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队名单号码:雷锋登上《人民日报》的前前后后

　　田炳信·深谈系列

人物：雷润明，原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采编主任
原新华社辽宁分社副社长
时间：2005年1月2日
地点：北京羊坊店皇享子新华社宿舍

雷润明：雷锋登上《人民日报》的前前后后

六十年代初是两个社会，一个是领袖想改变的社会，一个是百姓生活在其中现实的社会。领袖的压力大，百姓的生活苦。苏联变脸快，美国封锁严。中国像一艘在大海中的扁舟上下颠动，内外交困。中国人需要一种精神，需要一种斗志，需要一种来自凡人的震撼。


那个年代的“雷锋叔叔”(图集)
我翻阅资料，发现那个年头虽然国内经济阴沉，国外反华势力厚重，但那时的流行歌曲勾勒的是一团熊熊的烈火，一口喷涌的大气。焦虑被隐藏，烦躁被虚拟。

1960年，全中国人民用中速、坚定有气势的节奏唱了一首《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挡》的歌。歌词是：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挡，势如台湾海峡滔天浪。大炮隆隆响，对准美国狼，坚决要把它赶下太平洋！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红旗一定要在阿里山上飘扬！全世界人民力量不可挡，结成一道反帝国的铜壁铁墙。绞索拉得紧，斗志坚如钢，不许美帝再猖狂！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那哪是唱，那是吼，那是情绪，那是气愤，那是一种指桑骂槐，说的是美国狼，指的是苏联熊。估计美国人没听懂，苏联人也没听懂，中国人反正是吼了一嗓子。

1961年，中国人又用雄厚、豪壮的井喷一般的情绪，在《北京——哈瓦那之歌》中毫无遮掩地吼道：

北京，哈瓦那，中国和古巴，
吹起反抗的号角，点起战斗的火把，
整齐我们的步伐，斩断美国佬的魔爪。
拉丁美洲和亚洲，中国和古巴，
我们是兄弟，我们是一家，我们并肩前进，
把共同敌人打垮，把美帝国主义打垮，打垮，打垮，
彻底打垮！

1962年，中国的经济走入了低谷，这时一个小脚老太太成了歌曲的主人公在中国流行，歌词写到：沧海变桑田，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层天。真金不怕火，英雄不怕难，革命不怕那路崎岖，大娘她意志坚。真金不怕火，英雄不怕难，革命不怕那路崎岖，大娘她意志坚。

1963年，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在中国广为传诵，他用最猛烈、坦率、鲜嫩的诗句写道：看，站起来/你一个雷锋/我们跟上去/十个雷锋/百个雷锋/千个雷锋！……/升起来/你一座高峰/我们跟上去：十座高峰，百座高峰，千座高峰！——/千条山脉呵，万道长城！……

整个六十年代，讲普通人，有三个人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算是代表了工农兵，但雷锋是排在第一。讲事，也有三件让几代人难以忘记——中苏论战、原子弹爆炸、文革大爆发，这三件事，像是天堂和地狱的一次大邂逅，大猛烈，大隐藏。

再过二天，就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42周年，也是全国学习雷锋纪念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当年采写《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一文的作者雷润明，正是这一篇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将雷锋正式介绍给全中国人民。也是在这篇通讯播出的26天后，毛泽东继纪念张思德之后又为一个普通战士题词。中国有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是家喻户晓，有两士兵也是人人皆知：张思德，雷锋。

田炳信：当时你们是通过什么线索知道雷锋这个典型人物？怎么得到这个线索的？是通过部队内部的报纸呢还是总社下达的通知？

雷润明：因为他们的内部在雷锋牺牲之前已经有所宣传了，从基层开始，部队内部的小报啊，已经开始宣传。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全国的浪潮。那时候还是困难时期，还有这个背景，当年宣传雷锋和全国人民克服三年自然灾害有关系。当时需要倡导一种精神，这是个大背景。

田炳信：从1960年到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家庭的生活都很清苦，从民间到高层，是不是需要一种精神的亮点？

雷润明：是的。我记得当时是国民经济困难的时候，生活挺苦，困难挺多，和苏联的关系也不太好。在物质上不行，但是精神上不错。感到这个人物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值得宣扬，值得提倡。大概当时就是这么个背景。因为在部队内部有所宣传，《人民日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张超打电话给新华社辽宁分社，限多长时间发篇报道，他写评论。那个时候他（雷锋）已经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他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了，因为报纸上也有宣传，但是真正写这个人物的材料还不够，还要深入挖掘。我们就开始到部队采访，就是沈阳军区汽车团。到部队采访，到鞍钢采访，他做的好人好事挺多。他从鞍钢打工到部队，他的活动范围在辽宁。这时候我们就一个是到部队采访，一个到鞍钢采访，到他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地方采访。

