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侠旧版本3.2.1: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张文木  著



二版序言
自序

一、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道路

（一）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
1.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
2.海权是中美战略利益矛盾中的重要方面
3.中国应当积极准备迎接高科技战争的挑战
4.中美终究是朋友，但美国人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

（二）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1.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
2.国家主权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是最大的政治
3.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4.拿破仑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5.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早期美国人是今日中国人的先生
6.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
7.政治家的胆识在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
8.没有统一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9.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会战争不断
10.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
11.用公民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三)全球科技资源利用中的战略问题
1.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也是世界技术中心转移的驱动力
2.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是科技大国形成的基础
3.战略产业被剥夺的国家，有权利但没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4.实事求是地制定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
5.几点政策建议

（四）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的选择
1.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原动力
2.私有制的掘墓者
3.全球化运动的道德底线
4.在强有力地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世界地缘政治枢纽地区与中国能源安全

（一）世界霸权与印度洋
——关于大国世界地缘战略的历史分析
1.控制印度洋：拿破仑争霸世界的首选目标
2.控制印度洋：19世纪末英俄在阿富汗狭路相逢
3.会师印度洋：二战中德国和日本的“最后使命”
4.控制印度洋：20世纪末美苏决战阿富汗
5.大棋局，老棋谱

（二）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
1.国家安全边界存在于大国实力边界的规定之中
2.地缘中心与资源中心在印度洋地区合二为一
3.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
4.结论：印度将是西方多米诺牌局中最后倒下的一张

（三）印度的大国战略与南亚地缘政治格局
1.大国战略与强势外交
2.安全战略的两难选择
3.变动中的南亚地缘战略格局
4.简短的结论

（四）阿富汗战争与不对称世界格局
1.阿富汗战争与美国能源战略——阿富汗战争起因分析
2.谁是赢家——阿富汗战场形势分析
3.制海权、制空权与国家安全——阿富汗战争结局分析
4.从雅尔塔体系到不对称世界格局——阿富汗战争意义分析

（五）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可行战略
1．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矛盾
2．中国石油安全环境严重恶化
3．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能源安全
4．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政策
5．简单的结论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一）论中国海权
1.概念及其误用
2.中国海权特征
3.世界军事变革与中国海军跨越式发展战略
4.中国海权扩展原则

（二）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1.资本全球化与制海权理论的产生
2.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3.制海权扩展的限度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1.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2.英国和法国是资本全球化和多极化历史的发祥地
3.经济全球化催生海权新观念
4.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保证
5.中国已将部分命运托付给了没有安全保障的世界
6.没有海上军事远投能力，海外贸易的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
7.国家利益所在即我们国家安全边界之所在
8.获得制海权，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
9.统一台湾是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


四、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1.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全球化才有意义
2.大国制衡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点
3.美国只希望中国在消耗自己国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
4.如果沿着毛泽东邓小平的道路，中国就会成功
5.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也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6.中国要大力发展海洋和外层空间的自卫力量
7.东急西重仍是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
8.仅靠本国资源不足以支撑中国的持续发展
9.在全球化世风日盛的今天，国家利益仍然是中国公民的最高利益
10.改进我们的学风

（二）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

（三）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1.世界经济的基础性矛盾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1）资源的有限性与发展的无限性是世界经济的基础性矛盾
（2）用提前透支资源的方法发展经济，其结果将无疑是灾难性的
（3）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暴力来实现的
2.世界地缘政治要义与体系特征
（1）国家命运与国家地理版图息息相关
（2）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
（3）“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现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
3.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
（1）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
（2）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印度未来安全
4.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与台湾问题
（1）亚太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
（2）台湾问题牵动亚太战略格局
（3）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现代化全局
（4）在主权统一上，俾斯麦、林肯是我们的老师
5.大西洋地缘政治格局与欧亚互动的世界意义
（1）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互动与英国的衰落
（2）欧亚板块地缘政治互动及其世界意义
6.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1）中国的安全空间已近底线
（2）不能用账房先生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
（3）中国崛起，是大国天命所在

余论一：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
——关于历史逻辑及其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运用

余论二：.学风建设，关乎中国命运



二版序言
                  
                  
蒙读者厚爱，这本著作第一版发行仅三四个月，出版社就开始考虑第二版。出版社李运才同志问是否为二版写篇序，我想就市场经济与世界地缘政治的关系说几句。
地缘政治研究，可以分两个阶段。人类生产最初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土地，特别是耕地就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地广粮就多，人多兵就多，粮多兵多国家就强大。所以那时的地缘政治讲的是陆权。中国军人多研究险关要塞，而较少研究外部世界。工业革命后，西方的地缘政治观点突变，地缘政治在他们那里已成为一个反映世界联系的法权而非皇权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市场本身就是开放的和世界性的。此后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世界，关注海洋，并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研究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而世界资源的稀缺程度与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同比例发展，则是国际政治所呈现的历史规律。资源到哪里，地缘政治就到哪里。地缘政治对我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直接影响。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是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东部大海利于海上贸易，中亚的能源可直接与中国连接：一部分将进入中国“西气东输”管道，另一部分则通过马六甲海峡输入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把能源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我们在日益依赖世界资源的同时，却对国际资源丰富的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美国人赞扬中国人勤劳能干，但能干的人饭量也大。中国在为世界做出大贡献的同时，对外部资源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大。天下哪有只干活不吃饭的道理。可现在西方人就想让中国人只干活不吃饭，即只为世界作贡献，而不能与他们平等地分享世界资源。这既不可能，也不符合权责对等的国际民主原则。中国并不总是“地大物博”，最近的限电增多就说明我们已拉响了资源短缺的警报。拥有巨大生产力的中国，在资源方面已是“饥肠辘辘”。
平等分享世界资源，这是我们应享有的国际民主权利。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这种权利。有人说，有钱不就有资源吗？要知道财富和资源是跟着暴力走的：工业革命前英国人比中国穷，1840年他们用枪炮打入中国，财富此后就流向西方。而富得让洋人羡慕的中国人，仅过了半个世纪，竟成了所谓“东亚病夫”。
海权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命脉，也是当今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薄弱地带。当今国家竞争力，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拥有总量及其控制能力。与世界联系的最方便的载体是海洋，各国现在都重视制海权的争夺。西方的海权是指海上控制力（sea  power）。中国的海权则意味着平等的海上权利（sea  right ）和捍卫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海军并能有效控制海上通道，谁就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占有较大的份额。控制海洋、掌握海上运输通道，就能够及时让世界资源安全地流向本国。如果将制海权比喻为“输液”，那么制陆权就是“吃药”，“输液”能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血液直接将药物送达病灶。血液就是人体的“海洋”。                  
中国统一，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首张资格认证书。台湾问题不仅涉及中国主权问题，就其现实迫切性而言，它更涉及关乎中国发展命运的海权问题。实现中国对台湾、钓鱼岛及南沙诸岛的主权，既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也是实现中国海权的关键步骤。现在国家统一的任务日益紧迫。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生存和未来发展就受影响。统一祖国需要富国强兵。国富兵不强，我们的现代化成果就无法保护。我们有60%左右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庞大的贸易依托海外市场。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贸易大国都是海上强国；贸易是随炮舰而非随合同先行的；没有海军就没有可靠的资源保障。大家现在热衷于谈论民主，其实民主是需要更多资源支撑的。
学风建设关乎中国的命运。人老呆在床上，下来走路就会脚疼。学术长期在半空忽悠，谈问题就不可能切合实际。医生看病不应只为宣传自己的理念，而应为治病救人。药方再好，开药方的逻辑再严密，但不治病或治坏了病人，那就不是好药方。学者应当学会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能只将学问用于所谓“建立学术体系”。历史上，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离亡国就不远了。宋朝时，空讲理学，结果皇帝被北方游牧民族赶到江南去了。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竟被一个马上民族所打败，这是宋朝的秀才们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独秀、王明脱离中国实际的学风，导致中国革命严重受挫。井冈山和延安时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此后中国革命就渐入佳境。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人。
最后，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本书第一版排版中有少数误字和表达不确之处，在二版中已作更正。 借此机会，再次向山东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深表谢意。


                                          张文木
                                        2004年9月


自   序




这几年做国际政治研究有了些新体会。在学问长进的同时，思想却越来越谨慎。这正应验了“学然后知不足”的古训。书是要影响人的，作者对读者和社会是要负责的。思想敏锐与历史纵深感是本书不需多说的特点，在开篇前，我应告诉读者的是我的学术不足，这样可使读者更全面和更客观地把握书中的观点。
本书所研究的是国家战略，做这种学问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哲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它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两方面，尤其是后一方面，我明显感到不足。我的学术生涯大多是在学校和研究所度过的，这对我研究战略问题形成一定的制约，而这在短期内又不是凭书本知识可以弥补的。因此，我研究成果的价值可能在于一种视角或一种观念。未经中国现代化实践检验，现在真不敢断言，我关于战略问题见解中的正确和错误的成分都有多少。中外历史上如赵括、马谡及盖达尔等书生误国的事屡见不鲜，我经常警诫自己一生不要犯那样对不起后人的错误。因此，我希望大家在阅读本书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加以思考，并在新的实践中形成更好的和更贴近中国现代化规律的认识。
观念进入操作层面，要有一系列相当复杂的环节。学问人要形成相对正确的观点实属不易，但将这些观点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则更难。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同意这个见解，并认为“改变世界”应当是我们学问人关心的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实践应当包括在我们学问之中并占据学问最本质的方面。不进入实践的学问，正如不结果的花朵，对中国进步的作用是极有限的。我书中的观点，只能是在我今天有限经验基础上的认识，希望它能帮助读者发现更接近中国发展规律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对学问人来说，写一篇好文章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好文章，不写坏文章。只有一辈子写好文章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学问家；而只有对实践和历史负责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个人的学术尊严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是凝聚和推进中国学术力量及其进步的主动力，当然这也是我学术研究的主动力。但是，饭要大家一块吃，学问也要大家一起做，因为中国的事业需要大家一起干。最贴近真理的学问肯定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历史上，大凡自称独占真理的人往往被真理所奚落。在真理面前，我永远是学生。为了少犯认识上的错误，我还要更多地向大家，尤其要向有经验的老前辈学习。这是我为学多年的一点真实体会。
本书是近几年我就地缘政治及其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研究的成果，都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些曾公开发表。借此出版机会，我对有些内容做了一些增删和文字改动，特此说明。



