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辉:六、 19世纪浪漫主义概述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是法国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的政治形势风云突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在变革，时代在前进。

　　1789年发生了轰动全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彻底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政权，摧毁了封建经济基础，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1792）。恩格斯指出：这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①它不仅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震撼了欧洲封建统治，推动了欧洲民族独立运动，开辟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广泛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新阶段。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遭到了国内外封建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革命后的法国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侵略与反侵略的长期斗争。

　　拿破仑统抬时期，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保证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和法律措施。对内坚决镇压了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强化了中央集权；对外，多次粉碎了欧洲封建君主国的反法联盟，从而巩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但拿破仑所进行的对外战争，则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扩张和掠夺的性质。

　　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1815年，俄、普、奥三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缔结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充当欧洲的宪兵，专门镇压法国革命后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反动的“神圣同盟”扑灭不了人民的革命烈火，反而加深了欧洲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促使各国普遍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随着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解放运动的高涨，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英国），工人自发性的罢工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19世纪的头十几年，英国各地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工人捣毁机器的事件，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如1811至1812年爆发的“卢德运动”，规模之大、声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它使英国政府大为震惊，不但派出警察，而且动员了军队来镇压，在议会中还提出了以死刑惩治机器破坏者的法案。随后，反动派在1819年又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曼彻斯特彼得广场大屠杀案件。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风暴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此外，这一时期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也有密切的联系。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等，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幻想消灭阶级对立，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过一些预测，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也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的客观条件，而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企图以调和矛盾的空想计划代替社会阶级斗争，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浪漫主义文学也有不小的影响。

　　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法国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反响。1789年的法国革命摧毁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它所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并未真正实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化了”。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①当时的作家都对资本主义现实表示不满，并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是由于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浪漫主义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便形成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流派，即高尔基所说的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的文艺思潮，既有共同的基本特征，也有不同的倾向。浪漫主义作家对法国革命后的现实极为不满，都企图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加以理想化，因此，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便成为浪漫主义的一个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浪漫主义作家深感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创作是一种枷锁，于是强调创作自由，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但由于作家们政治倾向的不同，抒发的情感和寄托的理想也就各异。消极浪漫主义反映了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和启蒙思想的敌视态度，代表了没落贵族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情绪。消极浪漫主义作家把理想转向过去，鼓吹逃避现实、脱离斗争，宣扬神秘主义，歌颂忍耐和驯服，美化中世纪的封建宗法社会，妄图开历史倒车。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倾向，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往往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民主革命思想、民族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渴望斗争，崇尚自由解放精神，既否定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实，将理想寄予未来。但是由于工人运动尚不发达，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尚处在最初的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还是朦胧的、空想的，是找不到出路的。因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①。尽管如此，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

　　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大自然的歌颂。由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厌恶，对庸俗丑恶现实的反感，雄伟瑰丽的大自然和远方奇异的情景，便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鄙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大都出没在犬自然中间或奇异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

　　浪漫主义作家都特别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活动就是从搜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的，为此还提出了“回到中世纪”的口号。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其特点是想象丰富，情感深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有的浪漫主义者在“回到中世纪”的口号下，美化中世纪封建宗法制度，把中世纪当作“黄金时代”，以它来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他们粉饰过去，歪曲现实，所以不但麻醉了人民，也麻醉了自己。而积极浪漫主义者，则猛烈地抨击封建社会制度，揭露反动的“神圣同盟”，还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并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抗这个社会。他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对鼓舞人民起了不小的作用。

　　浪漫主义者在民主运动广泛开展的情况下，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开始注意人民的生活。消极浪漫主义者描写人民的时候，极力歌颂那些落后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品质，如顺从、忍耐和迷信等；而积极浪漫主义者却从人道主义出发，要求广大人民享受自由和平等。他们虽然和人民群众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同情人民的疾苦，他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人民解放运动相联系着的。