田炳信：你们是几个人一起去采访的？

雷润明：有我，还有甄为民和佟希文。

田炳信：你们采访了多长时间？

雷润明：好像时间不长。因为《人民日报》限期，限我们多长时间发稿，他催我们什么时候写好，说评论已经写好了，就等你的稿子了。当时我们日夜赶稿子。

田炳信：稿子是什么时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

雷润明：我记得当时由我、老甄和佟希文合作，在春节前夕，突击采与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专稿，并配以“辽宁广大青年热烈学习雷锋事迹受到深刻教育”的综合报道，在1963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通栏标题近整版篇幅和一版要闻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了编者按。同日，《人民日报》还在那篇专稿的中间，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和第五版一个整版的《雷锋日记摘抄》，以及罗瑞卿总参谋长的题词手迹等。中共中央机关报打破常规地以空前的规模、透彻的内涵，首次向全国亿万人民全面介绍了社会主义新人雷锋的事迹、言行、品德、素质和风貌。
　　


那个年代的“雷锋叔叔”(图集)
我翻阅资料，发现那个年头虽然国内经济阴沉，国外反华势力厚重，但那时的流行歌曲勾勒的是一团熊熊的烈火，一口喷涌的大气。焦虑被隐藏，烦躁被虚拟。

1960年，全中国人民用中速、坚定有气势的节奏唱了一首《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挡》的歌。歌词是：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挡，势如台湾海峡滔天浪。大炮隆隆响，对准美国狼，坚决要把它赶下太平洋！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红旗一定要在阿里山上飘扬！全世界人民力量不可挡，结成一道反帝国的铜壁铁墙。绞索拉得紧，斗志坚如钢，不许美帝再猖狂！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那哪是唱，那是吼，那是情绪，那是气愤，那是一种指桑骂槐，说的是美国狼，指的是苏联熊。估计美国人没听懂，苏联人也没听懂，中国人反正是吼了一嗓子。

1961年，中国人又用雄厚、豪壮的井喷一般的情绪，在《北京——哈瓦那之歌》中毫无遮掩地吼道：

北京，哈瓦那，中国和古巴，
吹起反抗的号角，点起战斗的火把，
整齐我们的步伐，斩断美国佬的魔爪。
拉丁美洲和亚洲，中国和古巴，
我们是兄弟，我们是一家，我们并肩前进，
把共同敌人打垮，把美帝国主义打垮，打垮，打垮，
彻底打垮！

1962年，中国的经济走入了低谷，这时一个小脚老太太成了歌曲的主人公在中国流行，歌词写到：沧海变桑田，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层天。真金不怕火，英雄不怕难，革命不怕那路崎岖，大娘她意志坚。真金不怕火，英雄不怕难，革命不怕那路崎岖，大娘她意志坚。

1963年，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在中国广为传诵，他用最猛烈、坦率、鲜嫩的诗句写道：看，站起来/你一个雷锋/我们跟上去/十个雷锋/百个雷锋/千个雷锋！……/升起来/你一座高峰/我们跟上去：十座高峰，百座高峰，千座高峰！——/千条山脉呵，万道长城！……

整个六十年代，讲普通人，有三个人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算是代表了工农兵，但雷锋是排在第一。讲事，也有三件让几代人难以忘记——中苏论战、原子弹爆炸、文革大爆发，这三件事，像是天堂和地狱的一次大邂逅，大猛烈，大隐藏。

再过二天，就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42周年，也是全国学习雷锋纪念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当年采写《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一文的作者雷润明，正是这一篇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将雷锋正式介绍给全中国人民。也是在这篇通讯播出的26天后，毛泽东继纪念张思德之后又为一个普通战士题词。中国有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是家喻户晓，有两士兵也是人人皆知：张思德，雷锋。

田炳信：当时你们是通过什么线索知道雷锋这个典型人物？怎么得到这个线索的？是通过部队内部的报纸呢还是总社下达的通知？

雷润明：因为他们的内部在雷锋牺牲之前已经有所宣传了，从基层开始，部队内部的小报啊，已经开始宣传。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全国的浪潮。那时候还是困难时期，还有这个背景，当年宣传雷锋和全国人民克服三年自然灾害有关系。当时需要倡导一种精神，这是个大背景。