                                   张文木
                                   2004年1月


一、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道路




（一）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

1. 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
真正的中美利益矛盾是在中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从而中国的国家利益日益融入世界，中国政治日益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之前出现的。在文革时期，中美关系虽吵得厉害，但由于中国经济尚处于自然经济阶段，中国对海外利益并没有多少追求，自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其发展已日益依赖于世界。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左右，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不对世界，从而对自己的海上安全即中国海权问题有所关注。这里所说的中国海权，指的是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能力之上的海上自卫权利而非美国式的霸权。海权是任何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更应该平等享有的国家权利。美国是霸权国家，其军事上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对海权的排他性垄断。这样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海权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与霸权，尤其是海上霸权发生冲突。霸权并不是国家应有的权利，它只是根据强权原则建立的在世界利益问题上的排他性的权力。这样，中国要求走向世界并寻求在这个进程中的安全保障，而美国则不允许中国为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的军事力量走向世界。这样，中国与美国的利益，尤其是集中在南中国海及台湾地区的海权利益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
资本全球化和资本多极化及其对立统一运动是现代战争产生的总根源。在资本中心国的资本扩张中，资本必然流向可产生高额利润的外围区域。只有从海外不断获得大量的资源和利润，资本中心国的再生产和社会活动才能正常运行。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资本从而市场经济的出现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源来支撑。发展市场经济犹如养虎，在幼虎时，养虎人感觉尚好。但当虎长大从而胃口越来越大时，养虎人若得不到更多的食物来源，就会感到恐怖了。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回避的经历。
    目前，中国经济在发展，市场在扩大，消耗资源的胃口也在扩大。像石油资源，中国过去是出口，现在不够用了就必须依赖大量进口。这样我们就必须走向世界。当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时，就免不了与世界霸权国家产生矛盾。开始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快地增长，中国就与霸权国家发生了贸易层面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退居二线，意识形态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接着是政治层面的矛盾，当这种矛盾达到政治层面并日益逼近中国安全利益的底线时，从近现代史所有大国崛起的经历看，军事层面的直接或间接的冲突似乎是很难避免的。
维护一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前提必然是要对海上资源运输线路进行自卫性的控制。所以说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因为国家的利益已经融入世界。而在国际政治中，安全观念是随着国家利益而扩大，而不完全是随领土而扩大。 “领土安全”与“国家安全”是有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美国的国务院与我们的国务院不同，它是管世界的。美国为什么到处插手，因为到处都有它的商人；它的利益已经遍布世界，因此世界的事在他们看来就是国家的事。美国靠如此丰富的世界资源来滋养其庞大的生产力，所以它才有其较高的民主发展程度。以世界财富滋养着美国，再加上没有外敌侵入境内战争（它可以运用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将战争萌芽早早地消灭于遥远的海外）；它也不会有其他国家的飞机飞到它边境上去侦察的事。它有安全，又很有钱，既体面又民主，但它的钱是靠其世界霸权地位和强力垄断世界资源实现的。美国外交具有很强的虚伪性：它鼓励南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并建立民主体制，但当苏联建立起议会民主体制后，它却推动并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当中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它又将战略重心移向中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事实上，是美国而非中国及其他南方国家才是世界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最大障碍。
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2. 海权是中美战略利益矛盾中的重要方面   
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焦点在哪呢？并不在意识形态，相反倒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轨道时，中美之间的矛盾才开始升级的。其实，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是海权。但中国的海权与美国的海权并不是同义词。确切地说，中国的海权指的是海上自卫权利，美国的海权则是海上霸权。霸权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式的垄断权力，而自卫则是国际法赋予每个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国发展到现在使我们迫切地感到海权而非霸权应是一种普遍的国家政治权利，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自由贸易，就必须保护我们海上线路的安全。“贸易自由”是美国人早期在反对西方列强时提出含有反霸语义的口号。今天中国人也提出同样的诉求，美国人就不答应，就以“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相威胁。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相处》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则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 读了这段话后，我倒觉得今日中国倒更像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熟悉世界史的人对此会有更深的体会。如果说，五十多年前在用国家力量迅速打造国家经济体系方面，苏联是昨日中国人的先生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却是今日中国人的先生。
    中国台湾问题，与一百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并不一样，它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但若中国台湾位于别的什么地方，比如说中国东北边远内陆，台湾问题并不会演变成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国也不会对它那么关注。从这个角度看，与一百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一样，目前台湾问题还包含着中美之间的海权之争──这与当年美国反对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一样。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在当今世界，不反霸则不能发展。中国不称霸，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保护已融入世界的中国国家利益及其事实上已融入世界的自主发展权。霸权是什么呢？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美国开始也是反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它反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关系上，开始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二战之后，随着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这时它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为保卫自己正当的发展权利因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霸权与反霸权，是中美矛盾的本质所在。与美国不同，中国人只想自卫属于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和已融入世界的中国利益，并不想排斥其他国家各自追求的合理的国际利益。因此，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的外交选择，它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 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用强力自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边界安全”及“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矛盾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范围，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国家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边界安全系数与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一，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一，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一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当然，一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间矛盾，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小得多。因此说，一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大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而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想像。
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起码空间。正因此，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便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美国人对中国批评和赞扬兼而有之，其实美国是在按自己的需求在描写中国，这正如中国人也在按自己的理解来赞扬和批评美国一样。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
有许多人以为，美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也有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大。这都不准确。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他希望中国最好就在你国内发展，尽管你生产力变得强大了，你吞吐资源的胃口变大了，但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等到没有东西可吃了，你就只有吃自己（的资源）。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美国则不同。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3. 中国应当积极准备迎接高科技战争的挑战
    目前有一种观点，即把是否发生世界大战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标准，认为只要不打世界大战，和平与发展就应当是时代的主题。且不说世界大战出现之前的时代如何判断，也不说古罗马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和平，是否是真正的和平现在的问题是自从有了核武器，世界范围内的大战就几乎不会再发生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战争的双方都将同归于尽。但战争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未来的战争形式更多的是有限战争，是快速打击。高科技条件下的有限战争的成败将决定着21世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有限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将是未来世界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具有远程打击和卫星制导技术的时代，像过去那种大规模的诺曼底登陆式或克劳塞维茨式的主力决战，将在今后的大国冲突中成为历史。卫星制导意味着准确，远程打击则可以超越敌方陆军控制的地理空间。这两点使战争发生了革命：人力的作用将让位于技术力的作用；攻击方不需要大规模的士兵突入就可以有效打击对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都因不能有效地赢得英国在海上和日本在空中的军事挑战，而使我们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历史又把中华民族再次送到高科技战争的面前，中国要积极迎接这种新式战争的挑战。
根据冷战时的经验，大国之间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掰手腕”即局部和间接军事试探，比如说美国把中国大使馆炸了，叫“误炸”，然后说抱歉，但其真正目的是用间接的方式让对手明白并被迫默认美国的安全边界所在；另一种就是代理人战争，比如20世纪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未来大国间冲突也主要是采取这样一种间接形式而非直接宣战的形式。在这些战争中的成败往往决定国家的成败。
现在对中美而言，双方矛盾的关键就是海权问题。海权问题的核心就是海军问题。海军是非常专业化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军种。中国海军不能再是“旱鸭子”，它是一定要携带导弹并伴着外层空间运转的中国卫星远航，并在远航中推展我们的安全边界。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系于现代化的海军；中国的命运系于现代化的海军。
    国际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种国家暴力）保障的地方发生；国际间文明也只能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是有权利但无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
    19世纪80年代，中国和美国的海军都很弱。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其发展之所以迅速，是因为它面临着并且必须打破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在当时，冲出霸权关乎美国的命运。结果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并从此失去台湾，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靠种地吃饭，因而大家往往认识不到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但等你失败以后再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时已晚。国家失败之后的那种感觉，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南宋末期中国哲学出现实学之风，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文人对北宋时期学界脱离实际的空谈导致大宋王朝倒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的事实痛心疾首；同样也正因为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王明的左倾空谈所导致共产党的两次大失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才提出“杜绝空谈”和“实事求是”的口号。实践的失败往往是认识变革的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会有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大变革，但愿不要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有人说，生产力上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就强大了。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清王朝的财富拥有量在当时的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 历史经验表明，安全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确实就是军事问题。只要综合国力拉得不要太远，安全，尤其是主权安全主要是靠军事实力来保卫的。这一点，毛泽东看得透彻。1950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毛泽东做了两件对未来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第一件事是进军西藏。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1947年印度独立，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一下，这时在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若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是，就在同一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盟友关系更加牢固。1955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那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在谈判桌上不可能比在战场上赢得更多的东西”。目前，中美将在台湾问题上再次交手，我们应当知己知彼，从最坏处准备，往最好处努力。
在军事准备方面，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好好回味一下毛泽东批评陈独秀放弃革命武装做法时说过的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如果我们将这个思想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领域，也会发现：国际政治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作文章。对一个国家而言，它应当是实力，尤其是一个国家靠得住的至少是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研究一下当年美国崛起的经验就会发现，迅速提升强大的国防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是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英国和西班牙曾在海上封锁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如果当时美国逃避挑战，不去主动迎接与英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它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美国和英国，英国和西班牙没有一个不是打出来而是让出来的。中国在这件事上也不能例外。与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原理一样，对大国成长的历程而言，有些战争可能是想回避也回避不掉的。
目前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哲学似乎走到非强力则不能实现飞跃的“关节点”。这方面，目前中国人尚未达成共识，但问题是我们已有了俄国人的经验，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国人为了这个“共识”曾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丧失了多少宝贵的历史机遇。当时美国人特别赏识叶利钦，而叶利钦则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请求人民原谅。
做学问总应当实事求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讲的是国家利益，一厢情愿的“价值判断”迎来的结果一般都是冷酷的。目前中美矛盾是国家现实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的矛盾。现实利益在多数人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卡特总统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日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打得落花流水；戈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手后，迎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艰难。即使如此，美国人也并未就此罢休，它反倒变本加厉实行北约东扩，继而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现在又调头直逼尼克松曾请求联盟的中国。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人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从上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口线路。马汉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  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但中国尚未真正崛起，因此，我们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作好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4. 中美终究是朋友，但美国人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
    但是，太平洋战争及冷战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太平洋洋面上，只有中美联手，才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从长远的战略层面上说，中美关系是亚太任何国家都难以取代的战略伙伴和朋友的关系。但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七国集团，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它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有些人认为顺着美国就是朋友，但美国往往以顺从者比如蒋介石、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谢瓦尔德纳泽等为最后的牺牲品，而以真正打不败的对手为朋友。
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就像尼克松认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一样，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若从中美对抗最坏的结果看，除非中国自废武功或陷入清末式的内乱，根据20世纪初及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当代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分析，彻底和绝对地肢解中国并不是美国的外交目标，因为这意味着日本、俄国和印度将填补这块政治真空。周边某些国家和中国台湾的某些政客却愿意看到中国彻底分裂，李登辉还提出“七块论”，认为中国应当被肢解为以台湾为腹地的七个部分，中华民族应当为各地区的新人群所替代。而美国只是要用有限分裂即促使中国国内某些地区实行“高度自治”或“分而不离”的方式瘫痪中国──这是军事“瘫痪战”的政治运用。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因为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就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所以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欧洲不可能强大到挑战美国的地步。如中国被彻底解体，亚洲就可能会出现类似欧洲中世纪曾出现过的大混乱，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灾难。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而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问题是，目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如中国持续保持快速发展，世界资源不足的矛盾又会加速激化中美或中国内部各类矛盾。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中美及其他关系，以实现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在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二）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先从国家与财富的关系谈起。

1. 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
以前开会有人找到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确实不错”；又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不敢惹。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你说让到哪儿呢？让总得有个底线吧。这底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藏能让吗？他说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
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心想这也是教书和念书的，知识学到这一步，就没多大用了。毛主席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不是所谓 “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讲国家安全讲的就是国家利益安全。
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日子也挺好的，干嘛讲那么多的国家利益。
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是个启发：野猪和家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家也是这样：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 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 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还是美国人把话说得透：“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  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初就告诉美国公民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 ，但“如果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外交是毫无用处的；外交家是军人的仆人而不是主人”。戴维•希利在《美国的扩张主义》一书认为：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
二战前的犹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有个夏洛克，这个人物集中反映了当时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排斥犹太人的心理。为什么呢？他们有钱且放高利贷，整个欧洲人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自本纪元初古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走啊走啊，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里去了。但焚尸炉里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当今的恐怖主义蛮厉害，它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怎么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远比美国弱小，经过这么多次中东战争，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动员起来跟以色列打，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战斗力强？不错，但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强。它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至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处境最悲惨的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像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但事实上没有国家，财富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

2. 今天的中国不能靠武训的路子谋发展
国家主权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是最大的政治。国家主权是国家全体公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国家主权如果没有力量保证也会流于形式。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说明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一切；而没有力量，国家也会失去一切。苏联人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是非常惨的。大批很优秀的人，为生活跑到西方为人家的国家服务，还有一些人跑到咱们东北打工。现在有人说，只要我有本事，就有竞争力。但你如果失去国家，不管你有多优秀，很野蛮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两岸掳获的奴隶中有许多是很有学问的人；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GNP并不比西方差，中国国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颐和园里宫女会背唐诗，而入侵者绝不会有同样的水平背莎士比亚，那怎么就让人家欺负，死命往水里赶呢？有的宫女不甘侮辱就自杀了。究其原因那是她们失去国家的保护。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经济发达了、文化程度高了，国家竞争力就强，就能够解决好国家命运问题。
生存和发展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苏联在二战前有两种发展考虑：斯大林当时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布哈林则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来。斯大林说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边希特勒都武装起来了，你还这么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来个“不争论”。与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争论是搬掉人家的脑袋，搞了个大清洗。他换一批年轻人上来，目标挂帅，埋头苦干。最后，枪、炮、坦克、飞机都造出来了。等希特勒打来时，苏联已形成了很强大的反击实力，并很快打败了希特勒。回头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读书读傻了，读呆了。书上写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整个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就是这样的。但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利益的保护方式就要发生相应改变。布哈林不懂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的道理。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如果失去国家，那么经济发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类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战争连年不断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经济，以经济发展为雷打不动的中心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毛泽东曾批评《武训传》。书上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武训为了办教育，任人骑，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给两分钱，踢一脚给两分钱，骑到背上给两毛钱，回到家里一点点攒，把钱攒足了办教育而不是买枪炮反抗压迫，所以毛泽东对《武训传》就提出批评。如果将毛泽东的批评应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我们也不能靠武训先生的那套路子谋发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齿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仅仅长得漂亮温顺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齿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猫：好看，但快绝种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动物都留下来了。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教训是，仅靠实业和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得靠枪杆子。武训的爱国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义。现在中国许多学校教育办得学生不愿参军、不愿去国防工业单位，而是倾父母之财力，纷纷向西方国家跑。这样的教育对国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从枪炮做起，从爱国主义做起，要从国家关键的硬地方做起。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
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有人天真地幻想，说西方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吧？其实世界上有些事情说没就没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中国。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 的苏联人，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还算好的，苏联解体后还留下个俄罗斯。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没有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有很多大帝国，最后都变成很小的国家，西班牙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可现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儿，非常委琐。那谁可以想像，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将是什么样？如搞得不好，中国未来可能也会成为非常小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心目中是我们印制的地图上的样子，但谁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在李登辉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李登辉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台湾为中心，包括中原地区，顶多到河南这一片，也就是汪精卫时期的那个版图。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国大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时的中国。当时日本把中国整个肢解了，也占着台湾。现在李登辉正跟日本右翼谈，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李登辉埋怨日本人现在没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观” ，叫现在的日本人学那时的日本人。“大局观”是什么？就是肢解中国。这一点与日本人中岛岭雄、司马辽太郎及石原慎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们都写书认为中国必须分成若干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十几年时间，整个北方，即俄罗斯全都变了，变弱了。现在回头看目前这张世界政治地图，美国不放心的最后就剩下中国。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安全环境。
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的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只能是冷和平，热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说冷战不好，其实冷战时期发生的战争较少，相反冷战后的国际冲突越演越烈。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国家之间就是这样，外交部可以笑，但后面的军人是不能笑的。

3. 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与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风险，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风险。一种是在自然经济下发生的生存风险，一种是在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发展风险。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末期都要发生动乱、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后，再重新建设。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有人说这推动了历史进步。但马克思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的进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因此，生存不应是历史的本质，它更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我们研究中国朝代的更替，会发现它有其特殊规律。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自己是自己的“市场”，即自给自足。这样就很难形成商品性的生产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新产业和新投资。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它就没有办法利用剩余的生产力。当生产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其产品不能转化为利润及相应的投资。这样当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土地购买力量。因为在完全的自然农业经济下，只有农耕土地而非新经济产业是货币的最保险的银行。这与发展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间断衔接的新产业生长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发展决定生存，不发展就会死亡。自然经济的优势是生存能力，劳动在很简单的条件下严重依赖自然生产资料，即所谓靠山吃山，因而劳动也最容易形成。一块地，一件简单的劳动工具就会种出粮食并有少许贮存。自然经济有一种很强的生存优势，但发展能力非常脆弱。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其剩余价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没有新的水池与之衔接，这些不断增升的水必然外溢并把这个水池基础泡烂和冲垮，摧垮以后再重新建设。因发展而灭亡是自然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也是只见古代中国王朝更替而不见其间发生质变飞跃的原因。
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利益需求及国家安全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市场经济必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加入WTO，参与了全球化，而现时中不参与世界市场，不参与世界资源分配的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样就带来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障国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国际资本侵蚀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并获发展。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不再与土地和人口相联系了，而与利润、利益相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这是因为利润没有国界。利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来自世界的。国家利润总量往往标志着它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国家利润越多，其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于保障国家地租和赋税的稳定和扩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则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持续稳定和扩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总量规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发展的；后者是由生产和技术决定的，是无限的和发展的。发展，这个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滚动的概念，必然要波及并拉动全世界。