　　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也有相当的成绩。浪漫主义小说和戏剧同样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因此，大胆地发挥作家的主观想象力，使用夸张手法，以大自然为背景，情景交融地描写奇异的情节和英雄人物，便成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特点。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在塑造形象时，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从主观幻想出发，创造了非典型的、片面的、虚幻的与现实毫无关系的形象，其正面主人公常常是自我陶醉、消极厌世、脱离现实的幻想家；而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塑造形象时，所依据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性格、思想和精神，他们的主人公反抗性强，有不同程度的革命要求，是反抗者，是与社会罪恶作无情斗争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反抗，表达了作家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反动统治的思想情绪。他们敢于反抗势力强大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是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在反抗最高天神朱比特的斗争中既坚强，又乐观，表现了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否定和批判黑暗社会时，通常将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相对立，借以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反对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的统治，表达他们渴望自由、幻想建立未来美好世界的愿望。例如雪莱在《麦布女王》中不仅批判了封建制度的专横，谴责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且还提出了建立美好、自由社会的幻想。他在1818年写成的《伊斯兰的起义》里又一次表达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念。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们的这种既否定封建制度的黑暗，又批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将理想寄予未来的思想特征，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的作品激励了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的斗争勇气，也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起过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

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也不一样，因而，浪漫主义文学在各国发展的情况就不完全相同。消极浪漫主义首先在德国产生，然后影响英、法及其他欧洲国家。19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展开，积极浪漫主义取代消极浪漫主义，并在和它的斗争中得到发展。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仍然是个封建的国家，全国分裂为许多封建诸侯小邦，政治、经济都很落后。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民主运动屡受压制，封建领主的专制权威压倒一切，费希特、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盛行，因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在较长的时间内曾十分流行。如以奥古斯特·施莱格尔（1767—1845）、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8）、诺瓦利斯（1772—1801）、蒂克（1773—1853）为代表的“耶拿派”都缅怀过去，歌颂中世纪。后二人的作品带有较重的宗教神秘色彩。霍夫曼（1776—1822）是一个受浪漫主义影响的作家，他主要是通过奇异和荒诞的故事来反映现实，对现实中的黑暗现象进行讽刺，代表作是《小查克斯》（1819）。沙米梭（1781—1838）是一位抒情诗人兼小说家。他是德国19世纪头20年浪漫主义作家中进步倾向较明显的一个。他的代表作《彼得·史雷米尔奇异的故事》是德国19世纪最流行的小说之一。小说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但没有消极浪漫主义．那种对于封建社会的向往。德国最有代表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是海涅（详见本章第三节）。

　　在英国，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是以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为代表的“湖畔派”。他们都是消极浪漫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及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极为不满，向往中世纪的宗法制生活方式。他们致力于描写远离现实斗争的题材，讴歌宗法式农村生活和自然风光，并通过缅怀封建的中古以否定丑恶的城市文明。19世纪初期继“湖畔派”诗人而起的是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详见本章第二节）和雪莱。他们是在英国国内工人斗争和欧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创作在“神圣同盟”时期达到了高峰，鲜明地反映出西欧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倾向。他们始终同情法国革命，同情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文坛上，曾和消极浪漫主义的“湖畔派”进行过激烈斗争。他们的诗歌对群众很有影响。恩格斯曾指出：“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①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生于贵族家庭，从小入贵族学校学习，但他对教会控制的蒙昧主义教育深感不满。他于1810年人牛津大学学习，这时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生极大的兴趣，广泛阅读了启蒙作家的作品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葛德文的《政治正义性的研究》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1811年雪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因而被学校开除。他顽固的父亲也同他断绝了经济关系。