田炳信：从1960年到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家庭的生活都很清苦，从民间到高层，是不是需要一种精神的亮点？

雷润明：是的。我记得当时是国民经济困难的时候，生活挺苦，困难挺多，和苏联的关系也不太好。在物质上不行，但是精神上不错。感到这个人物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值得宣扬，值得提倡。大概当时就是这么个背景。因为在部队内部有所宣传，《人民日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张超打电话给新华社辽宁分社，限多长时间发篇报道，他写评论。那个时候他（雷锋）已经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他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了，因为报纸上也有宣传，但是真正写这个人物的材料还不够，还要深入挖掘。我们就开始到部队采访，就是沈阳军区汽车团。到部队采访，到鞍钢采访，他做的好人好事挺多。他从鞍钢打工到部队，他的活动范围在辽宁。这时候我们就一个是到部队采访，一个到鞍钢采访，到他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地方采访。

田炳信：你们是几个人一起去采访的？

雷润明：有我，还有甄为民和佟希文。

田炳信：你们采访了多长时间？

雷润明：好像时间不长。因为《人民日报》限期，限我们多长时间发稿，他催我们什么时候写好，说评论已经写好了，就等你的稿子了。当时我们日夜赶稿子。

田炳信：稿子是什么时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

雷润明：我记得当时由我、老甄和佟希文合作，在春节前夕，突击采与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专稿，并配以“辽宁广大青年热烈学习雷锋事迹受到深刻教育”的综合报道，在1963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通栏标题近整版篇幅和一版要闻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了编者按。同日，《人民日报》还在那篇专稿的中间，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和第五版一个整版的《雷锋日记摘抄》，以及罗瑞卿总参谋长的题词手迹等。中共中央机关报打破常规地以空前的规模、透彻的内涵，首次向全国亿万人民全面介绍了社会主义新人雷锋的事迹、言行、品德、素质和风貌。
田炳信：那是哪一年？

雷润明：那是以后的事情了。雷锋精神实际上在一些人中间还是存在的。问题就是你看不看的见，宣传不宣传。我觉得宣传雷锋精神不是光宣传雷锋本人，凡是体现了雷锋精神的都可以宣传。我觉得还是宣传不够。到了泰安以后，用电报把稿子发回总社，马上就播了这篇稿子。从沈阳到泰安这一路，回想感人的事情还是不少。在我眼里雷锋精神不过时。

田炳信：当时你们写完稿子是用电报还是传真传回去？还到北京去修改？

雷润明：写雷锋这篇大的通讯稿没有修改，一稿就好了。

田炳信：那时候通讯工具是电话呢还是传真？还是电报？

雷润明：没有传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坐火车一天一个晚上就到北京了。

田炳信：最快的速度是用邮寄寄过去？

雷润明：反正当时我觉得新华社发稿跟火车站有关系。各个省的稿子用火车传送。

田炳信：采访怎么样？

雷润明：写了不到一个礼拜。采访可能十几天。

田炳信：三个人分头采访是吧？

雷润明：分头采访。那时候分头采访分头写，最后再整合，风格语言什么的。因为当时《人民日报》说评论已经写好了，他们也知道一点情况，题目就是“伟大的普通一兵”，我们的稿子题目就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田炳信：当时字数有没有要求？

雷润明：没有要求。

田炳信：那时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雷润明：对。

田炳信：对外既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站也是新华社的分社。

雷润明：当时写专稿也愿意写，发通稿《人民日报》不一定用。那时候《人民日报》希望独家，发通稿大家都用了嘛。

田炳信：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或者领导有什么提示和要求？

雷润明：人民很需要这样的人物，要当成一个政治任务完成好。

田炳信：新华社的领导有交待吗？

雷润明：没有，因为你知道吧，《人民日报》想抢先。

田炳信：你觉得当时《人民日报》是不是得到了内部消息？还是偶然间有一些这样的线索？因为评论员文章都写好了嘛。

雷润明：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当时很多人都在抢，《解放军报》也在写。是不是得风气之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有（高层的支持），因为他限时完成。