4. 拿破仑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这里会有同志问：西方同样也经历了自然经济阶段，为什么西方就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中国和西方相比，西方经过了一个几百年的大动乱即史书上说的“黑暗时期”，如果要说起来，这也要感谢我们的秦王赢政和汉武帝刘彻先生。在古罗马征战地中海的时候，商鞅变法为秦国积累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商鞅变法把井田制推翻，将军功与土地分配挂勾，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军立功的热情。他给小农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农民子弟又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国的战斗力特别强。汉朝中期，中国北方匈奴南下。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把他们赶走了。游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后退的条件下，他们便往西寻找生存空间，这就象多米诺牌一样带动了整个中亚东欧的民族大动迁，由此引发的历史结果是在公元5世纪末罗马帝国被冲垮。此后，欧洲就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此时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西方被民族迁移冲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中国却整体上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不仅如此，中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农民大起义而不倒，这又得益于西方的百年大混乱。欧洲此间宗教冲突、民族屠杀，各国间的王位争夺战争，他们顾不上我们。所以我们还经得起内部折腾，倒下去还能起来。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后，事情就不一样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过来了，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20世纪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资本出现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现象。资本使社会剩余产品有了新的投资场所。整个社会不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资本，什么有利润就生产什么，一切都随利润兴起或衰落。
资本一旦出现，世界就分成了两部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中心与外围。一方发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发展。这样，本来是统一的东西在这里成了对立的，比如生产力一方必然要压低消费一方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才可使利润最大化。但是本国消费压低到极点了，就会造成社会动乱。马克思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表达过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他说：“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 在19世纪40年代，引起整个欧洲动乱的就是这个原因。资本中心国家要把国内保护好，就得将市场危机转嫁出去。危机转嫁的早期对象就是欧洲大陆，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法国。法国及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转嫁危机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说英国是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起点的话，那么法国就是多极化的起点。
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做了一个交换，当时签了一个“伊甸条约” 。但到1789年法国就进入国家动乱。当时那里的情况跟我们今天进入WTO的情况一样。高势能的资本冲击使法国也出现国家风险，整个政权发生动摇。大部分农民失业。当时法国人不理解，曾经非常辉煌的法国怎么就被英国赶上了呢。开始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还从法国出发下海征服英国并自立为英王。现在英国人怎么就一下子发起来了。法国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开始法国人简单地认为，人家有钱。法国人想，我拿我的农产品跟你工业产品交换，有了钱以后我再买你的东西，买得多了我不就与你一样“富裕”了嘛。其实不是这样。关键在于英国产品成本低，原材料产品的附加值高，法国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换，法国农业产品不堪重负，农民迅速解体。
法国农民解体后蜂涌进城，这和今天中国的情况大体相似。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就闹革命。这样便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仑连同《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法国社会矛盾的。到19世纪50年代，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法国还为就业问题所困扰。当时组成劳动工厂，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失业的人数太多，已超出国家承受的极限。找不到工作，人就会有怨言，说政府腐败，要换政权，要搞革命。于是社会就开始动乱。有意思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凡是社会动乱的时候，理论思潮就特别发达。这叫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平衡发展规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正在向近代化转型，此间欧洲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巨匠。俄国农民大苦难时期，出现了托尔斯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出现了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权宣言》。当时人们都觉得，只要解放了人，整个问题就解决了。社会舆论全部参加这场运动，开始是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到最后就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反腐败很厉害，是用断头台的方式来“反腐倡廉”的。人们痛恨商人和高利贷者，罗伯斯庇尔还把大商人丹东杀了。法国当时是喊人权喊得最厉害的时候，而同时也是杀人最多的时候，断头台就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产物。这是悖论。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是最热爱自由的，但最残酷的事情就在那时发生。狄更斯《双城记》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人的所有怨恨一古脑全推到“腐败”和“奸商”身上，其实这里有情绪化的成份。当时法国的问题是生产和劳动发生结构性矛盾了，是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对整个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基础的冲击的后果。农业产品没有竞争力，这对小农业为主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就是一场就业灾难。没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会闹事。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以史为鉴，可知得失。进入WTO后，中国的农业受到的冲击将是不可想像的。外国粮食进口，中国农民种的粮食、水果、蔬菜之类，若无国家特别扶持，仅成本一项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中国***亿农民，种地不挣钱，进城又没工作，大量劳动力一旦失去就业机会，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当时只有拿破仑意识到问题的要害。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 拿破仑采取的方法是从外围打击英国，推动资本多极化。这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南方地位的法国和处于北方地位的英国第一次发生的“南北冲突”。拿破仑知道对资本中心的冲击应该是从它的外围开始，英国是靠外围国家来供养。拿破仑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断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联系，没有印度就没有英国。 拿破仑被授权组成一个远征军，直接到中东地区， 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国纳尔逊率领的海军打败了。
海上的失败只有以大陆的胜利来弥补。1806年拿破仑颁布“米兰敕令”，封锁欧洲大陆，不准大陆国家与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同时他推动法国的民族资本在欧洲全力扩张。《拿破仑法典》给整个欧洲的农奴予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农民，为欧洲，特别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拿破仑法典》解决了法国破产农民带来的就业问题，这跟中国战国时的商鞅政策一样：小农的战斗力是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谁给农民土地谁就有兵源。农业破产使拿破仑有了丰富的兵源，而拿破仑给破产农民以土地，又得到农民的忠诚。农民参军消耗一部分社会“闲杂人员”，资本家在欧洲扩张，增加了国内就业。这两方面解决了法国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拿破仑的欧洲政策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很相似：军队先行，商人紧跟。企业加产品强力扩展市场。拿破仑用暴力强行建立以本民族资本为中心的国际市场。虽然拿破仑失败了，但是法国生产力没有垮下去。拿破仑战争后，法国挤入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这是所谓“北方国家”的原始成员。后来德国，美国，都是沿这条路线挤入国际资本中心，成为国际资本俱乐部的成员。
美国的发展道路对我们中国也有可借鉴的地方。美国最早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将北美洲当做英国资本发展的“外围”地区，是英国的“奶牛”。在英国人眼中，北美只能生存但不能发展。
当时的北美之于英国形势，有点像今日中国之于美国的形势，英国绝对不想在它的西侧有一个强国出现。但是北美人民不愿作英国的“奶牛”，于是他们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压迫，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811—1814年，美国又跟英国打仗，英国败了，美国这才彻底独立。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想肢解美国，它支持南方独立。当时英国统治世界的方式，首先不是人权，也不是所谓民主价值观，而是将有可能成为重要对手的国家肢解。明治时期日本军人和政治家也意识到这一点。日本强大后，先占领朝鲜，再打败中国和俄国，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若干个“卫星国”。富裕和军事强大的国家的地理版图越小，其外围缓冲区的需求就越大，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则。英国人和日本人都明白，由于没有得以迂回的纵深地带，像它们那样版图小而国力强的国家，如没有相应的外围地区，就难以确保自己的边界安全。美国人对林肯那么敬仰，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解放了奴隶，而是由于他为美国争回了大国必须拥有的起码的地理版图。这对美国未来的强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南北统一，可以想像今天的美洲将是什么样子。所以肢解或变相肢解对手国家是西方政客常用的手段。这是一个理论视角，由此观之，毛泽东统一中国大陆及将来中国政府统一台湾等岛屿的努力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由此引出一个小故事，1803年杰斐逊总统以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里“购得”路易斯安那，这片从密西西比河直达洛矶山的广大平原，相当于当时美国版图的一倍。人们不理解拿破仑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说拿破仑当时如何困难，如何需要钱，但是最关键的是拿破仑要在英国的西翼，为英国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以减轻英国对法国的战略压力。这是一着既睿智又深远的布局。所以今天的美国真要感谢的不光是林肯，还应当有拿破仑。后来事实证明，美国的崛起对英国的未来是灾难性的事件。英国西东两边受制于美国与法国，这既分散了英国的力量，也减轻了法国的压力。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主角。
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反视今日欧洲大陆人的国际观，就会认识到，今日欧洲大陆人也是用当时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对待今日的美国和中国：利用中国制衡美国以减轻欧洲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英国开辟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运动而言，拿破仑开辟了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运动。因此说，拿破仑的意义不仅是历史性的，它更是世界性的。

5.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早期美国人是今日中国人的先生
对于居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南方国家而言，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在古代我们曾经也辉煌过。当时世界只有四大文明古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但是风水轮流转，到近代转到英国那边了。英国之后风水又转到美国那边了。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也没有经历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只要国家经济以资本为发展的动力，国内就必然要出现生产与消费的两极分化。资本的一方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压低消费，以获取高利润率。这造成美国在19世纪70、80年代的严重的社会动荡。那时美国工人的罢工、游行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今天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都是美国工人争取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美国政府是个严峻的考验。历史把美国推到十字路口：是走后来的拉美道路，当英国资本的附庸，还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美国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知道，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它更需要大量的国际资源向美国回流，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
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南方国家也有同类问题。西方人说是南方国家法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这是不负责的话：你没资源又怎能使它完善。中国法律明明写着，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山沟里的孩子有权利但没能力享受这个权利，为什么？没有钱。钱是资源的占有形式。中国有限资源不足以支持全面小康的消费水平，远远不够。怎么办，只有强行参与大国间的国际资源分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向世界。英国就是这样，英国是美国的老师，美国学它的老师，反对英国霸权，向世界要资源。昨天的美国也是今日中国的老师，我们也要向美国学习，反对美国的霸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资源分配。
前面讲了，国家间财富的转移本质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换实现的。美国在19世纪末期，也面临着英国的霸权压力，国内又有问题。美国要走出去，要和世界交往，但是如果对海洋没有控制，没有海权，其海外利益就没有保证。英国早期海军是跟着贸易走的，是保护商船用的。英国早期海军将领多是海盗出身。一般来说，一个历史运动在其初创阶段往往是一些泥腿子粗人发动的。后来英国在海上打败了西班牙，成了海上的霸主。控制了大海，也就控制了世界财富的转移通道。西方海军对于东方国家威胁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在西方海军的舰炮下，东方的财富迅速流向西方。
19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了工人宪章运动，英国政府并没有对之实行血腥镇压，而是利用自己强大的制海权在东方发动了“鸦片战争”，打赢中国后，白花花的银子就流回了英国。当时中国可算得上世界首富。经历了40和5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和90年代的甲午战争后，半个世纪间，中国一下子成了穷国。财富到哪去了呢，流到西方去了。所以70年代英国出现一种叫“工人阶级贵族化”的现象。当贵族是要有钱的，钱从哪来，从东方来。19世纪40至70年代，西方国家在东方发动许多战争，目的都是掠夺东方的财富。与西班牙、葡萄牙掠夺拉丁美洲财富的后果不同，19世纪西方从东方掠夺的财富都转化成了工业资本，而非商业或高利贷资本。这奠定了今天英美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物质基础。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这时期中国人的心思用于什么呢？用于建颐和园。人家则用于造海军，钱都用于造军舰，到 19世纪末期，美国海军的吨位排到世界前列。1898年，美国一举拿掉了夏威夷、古巴、菲律宾和关岛等，1900年，它就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这都在向谁挑战呢？在向西班牙挑战，向英国挑战。如果仅从地理位置而不从主权归属上看，如将夏威夷比作我们中国的台湾，美国一年内就将它拿下了，而我们统一台湾的口号却喊了50多年而不见结果！学者们研究呀研究，说台湾是否独立，“还得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还“有三种可能性”。现在“台独势力”日益坐大，时间已不容我们回避挑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人的确是我们的先生。

6. 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
国际斗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国际斗争绝对不能想像着说话。我有和平愿望，说和平发展是人类共同愿望，但人类战争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所以不能一厢情愿地想问题，愿望归愿望，解决问题还是要现实些。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再好，总还要吃粮食而不能吃空气和阳光。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一个国家判断问题总要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是资源。中国已从昨天的产品短缺，继而市场短缺转向现在的资源短缺。20世纪初美国冲破英国霸权走向东方，为什么呢？为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
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中国19世纪末垮下去后，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很可能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被肢解分割了。
20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中国衰落到即将被肢解的边缘。但天不亡我中华：1914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占领中国的洋人都回去了，顾不上这边了。这使中国的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说到这里，也应感谢曾国藩，有人说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曾国藩也利用清王朝的资源事实上培养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后来中国的北伐及中国的统一。所以保守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在某些方面作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
从民国成立到1933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但日本人可不高兴，他们不愿让中国崛起。日本人一直想肢解中国，引诱中国发生内战。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从俄国回中国进入东北时，他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踪，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拨国共两党内斗，以便坐收渔利。日本人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为什么在1937年？这是由于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国人开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日本人分裂中国，挑拔中国内乱的企图破灭了。图穷匕首见，日本最终向中国全面开战。
1937年，中国进入全民抗战。日本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打到上海就行了，不要再往南走了。当时近卫内阁是这种观点。他们当时答应汪精卫过去后，逐渐退出并还政于汪。但日本军人不行，后东条英机组阁，近卫下台，日本军人的疯狂一发不可收拾，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日美开战。这一下蒋介石高兴了。
当时斯大林是一切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面临希特勒在欧洲的攻势，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斯大林当时一直想将日本的祸水南引。国联为“9•18事件”派个李顿调查团，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当时美国也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 。接着就是在日本的扶持下华北、华南纷纷成立傀儡政府。今天李登辉所梦寐以求的也就是当时汪精卫的地盘。汪精卫当时的理论也跟今天一些对日关系的理论视角很相似，什么不能与日本人打呀，什么日本先进，与日改善关系有利于牵制美国，对中国有好处呀。可以假设，当时如果日本打到上海就停止不再南下到英美的势力范围，那英美有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日妥协。果真如此，那今日中国就很可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日本军人余勇可贾，一气打过30度，偷袭了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日本战败后，其版图又回到明治时期，中国崛起是今后日本永远的痛。与美国比，日本更希望中国分裂。
有人说经济联系必然造成和平。但是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其经济利益依存度远比中美高。据美国学者孔华润提供的数据表明，1940年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1.9%和5.6%。所以美国一直跟日本关系不错。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华北时，美国还卖日本石油呢。当日本打过了上海，影响了英美国家的海外利益，美国就不干了。与美国资本崛起并由此与英国冲突的原因一样，日本资本的兴起，也必然需要海外能源、市场和金融资源。这样就要在太平洋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开始的时候想通过牺牲中国利益，甚至牺牲美国在太平洋的部分利益来与日本妥协，日本不满足，攻击了美国珍珠港，这使美国最终反与没有多少经济联系的中国牢牢地结盟。经济联系与政治联系有许多时候是分离的。这也不奇怪。经济联系多了，矛盾也就多，经济矛盾激化就转为政治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就上了英美反法西斯的顺车，参加了埃及开罗会议，我们最终成了战胜国之一，并且台湾等岛屿的主权在战后都回归中国。