　　1812年，雪莱带着自己写的小册子《告爱尔兰人民书》到了爱尔兰，为的是鼓动当地人民起来反对英国的统治和奴役、结果没有成功。他回到英国，决定从事写作，以诗歌为武器向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1813年他完成了第一首著名的长诗《麦布女王》。长诗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和他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美学观点，对理解雪莱的世界观有重要的意义。诗人在诗中不仅批判了封建的专横，谴责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剥削形式，而且还提出了通过宣传教育以建立美好的自由社会的幻想。这首长诗的出版以及1811至1813年所发表的政论，引起了英国统治阶级对诗人的极端仇恨。他们以种种借口，造谣中伤，迫使雪莱不得不于1818年永远离开英国去意大利。

　　在意大利定居初期，雪莱完成了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是雪莱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它是在英国劳资矛盾尖锐化，欧洲民族运动高涨时期写成的。它描写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拒绝天神朱比特的威胁利诱，坚持了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诗人在剧中不仅描写了被压迫人民的苦难——饥饿、贫困、奴役；而且指出一切暴君的必然下场，预示革命一定会到来，一定会胜利；同时还详细地描写出胜利以后的美好景象——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完全由“正义”、“理性”和“爱”统治的社会。最后一幕是整个宇宙欢呼新生和春天再来的颂歌。

　　1819年英国反动统治者残杀曼彻斯特工人群众的“彼得广场事件”对雪莱革命思想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一事件不仅加深了他对英国统治集团的仇恨，并且使他相信仅靠文字宣传或打动压迫者的理性是不能改变现有秩序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充满战斗号召的政治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有《给英国人民的歌》、《1819年的英国》、《“虐政”的假面游行》、《写于卡斯尔累执政时期》等。在这些诗歌里，诗人揭露了社会上一切压迫与剥削的形式，统治者的罪恶，法律的不公道，非正义战争的残酷，最后号召被压迫、被剥削者为争取自由而起来斗争。此外。雪莱写的许多抒情短诗在他的创作中也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把自然景物的描写和革命热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西风歌》（1819）、《云雀》（1820）等都是著名的作品。

　　1822年7月8日雪莱于渡海途中遇风，不幸溺死。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他的革命思想和对未来的坚强信念始终如一。恩格斯称他是，“天才的预言家”。马克思也认为，凡是了解雪莱的人都惋借他在29岁时就夭折，“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如果不死，他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急先锋”①。

　　除上述诗人外，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人物还有诗人济慈和历史小说家、诗人司各特。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早期的代表作家是夏多布里昂（1768一1848）和史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比较守旧，是法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拥护波旁玉朝，以宣扬基督教精神来否定资本主义文明。史达尔夫人（1766—1817）是倾向于积极浪漫主义的女作家。她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中起过较重要的作用。在他们之后，有名的浪漫主义作家是维尼（1797—1863）和拉马丁（1790—1869）。他们都是思想保守的贵族作家，属消极浪漫主义。法国最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是维克多·雨果（详见本章第四节）。

　　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也在19世纪初发展起来。第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茹科夫斯基（1783—1852）的创作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思想保守，主张顺从天命，其诗歌创作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以雷列耶夫（1795一1826）为首的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普希金是俄国杰出的民族诗人，他既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详见本章第五节）。

　　综上所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和艺术特征，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文艺思潮。但由于作家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因而在创作实践中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但是也必须指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社会基础是比较狭隘的。作家们对于封建专制暴行和资产阶级虚伪文明的揭露、讽刺和反抗具有个人主义性质。例如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以及其他诗篇中的众多叛逆性格，雨果的戏剧《欧那尼》中的主人公以及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中的阿乐哥等人物都是如此。尽管他们都表现了对丑恶社会现实的轻蔑和仇恨，也表现了积极的渴望自由的斗争意志，但他们用以和封建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丑恶社会对立的，基本上是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个人复仇……，归根结底，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范畴。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既然跳不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圈子，井以个人作为跟资本主义社会对抗的力量，因而，他们笔下的个人反抗者一般总是以失败告终。这些人物个人反抗的失败产生了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无能为力的悲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