田炳信：你们这个稿子比《解放军报》都早，在大报里面？

雷润明：印象中，我觉得其他的报纸都没有形成什么气候，就是陆陆续续的说报道。

田炳信：当时这个报道写完以后有什么反响？有什么后续的报道？

雷润明：新华社后续的报道多了。各个地方什么湖南啊，他的家乡不是湖南嘛，都开始反响了，新华社的报道就多了。他工作的地方么，事情就多了，陆续就越来越多。

田炳信：那时候人们对推出典型也好劳模也好先进也好，政治意识是不是比现在强很多？

雷润明：说起这个，现在的人脑子复杂了，多元化了，那时候的党报，中央一讲，入耳。现在的人根本不看报纸，看了也不入耳，你爱讲啥讲啥，我也不管。对不对？这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

田炳信：当时雷锋的出来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是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说排第一号的还是雷锋，别人超不过，那是几代人啊。像王进喜啊陈永贵啊郭凤莲啊，都是一个时期的英雄，包括欧阳海啊王杰啊门合啊向秀丽啊，都是一个时期的英雄，都没有雷锋影响深远。雷锋身上蕴涵的东西就是和普通人，和人类共性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才能影响几代人。

雷润明：他的事情都是平平凡凡的东西，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

田炳信：这平凡就显示一种不平凡，谁都可以学，只要你认真修行，都可以做的到。

雷润明：内心里关爱社会，关心别人，愿意助人为乐。

田炳信：这是真善美的东西，是永恒的主题。他不像欧阳海，也不像向秀丽，弄一下子，一次性的事情爆发，他像涓涓细流。

雷润明：毛主席说，做一辈子的好事不容易，做一件两件好事可以。他平平常常，在有限的生命里，天天在做好事。现在我们也可以做到。
田炳信：平凡中显示了持续不断的不平凡，因为持之以恒，长久。这样普通人每个人都能做到，像欧阳海为救一架马车，献出生命，这样普通人做不到。

雷润明：现在有时候想，什么时候出一个火灾，去救一下，这样做一个英雄，呵呵。

田炳信：那时候追星族，就是对英雄的崇拜、学习、效仿，跟现在是完全两个概念。

雷润明：我都不理解现在的追星族，不就唱首歌吗？怎么回事，追得不得了。我觉得人要有善良的本质来关心别人，应该提倡这个东西。雷锋这个事以后，新闻界评论的也挺多。宣传出去，手法多了，弄得我一看，都烦了。

田炳信：你看过雷锋的遗物没有？

雷润明：看过，看过日记。他也不是天天记，但基本上都记。他文化不是很高，小学水平，字写的也就一般。

田炳信：后来有几段话，是别人的名言，他抄下来了，就变成雷锋的了。比如“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同志像春天一样温暖”，现在真是谁说的也忘了，反正他是抄了一段。

雷润明：他是日记里面引用的别人名言。他这个人我觉得就是平凡，正因为平凡所以伟大。现在有些媒体我也不愿意看，空话多一些，废话多一些。

田炳信：很多人认为，学雷锋是青少年的事，每到3月5日，团中央就会动用整个系统来搞活动，给人的印象好像就是共青团员和青少年的事。你怎么看？

雷润明：学雷锋是年轻人的事，是普通老百姓的事。这种论调更是不对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也不能否认，有相当不少的人，精神境界和雷锋相比差得很远。在新形势下，他们有的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有的要名誉，要地位，有的图享受，讲阔气，非常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难道这些同志不需要和雷锋比一比，不需要从雷锋身上，从生动体现雷锋精神的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等人的身上，吸取精神营养吗？毛泽东说得很清楚：“领导干部要带头学雷锋，才能形成好风气。”

田炳信：中国人不是个走极端的民族，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反反复复，把人们的精神胃口搞坏了，不洁的、脏的、不好的、有毒的、腐烂的呕吐，好的、有营养的也一块呕吐，现在以调侃为时髦，以不正经为正经，以拿英雄开涮为乐事，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要有一种真英雄，真精神，真值得尊重的人物和事。

雷润明：社会上有这种倾向，这是不了解历史的缘故，也是换季造成的错觉。有些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复归到原位，会校正到原点。

田炳信：在当时经济比较萧条，生活比较困难，情绪比较低迷的情况下，推出这样一个典型，无疑在中国人有点阴影的心上撒下了一束光，主要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那现在过去了40多年，现在的环境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高科技的社会，GDP大幅度增长的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雷锋精神变成一种象征一种符号，而不是融化在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血液里了。很多人觉得他是历史人物，甚至很小的都不知道这个人。还有把雷锋用漫画的形式写出来，甚至编造雷锋的笑话。这个曾经在几亿中国人心中非常崇高的人物，最后有了一种说亵渎可能重了点，有一种调侃的味道，甚至黄色的笑话也有。这说明现在的人们进入一个反英雄反崇拜的时代，一个英雄的生命到底有多长？不是他肉体的生命，是说精神的生命。走了40年，这个英雄就过时了？社会不需要他了？淘汰他了？还是找个替代品替代他？