7. 政治家的胆识在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
二战以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这时候我们中国国共打得很厉害。印度则在闹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鲁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简直是书呆子，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当时尼赫鲁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认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迟早会回来。但巴国一去不复返，不仅回不来，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现在有些中国人对台湾也持这种看法：认为台湾如分裂出去，如果我们搞好了，到时候它自然选择回来。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马就在哥仑比亚眼皮下， 1903年独立到现在都100多年了还没有回到哥仑比亚。哥仑比亚是那么大的国家，你看地图，巴拿马在其上面只是一个小点，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当时没有分裂的事，我们设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冲突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强权人物。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在太平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就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后一位是跟希特勒、东条英机的。钱德拉•鲍斯还跟汪精卫一块照过像。他主张用军事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种主张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他死于飞机失事。这个人不是公子哥儿，不搞尼赫鲁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戏。可以设想，当时如果钱德拉•鲍斯没有死，并当选为印度总理，那印度的历史可能完全不一样，国内分离势力就会毫不留情地被消灭掉。尽管钱德拉•鲍斯死了这么多年，可许多印度人，特别是大学生很怀念他，认为他是英雄。
我们来看看与尼赫鲁同时期的毛泽东。印度独立时，共产党正跟蒋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闹独立，与美国、印度的一些势力勾结。可以设想，1948年，如果印度当时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这些“藏独”分子，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无力西顾，后来再谈判那也很难是今天这样的局面。毛泽东在 1949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尼赫鲁反应过来后，又是抗议又是遣责，后来还搞什么“前进运动”，小脚老太婆似地一点点一点点地蚕食西藏。毛泽东没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击退入侵中国的印兵。
有人问中国为什么在1962年打赢了又退回来了呢？
如果我们看看西藏地形就会明白毛泽东所出的是险招，这与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致的，当时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只是险胜。我们后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动力将战争物资运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惊人。如果印度拖我们半年，这场战争就可能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大局。毛泽东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鲁在小步前进，而我们的毛泽东则兵贵神速，一步到位，打他个措手不及。当印度一片混乱，神志未定之际，我们又立即收兵，把缴获的武器还给他们，给国际上树立了正义、和平的形象。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从1952年抗美援朝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到现在，中国东北与西南均无战事。有些事就得这样，你如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节，反倒会有和平。毛泽东敢出险棋，善出险招，结果用时间最短的战争，赢得中国边界上时间最长的和平。这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范例，也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大贡献。
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是从孙中山开始的。看看过去的历史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情景让人难受。前一阵听说有一个东欧国家飞机出事，华人就被关到机场大厅，而西方人则都被送到宾馆，怎么说都没用。大家都知道，国家不强大，国民受人欺。1949年，中国开始走向强大，当时中国被美国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冲出来？是靠斗争而不是妥协。美国已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国当时的东北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刚建国，百废待兴，我们就东北那一点重工业基地，但在它的东翼，美国已大兵压境。当时我们一些人认为美国不会打中国，也不想打中国。毛泽东不信。毛泽东不是从美国的言辞而是从双方力量变化中看问题。一旦美国拿下朝鲜，美国再翻脸中国就来不及了。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才不信那些没有力量保证的承诺。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那时候美国有原子弹。我们什么先进武器都没有，就是有勇气。但我们打赢了。有人说打平了，中国那么穷，打平了就是打赢了。周恩来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各国代表都拍手欢迎中国代表团：他们为中国的勇气和胜利而欢呼，为中国打掉美国骄横霸气而欢呼。想得出来，当时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感觉特别好。国际斗争有时候就是这样，关键时候要有勇气扳手腕，输赢在此一举。


8. 没有统一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与苏联相似，在中国建设道路上曾经也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慢慢来，直接搞私有制，经过很长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再搞社会主义。开始毛泽东也是这样想的，后来他改变了想法。我的下乡经历与2000年到印度访学的经历才使我理解毛泽东当年快速搞公有制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鲁开始也是搞社会主义，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们知道，不同的所有制下的同一种产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一旦搞私有制，生产资料交易就包括了制度成本，其结果是无谓地增加了国家基础建设成本，并使中国现代化在其初始阶段就会因其无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断。印度的基础建设至今老化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块地都得买。在印度修一条铁路花的钱远比同时期的中国高。我曾下过乡，当时国家若征用某块地，只要公社一纸命令到乡，一路畅通，村民没有任何异议，根本没有今天那种哭爹喊娘的情况。当时中国搞三线，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毛泽东通过所有制改造将生产资料交易成本压到最低，与印度的尼赫鲁相比，我们的毛泽东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时间，用最低的成本，为新中国奠定了崛起的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建在这个基础上。
印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报纸上说印度是软件大国、科技大国，但印度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我到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的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印度有钱人也不买电脑，买了没有用。它整个生产与市场完全是分离的，市场依托于国外，国内大量穷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办，穷人的一些消费项目如饮水、医疗等都是免费的。有一次我去他们政府办的医院作了个小手术，从挂号到手术结束共花了10卢比，相当人民币两元钱。印度多数人是穷人，穷人手头没有多少货币，因而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力。因此统计数字表现出的消费高指数多是政府包办而非国内民间资本拉动的。印度人聪明的脑袋是给外国人长的。我去一个小餐馆，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在印度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人绝顶聪明，但这只能为美国人服务，因为印度的民族市场很小。前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数时间却在英美两国。只是由于他未放弃印度国藉而非为印度长期工作才成为首位诺贝尔奖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这位印裔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印度人意味着什么，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应该按着拉美模式搞下去。
我们现在讲GNP，一定要研究其构成，而不能只看总量。一个国家的资本构成、储蓄构成反映一国经济的性质。是自主型的国民经济还是依附型的经济，从GNP 的构成才可看出。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GNP达到几万亿，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看它的结构是什么。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构成表明它不是强国。
中国农业改造问题一直没解决好。所谓“农业改造”就是将中国传统的自然的小农业经济改造为现代的市场农场经济。中国自秦以后始终是自然小农业经济， 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领导人就考虑农业改造问题。但由于它涉及商品经济，因而中央的农业政策始终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摇摆。当时人民公社，有了大农场经济的形式但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当时人们意识不到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邓小平先从农业问题入手，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尽管小农业经济有启动快的特点，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户地生产，全家人力投入到一两亩地里，生产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农场比高得不成比例。当时中国农业提供给城市的是自给自足之后的剩余产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产因没有利润压力而失去效率。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这种自然小农业经济整个就撑不住了。城市工业品价格的增长使得自然小农业因成本高于产出，加之国外优质低价的农产品的引入，中国农业很快面临瓦解的危机。可以预言，随着WTO规定的中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期结束，如果政府对农业还无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国的农业危机将有可能转化为1789年法国式的政治灾难 。
有一幅漫画，一辆牛车拉了个卡车空壳，这似乎是中国农业的写照。卡车是现代化的城市经济，牛车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是城市的基础。建立在正面临破产的自然小农业之上的现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吗，能有发展潜力吗？牛车上的卡车是不可能跑快的。现在中国农村只剩小孩、妇女、老人，已近解体的边缘。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农业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就有些同志对农业老牛有些不耐烦了，要把牛车一脚踹掉。但如果我们由于没有耐心改造而是要放弃我们的农业基础，那中国经济只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历史表明，没有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目前中国出现涉及大量工人下岗，农民生活无法保障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不足。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它们用牺牲殖民地资源的方法来补偿了国内的社会问题。广大的殖民地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丰厚的利润。英国把印度变成殖民地，这么多年，印度还这么贫穷，就很说明问题。近代史几百年，西方走的多是这条剥夺资本外围地区的道路，斯大林走的是另种道路。这就是剥夺本国农民，同时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他就用集体农庄的方式杜绝分配不均。但就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既不能搞殖民地，也不能搞绝对平均的集体化政策。怎么办呢？只有走出去。慢慢发展不行，但工人、农民的生存权应该放在第一位，从政治上看，国家还是应该确立多数劳动者阶层的基础地位。现在电影不是什么什么“总”就是什么什么“董”，要不就是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这有些问题，世界难道都是 “总”“董”们的吗？不完全，还有工人、农民。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占公民的百分之***十，因而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我们不能说他们困难多就不管他们。他们是国家的双脚。脚臭了得洗，有病了还得做“足疗”，使它强健。谁都知道臭脚丫子不好，但能砍掉吗？当然不能，它们是全身的基础。我们国家各阶层是一个整体，一定要保护好。我觉得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很长远的考虑。不能一切都以生产力为标准，我们还是应该以人，特别是以广大劳动者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为生产力高低的标准，以工农为生产力服务的主体，这是立国之本。国家富裕的标准近期看，应是工农的收入多少，他们是民族市场的基础。如果百分之几的少数人占有全民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后果是很可怕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本国工人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转轨中做了很大的牺牲。实际上我们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农民社会保障是现阶段中国的最高利益，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真正崛起的政治保证。
有人会说，目前的情况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随中国经济富裕了，这些问题就会在改革中逐渐消失。但现在美国可能不会给中国充裕时间让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崛起。为什么？你现在是最弱的时期，谁都明白你渐进的结果是什么。邓小平书里都写明白了，韬光养晦，沉着冷静，这话也都翻成英文了，人家也不是不知道。现在霸权国家目的是要把中国国内的资源掏光，然后叫你后悔。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他过去经商时得到的经验是，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我们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及时做好准备。

9. 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会战争不断
邓小平对中国最重大的贡献，是将中国从自然经济带进市场经济。但我们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发现在工业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快的同时，我们的民族农业市场越来越脆弱，撑不住工业速度，于是中国工业产品日益依赖海外市场。经济依托海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海外的自卫手段非常弱。结果是我们对海外市场依赖越来越大的同时，我们和世界霸权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双方可以宽让的余地越来越少了。
除市场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过去我们怎么不是这样呢？过去我们的经济在做瑜珈功，瑜珈功的特点在于顽强的生存性，吸收一点点资源，一点水、空气就行，有点像泥鳅。自然经济就是这种经济形态，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这样能够活得很长。我们那个时候，资源没怎么开发，消费也很低，觉得地大物博。现在我们消费有些畸型。比如说买茶叶，茶叶罐子比茶叶都高级，为了促销有利润。为了利润，不惜恶性竞争。与减肥现象一样，为了长身体，厂家鼓励你多吃，这会产生利润；吃胖了，厂家又鼓励你减肥，这又是利润。这左也是利润，右也是利润，最终结果是零和。但这样浪费的前提是对难以再生的资源高消耗。我们在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时知道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但马克思那个时候意识不到另一个问题，即资源不能无限涌流；煤、铁、石油，都不能无限涌流；土地和地力也不能无限涌流。生产力与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相似，现在我们肠胃消化功能很强，但没粮食吃，工业粮食就是资源。没吃的而肠胃消化功能又强，这意味着死得快。那还不如瑜珈功，低消耗，活得时间长。
但这又产生了新的即竞争力不强的问题。竞争是动物的本能，不同竞争力的动物有不同的竞争方式。对于弱小动物而言，它们参与竞争的方式是负向自卫。比如蚊子、老鼠、蚂蚁、野草等，由于它们攻击力不强，作为弥补，它们的繁殖力却高得惊人，以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我们中国已不能选择这种竞争方法，因为我们已长得强壮起来，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即生产力日益强大。过去的问题是肠胃“消化功能”处于潜在状态。现在的问题则是粮食不够吃。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曲线是上升的，但大家仔细一看，有个阴影也在上升，即资源消耗曲线也在上升。如果把经济的利润补到资源即环保上的结果却是零和。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是经济曲线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曲线下降，形成剪刀差。英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它们通过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的资源来保护本国的环境。随南方国家的发展加快，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因此可以预料，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人类降低资源消耗的终极方式。现在我们国内资源已近枯竭。中国西部沙漠开始“农村包围城市” 了，蝗虫也来了，听说内蒙的野生动物往外蒙跑，东部地区的青蛙往马路上跑。有人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没有森林和田地了，水田都盖成大楼了，野生动物只有往有森林的地区跑，青蛙只有往马路上跑。这都是生态问题。生态问题越严重，我们对国际资源的依存度就会越大。
世界资源“蛋糕”就这么大。七国集团已瓜分完毕，新崛起的国家已饥肠辘辘。如果说，20世纪的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短缺，21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资源短缺。据尼克松披露：勃列日涅夫告诉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只要卡住西方的资源，就能卡死西方。 尼克松说，资源是西方政治的关键。
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世界资源。美国人和我们比更娇气。他们加利福尼亚轮流停一下电，就受不了。这是由于他们已习惯于高消费，消费水平落不得。印度人和我们相比，我们更娇气，印度的气温五十度是正常的。咱们四十度就算高温了。2000年下半年印度整个北方停了两天电，当时我已觉酷热难忍，可印度人也没觉得过不下去。生活水平是刚性的，能上不能下，除非发生战争。美国资源消费量最大，所以它对世界的依存度就大，它要对世界控制，尤其是军事控制。美国像一个螃蟹，腹部非常软，这叫民主，但是爪子非常硬，这叫霸权。它是对内民主，对外霸权。它抓世界的时候很厉害。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快衰落了，但它短期内垮不了，为什么？它会且有能力排毒，排毒可以养颜。排毒就是转嫁危机。如果本身的内毒排不出去，它就要打仗。前面讲过，世界财富的转移是靠国家暴力完成的，现在再加一句，资本主义危机也是靠暴力排放出去的。
将资源比作水库，将地区经济比作吸水的海绵。原来世界只有北美和欧洲两大海绵。冷战后，以中国为主动力的东亚地区崛起。这样世界在水的总量（常规资源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世界吸水的海绵体却增加了东亚这一大块。美国是资源吞吐量大，必须泡在资源水池中才能存活的国家，但现在水池中的水不够它用了，他身体就出毛病。现在欧元出现且竞争力强劲，吸纳资金的“海绵”越来越大，再加中国持续崛起，这样世界常规资源将会在这三大经济体增长下严重短缺。如不降低资源消耗总量，这三大经济体必然要发生冲突，结果不是三方同时降低消费水平，就是有一方要被对手打掉。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是民主而非资源问题。但和平民主需要的不主要是学问而是资源。别说莱温斯基案件要花多少钱，就说中国农民要有了冤情，按法治程序说，应该打官司，相信国家，这没问题。但国家的官司也向他要钱，于是农民的态度就不取决于法治观念和民主程序而取决于经济收入，可现实中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只够买法治教材而不够打一场官司。如果打不起官司，那这位农民必定要选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但如果连这点费用也没有，那只有独自去冒险。市场经济，都讲成本。西方国家不怕，它有大量来自南方国家的高额利润回流。从生到老保证没事，出了事保你打官司有钱，这样社会就会稳定。中国农民打官司，低级法院不行到中级法院，可能到不了最高法院，作为原告的农民几乎要倾家荡产了。为什么恐怖主义在穷困地区有市场，主要是经济问题。理论和法律上规定的和能不能做到是两回事，解决问题需要资源。西方有巨大的资源来滋养，因此它国内民主发展就有物质基础。但前提是它必须牢牢地钳住世界资源。由于欧洲统一和东亚经济崛起对国际资源需求日益增长，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攫取更多地选择暴力方式。从1999年到2003年，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而每一场战争都与控制国际资源的目的有关。
但从政治考虑，目前美国还不会对欧洲采取行动，因为欧洲是分散的。同时美国也并不希望中国彻底分裂。它只希望中国最好像欧洲一样，相对分裂，各地来个“高度自治”，让中国各地政治内耗，从而使其不仅无力向海外索取资源，而且还需要外部干涉。从地区战略看，美国希望亚洲这几个大国处于相互制衡状态。因此中国不能太弱，还得帮美国拽着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如果中国彻底垮下去，亚洲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政治真空，印度、日本、俄罗斯就会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填补这个真空。那样的话美国就吃不消了。 只有亚洲大国相互都拽着，美国才可以在世界上获得利益。
与当年英国一样，中断美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其经济垮台的前提。它强大的消费能力需要从外面大量吸收资源。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它毁灭的是整个世界，但是在有限的地区和时间内人类无法感受到这种结果。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没有办法。最终人类还只有从社会主义中找出路。我们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补一句，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类。


