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公立学校体制正处于抉择关键时刻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6日15:24  南风窗

　　公立学校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答案很明确。但人们对于公立学校的负面评价从未如此严厉过。是收费型组织？是精力放在了争夺项目和课题，学术研究能力日益遭受质疑的分肥组织？曾经神圣的殿堂究竟去哪里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劳凯声认为，中国的公立学校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何进一步改革公立学校的体制，以及如何更好地发展公立学校，现在正处在一个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国的教育改革存在着两种并列的改革思路。一种改革思路是公法学的改革思路，一种是民商法学的改革思路。公法学改革思路有可能使中国的公立学校改革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民商法学的改革思路又可能使公立学校这种为不特定人群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蜕变成为企业，蜕变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现在还没有找到如何能够实现一种既有办学自主权，又能保证公共性的渠道。

　　公立学校的收费不断更新花样和愈演愈烈，说明公立学校有蜕变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的危险。客观而言，教育公共投入不足，的确是从大学校长到一个教育局长都高喊自己是丐帮成员的原因所在。有很多问题是逼出来的，比如教师的工资。相当一段时间老师工资的很大部分是要依靠学校自己解决。正如一个企业员工底薪微薄，主要靠提成激励一样。有的地方也是近几年开始下决心由政府买断教师的结构工资，以前教师结构工资的自筹方式导致教师无法安心教书。

　　但是，一旦公立学校开始蜕变成经济组织，就有了自己一套运转逻辑，极大败坏了教育的公共品质。学校乱收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00年左右开始整治教育乱收费，到今天仍然是花样翻新，屡禁不止。8月16日，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自2000年左右治理“教育乱收费”以来，首次将“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作为规范内容如此明确地列出。

　　通知称，中小学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包括义务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中小学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在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就是学校牟利的新花样。正如其它条件不变，人们奢望政府财政收入再达到多少万亿，也难以改变收费型部门的牟利冲动一样，公立学校日益变成收费型经济组织的特征不是简单依靠教育投入增加所可以改变的。

　　公立学校变成经济组织还表现在，这些年，大学掌握了极大的经济自主权，而办学自主权和内部民主管理则非常薄弱。权力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极大纵容了职务犯罪的发生。在一些大学，领导或管理层环节成了所谓的敏感期，围绕官位和权力的争夺便此起彼伏。因为在这样的职位背后有比如产业系统这样庞大的利益。

　　无疑，公立学校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化是可怕的。

　　抢夺“学区房”背后

　　文_本刊记者  甄静慧

　　孟母三迁的故事如今有了现代版本。

　　今年7月，张媛忍痛卖掉了位于深圳蛇口的三室一厅电梯花园套间，同时以1.5万元/平方米价格买下了蛇口另一个福利房小区爱榕园的二室一厅单位。

　　“新居”建于1990年代，外观已经非常老旧，张媛的房子在8楼顶层，没有电梯。每天气喘吁吁地爬楼梯时，她就会怀念以往舒适宽敞的旧居，心头百般滋味。

　　卖大屋换小屋，卖新房换旧房——促使张媛做出这个“委屈”决定的原因是去年出生的宝宝。“几年前对深圳学位政策并不了解，宝宝出生后才知道我们的楼盘属于一家条件薄弱的小学学区，上好初中的机率也不大。为了孩子的将来，只好重新置业。”而爱榕园小区属深圳育才二中、二小学位，楼房虽然老旧，却因被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热捧而价格飙升。

　　在深圳乃至全国各大城市，像张媛这样的父母很多。在楼价逐年飙升的大环境下，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他们要么放弃原来舒适的大房子、新房子，选择小房子、旧房子，要么省吃俭用、到处举债购买昂贵的学区房。

　　来自世华地产及满堂红等地产公司的经纪分别告诉记者，虽然2010年以来国内接连出台房地产调控新政，但学区房成交量及价格一直坚挺。以北京中关村为例，某些二手学区房价格比同一地理位置同年代建造的非学区房要贵上5000～1万元/平方米；而挂上了名校学位资源的新楼盘，保证价格逆市上扬及销售更不成问题。有监测数据显示，进入8月份以来，很多大城市累积的学区房房源几乎已被抢购一空。

　　但讽刺的是，即使上百万的付出，家长最终未必能如愿把孩子送进理想学校。笑到最后的，往往只是挟教育资源以涨身价、一路飘红的房地产市场。

　　“学区房”背后的悖论

　　诚然，自有商品房自由交易以来，配套教育资源就一直被纳入人们置业的考量因素当中。然而这几年中国民众对“学区房”近乎偏执的追捧，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论与反思。

　　表面上，“学区房”大热是因为中国城市在适龄儿童小学入学政策上采取就近免试入学：对哪条街道哪一栋楼房里的孩子可以进哪一所小学都作了明确划分；而哪几所小学对口哪几所中学，分配到重点中学的比率亦大致可以计算出来。因而重点中小学划片内的房子自然成了房地产市场热炒的概念——家长买学区房，为的是孩子进入重点学校接受优质教育，房子小点、性价比不高也能忍受。

　　然而，在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逻辑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悖论——按地区入学，本意是为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通过各学校的生源平均化，达至教育质量的平均化，最终使各个社会阶层的孩子都能享受同等的9年义务教育。

　　但由按地区入学衍生而出、以重点中小学与普通学校教学质量差异为依托热炒起来的“学区房”概念，却形成了对教育公平的现实性反讽。

　　年过70的陈建明老师曾在广州市荔湾区一家公立小学任教30年。当我们穿过隐藏在小巷道的校门走进熟悉的老校区时，他不无感慨：“在我整个任教生涯里，我们的校园就是一个小操场、一个游泳池及一栋旧教学楼，占地面积不过数百平方米。上世纪80～90年代，教室里很多桌椅已经破旧不堪，却没有经费淘汰。而就在同一片区，西关培正小学的占地面积却有2200平方米，建筑面积4400平方米，他们大楼崭新、教学设备之完善在片区内首屈一指，每年还能得到区教育部门不菲的拨款。”

　　这并不是荔湾区或者广州独有的比对。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建设上集中体现“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一样，全国各地的教育政策也都在价值取向上发生同一趋向的变化——开始强调质量和升学率，开始兴办重点学校并将有限的人、财、物等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

　　翻看1990年代末的统计数据：1999年，北京市各区县排名在前5%小学的生均经费支出是末5%小学的近15倍，相差729l元；到2000年，这个差距拉大到8320元，前者是后者的14倍。

　　“薄弱学校每年对整间学校的投入，可能都比不上重点学校对一个示范班级的投入。”办学条件及资源分配的差异进一步导致学校间师资力量的悬殊对比，“名校毕业的年轻教师都不愿意到这样的学校来。”那时候，弱校学生对数学老师兼教体育、体育老师兼教美术等等怪现象都已习以为常。

　　这其实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精英主义教育政策，人为地将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在培育出不足10%的“重点”及“示范学校”同时，牺牲了90%的非重点学校。校际资源差距向两极分化，更造就出一批备受歧视的所谓“垃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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