雷润明：这个我觉得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他所崇拜的英雄人物。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有些人在当时确实起了很大的激励鼓舞作用，但是社会在变化在发展，他是在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下出现的人物，现在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这个人渐渐的被淡忘了，精神慢慢的消失了，我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我还是说这个意思，社会多么发展，多么进步，多么富裕，科学多么发展，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是不行的。现在不需要精神？肯定需要。

田炳信：那当时搞这个雷锋的报道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自己感觉有没有把他神化或者高大全的倾向？我最近看过很多报道，雷锋当年也谈恋爱，雷锋也有女朋友，雷锋也有皮鞋，用今天的观点看，就是很人性化的东西，也很世俗化的东西，现在雷锋生前接触过的人，包括很多雷锋的战友都在讲这些东西。就是把他由神还原成为一个俗人。从你的角度看，当年写这个有没有拔高？

雷润明：现在回头看啊，是不应该把人脱离了社会背景，因为他毕竟是个人，有七情六欲嘛。但是当时自觉不自觉的有点脱离，可能是不自觉的。

田炳信：把神圣化的东西抓出来，把世俗化的东西抽出来？

雷润明：是自觉不自觉的，可能有点完美无缺。（从内心来说，这也不是缺陷的，有女朋友，买毛料裤子）当时采访的时候，在这些事情上，也不太去问，主要是谈些好事。别人采访他都说他这个好那个好，现在看，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确实有点高大全。

田炳信：一个社会太复杂了，让许多人看到前因和后果，那是不现实的，最近，俄罗斯又有许多人怀念斯大林，我想就与苏联的解体有关，国家也好，地区也好，一旦过强时，人们呼唤弱，一旦过弱时，人们又呼唤强者。

雷润明：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到了需要雷锋精神的时刻了。雷锋，他那“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高尚情怀，几十年来，激励教育了多少人啊！我们永远怀念他，敬仰他，学习他。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人，不要说学雷锋了，就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你看看报纸上不时披露的一些报道就明白了。

田炳信：前些日子，我看到四川省的一个官员开车撞了人，不但不救人，反而跑掉了。他怕什么，他怕丢官。还有，前几天，报纸报道的东北一个青年开着一辆套牌的破卡迪拉克把一个小女孩撞倒又拖了两公里的事情，警察问他，为什么跑，他必赔钱。一南一北，一官一民，一个怕丢官，一个怕赔钱，就不怕丢脸，就不怕赔命吗？

雷润明：人和人之间的冷漠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田炳信：从这个角度看，雷锋精神是人性中的一块燃烧的火炭。那需要周围有干柴，火炭才能越烧越旺。

雷润明：是这样。我不是怀旧，当年是沈阳军区最早提出了“学雷锋、超雷锋”的口号。雷锋的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雷锋的诉苦报告，在空军机场、海军舰艇、工厂车间、农村打谷场，到处都讲，人们都说雷锋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激动的场面。我想，这主要是人性中最为闪亮的东西让雷锋拨弄出来，这除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背景外，还主要与中国文化中那种“各个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事方式有关。所以，到现在，我当年采写这位先进人物时的很多往事，还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雷锋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汽车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时，年仅22岁。他的生命很短暂，可他平凡而伟大的业绩，深深触动了千万人的心。8月18日为他举行葬礼的那天，抚顺市很重视，工、青、妇都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和送灵。追悼会是在望花区一个礼堂里办的。当时礼堂里面装不下，外面人山人海，送葬路上挤满了人。他的部队所在地、当时仅有70万人口的抚顺市，竟有10多万人为他的灵车送行，从市区到烈士陵园十多公里的大道上，人流如潮，不少人自动戴上白花或黑纱，默默跟随灵车行进，情景极为感人。
田炳信：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士兵，因为一次车祸而去世，既不像英雄黄继光堵枪眼那么壮烈，又不像江姐那宁死不屈，为什么能像一块大石头掉到大湖里，激起那么大的涟漪，从东北一直传到全中国，什么原因？

