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地蓝和蓝芩的区别:托尔斯泰的遗憾

托尔斯泰的遗憾

数月前，在一位老政治家推动下，俄国人开始进行一项奇特的使命：为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受爱戴的人物--托尔斯泰--恢复名誉。

在这位作家故去一个世纪之后的2010年才有人着手这项工作，看上去似乎全无必要。不过，去年一整年里，俄国人围绕托尔斯泰的争论甚至比他生前还要多。对于东正教会将这位国家英雄列入黑名单的行径，知识分子们大加指责。教会方面则指控托尔斯泰加速了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里，他逃离家族产业，以苦行度日，这段传奇早已令所有人耳熟能详，就像某些早期的真人秀节目。

在一个很少批准公共庆典的国度，他的忌辰（1910年11月20日）既不是一个嘈杂的节日，也没有政府资助的史诗大片。官方的表态，则更是波澜不惊。

在这种氛围下，前总理谢尔盖.斯捷帕申亲自致信俄罗斯东正教会负责人，也是俄国政治和文化的仲裁者。信中用典型的外交语言，承认"这个微妙主题"的"特殊敏感性"，斯捷帕申先生请求豁免托尔斯泰，后者早在一百一十年前便被教会除名。

这封信的动机来自作者早年对托尔斯泰葬身之地的一次参观，那里没有墓碑，只有一捧黄土。当时还是联邦保安部负责人的斯捷帕申先生描述说，这次参观是一次令他永远难以忘怀的感情经历。

"你会看到他生活和工作过的房间，他的著作源出于此，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地方，除了一个小小的土丘之外，再无它物"，与教会关系密切的斯捷帕申先生表示。"无论在人性还是道义的层面，这都令人困惑。从那时起，我便决定写这封信"。

在俄国，托尔斯泰的两难处境可是一件新鲜事。

苏维埃曾将其置于文学殿堂的顶点，这多半缘于十月革命早期，他所倡导的激进哲学所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出版，让托尔斯泰的名誉达到顶峰，以至于同代人把他形容成俄国的第二个沙皇。此后，他利用这种地位，恣意嘲弄教会、警察、军队、肉食者、私人财产，以及所有的暴力形式。

列宁热爱这种"被禁锢的仇恨"，将其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却对他的和平主义，以及对上帝的信仰视而不见。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曾为他逝世五十周年的庆典做了整整两年准备工作，包括一座预先准备好，届时揭幕的纪念碑。

然而，在百年庆典到来之际，俄国人却以一种对乌托邦思想特有的警惕来处理，因此国内不见什么动静。相比之下，同样发生在2010年的契诃夫一百五十年诞辰则要热闹得多，总统梅德韦杰夫甚至亲自拜访了这位作家的出生地。

不过，一部群星荟萃的传记电影《最后一站》却在他的纪念日之前不久，于莫斯科公映。影片在德国拍摄，由英国演员出演，导演则是一位美国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俄国片商安德烈.康察洛夫斯基表示，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曾向俄国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寻求支持。但最终，他用的还是自己的钱。

"由我来代表俄罗斯"，带着不自然的微笑，他说，来促成这部电影。

不过，这些并没有给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曾曾孙，带来惊喜。他如今照料家族产业--位于亚斯纳亚伯利亚纳的博物馆。

四十八岁的托尔斯泰先生瘦小精干，有着职业知识分子的做派，但家族姓氏召唤他涉足政坛。他曾为现总理普京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也得到地方官员的宠爱，当他们需要利用"托尔斯泰的威信和名声"时，就会把他拿出来。

十年前，他曾请求教会，重新考虑1901年开除他的曾曾祖父教籍的决定。但没有得到回音。虽然还没有放弃努力--据一位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参观者回忆，他曾为当地主教捐献了一张宴会桌--但托尔斯泰先生表示，自己对此已经不抱希望。

从一个由文化部主办的招待会上离开之后，他表示，周年纪念因为"对托尔斯泰的有意忽略"而告终。

"所有势力都希望让大人物为己所用"，他接着说道。"现政府不愿利用他，或者在这方面不够聪明。他们或许自信自己不需要这个人"。

斯捷帕申先生加入之后，或许会令人稍感欣慰。两人相识于十五年前，时任联邦安全部负责人的斯捷帕申，曾把从苏联情报文件中拣出的部分家族信件当作礼物，赠送给托尔斯泰先生。斯捷帕申先生还回忆自己十岁那年，曾用整整两个晚上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分享作者临终忏悔的感受。

"我很清楚，教会不可能做出恢复他教籍的决定"，现任俄国图书联盟主席的斯捷帕申先生表示。"不过，在对这个人，这个曾为俄罗斯文化，以及俄罗斯语言做出那么多的人来说，我只是希望，人们对他的态度能够有所改观"。

刊登在国营《俄罗斯报》上的教会回信对此不置可否。信中承认了托尔斯泰那些"不朽，美妙的著作"，并允许神职人员可以在忌日为他诵读隐居者祷文。

不过，信中以忧伤的语气称，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悲剧性的人物"。信中写道，托尔斯泰"蓄意使用他的伟大天赋毁灭俄罗斯的传统精神，以及社会秩序"。此外，"布尔什维克领袖给予列夫.托尔斯泰的至高评价，完全不是偶然"。因此，信中表示，东正教会不可能为他点燃蜡烛，也不会为他诵读纪念经文。最后，这封信的署名是教会领袖，牧首基里尔一世的文化委员会秘书。

斯捷帕申先生表示，他对回信的内容早有准备，同时也为信中包含了某种赞扬而感到高兴。

但知识分子不会把惊讶藏在心里。

"教会就好像从未在20世纪进行过迫害，让托尔斯泰的批评看起来像小孩子的闲扯一样"，文学批评家帕韦尔.巴辛斯基写道，他的新书审视了托尔斯泰的晚年生活。"这些话听起来就好像我们一夜间回到了上世纪初"。

而且，就像上世纪一样，围绕托尔斯泰百年庆典的讨论中，同样交织着许多流言蜚语。一波新作品包括巴辛斯基的书，以及电影《最后一站》在内，都在关注托尔斯泰逃离家庭这个细节--正是从这时起，他似乎最终越过了舒适的贵族生活，选择了激进的理想。最终，他死于一所火车站，周围是大批记者。

在托尔斯泰去世的那个年代，俄国专家将他的决定塑造为一种精神上的胜利，但在新世纪的著作中，《托尔斯泰之死》作者威廉.尼科尔表示，则将其重新解读为一场家庭悲剧。"以这个视角看来，托尔斯泰的妻子是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他的追随者是一些寄生虫，而他的那些理想，则是无可救药的乌托邦"。

"他现在被拿来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尼科尔先生表示。"两者想法都是好的，但实践起来却是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