10. 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
我们谈世界资源，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未来也要搞世界扩张呢？
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并且我认为世界扩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我赞同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中国永不称霸的外交原则。
邓小平给中国定下的未来五十年的发展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中国发展定位在“地区性大国”的层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通过地区性的影响来实现的。我们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美国国务院从来不考虑国内的事。美国军事演习总是以世界某些大国为假想对手，以世界某个地区为假想战场。我们的军人看的是我们山海关、武汉、长江等，美国军人则是红海、巴拿马运河、关岛，冲绳岛等。未来中国的军人要有世界眼光，这是美国人教给我们的经验；未来的中国外交要从本土防卫政策向地区性守成政策转化，从内敛型守拙政策向外向型积极防御政策转化，长期经营于亚洲，与邻为善，为中国百年国运打下深深的根基。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衰兴历程对未来中国是一面镜子。而研究德国，就不能不了解德国百年国运的奠基人俾斯麦。俾斯麦生于1815年卒于1898年，其生平几乎覆盖了整个19世纪。俾斯麦青年时的德国四分五裂，而法国又在拿破仑失败后一蹶不振。这为德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时机。1848年法国拿破仑三世路易 •拿破仑上台，这对四分五裂的德国形成巨大的压力。而1854年到1856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又使德国不得不面对来自俄国的压力。1862年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主张“铁血政策”，用王朝战争和国际交叉联盟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1862年9月，他在议会中就自由派提出的立宪君主制要求时回答说：
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德意志南部各邦——巴伐利亚，符登堡和巴登——愿意浸沉于自由主义之中，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人愿把帝鲁士应充当的角色派给它们！帝鲁士必须聚集她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曾一再到来而又被放过。自从维也纳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就不是为一个健全的政治集合体而适当设计的。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  
1864年俾斯麦在与奥地利联盟和确保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中立后，向丹麦宣战，一举拿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基尔港。接着俾斯麦又与意大利结盟，确保法国中立，不顾奥地利的阻挠，1866年开始并完成德意志的统一战争，成立北德意志联邦。这使当时的欧洲受到巨大的震惊。意大利枢机主教国务秘书安东内利听到普鲁士统一战争胜利的消息时惊呼：“天塌下来了！”英国《旁观者》报评论说：“已经有三十个（！）王朝被扫到一边去了。两千万人的命运就此永远改变。世界政治已经面目全非。”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承认，德国统一是法国四百年来最大的不幸。 “多少事，从来急”，俾斯麦并未因此停步，他估计德国统一后，德法战争不可避免，对拿破仑三世好大喜功性格十分了解的俾斯麦，借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的时机，以优势兵力迅速深入法国，色当一战俘获拿破仑三世及其9万军队后，俾斯麦又乘胜挥师巴黎协助梯也尔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从法国获 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获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区。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从1866年至1872年，俾斯麦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由此彻底改变了长期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均势，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卓然不拔的地位。
然而这还不是俾斯麦的过人之处。真正需要未来中国人学习和领会的是俾斯麦在胜利后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以及为了坚持其外交原则，他不惜与新皇帝决裂的精神。
俾斯麦与当时大多数仍处在胜利亢奋中的德国人相反，认为德国胜利后的外交活动余地更加有限。他说：“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攻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只有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攻击的可能。此外，根据历史整个发展的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欧洲国家“只能容忍德国的实力强大到不至于触犯其自身安全为限”。1871年后，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此后他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俾斯麦立即在官方文告及议会演说中反复强调“除了自己继续保持安宁，在和平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外”帝国别无他求。在欧洲大国间，他小心翼翼地采取维护俄德关系，稳定德、俄、奥之间的三皇关系。1872年德俄奥三国皇帝签订协定，声称一旦和平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则“无需寻求或缔结新的盟约，即可彼此进行协商，以求达成共同遵循之路线”。1882年俾斯麦利用英法意在地中海冲突的机会，拉拢意大利与德、奥形成三国同盟。1887年这个同盟又得到进一步续延。同年，俾斯麦又与俄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史称“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建立这些交叉结盟网络体系的目的是防止、限制、削弱法国复仇的可能性。1872年，在普法战争胜利后，俾斯麦在给当时德国驻巴黎大使阿尼姆伯爵的信中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法国让我们安宁，要防止法国——假如它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的话——找到盟友。只要法国还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危险；而只要欧洲的大君主国团结在一起，一个共和国对它们就没有什么危险。”1874年俾斯麦对驻法大使霍恩洛厄侯爵发出指示：德国最关心的是，“法国在内部不要变得强大，对外也不要被看成强国，免得它争取到盟友”。德国统一并打败法国后，尽管德国拥有令整个欧洲生畏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曾强烈主张“铁血政策”的俾斯麦这时对武力使用却更加慎重。这时的他仅将强大的德国军力当做提高德国结盟砝码以及威慑潜在敌人的手段而已。他将军事置于政治之下，将德意志的强国地位限于欧洲地区，拒绝任何全球性的战略企图。总之，俾斯麦担任首相职务将近二十年，他企图达到的目的就是争取在政治上出现除法国外各国都需要德国的形势。而稳定四方的目的又是用较长时间巩固、消化德国1866年至1872年在欧洲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
俾斯麦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国国力迅速上升。19世纪末，也就是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已超过英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德国国内滋生了向世界扩张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为此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此后德国大规模扩军，实行海外扩张的政策。 1880年德国陆海军人数为42.6万,到1904年一战爆发时已达89.1万,同期战舰吨位从0.88万吨扩张到13.05万吨。 1897年，德国占领中国的胶州湾和青岛，次年从西班牙手里取得加罗林群岛、马利安纳群岛和帕劳群岛，1899年和英美签订条约并获得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1902年修建巴格达铁路直逼英俄中东利益，这强化了德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直接对抗。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新方针” 引起了其他大国的警觉。1894年法俄两国建立同盟。20世纪初英国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 1902年英日建立同盟，1907年英俄在中东利益妥协，签订“英俄协约”。而与德国形成同盟关系的意大利也在1902年同法国签订秘密协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俾斯麦时期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荡然无存，德国与奥匈帝国已四面楚歌。1914年德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在战争中全面毁灭；30年代末德国希特勒步其后尘，结果又是德国被强力肢解。
德国这段历史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用的。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在主权问题上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而在国际问题上是准确把握大国间的利益边际；在大国竞争中决不透支国力。俾斯麦外交的重要经验在于：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
威廉二世与俾斯麦分道扬镳是德国的悲哀。正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们“急于表明其气概”的“性格弱点”  ，才造成德国超度使用国力和德国毁灭的后果。基辛格博士对俾斯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然而其国运兴衰却与其追求世界霸权的政策紧密相关。
二战后欧洲的衰落极大地突出了美国的地位。美国绝对优越的经济实力也曾使美国在其海权扩张中表现出“威廉二世”式的轻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辙。为控制整个太平洋，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把冲绳建成它在亚洲的最大海军基地。1947年，美国海军占领了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受到严重挫伤。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进入中南半岛，企图独担“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后国力开始在世界扩张中透支。1960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1970年下降为 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 到1980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此后，美国国力开始回升，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1991、1999、2001及2003年，美国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及中亚地区，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今天的中国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今天的美国相当于19世纪的英国。但美国现在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小布什上台后，在国际问题上更是一副“舍我其谁” 的霸主英姿。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崛起。正因此，美国才要重复以往英国遏制美国的政策以对付中国。但是对于未来崛起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汲取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选择美国今天的称霸世界的道路。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衰落的历史经验表明：地区性守成则国强，世界性扩张则国亡。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透支。 所以，今后不管中国发展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应谨记并遵循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外交路线，这是一条高度浓缩老一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强国路线。


11. 用公民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在国家制度创新目标的选择上，目前中国流行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意见，但细想起来，似乎两种提法都不太科学。
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民族自决权理论。“民族自决权”指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自由分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它最初是由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政治要求之一。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领土的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 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地、附属国纷纷宣告独立，作为主权国家参加联合国。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独立的和以前独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在联合国中占多数。在它们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从1958年以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确认民族自决权。其中最重要的是1960 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以89票对0票、9票弃权通过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项宣言确立了“民族自决权”为一项法律权利。1966年12月16日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0年10月24日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58年12月12日、1965年12月20日和1975年11月10日联大先后通过的有关民族自决的决议，都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民族自决权的国际实践和理论。
“民族自决权”也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内容。
民族自决权的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国家和选择国家形式的权利。当某一民族还在受外国奴役或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则是民族自决权，即有自主建国的权利，这也正是目前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建国事业的法理基础。但是当这个民族自决成立了国家，那么它原来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在这时就已让渡并服从于国家主权，民族身份应让位于国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决权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主体地位也自动让位于其自主选择的国家主体地位。这时原先的民族主义，就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完成了自我否定。这如谈恋爱结婚的道理一样，结婚之前，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这对个人称人权，在民族问题上则是“民族自决权”。谈恋爱时，我有权决定跟这个人结婚，或者跟那个人结婚。但一旦结婚，两个人权就经相互让渡而成为一个家庭权利，两个人的部分权利就让渡于家庭的权利。如要离婚，就必须要经过国家法律认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你可以单独，也可以与其他民族联合建立一个国家，然而你一旦完成了这一选择，并得到国内国际的承认，这就意味着民族自决权已让渡于国家主权。如果你要与这个国家相分离，也必须经过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批准。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台湾的所谓“政权”是非法的。1949年它失去国内人民的承认，1971年它又失去国际承认。而失去国内国际双重承认，则台湾就没有“主权国家”的资格。如果说什么“政治实体”，政治实体更没有主权资格。
对此联合国文件也有相应的说明。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明确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违背的。” 至于传统帝国扩张所造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自决权仅限于各民族的自治权（见《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联合国上述规定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权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又是民族自决权的让渡原则。这两大原则决定了在没有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建立后再提民族主义是不科学和不合时宜的。
自由主义与民族自决权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则是人权理论即“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理论。早在古希腊、古罗马及欧洲中世纪的自然法学者的著作中，就曾有过“自然权利”的表述。人权作为一个实践和理论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封建特权提出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称为第一次人权运动。英国思想家洛克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法国思想家卢梭根据“天赋人权”的原则发展成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以天赋人权为主要理论依据，明确提出 “人权”口号，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立了人权原则，从而使天赋人权由理论上升为法律，后遂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1945年联合国成立，维护人权作为宗旨之一列入《联合国宪章》。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权的基本内容，使人权成为国际法原则之一。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指出，“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一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国际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两个公约一方面用法律义务的形式肯定了《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权规定，同时在内容上较《世界人权宣言》前进了一步。规定了“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从这些人权发展的历史及相关文件看，人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微观形式，是个人的自决权。尽管人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但在联合国的相关文件中也是被放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及个人权利及其相关责任中考察的。比如，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就要求“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固有权利”，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与“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公约将个人权利纳入“公民权利”范畴来考虑，这意味着个人权利首先是对居住国负有责任的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属于公民权的范畴，而不是与公民权相对立的范畴。
人权也包含其自我否定的内容。
人权的基本原则是“人民的自决权” 。这与民族自决权一样，自决一旦自主实现之后就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象负责。在人的“自决权”未确定选择对象之前，你可以选择部落生活，也可以选择国家生活。不管你选择前者还是后者，一旦你的选择完成，你就必须为你选择的群体效忠。一旦你选择了国家，你的身份就不再是绝对自由的个人，而是国家公民。公民对国家有纳税义务，其原先的绝对自由选择权利这时则转化为对国家效忠前提下的相对自由权利，公民权成了约束人权的形式，背叛国家的公民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原先的绝对私有财产这时通过向国家交税也转化为相对私有财产。公民在成为纳税人的同时，也获得国家赋予的公民权利；公民在担起依法纳税责任的同时，国家也担负起依法保护公民的责任。这意味着个人的“自决权”已通过向国家主权的让渡而转变成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如果某届政府没有按宪法保障好公民的权利，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对某届政府有意见和提意见，但不能背叛国家，除非你另选国藉。现在还没有哪个文明国家不承认公民自由选择国藉的权利。
这样看来，现代国家主权是高于民族自决权与个人自决权即人权的。因此，不管是民族自决至上的民族主义还是人权至上的自由主义，在个人的和民族的自决权被自主让渡给国家主权之后，它们便在法理上失去了主体的资格。国际政治中，目前只有国家具有以主权的名义与他国交往和正式参加联合国的资格；国内政治中，在国家选择确定后，国家居民的民族或个人的身份就统一于公民身份，国家公民不再首先以自由民族或自由个人的资格而是首先以公民的资格参与国家事务。从这些意义上说，中国国家制度创新的目标，既不应是民族主义国家也不应是自由主义国家，其科学的表述应是公民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民族的和个人的“自决”自由已融于公民权利和义务中，民族和个人身份已融于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已融于公民国家主义。“公民国家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国家主权为依托并统一于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统一。历史转型中的强制时期除外，没有公民权利的国家与没有国家责任的公民一样，在已崛起的现代国家成长经验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无疑，完成从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国家管理体制向现代法制国家转变，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必备条件；而将国家居民的个人、阶级、民族的身份融入统一的公民身份，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重要阶段。总结好这份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三）全球科技资源利用中的战略问题