雷润明：很简单，它拨动了时代的琴弦。那时候，时髦的话叫时代的最强者。

田炳信：实际上是拨动了中国许多群体情感，情绪的一根弦，领袖认同，百姓也认同，实在是难得。你像最近这两年，新疆冒出一个业余歌手，叫刀郎，其貌不扬，嗓子也怪怪的，歌曲大多也是翻唱的，可就是有许多人爱听，什么原因？我想了想，无非唱出了两个字：疲惫。一个字，累。社会的情绪有时需要一个出口。刀郎就在这个出口上。

雷润明：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进口，更需要出口。一个进口和出口平衡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平衡的社会，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关键是进口太大，出口太小。

田炳信：你的出口和进口的概念是指社会矛盾，社会情绪，社会焦虑等方面？

雷润明：对。不是指国防贸易的进出口。现在人都冷漠了，我觉得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太少，这可能是我职业的原因。现在搞市场经济，时间就是金钱，不适应不行，但是人也要有点精神，不然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我就想现在西部地区，边防战士，煤矿工人他们值得吗？你说那边防战士、边防哨所，他们挣多少钱？冰天雪地在那里站岗放哨，人没点精神能行吗？但是现在宣传这些少了。

田炳信：我们当时都是选工人、农民、科学家，在第一线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人作为典型，作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来树立。但是现在却恰恰不是这种典型，都是歌星啊，扭屁股唱唱歌啊，都是这种。时代就不是一回事。

雷润明：纵观历史，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产生了自己的英雄，都出现为人师表的精英，这是人类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神州大地上，从古至今更是英雄辈出，这是我们的骄傲和光荣。雷锋就是当代先进人物的一位杰出代表。我认为，从时代的角度，上年纪的人要学雷锋，年轻的更要学，一个庞大的人群总得敬畏点什么。

田炳信：说到这，让我想走现在的出版界、传媒界和影视界，包括一些笑话和黄段子，开始拿昔日的英雄“开涮”。人们似乎什么都不信，没有经典，没有历史，没有严肃，没有敬畏。一切都可以搞笑，一切都可以幽默，一切都可以荒唐一把。

雷润明：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雷锋这个人物上。

田炳信：就是美国，最多也就拿总统和政客开涮，前苏联最多拿酒鬼开涮，并不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可以开涮。

雷润明：从新闻记者的角度去窥视，这种时髦也好，时尚也好，被无限制的放大、扩散，我们的媒体是有责任的。如果深究其后的根源，可以发现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东西，怀疑一切的东西在作祟。像现在社会上的“物质至上”、“金钱万能”等等，对社会的侵蚀，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田炳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现在对崇高、生命、亲情、公正等等都加以嘲讽，面之大，之深，之广，可以说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时间段和空间感让他滋生，漫延。

雷润明：天下的事，大好事需要积累，大坏事也需要积累。就像毛主席说的，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田炳信：你觉得，当年雷锋的横空出世，有“包装”的成份吗？是不是扮演了一个政治演员的角色？

雷润明：其它的英雄人物有没有“包装”的成份，我不敢说，但雷锋应该是没有，只是在选材上的角度有取舍罢了。说到底，雷锋是应运而生，是时代的产物，他是平凡人，平凡事，才激起更多更平凡的人去学，去思索，支对照。

田炳信：现在雷锋精神已经成为社会上稀有的元素了，极为奇缺的一种东西了。

雷润明：应该大补雷锋精神，大补这一课。

田炳信：但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补，又不吃啊，补不进去补不到位，这也是个问题啊？

雷润明：如果把雷锋精神理解为好人好事，那理解太简单了。一到3月5号就出去做好事，这种办法不行。太简单化了。

田炳信：简单化和复杂化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简单化搞久了，也就孪生出形式主义，走过场，装门面，只有仪式，没有精神了。现在有句顺口溜：认认真真走过场，老老实实说假话。这快成了一种风气。

雷润明：大事大办，好事也一定要好好办，不然好事、好典型、好东西也变成不值钱的东西了。

田炳信：这就应了那句老话：经是好经，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雷润明：在新的时代，怎么能让雷锋精神长驻人间，是个大题目，搞好不容易。

田炳信：过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雷锋精神至少影响、感染了三代人，今天这社会还需不需要雷锋精神？

雷润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还是这么看，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怎么现代化，作为社会的一个人，你要关心别人，不是光想着自己，对社会有责任，对他人有责任，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关爱一种责任，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需要。

