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景怡张辛苑合照:学习劳动

       1968年那场宏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经整整十年。这可能与“文化大革命”那场政治灾难，引发的国家经济全面崩溃有着直接关系。应该说上山下乡这是一种无耐选择（至于还有什么原因和目的我说不好）。它和此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不同，那时都是按国家计划做出的安排，而且总体规模较小。而“文革”期间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国家、给一代知青个人、给千百万城市家庭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种损失几十年都难以弥补。当然、我们看任何事物都应该用“两分法”来看。我们也不能排除，正是由于17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用他们的牺牲换取了城市就业巨大压力的暂时缓解和社会的暂时稳定；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减少了农村文盲程度；促进了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和农垦事业的发展；让更多的青年学生真正的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中国农村和农民；也铸就了一代知青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也许就是无数知青常说的“知青精神”。我过去说过：“这可能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话归正题：就说说我自己是如何学劳动的事吧？
      我从上小学加入少先进那天起，就担任了班级的中队委员，分工是“劳动委员”。因此“劳动”这两字在我心里很早就存在，但一直到我下乡前，我根本就不懂得“劳动”。小时候家里生活总的还算可以，住在机关大院里，生活多多少少比一般人家好些。家里暖气、煤气、自来水都有，同学们说我，“倒煤”的事没干过。我母亲很勤劳，家里的活都是由她来做，我爸爸都沒帮过手，我们就更不用说。我有个姨从小在我家一边读书，一边照顾我母亲，后来又帮着照顾我们家，所以我的动手能力一向很差。到“文革”后期学挍复课后，我们也学过工、学过农、挖过防空洞、参加过中山广场毛主席塑像的工程劳动等等。那时候，我认为劳动是最简单的事，只要有精神、有毅力、有力气、不鄙视，人人都会干。
      下乡以后，我对劳动的认识有了根本性改变，并开始认真学习劳动。其实真正的劳动是智慧、经验、精神和体力的完美结合，有效的劳动成果是劳动者全部聪明才智的结晶，劳动不分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需要用心、用智慧去浇铸。
      刚下乡不久，我们去场院干活。由于刚去，排长安排我拿扫帚去扫“扬谷场”。扫完后人家说：“你这是王婆子画眉呀”结果又派人扫了一遍。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扫那么光呢？后来老知青告诉我：”你扫不干净，土块等杂物不就参到水稻里了吗？不但交公粮影响等级，而且别人吃大米时能不骂咱们呀？没想到这活能联系怎么远。
      参加脱谷，开始不让我上机器，怕出危险。只能给人家分把，我觉得他们干活太慢，就有意分大把给他们。结果他们说：“你这不行，这么大把稻粒脱不净，这多浪费粮食呀？”又多少明白点了。后来他们又告诉我：“你干活要动脑子，稻把干的你就分大一点，湿的就小一点，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心想这里还有不少学问呢？
      农闲时大修水利，我坚决要求参加会战，后来到底去上了。开始看着老知青包炸药、我也去帮忙。可指导员不让我动手，说我不会包，心里很不服气，觉得他是小看我。后来，老知青说：“小兄弟这东西你得学，这炸药包不好，装上去会出哑炮的，出了哑炮影响干活不说，弄不好会死人的。”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打冻块，开始轮大锤我不行，把钎子可以吧？我不怕受伤。可是人家又说：“这下钎子你得动脑筋，要找准下钎子的点，要找出棱角，这样冻块受挤压力小，可以省时省力。破冻块要掌握好大小块，大了人家搬不动、小了浪费时间。心想这说道这么多，看来光有精神不行啊。
      点炸药包，这活简单不怕死、敢干就行吧？我去，到工地没两天我就坚决要求去点炸药包，指导员扛不住我磨，就准了。结果第一次就没干利落，那次我们每人点燃三颗导火线。可我点的慢，最后一包炸药点完，刚撤离二十多米，一排排炸药包就爆炸了。无数纷飞的冻土块，像枪林弹雨一样向我袭来，好在学军时懂点利用地形地物，最后是一棵大树救了我一命。把指导员吓得直管我叫“小祖宗”。