技术在国家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则是国家技术创新中不可缺少的方面。纵观历史，进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既是技术原创能力强国，同时也是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强国。笔者以此为课题，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并由此提出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性思路。

1. 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也是世界技术中心转移的驱动力

人类的种种活动，都是围绕着其生存和发展条件而展开。围绕着生存资源产生了国家间的竞争，这样，科技便成了近现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国家政治本质上并不是技术成本核算问题，而是国家政治力量运用问题。
有人不同意这种将技术问题与国家间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技术问题本质上是国家财富增长问题，他们可以列举一堆数据表明，由于技术的增长使国家财富成倍增长，财富增长又导致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但历史的逻辑是：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尤其是在其中的政治暴力部分中的有效运用。对此，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得最为透彻，他说：“政治力量不但使国家通过国外贸易和国外殖民地在发展上获得保证，而且使国内的发展以及它自身的生存也有了保证，这是比单纯物质财富重要得多的。英国借助于航海条件获得了政治力量，又借助于政治力量，使它的工业势力能够扩展到其他国家。”
古代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财富而且是世界技术增长中心，且不说对世界进步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原创于中国，即使是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些并未保证中国财富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而是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1700年中国的GNP占世界GNP的 23.1％，接近整个欧洲23.3%的水平。此后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不管是GNP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中国均居世界前列，182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 32.4％，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 倍，但五年后即1895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中国的工匠技艺也可巧夺天工。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玩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当时中国所缺的就是国家意志。与此相反，与中国同时倍受西方侮辱的日本却在60年代锐意改革并迅速崛起。1895年日本一举打败中国，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由此失去台湾。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和约》。从1840年到1900年，相隔仅60年，中国人竟由世界首富国家的大清臣民沦落为“东亚病夫”。具有讽刺味的是，即使是在190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为6.21%，同期日本为2.4%，中国仍高于日本2.6倍。
历史表明，真正世界性的财富和技术增长中心的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国家政治和国家暴力来实现的。中世纪中国的曾长期是世界财富及科技发展的增长重心。7-8世纪，阿拉伯帝国军事崛起，东西方贸易使通往欧洲的阿拉伯半岛的人坐拥财富，世界财富与技术增长重心开始西移。11世纪开始西方人发动了持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军人先行，商人紧跟，结果是阿拉伯半岛的商路及其财富在暴力中转移到意大利人手里，意大利成了西方世界财富和技术的增长中心。后来西班牙通过世界殖民掠夺而崛起，在掠夺中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西班牙战败，此后世界的财富增长中心又在暴力中转移到英国。中间经过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俾斯麦以后的德国两个新科技中心的过渡，世界科技增长中心继续向北美大陆西迁。美国在抵抗英国殖民政策和霸权封锁中崛起，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衰落中成为迄今仍有生气的新的世界财富和科技增长中心。

2. 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是科技大国形成的基础

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赢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中心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则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实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自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之风就“起于青萍之末”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在英国成功着陆，使英国有幸成为泛漫至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源头，同时也是由资本，具体说是由工业资本带动的技术革命的最初源头。此后世界技术资源就成了工业资本的附属品。与以前农业和商业时代不同的只是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属性使其与工业资本联系起来，这时的国际资本中心必然也就是国际技术及其利用中心。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链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顽强地保留其民族特质。拿破仑是较早意识到资本全球化的危害并主动通过强化国家政治经济民族特质而参与全球化的政治人物。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 拿破仑战争的实质在于通过强力抵制英国资本对法国的负面冲击，在欧洲范围内确立法国资本的优势地位。拿破仑在封锁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在欧洲扩张法国资本。尽管拿破仑战争失败了，但法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强行确立的法国资本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则保留了下来。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 ，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 ，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 。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 “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是在20世纪中期完成的，但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基础性条件却是在此前100多年形成的。其间，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的独立的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人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的最不严的时候。”
南北战争以主张统一的美国北方民族工业资本的胜利为结局。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
高关税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从1750年到1900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从0.1%猛升为23.6％。至1914年，在人口数仅次于俄国人口数的条件下，美国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此后，世界科技中心加速向美国迁移。19世纪末，美国大学生数量已超过欧洲。1930年，美国工业实验室达到1650个，科技人员增加到34000人，政府科研经费达到7000万美元。二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欧洲。1931-1940年美国占同期世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数的26%，高于英法，略低德国；1941-1978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这又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空间和电子技术的大发展在美国提供了国家级的发展平台。当然，造成此间各国科技人才比例变化的也有二战中欧洲科技人才大量迁移美国的历史原因，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至今。
这说明以最坚决的手段保护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而不是所谓“全面开放”，是美国成为独步迄今的科学技术大国的关键原因。如果美国人没有勇气建国，继而没有勇气在反对英国的霸权中强力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于英国资本，那么，20世纪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决不可能降落到美国。
能够支持这个判断的有力反证之一，就是苏联的崛起与衰落。事实上，能够有条件成为20世纪世界科技增长和利用中心的，除美国之外，本来还有苏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一般的革命不同，它的目的是使俄国以民族的和自主的发展道路，代替没有前途的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列宁将发展重工业提到关乎俄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 列宁同时又认为应当将重工业建立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化技术之上，他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 为此，列宁指示，“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后苏联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上完成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技术改造。俄国在1910年铁和煤的产量分别只有300万吨和2500 万吨，远低于英国的1500 万吨和2.7亿吨，德国的1500万吨和1.5亿吨，与美国相比就更落后了。但是从1928 ～1938年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苏联制造业的产量就增加了7.5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同期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严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美国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是，战后苏联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高出1-2倍。195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不到美国的30％， 1980年已达到67％，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如机车、石油、生铁、钢等则先后超过美国。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军事力量方面，苏联在如导弹、核武器、航空航天、人造卫星等不少高科技领域都具有优势或者与美国旗鼓相当。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苏联制造并送上太空的。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从一个极度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被改造成世界仅有的与美国科学技术实力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强国。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对苏联进行“改革”，其结果是苏联五十多年（1917-1985）达到的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大国的地位，在5年多的时间中顷刻瓦解。
政治瓦解后必然出现的就是财富及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转移。据统计，1992-1993年中，俄国就消失了700多亿美元。1994-1998年全部资本外流量超过1360亿美元，远远大于从国外投资者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流入。 1999到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多，许多工厂停工，一些非常现代化的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一些包括炒锅或者是园艺工具之类的日用品。精密机器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电子、核工业等等一些行业投资严重不足，处于停滞状态。工业部门的人才流失和人员老化非常严重，大部分工程师年龄接近五六十岁。最近10年科技人员数从原来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高级专家，尤其是那些核心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高级专家，都移民到美国和西欧。根据有关专家测算，人才流失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在国内成千成万的高级人才被迫转行，为了养家糊口，好多人被迫转行搞商业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俄罗斯经济当中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一些部门现在仍处在衰退之中。  　最近曾说过：“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有了醒悟，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惨痛的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这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完全正确。” 不少前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在对比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变化后，难以接受这一他们曾为之呐喊、奋斗的结局。曾经对前苏联时期进行过尖锐批判的梅德维捷夫教授，面对解体后迅速衰落的俄罗斯无奈地表示：“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曾由于持不同政见而定居巴黎的马克西莫夫，面对自己祖国的现状也发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3. 战略产业被剥夺的国家，有权利但没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技术的悖论在于科学创造及其产品交换是需要自由条件的，而科学技术的利用却是要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英国以其资本主义方式赢得了工业革命的利益后，便开始推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资本主义在大不列颠岛的成功登陆，使原来被束缚在封建农业王朝中的手工业技术在资本的魔杖下释放出来并在资本的调度下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如中古时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以其农业技术优势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农业民族一样，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工业技术优势征服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民族等非工业民族：资本使城市市民变为最初的资本家，使封建的行会组织变为工场手工业，使封建地租变为利润，一句话，原先存在于农业王朝中的一切经济要素，如不转变为资本要素，就会被资本所溶化和吸噬。资本一旦出现，它就开始向世界漫流，资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这个被现代人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到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占有高于资本中心国家的技术优势，它就不能保证其政治经济的独立性 ——这是目前拉美国家的选择，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对此有独到的理论解释，他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因此，“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为此列宁在革命胜利不久就提出其著名的“电气化计划”和用重工业装备俄国的方案，列宁认为这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还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拥有高于资本优势的先进的管理制度，它就不能以较低成本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甚至不能保住本国原创性科技研发能力。
制度也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远大于财富。目前在科技研发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科技投入，提出许多西方国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统计数据，以说明“R&D经费投入过低” 是我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恰恰忘记了科技产品交易中还存在着的制度成本因素。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长期形成的产权制度使其交易费用占据了科技产品价格的重要部分。换言之，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其知识产权会有不同的成本和价格；产权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科技产品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如果仅简单地按所谓 R﹠D投入统计分析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因，那我们就不能对苏联和中国在建国头几十年，在资金投入远不如西方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却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大发展的事实做出理性的解释。在这一时期，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建成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工业部门，许多都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建成的。中国是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制度成本在启动之初就降到最低点。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权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速度落后中国二三十年。1998年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通过与印度比较，正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他说：“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 今天尽管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但我们不仅要看到发展与科技投入的函数关系，更要看到科技投入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函数关系。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大规模地降低建设成本。对这种发展道路，列宁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 列宁针对那些用所谓“文化水平”来否定俄国革命必要性的“书呆子”们的论点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赶上别国的人民呢？”
可见，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交易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及其战略的实施过程。产权制度本质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交易成本问题。高成本的科技产品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英美国家的科学技术在保存私有产权制度的前提下获得发展并取得世界科技中心地位，是由于他们早期用暴力从殖民地获得源源不断的原始积累，但对于苏联和中国这样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超额补偿的后发国家来说，没有条件重复英美国家用经济补偿的方法克服制度矛盾并由此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只有另辟一条政治改造经济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以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战略产业为支柱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这个体系，中国才具备了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肌体”和能力；同样的道理，国际间科技领域的较量并不主要在于争夺所需人才和收购科技成果的价位竞争，而在于剥夺和保护国家吸收全球科技资源的能力的斗争。西方霸权国家常用的手段是：在强化本国战略产业力量的同时，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的任何方式，剥夺或弱化支撑对手国家的经济独立性的战略产业的再生能力。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此洞察深刻，他说：“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萨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随着苏联和中国步入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道路并由此崛起后，西方发达国家又引导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遵守连他们自己也不遵守的绝对自由贸易原则，要求你用几乎是天价的成本进入高门坎的种种“国际经济组织”，按所谓“国际化标准”自我约束。与此同时，他们却不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兼并和整合本国战略产业，降低本国交易费用以提高竞争力。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与像中国这样新崛起的国家进行良性竞争，而是要彻底摧毁支撑这些国家独立自主的战略产业。英国曾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规模集中国际财富，却妨碍了被掠夺者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阶段。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了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变色魔镜 ——有利的一面总向着自己。在英国纺织品未立足之际，对出口的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国公民重判以断手或绞刑，但当拉丁美洲门户被暴力打开后，英国则向这些国家倾销其低质纺织品。美国人曾成功地避开了英国人设下的“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圈套，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依托其强大的民族工业而崛起。遗憾的是，美国人却在20世纪末用英国人对付美国人的办法造成苏联的解体和俄国的衰落。此后，美国将目标瞄向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产业。美国人明白，美国的强大不在于美国自身的力量，而在于对手的力量。 而剥夺对手国家力量的最简洁的办法就是瓦解它的国家政治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战略产业。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在“产权重组”的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国家军工企业与政府脱钩并被推向市场，国家船舶、石油、电讯企业被一分再分的同时，西方国家同类战略企业却出现了大规模兼并浪潮。1988年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增值总额中，600家最大工业企业占 20-25%。1978-1990年欧洲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欧洲共同体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18.1%和25.1%上升为 19.5%和28.2%。日本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日本GNP和就业比例分别由22.1%和17.4%上升为29.7%和22.4%。美国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美国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29.1%和43.3% ，下降为24%和43.3%。20世纪80年代后期，兼并几乎成为美国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1988年美国企业兼并案例2752起，1991年，3268 起，1993年企业兼并案与1988年持平。90年代欧洲企业兼并达到高峰，就连以兼并困难著称的日本，也出现大型企业之间的兼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并不完全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都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1995年，瑞格柔克和图尔德列出1993年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的特殊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 至少有11家企业的海外扩张直接受益于帝国主义殖民， 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 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 所有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技术交易成本、扩张国际市场以及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美开始联合研制的美洲虎”坦克。20世纪80年代，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美国凯迪拉克 • 盖奇 • 达信公司提出联合研制 “美洲虎”坦克计划，双方各提供40%的部件，其余20%的部件由国际承包商负责。80年代末，由于受国际政治气候影响，美国单方面终止协议，“美洲虎 Ⅰ”式和“美洲虎Ⅱ”式坦克各生产出一辆样车就夭折了。  
90年代初，美国有20多家大型军工企业。1992年始，美国国防部鼓动军工企业合并。到1997年下半年，美国20多家军工企业兼并为波音（Boeing）、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和瑞斯恩(Raytheon)三家。其中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打击最大的是1996年底波音对麦道的兼并。
1996年底，中国432架民用客机中，80-180座飞机317架，占73.4%.全球11505架商用喷气式收音机中,100座级占22.5%， 150座级占35.9%，两者合计58.4%。若实现了这两个级别的大型飞机研制研制能力100座级民用，可基本满足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需求，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有一定的竞争能力。100座级民用喷气式支线飞机，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道门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放弃自制研制“运-10”后，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100座级的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2010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180座支线大飞机的能力。该计划第一步方案赢得美国麦道的合作。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麦道愿意向中国免费提供装配飞机所必需的图纸，图纸总重达50- 60吨，市场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麦道还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提供飞机模拟器。作为合同的一部分，麦道向中国转包水平定面、襟翼和六个仓门的生产，占机身价值的10%。1986-1994年，中国装配了35架MD-82/83，返销美国五架。返销美国的4架MD83质量在美国引起震动。美国航天局指出： 532项检查基础上，上海的一次检查合格率为95%，而麦道只有51%。1992年，中航与麦道签订了合作生产40架机体国产化率高达70%的MD-90 的合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组装飞机”，而是美国出产权，中国出设备和工人，合作制造飞机。然而，1996年11月16日，美国五角大楼正式把设计21世纪新战机的任务交给从未独立搞过战斗机的波音，公开表示：麦道必须被波音兼并。就这样90年代年年赢利的麦道在一个月后即12月15日被波音兼并。接着波音宣布从1999年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MD-90机型。按合同，中国装配加工的20架MD-90的原材料当时已经全部采购入库。取消MD -90机型，意味着维修保养、零配件供应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20架MD-90无法销售出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只有在国内售出两架。参与加工装配的上飞、西飞、成飞等企业，为了与麦道长期合作而新建的最现代化的厂房、购置的最现代化的设备，付出的人员培训成本，立即陷入闲置状态。这对中国航空工业的 “三步走计划”无疑是致命一击。1997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销售收入258亿元，而“非航空用品”却占近总额的80%。十大系列五千多种“民品”中，摩托车、汽车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62%。中国的航空总公司成了变相的汽车、摩托车公司，其战略产业的性质日益丧失。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公布了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由此引发美国国内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及美国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的严格限制。这大大恶化了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及培育自身科技原创能力的国际环境。
从美国波音兼并麦道到《考克斯报告》掀起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不由得使人联想起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华专家和单方粗暴撕毁合同的相似行为。这发生在两个不同时代和两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同种行为的矛头所向，恰恰是事关中国命运的战略产业即航空航天及核工业领域。如果我们再联系思考1999年美国强行中止以色列对华出售预警机的霸道行为及2003年俄国在“安大线”上的变故对能源本已严重短缺的中国经济的雪上加霜式的影响，使我们对1963年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的论断又有新的体会。
然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民用产业技术与国家战略产业技术并不可混为一谈。前一种技术，尤其是其中的非核心技术，是可以按商业原则“自由流动”，并被“跟踪模仿”的；而后一种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关键技术和在技术链条中处于上游的技术，则必须是由国家控制的，是不可能通过贸易获得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拉动本国原创技术及其利用的基本动力，而战略产业的毁灭——不管是自毁还是他毁，对这个国家而言，其技术创新和利用的能力就会与当前的伊拉克的科技能力一样，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4. 实事求是地制定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