我体会，雷锋精神的实质就是无私奉献，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人说，雷锋精神过时了。这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十足的糊涂观念。不错，现在是21世纪，我们正在搞改革开放，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我们的民族就不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吗？难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需要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吗？就不需要像雷锋那样艰苦奋斗吗？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一方面，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形势还有其严峻的一面，我们的祖国至今还没有最后统一，一些企图演变我们国家的势力，也没有改弦更张。另一方面，在我们国内，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些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大膨胀和发展了，不少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艰苦奋斗的观念，较前也大为淡薄了。当前社会两旁的大量实事说明，学习雷锋，弘扬雷锋精神，一点也没有过时，而是非常必要。再看看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我们的英雄建设者们，我们的边防战士，他们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里木油田，在京九铁路的建设工地，在万里边防的边卡、哨所，那些可敬可爱的共产党员、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解放军官兵，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流汗，风餐露宿，日日夜夜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们？主要的不是什么金钱，而正是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那种“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高尚情怀。要知道，他们同样生活在这个年代，同样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说明，在我们国家，在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自己新生活的斗争中，不管客观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精神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它会变成创造财富的强大动力，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

有一则寓言说：蛹看着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非常羡慕，就问：“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在阳光下自由地飞翔？”蝴蝶告诉它：“第一，你必须渴望飞翔；第二，你必须有脱离你那非常安全、温暖的巢穴的勇气。”蛹就问蝶：“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死亡？”蝶告诉它：“从蛹的生命意义上说，你已经死亡了；从蝴蝶的生命意义上说，你又获得了新生。”

其实，一个社会，一个人，一种精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周而往复，春去冬来，一年复一年。一种精神是一束光，一股气，一座山，一片海，照着你，薰着你，盖着你，泡着你。让你通体透亮，呢喃战栗。   

《中国青年》刊发的“雷锋日记手稿”

　　发出这封信的时间大约是1963年2月16日或17日。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在一篇文章里详细地回忆了毛泽东从看到《中国青年》的信到题词的全过程。由于这篇文章所披露的细节特殊而又重要，用别的方式转述可能导致失真，现将其照抄如下：

　　记得大约在1963年2月中旬的某一天，《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出版一期学习雷锋专辑，该杂志编辑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学雷锋题词。在我收到这封信时，毛主席正在北京，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院内。这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四面各有5间房、院落中间有几颗柏树。毛主席的我是就在北屋东头的两间房，说是两间，其实是一间，因为中间没有隔扇隔开。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说是卧室，其实也是他的办公室、餐厅兼会客室。因为他在菊香书屋居住地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间卧室读书看报、批阅文章、会客和用餐。为了工作方便，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就在菊香书院的东院里，这个院种了一些花木，是毛主席平时散步的地方。我住的地方离毛主席的寝室只有几十米之遥，这样有事可以随时找到。

　　当天，值班警卫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已经醒了。根据多年的习惯，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秘书把最新收到的文件、资料送给他。因此，在接到电话后，我立即拿出已选好要送给批办和阅处的文件和资料，其中有《中国青年》杂志请毛主席题词的信，来到毛主席寝室。这时，只见他已穿好睡袍，身上仍盖着毛巾被，半躺半坐地斜倚在床背上看当日的报纸。见我走进屋来，他把报纸随手放在左边床上堆得有两尺多高的书堆上。我把文件资料放在他的床头的长桌上。床的左方紧挨着长桌有一张方形的藤桌，桌上也堆满了文件和资料。我在藤桌西边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面对着毛主席，向他汇报了需要批阅的文件、重大的国际新闻、也提到了《中国青年》杂志请他题词的信。随后，我便离开他的寝室。

　　大约过了两三天，《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同志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询问主席是否已经答应写题词。当时，我了解毛主席已经看过《中国青年》杂志的信，但未作什么表示，我便如实地转告。他们说，《中国青年》杂志在3月1日出版，能否请主席在2月25日前写好，因为印刷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我将他们的要求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让我先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我回办公室，思索了一番，拟好了十来个题词，立即送给他。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几个题词的大致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精神”等等。

　　2月22日，毛主席睡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让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资料匆匆来到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正穿着睡衣斜倚在床栏上看文件。看见我到了身旁，便放下了手中的文件。我随即将新文件放在他床头的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这时，毛主席从他身旁左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我。我一看，他已在纸上用毛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潇洒苍劲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个也没用。这时，他还吸了一口香烟，从客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我爽朗的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我拟的题词这一疑问似的，接着说道，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些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搞形式注意。不但普通干部、群众要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番话不仅指出了学习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毛主席谈完之后，我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告诉他们毛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他们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应当指出，毛主席在题词之前，就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的报道，了解了雷锋的故事。他曾对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过，“雷锋值得学习”。 编辑部接到林克的电话后，立即派刘全聚(时任杂志社公务员，后成为摄影家——编者注)骑摩托车直奔中南海。20分钟后，当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刚劲有力的字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整个编辑部沸腾了。大家凝望着题词，欢呼跳跃。随即，毛泽东的题词被复制为插图，刊登在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上。