      打完冻土层开始挖暖土层，这活每个人分出一段，把沟下的土用筒锹挖出来，返到坡顶上去。我也要试试，结果，人家老知青干得干净利落，一锹下去挖出一条，像切豆腐一样，整整齐齐的，有掌有面。再看我，深一锹、浅一锹，挖成了烂泥坑。往上返土时，老知青很轻松，两肩一叫劲一大条土就送上去了，全身上下不粘土、不挂泥的。再看我，弄得满身、满脸全是泥土不说，关键是挖一锹土，只能扔出去半锹，回来半锹，累得满身是汗，也没出多少活。一天下来，浑身酸痛、吃不下、睡不着的，手上打满了血泡。到这时候，你才能真正感到，当你根本还不会劳动，还没掌握劳动的基本技能时，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呀，光靠口号那不管用。我们在学校时习惯了喊政治口号，也很羡慕那些出口成章，时时能创造出惊人政治口号的“精神巨人”。可这会儿我明白了，人只有在这样真实的艰苦劳动中才能检验出谁是真正的劳动者。
     学劳动，是一种对体力、耐力和毅志的磨练，对由刚刚从城市来到农村的青年学生，这无疑是个极其艰苦的过程。      在工地上无论是用锹、动镐、轮锤，手不打出一层层血泡那是不可能的。打了血泡也要坚持，坚持到再磨出一层层老茧，这才算磨出来了。轮大锤开始谁都少不了要把双手阵裂，那深深的血口子，钻心的疼。有时睡觉把手握上，第二天，还得把刚封好的裂口再掰开，不然就没法再去干活。我体会这就是“磨练”，磨练不出来，农村的劳动就根本没法坚持不下去，这是原始性劳动的基本特点。       任何简单的劳动，也都有一定的经验和技巧，要充分掌握就得老老实实的学。学不好你就不会把活干好、干精、干得省时、省力。比如用锹，不会下锹不行，不会站步，不会将两腿、两臂和腰的劲协调用好也不行，锹用不出来更不行。俗话说：“人巧不好家什妙”吗，光凭一股力气傻干，你永远都是“打狼的”。动镐、轮锤也一样，用不好劲、找不准点，就是费力不出活。开始干这活时我不信，多吃了不少苦不说，还经常成为大家的笑料。特别是有一次，我在掌钎时，一溜号手差点没被大锤给砸废了。      转眼开春了，我们开始整地、做床、育苗。我开始跟着整地，除了修埝埂，还要把每个条田高低分成不同的田块，这有利于后期田间管理。再就是把新开的荒地进一步修平。我们每天穿着水靴在刚泡好的水田里行走，刚下田时，我连步都不敢迈。经常把脚从水靴里拔出来，踩一脚泥不说，还得受冻。那可是东北三月中下旬天气，早晨还有冰冻、白天也是冰冷刺骨。后来，老知青告诉我，在水田里走急不得，每迈一步，脚后跟要选活动一下，水靴就不容易陷到泥里了。育苗时，我们几个人一组，前面有个人点种，这是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干的，点多点少，不是浪费种籽、就是苗床、点不均苗长不好。我的任务是往点完种的苗床上撒肥料，是农家肥，都是各种粪便发酵后，参上一些河泥土混成的干土肥。也需要撒得均匀、薄薄地撒到苗床上。我得挎着装满肥料的筐，用手抓着一把一把的撒。开始我心想这大粪怎么能用手抓呢？过去在家时我妈妈每天提醒我最多的事就是洗手，这要是她看见那还了得？不叫我把手洗掉皮才怪呢。可左右一看人家都这么干，我有什么特殊的，干吧。不是叫咱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吗？那就得“不怕脏、不怕累”呀！可干的时候，何止是手脏呀？有时还被风刮的我满脸、滿身、満嘴都是，给我自己也没少上肥料。后来，有人告诉我，撒肥时要看好风向，顺着风撒，腰要弯大点，手低点，这就好了。我试着做了，果然好多了。       插秧会战开始了。那场面热烈，全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战参”，连小学校的学生都要放假几天支援“前线”。当时上级号召是“大干红五月、坚决不插六月秧”（其实哪次也没真正实现过）。地头上红旗招展，政治气氛是浓得不能再浓了（还在地头读报纸）。我们早上天不亮就下地，中午要在地头吃饭，我们青年点炊事班的兄弟们也够苦的，每天我们人战斗在哪里，他们就得把饭送到哪里，一送就是几十天，晚上一直到看不见人时才能收工。在这种气氛影响下，下乡后第一次参加会战的我，坚决要求去挑秧。都说这活累，我想别人能干，我怕什么？而且这会儿“小名”又挂上了团支部书记、排长，不冲上去也让人笑话呀！那时我们挑秧，不同于现在的挑苗，要求秧苗必须带泥送到田间，这叫“移栽”，这也不知道是哪位大仙出的主意。这样一来，我们挑一担秧苗就得一百多斤，到地里又插不了几下就沒了。没办法挑秧的人就得“马不停蹄”地跑着送。那时也有“责任制”，一个挑秧手负责供两个插秧手，这对我们新知青可是个大考验。那时候总批判我们城市青年“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要改造世界观能不干吗？可我真不会干这活，扁担我不会挑选，别人拿完后我拣了一条。挑担我也不会换肩，几十天就苦了一个右肩，我自都觉得有点不公平。更困难的是水田挑秧要挑着挑在埝埂上走，一是它很窄、很滑、不小心就摔倒在水田里，或上下水渠里。二是再累也不能停下，由于埝埂窄，你停了别人就过不去。三是，有时要跨水沟，这得会使那股劲，用不好劲，就得掉到水沟里，这我是常有的事。除了咬着牙干、再就是不耻下问。几十天里肩头磨肿了、破了、流血了、甚至和衣服粘到一起。摔的跟头、扎伤手脚都不知多少次。好在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这期间我动摇过、报怨过、反省过、也和自己斗争过，自己还骂过自己，但最终还是咬牙过来了。后来，的除草、收割、运稻子、场院里脱谷、扬场、扛袋、装车、送粮等等，样样活都得学。       我想凡是我们下乡知青，谁都少不了这个艰辛的学劳动过程。就连今天已经当了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副总理的李克强、王歧山、张德江、中组部长李援潮等，当年上乡下乡做知青时，也绝不会少不了过劳动这一关。这是所有知青最难忘的共同经历，恐怕谁也不会忘记。 （文章首发在东北知青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