科技资源的利用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来拉动。这不仅是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的科技发展规律，而且通过冷战后从苏联垮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战争中被肢解，以及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等种种事件，南方国家更应当认识到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律。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成果虽多却只是为西方大国服务的科技“奶牛”一样，如果没有民族战略产业吸收，我们每年的统计的“专利申请量”、“三系统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等数据，只能是一些昙花一现的果实而不是树木本身。这里所说的“树木”指的就是以国家战略产业为核心和依托的原生性生产力，而不是靠吃外来“补药”长出的表面浮财。昔日的南斯拉夫、苏联的科技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结果却在西方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本国的短期商业利益引诱下得鱼忘筌，被西方瞬间击垮。
科技战略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以中国之“实事”，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之“是”，必须是我们研究中国科技利用战略问题的基本方法。科技需求决定科技产品价值，科技价值构成决定科技资源变化的走向。但是，对中国而言，全球科技资源利用问题，就是中国的科技需求问题。研究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不能不结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性质，泛泛地谈论世界科技需求的一般趋势，而不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趋势，就不能得出有利于中国科技发展规律。与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不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生存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中国近年迅速发展而出现的新矛盾。新矛盾同时也是新需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要求下，近中期中国科学技术资源的研发和利用，按轻重缓急，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
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对中国形成的三面合围的险恶外部环境，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难得的“大战打不起来”、 “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小平同志始终是这样表述的）。其间，国家GDP快速增长。然而好景不长，从1999年始，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日显恶化： 1999-2000年北约完成了第一轮东扩，科索沃战争后，冷战时的铁幕边际大幅东移；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基本从法律上完成了从日本、菲律宾到澳洲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联盟关系。2001年和2003年，美国又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军事力量插入中国能源进口量最大的中亚地区。这对中国已形成了东西合围的态势，这种态势从某种意义上又增大了中国在东亚商品市场和中亚能源市场的安全风险。近几年台湾当局加快“台独”步伐，从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台湾当局已在文化、外事、特警，特别是军队等领域从组织上完成了“台独”干部更换；2003年起，台湾当局在快速提升军事技术，为向中央政府最终 “摊牌”做军事准备。与此同时，台湾陈水扁当局在当年年底又公开提出“公投”和“修宪”的时间表，和平统一台湾的难度越来越大，军事准备不得不大幅提前进入中国议程。遗憾的是，国家技术的自主研究多年来已被我们冷落和荒置了，现在又恰逢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这更加大了中国对国家战略产业及其相关技术，尤其是极难通过国际贸易或“跟踪模仿”获得的航天航空和航海潜艇技术需求的迫切性，国防技术需求问题骤然间变成了与国家主权生死攸关的问题。可以肯定，台海一旦出现战事，高技术战役将定结局，而这个结局，又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
资源的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也迫切要求中国的军事工业，尤其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发展。现代海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同时出现的，而海军先行又是英美国家扩展国际贸易的基本路线。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根据自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看，没有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强行或变相中断的可能。从近代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英国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看，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对此要早作准备，不然我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成果，将会在因准备不足而可能出现的军事失利中迅速丧失。
国防工业属于战略产业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业性，因此也难以通过贸易完成的部分。形势逼人，台湾问题已把我们逼到非自主和快速发展国防工业则不能有效制止“台独”的关口；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们逼到非提速推进军事，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则不能保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的地步；最后，日益险恶的安全形势把中国推到非自力更生地发展中国国防产业而无退路的墙角。
作为联动效应，通过国防产业的自主发展，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工程、海洋技术工程及微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工程等也可获相应的拉动。
其次，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另一急迫问题是资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能源总量不足，而在于如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的严重短缺。据统计，到2010年，国内石油、天然气、富铁、富锰、铜等10种矿产已不能保证并需长期进口，铬、钴、铂、钾盐、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到2020年，对经济发展45种矿产资源中可保证经济发展需求的只有5种。能源方面，目前，在中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2000年净进口量超过6000万吨。未来15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预计2005年原油需求2.45亿吨左右，  届时，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2003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报告说,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  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中国能源风险增大的同时，亚太地区能源消费却在飙升，近十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在世界生产总量中只增长了0.5％，但其消费总量却从19.9%猛升到26.9%，增长了7个百分点，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
中共十六大为未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目前看，仅凭国内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的储产量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这对油气进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时又对油气上游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的中国能源消费而言，更是雪上加霜。2003年中国电力缺口在1000万千瓦以上，今后电力缺口将持续扩大。目前中国能源不足已通过油、气、煤的不断提价及各地限电措施反映出来，如果没有新能源技术的尽快开发，中国的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对国家GNP的增长及科技成果的应用将形成根本性的制约。 目前中国有人以“世界工厂”从英国到美国的历史轨迹作论据，为“世界工厂正在转向中国”的现象鼓与呼，事实上，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和自由地获取世界资源，仅在中国现有资源基础上经营“世界工厂”的后果，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在资源问题上西方走的是一条海军保障进口的道路，对目前海军较弱的中国而言，大概在近中期内只能走一条技术增长逐步替代能源进口增长的道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现在世界出现的许多新能源技术都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的压力下产生的，目前中国面临的能源的压力，也会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激发出新时代的“铁人精神” 及新型能源技术及与之相关的节能技术、核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开发。
最后是生态技术。生态技术说到底是关于协调生命与环境关系的技术。我们研发技术，利用技术，发展经济，说到底还必须是一个“利为民所谋”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后果如果成为毁坏本国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国人民的健康利益的原因，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及相关的科技发展就是失败的。在这方面，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已达 27％，而且呈扩展的态势。在50～70年代，每年为1560平方公里，至80年代为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更上升至每年2460平方公里，有4 亿人口笼罩在荒漠化的阴影之中。土地沙漠化面积超过全国耕地净减面积。建国以来，全国共有66.7万公顷耕地沦为沙地，平均每年丧失耕地1.5万公顷，有 235.3万公顷草地变为流沙，平均每年减少草地5.2万公顷；每年水土流失造成沃土流失100多亿吨，流失的氮、磷、钾等养分远大于全国化肥总产量。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降低或丧失严重，导致地力衰竭。北方地区因沙漠化诱发的沙尘暴频率加大；我国北方20世纪50年代共发生大范围强沙尘暴灾害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二是资源严重短缺。全国600多个城市一半缺水，在108个重要城市，每年缺水损失工业产值600亿，过度采用地下水造成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诸如地面沉降、海水倒灌等。同时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导致北方地区河流断流日趋严重。目前中国己处于中高度缺水国家之列。三是草地退化严重。中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1.3亿公顷，约占草地面积的1/3，并且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四是生物多样性安全度降低。我国已有15％- 20％的动植物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我国占156个。动物资源中，全国列为一级保护动物有97种，二级保护动物238种。在植物资源中我国珍稀濒危植物共有389种。五是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损失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仅气象、海洋、地震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折合成1990年价格），就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20 世纪60年代570亿元；20世纪70年代590亿元；20世纪80年代690亿元；20世纪90年代前5年约1190亿元；1996年仅因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200亿元；1998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3007亿元。六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损失不断加大。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可能发生300年一遇特大自然灾害的概率将增加到74.6％（现为62.5％）。届时，如果这一自然灾害确实降临，生态环境对于发展的整体支持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下降17.5％-22.0％，所需承受的经济损失将达到3500-4000亿美元。  “九五”期间，尽管中国生态环境状况较“八五”期间有一定的改善，但中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形势总体上尚未得到改观。这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对中国生态科技产生更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将连带推动现代环境技术、生物技术、现代医学，尤其是中医理论的研究，其间，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传统理论将作为未来生态科技发展的思想资源，不仅造福中国，也同时也会造福世界。

