度反叛遭失败的重要原因。

  清朝乾隆年间,曾以大军讨伐尼泊尔山国,乾隆的“十全武功”中就有此战。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我东南沿海,海外援华物资通道被掐断,为打通西南出海口,蒋介石乘英军无力抵抗日军攻势,尽出十万远征军精锐,主动入缅击日,但由于英军奉行逃跑主义,一心只想收缩撤回印度,加之情报失误及昂山素领导的缅甸解放阵线亲日抗中(没有认清日倭真实面目,以为中国与英国是一样的殖民者,但后期昂山素主动站在了反法西斯战线一边),远征军后方突遭日军一部迂回包抄,被迫撤回。

  在回撤途中,远征军再次遭遇了同吴三桂关宁军一样的问题,十万远征军在原始丛林中勉强挣扎,迷路、饥饿,蛇虫鼠蚁,后十万远征军仅有两万余人撤回国内和印度,其勇猛精神气壮山河、可歌可泣。后远征军再度开赴东南亚作战,终于得偿国耻血仇。但二战结束后,英法殖民者卷土重来,蒋介石拱手让出东南亚这一中国传统势力范围,中国与打通西南出海口的千年希望从此失之交臂。

  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军云南83师一部为躲避解放军追剿,逃入缅北原始丛林,与其掸族独立势力相结合,从此活跃在缅泰老交界处。后为维持生计,以种植鸦片为生,以此换来军火及粮食,但其与掸邦分裂主义的结合,被缅甸视为心腹大患。缅甸国防军多次进剿,均无果而终,迫于缅甸民众的强大压力,缅甸政府尽出国防军,全面清剿83师主力,相持多日后,83师工兵营炸堤决开水库,水淹缅甸国防军,致其几乎全军覆没,一时间震惊世界。连蒋介石都不相信,一支被解放军打得落荒而逃的杂牌军,竟在缅甸打出如此战绩。

  此后蒋介石多次派曾参与远征军作战、熟悉情况的李弥飞赴缅北,并空投物资,妄图以此为基地反攻大陆。多年后,老蒋病故,缅北诸军分裂,83师余部逐渐融入本地掸族文化。中国与缅甸政府日渐密切后,中国政府派出大量人员进入缅北,帮助当地民众发展生产,改种鸦片为水稻,缅北民众对中国认同感逐渐增强,只是专心于改善生活,对缅甸分离的民族情绪也日渐消解,缅甸政府与中国政府似已形成默契。

  近日,缅甸政府突然迁都,疑与美想以突袭作战颠覆缅甸军政府有关,因仰光靠海而守备困难,遂辗转迁入内陆纵深的山林中,于此缅甸对中国之向心力必会增强。

  前一段时间,曾有一位网友发贴,问如何与尼泊尔毛共游击队联系,有志加入其阵营中,很多人开骂泼脏水谓之精神病。其实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的血性青年有很多曾践行此道,汇入中国输出革命的洪流中,亦曾大放光彩,而今虽消逝于历史的烟云中,融入到当地民众中,其影响之广是为历史空前,不过是国家无有报导罢了。若有好事者捉笔代刀,或能猛醒我辈青年。

  中国的发展需要战略空间的扩展,中国的前提需要战略方向的前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是被人逼着走的,因为你不去占领,美国人、日本人就会去占领,这是有敌无我的斗争。若无家庭拖累,也许我早就退役参加毛共游击队了,我会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前出到中国应得的战略空间去奋斗,要知道当初要是没有张骞、班超这些人,何来今日中国之版图,何来今日中国之战略生存空间,恐怕不能称为中国,而只能称为中原了。历史不光是秦皇汉武、唐宗元祖那些皇帝们创造的,历史更需要一个张骞、班超、卫青、霍去病,去征战杀伐,去苦心经营,华夏帝国的下坡路,都是从扩张停止的那一天开始了。

  与那位想参加尼泊尔毛共游击队的网友:奋斗二字共勉!(去尼泊尔并不困难,很多尼泊尔的学生在中国留学,且毛共游击队内有很多中国过去的知青,他们大多都是毛共游击队的骨干分子,他们已经奋斗了很多年,至今仍在那里,为理想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