　　毛泽东应《中国青年》编辑部之邀为雷锋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新闻界和有关方面，各报社纷纷要就刊登这一题词手迹。《解放军报》得知毛泽东题词以后，迅速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发出信件，请求题词。几位中央常委先后于3月初题了词。为了使毛主席的题词和他其他中央领导的题词集中发表，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中央书记处专门会研究，决定于3月5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首都各报同时发表。就这样，几年以后，1963年3月5日被当成了毛泽东“想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纪念日。
    

　　《中国青年》编辑部在请毛泽东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发出了请求题词或写文章的信。给周恩来的信是和给毛主席的信同时发出的。周恩来对《中国青年》一贯是几乎有求必应，接到信后很快就挥笔写下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并派人送到了编辑部。周恩来的题词同毛泽东的题词一起刊登在了3月2日出版的“学习雷锋”专辑上。在为《中国青年》题词不久，周恩来又接到了《解放军报》要求为雷锋题词的信。这时，他已得知毛泽东题了词，就让办公室打电话到杂志社问主席题词的内容。我们向他作了汇报。于是，周恩来又一次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后来，编辑部的同志在拜访邓颖超大姐时，邓大姐谈到总理为雷锋第二次题词时说：已经是深夜了，他又一次翻看了雷锋日记摘抄，然后在房间踱来踱去，沉思了近一个小时，才坐下来题词。显然，周恩来是根据毛泽东的题词经过深思熟虑，对应该向雷锋学习什么作了高度概括。

　　那一期《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还刊登了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郭沬若、罗瑞卿、谢觉哉应编辑部之请而写的诗歌和文章。罗瑞卿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中国青年》出版“学习雷锋”专辑非常支持。接到编辑部的约稿信后，他立即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很快就写出了《学习雷锋——写给<中国青年>》的专文。谢老当时正生病住在医院，编辑部的同志去医院看望他，顺便谈起了雷锋的事迹和《中国青年》准备出“学习雷锋”专辑的打算，希望谢老病愈后能写点东西。谢老当即问了“专辑”的付印时间，让我们给他送去一份雷锋日记摘抄。在病榻上，谢老阅读有关雷锋的事迹后，写了一篇散文《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和一首《学雷锋》诗：“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总不同，谈到做到心意广，神州处处学雷锋。”谢老的散文和诗都赶在2月25日前写好了。董老也送来了一首诗《歌咏雷锋同志》，诗曰：“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劳动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为了编好这本“学雷锋”专辑，编辑部特别组织了一个采访组于2月12日到辽宁实地采访。我们到沈阳后，得知雷锋所在的团的俱乐部主任陈广生掌握雷锋的事迹最多，他正在大连向青年讲雷锋事迹。我们立即赶赴大连。当天，我们先和青年一起听陈广生作报告，晚上和他一起研究怎样改写长篇通讯。第二天，我们参观了正在大连循环展览的雷锋事迹，并一本一本地仔细看了雷锋日记的原作，对照报纸已发表的日记摘抄，作了补充，增加了一些新的段落，使之更加充实。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我们大约于2月18日、19日返回北京。

　　1963年3月2日，刊登有毛泽东、周恩来题词和其他中央领导诗歌和文章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出版发行，广大青年争相购买，一时间真可谓“洛阳纸贵”。这本专辑在全国5个代印点几经重印，累计印数达到800多万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有些青年买不到，就互相传阅，或到图书馆借阅。后来，编辑部还收到一位炊事员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到处奔走，也没买到这一期《中国青年》，他只好借了一本，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把一本16开48页约10万字的《中国青年》手抄了一遍，这个读者对雷锋的热心可见一斑。编辑部收到这封信后，给他寄去了几本这一期《中国青年》并请他把手抄本寄给编辑部。1963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纪念时，这本手抄的“学习雷锋”专辑在编辑部举办的展览会展出。周恩来看到这本手抄本时仔细询问了它的来历，并指示有关部门增加给《中国青年》的纸张供应，以扩大发行。

　　就这样，由于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以及《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的大力宣传，向雷锋学习的热潮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雷锋的精神从此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