5. 几点政策建议

值得说明的是，在上面所提到的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形成的紧迫压力和需求中，国防及相关的战略产业是商业性质最小而政治性质最大，因而其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基本上是不可交易因而必须自主研发的领域。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抱有幻想，那等待未来中国的，只能是拉美式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基本建设因苏联大规模撤走专家而受挫、90年代中国因美国强行终止麦道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作计划而夭折、1999年美国抛出所谓“考克斯报告”、同年底美国强迫以色列中止对华出售预警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留给我们必须牢记的经验就是：在事关国家命脉的技术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但是，在能源和生态领域，大部分一般技术，乃至一些高技术是可以通过全球化的技术贸易，通过“跟踪模仿”从世界技术资源中获取。比如欧盟每隔几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报告都对生态环保领域合作有相当的篇幅，欧盟与我国在这些领域也确实开展一些合作项目。今后我们可继续并将这方面的合作尽量扩大为多种相关领域如中医、节能、生物、农业等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这种合作中推进我国相关技术及其能力的升级和提高。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即使在一般技术方面，只有拥有相当比例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的国家，才能拥有获取、利用和吸收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主动权。
以国防、能源和生态为龙头产业，提高中国高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加大自主创新技术产品比重，并以此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以“两个中间地带” 即南方国家和欧洲国家为重点领域，加大科技进口和输出。科技问题，尤其是高科技问题，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是国家间的政治问题。自“9•11” 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并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企图已与欧洲产生严重的分歧，并与南方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日臻激化。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法国和俄国都曾将美国视为牵制英国霸权的重要力量并加以扶持，新世纪的中国也是欧洲用以制衡美国并以此分散其来自美国压力的最重要对象。历史上，法国的拿破仑与俄国的尼古拉一世为了遏制英国曾将位于北美的路易斯安那与阿拉斯加“卖给”美国，通过强化美国的地缘政治分量以牵制英国。相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今后欧洲也会为中国预留远大于美国留给中国的商业贸易或非商业交易的余地，因为这样符合欧洲的政治利益。但鉴于中国与欧洲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国防工业领域，欧洲对华技术出口也会采取相应禁止和防范措施，但在其模糊地带，如航天、航空、计算机、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欧洲与美国相比，其对华技术出口政策要宽松得多。1996年底受到美国麦道为波音兼并沉重打击的不仅是中国航空，同样也有欧洲的空中客车。欧洲与中国一样也面临着美国的经济政治压力，因此，欧洲与中国有着包括科技贸易在内的更多的共同的政治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国在全球科技资源，尤其是上游高科技资源利用与合作方面，可以加大向欧洲倾斜的力度。
其次，培育和依托国内技术市场，在中国与东南亚及其他南方国家之间连接以中国科学技术为上游的技术产业链条。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在这些国家中，产品按技术含量，一般将高附加值技术及核心技术产品，放在技术母国中研发和生产，而将低附值产品和非关键技术放在处于技术链下游的国家组装和生产。 在技术升级链条中，越是新技术，其产品出口则越完整，南方国家所获其技术相关产品零配件生产的机会就越小。据统计当今世界上30-40%的国际贸易量和80％的技术转让都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便于从事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通过垄断技术来保证其高额利润。就中国而言，中国经济目前已基本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商业和市场的原则自然也适用于中国技术出口。尽管中国在技术进口中尚未进入世界技术上游领域，但在我们的技术出口中，我们也可将总体技术劣势转化为局部技术优势：可将中国自主创新技术新产品附加值较高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母国公司进行，而将其余部分附加值较低的技术随中国投资可向外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推行中国技术标准，并由此形成以中国为上游的技术链条。这既可降低中国资源消耗，也可扩大中国的海外市场。
第三，扩大、深化和强化民族科技市场，重组中国产业。民族市场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是国家培育自主技术的温床，是决定和制约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近代历史中的拿破仑、俾斯麦、林肯等都是为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市场挑战以英国为源头的资本全球化的伟大人物。民族市场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强力崛起的过程。法国、德国、美国经济和科技都是在拿破仑、俾斯麦、林肯之后获得快速发展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二战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较早地对外开放，其实更重要的还得益于对本国民族经济和民族市场的强力保护。韩国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尤其是对民族汽车工业的保护，其力度近乎强制，凡是去过韩国的人都会对此留下很深的印象。民族经济依赖于民族市场，民族的科学也只能生长于民族的市场。没有民族市场的科技，就正如只有大脑而没有双脚去实验思想结果的人一样，不管你一年有多少论文发表和转载，也不管你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有多少，其结果只有依赖于他国市场并为他人服务。“皮之不存，毛将安傅”。 目前印度的IT产业就面临着这种在本国无法扎根更无法持续发展的命运。
毛泽东通过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工业支撑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制止了蒋介石买办经济造成的民族工业衰落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在邓小平时期走上市场经济并由此使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又面临在外资不断冲击下我们的民族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不断萎缩的困境。中国的民族市场之基在农业，而中国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份额从1952年的50.5%下降到1999年的17.7%，其增加值增长率从1982年的11.5%下降到1999年的2.8%。这几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农业市场向国际开放力度加大，中国农业市场萎缩严重。如果这种情况还得不到有力扭转，中国的科技就只有被迫走拉美和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不仅是社会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制约中国的科技自主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制约中国科技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大问题。
在此基础上，重组中国产业，尤其是战略产业以降低其科技产品消化成本和提高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能力。历史表明，资本自由竞争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优势就会因产权分割过于明细反使产品交易成本高于生产成本，从而阻碍和窒息国家经济和科学的发展。这时资本就会通过兼并形成少数大型垄断企业（也是制度创新）以降低企业用于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交易成本并由此提高企业竞争力。20世纪 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西欧等许多国家对国防工业实行大规模调整改革，组建大型军工集团，实行集团化、规模化经营。这与19世纪末资本主义通过兼并而出现卡特尔、辛迪加等大型垄断公司的情形相似，是资本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结果。而同时中国恰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化而提高了竞争力，但同时随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及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也面临西方资本自由竞争体制下也曾经历过的同样问题：在国内食洋不化的产权理论误导下，中国产权交易成本不仅在国内竞争中，同时也在国际竞争中骤然飙升，以至相当的民族产业在与国家财政脱离后不堪产权成本重负而纷纷败在国际大财团的脚下，其结果如不被打败，就一定被“收编”。更有甚者，在“有利于竞争”的口号下被分割得日益细密的中国企业，像一片片小舟被推向波涛汹涌和“航母”如云的“国际市场”，其结果，如无国家特别扶持，冲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企业多难成气候。早在1996年就有学者置疑：“在一些产业，散兵游勇式地被跨国公司整合进我们在动态意义上不易把握的跨国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振兴，是否最佳选择？”学者呼吁：“产业整合，千难万难，时不我待。” 如果说，当时中国正处中国经济转轨之际，产业重组时机尚未成熟，但随中国市场经济深化，过于“明晰”和细密的产权体系已成为像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陷阱。现在看来，绕过这个陷阱，强化政府介入经济的力量，组建中国产业的“航空母舰”，依托民族市场，降低国家发展成本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已成了中国不能回避的战略选择。


（2）中国国内能源安全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矛盾

能源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1世纪初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形势是：供需总量大体平衡，但结构性矛盾突出。具体表现为：
a．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受能源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制约。但在不同时期，能源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方面是不同的。如表三所示：

表三：单位：万吨标准煤
年份        能源生产总量        能源生产增长率(%)        能源消费总量        能源消费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进口量

        出口量


1980        63735        -1.3        60275        2.9        7.8        261        3058
1981        63227        -0.8        59447        -1.4        5.3        252        3178       
1982        66778        5.6        62067        4.4        9.0        395        3485       
1983        71270        6.7        66640        6.4        10.9        363        3483               
1984        77855        9.2        70904        7.4        15.2        371        4621       
1985        85546        9.9        76682        8.1        13.5        340        5774               
1986        88124        3.0        80850        5.4        8.9        741        5745       
1987        91266        3.6        86632        7.2        11.6        661        5795
1988        95801        5.0        92997        7.3        11.3        912        5767
1989        101639        6.1        96934        4.2        4.1        1765        5746
                                                               
1990        103922        2.2        98703        1.8        3.8        1310        5875       
1991        104844        0.9        103783        5.1        9.2        2022        5819       
1992        107256        2.3        109170        5.2        14.2        3334        5633
1993        111059        3.6        115993        6.3        13.5        5492        5341       
1994        118729        6.9        122737        5.8        12.7        4342        5772
1995        129034        8.7        131176        6.9        10.5        5456        6776
1996        131616        2.8        138948        5.8        9.6        6837        7529
1997        132410        -0.2        137798        -0.8        8.8        9964        7663       
1998        124250        -6.2        132214        -4.1        7.8        8474        7153       
1999        109126        -12.2        130119        -1.6        7.1        9513        6477
2000        106988        -2.0        130297        0.1        8.0        14331        9026       
2001        120900        13.0        134914        3.5        7.3        13471        11145       
2002        138369        14.4        148222        9.9        7.8        15769        11017       
2003        160300        15.8        167800        13.2        7.9                       
资料来源：
国家计委交通能源司：《中国能源白皮书（199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经济年鉴，（1999），中国经济年鉴社，1999年版。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编：《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版。

由表三可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安全形势，发生了两大转变。1980～1990年的十年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因素是：能源消费不足，除 1987～1988年经济过热及1989～1990年经济调整特殊时期外，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大体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出口量远远大于进口量。而每次经济下滑，都与能源消费增长不足有关，而与能源供给不足无关。可以说，这十年中我国的能源形势基本是安全的。但从1990年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生产总量，能源进口量大幅上升。到1992年能源生产总量已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2000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从1992年的1914万吨扩大到-23309万吨。2001年起，中国能源生产增长加快，到2003年已近能源消费总量。但能源进口已从1990年的1310万吨扩大到2002年的15769万吨, 出口从5875万吨扩大到11017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1103.7%和87.5%。同时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从1990年的-2565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2年的-3903万吨标准煤。这说明，中国能源在供消总量大体平衡的同时，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b．清洁能源需求增大，结构性矛盾突出。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我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

表四：1980-2000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与消费构成
年份                          占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的百分比（%）
            原煤             石油            天然气             水电       
        生产        消费        生产        消费        生产        消费        生产        消费       
1980        69.4        72.2        23.8        20.7        3.0        3.1        3.8        4.0       
1981        70.2        72.7        22.9        20.0        2.7        2.8        4.2        4.5       
1982        71.3        73.7        21.8        18.9        2.4        2.5        4.5        4.9       
1983        71.6        74.2        21.3        18.1        2.3        2.4        4.8        5.3       
1984        72.4        75.3        21.0        17.4        2.1        2.4        4.5        4.9       
1985        72.8        75.8        20.9        17.1        2.0        2.2        4.3        4.9       
1986        72.4        75.8        21.2        17.2        2.1        2.3        4.3        4.7
1987        72.6        76.2        21.0        17.0        2.0        2.1        4.4        4.7
1988        73.1        76.2        20.4        17.1        2.0        2.1        4.5        4.7
1989        74.1        76.1        19.3        17.1        2.0        2.1        4.6        4.7
1990        74.2        76.2        19.0        16.6        2.0        2.1        4.8        5.1
1991        74.1        76.1        19.2        17.1        2.0        2.0        4.7        4.8
1992        74.3        75.7        18.9        17.5        2.0        1.9        4.8        4.9
1993        74.0        74.7        18.7        18.2        2.0        1.9        5.3        5.2
1994        74.6        75.0        17.6        17.4        1.9        1.9        5.9        5.7
1995        75. 3        74. 6        16.6        17.5        1.9        1.8        6.2        6.1
1996        75. 2        74. 7        17.0        18.0        2.0        1.8        5.8        5.5
1997        74.1        71.7        17.3        20.4        2.1        1.7        6.5        6.2
1998        71.9        69.6        18.5        21.5        2.5        2.2        7.1        6.7
1999        68.3        68.0        21.0        23.2        3.1        2.2        7.6        6.6
2000        66.6        66.1        21.8        24.6        3.4        2.5        8.2        6.8
2001        68.6        65.3        19.4        24.3        3.3        2.7        8.7        7.7
2002        71.2        65.6        13.7        24.0        3.1        2.6        8.4        7.8
2003        74.2        67.1        15.2        22.7        2.9        2.8        7.7        7.4

资料来源：
国家计委交通能源司：《中国能源白皮书（9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由表四可知，1981年～2003年，原煤始终是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中国能源结构中最稳定的部分。在1980年到2003年的能源生产消费结构的变化中，煤炭、天然气、水电供需比重大体平衡。在清洁能源中，原油生产和消费比重严重失衡：从1980年到2003年，石油生产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从23.8%下降到15.2%，而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2.7%，而在前两年即2001年曾达到24.3%。供需矛盾突出。从这些比重关系的变动中可知，清洁能源需求增大，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而石油短缺是我国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如表五所示：

表五：1980-2002年中国石油平衡表
单位:万吨
年份        生产量        消费量        平衡差额        进口量        出口量(-)        进出口逆差
1980        10594.6        8757.4        1837.2        82.7        1806.2        1723.3
1985        12489.5        9168.8        3320.7        90.0        3630.4        3540.4
1990        13830.6        11485.6        2345.0        755.6        3110.4        2354.8
1991        14099.2        11790.0        2309.2        1249.5        2930.7        1681.2
1992        14210.0        12900.0        1310        2124.7        2859.6        734.9
1993        14524.0        14000.0        524        3615.7        2506.5        -1109.2
1994        14608.0        14960.0        -325        2903.3        2380.2        -523.1
1995        15005.0        16064.9        -1059.9        3673.2        2454.5        -1219.2
1996        15733.4        17436.2        -1702.8        4536.9        2696.0        -1840
1997        16074.1        19691.7        -3617.6        6787.0        2815.2        -3971.8
1998        16100.0        19817.8        -3717.8        5738.7        2326.5        -3412.2
1999        16000.0        21072.9        -5072.9        6483.3        1643.5        -4839.8
2000        16300.0        22439.3        -61393        9748.5        2172.1        -7576.4
2001        16395.9        22828.3        -6432.4        9118.2        2046.7        -7071.5
2002        16700.0        24779.8        -8079.8        10269.3        2139.2        -8130.1

资料来源:
国家计委交通能源司：《中国能源白皮书（9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 第141页;第150-151页。
《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1700-189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分布                                       单位：%
        1700年        1820年        1890年
中国        23.1        32.4        13.2
印度        22.6        15.7        11
日本        4.5        3        2.5
欧洲        23.3        26.6        40.3
美国        0.0        1.8        13.8
俄国        3.2        4.8        6.3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Angrus Madison）：《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地区/国家/年份        1700-1820年
中国        0.85
欧洲        0.68
日本        0.21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58页。
  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 (1750-1900)
地区/国家/年份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整个欧洲        23.2        28.1        34.2        53.2        61.3        62.0
联合王国        1.9        4.3        9.5        19.9        22.9        18.5
哈布斯堡帝国        2.9        3.2        3.2        4.2        4.4        4.7
法国        4.0        4.2        5.2        7.9        7.8        6.8
德意志诸邦/德意志        2.9        3.5        3.5        4.9        8.5        13.2
意大利诸邦/意大利        2.4        2.5        2.3        2.5        2.5        2.5
俄国        5.0        5.6        5.6        7.0        7.6        8.8
美国        0.1        0.8        2.4        7.2        14.7        23.6
日本        3.8        3.5        2.8        2.6        2.4        2.4
第三世界        73.0        67.7        60.5        36.6        20.9        11.0
中国        32.8        33.3         29.8        19.7        12.5        6.2
印度/巴基斯坦        24.5        19.7        17.6        8.6        2.8        1.7
资料来源: [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