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集团待遇怎么样:“叛国者”自德国归来 十分钟冲动改变一生

　　"叛国者"归来

　　　文_河西

　　“仅仅十分钟，”他说，“仅仅十分钟的冲动，就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1968年的夏天，空气中有一种不安的味道。街道上，汹涌的人群发了疯似的对一切旧事物——包括自己的灵魂——挥舞着双手、皮鞭和榔头。关愚谦，却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一间小房间里静静地坐着，有时候，平静比喧嚣更是一种折磨。

　　他被隔离了。反右的时候，他因提了一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到青海—他说那时候的青海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劳动改造；现在，风雨再次袭来，这一次，较之11年前，看来更为凶猛。

　　两个造反派的小头头找到他，说：“小关，今天我们开‘背对背’的批评大会，你就留在你的办公室。”所谓“背对背”，就是受批判对象不参加，造反派先对材料，然后决定如何来批斗。关愚谦的心立即揪紧了，他想：是不是挨到我了？会不会把我再次发配到青海？甚至打入监牢？会不会看到这样的大字报，上面用××写着：打倒关愚谦！“打倒”两个字还是倒的。

　　这是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猜想。在青海五年，苦闷压抑的“流放”生活，已经让关愚谦感到后怕，这个曾经“怀有一颗火热的心，跟着时代向前进的”的青年，已经隐约预感到自己将大祸临头。

　　偷护照，易装出逃

　　那一刹那，关愚谦想过自杀。手都伸进了抽屉，去找每次接待外宾时用的刮胡子刀片，无意中却发现了几本护照。

　　在关愚谦工作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外宾的各种入境手续、出境手续，都由他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他打开一看，是日本外宾西园寺宫一之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他的心突然一动，他看到了西园寺一晃的照片，和他还有几分相似。更关键的是，他有两本护照，一本去巴黎，一本去开罗。

　　他的心扑腾扑腾直跳，手都有些颤抖了，一个大胆得近乎疯狂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出逃。

　　在此之前的1967年，音乐家马思聪的“叛逃”是当时一个爆炸性的新闻。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冒死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在海内外引起震动。

　　从香港辗转到纽约的马思聪，在当时公开发表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讲话：“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

　　而当时公安部在得知马思聪出逃后，迅速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九族的人间悲剧。而马思聪的出逃，也被定性为“叛国投敌”。

　　关愚谦比谁都明白出逃的风险，成与不成，都将殃及周围的朋友、家人，但恐惧和求生的欲望还是逐渐占上风。

　　经过慌乱和紧张后，关愚谦变得像一个经验老到的间谍那样，将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民航局，用尽量不露痕迹的口吻说：“我是小关，我们常驻外宾要出国去开罗？”

　　对方回答：“不行啊，我下午开会，你明天再来谈吧。”

　　不行，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他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很急。”

　　“不可能。”对方一口回绝。

　　他决定给对方以压力，说：“这是政治任务，要出国的是西园寺宫一。”

　　挂断电话，他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长这么大，他没有冒过这样的险。而且，左思右想，他又开始反悔。叛国投敌，这是什么样的罪啊？这和留下来受到冲击、蹲监狱相比是更为可怕的未来。

　　这时，电话打来：“小关，请客呀，给你办成了。”

　　没法子，只得硬着头皮去。第二天，瞒着家人，外面穿着蓝制服，里面套着全副西装。到了，有机场的熟人看到了，喊他：“小关，你来了。”他勉强挤出笑容，打着招呼，然后一转身，跑进地下室男厕所，换上西装、领带，再戴上口罩和眼镜，活脱脱变了一个人。

　　他走出男厕所，忐忑着，走到边境警察跟前，把换过照片的护照给他，边境警察对他说，你的护照要登记一下，等会再给你。然后，他走进外宾休息室里休息。

　　他的耳朵里响过每一分每一秒流逝的声音，每一秒都是可怕的折磨。更可怕的事在等着他，来还他护照的，居然不是刚才那位边境警察，而是和他熟识的老刘。天哪，他的心都快炸了，没说的，这一次看来在劫难逃，所有的伪装都将在这一刹那分崩离析。

　　但是，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老刘走到他面前，说：“这是您的护照吗？”他点头说：“是。”老刘就把护照给了他，并祝他好运。

　　真的是好运临头，和他这么熟的老刘居然没有认出他，这也许是眼镜和口罩为他施了魔法，让他彻彻底底变成了另一个人。

　　每当想起这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时，关愚谦都觉得那纯粹是一个奇迹，绝对是一个奇迹。“我从全民阶级斗争警惕性极高的红色中国逃离出来，失败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成功的机会只有百分之零点一。而我恰恰属于这百分之零点一。我甚至怀疑，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因为他知道，‘文革’中有太多的人受了冤屈，别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总有其为难之处。”

　　开罗蒙难，德国新生

　　关愚谦这段离奇的经历，被作家王蒙称之为一段“荒唐冒险的亡命之旅”。

　　王蒙在关愚谦的自传《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一书的序言中说，关愚谦的一生，有十几种可能和几十个机会或被处决，或自杀，或堕落，或被利用，他的经历足以使多数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变成神经病。

　　即使在关愚谦坐上飞机、开始逃亡之旅时，他的冒险其实并没有结束。在飞机上，他身边坐的是两位捷克商人，不知道是出于信任还是希望得到帮助的渴望，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捷克商人决定帮助这个中国可怜的年轻人。飞机一到开罗，就有一辆车把关愚谦带到城内一座大房子里，他一打听，人家告诉他，这是苏联大使馆。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两大敌人是苏联和美国。寓居苏联大使馆和叛国投敌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事实上，苏联大使馆并没有收留他。一位自称“作家”的人把他安排到了一家旅馆。在那儿，惊魂甫定的关愚谦感到异常的困倦，他倒头便就昏睡过去，睡醒时，旅馆工作人员告诉他：“下面有人找。”

　　关愚谦再次惴惴不安起来，会是谁？我在开罗非亲非故，谁会找我。他下去一看，一个大胡子的埃及人对他说：“开罗的红卫兵在找你。”

　　全世界都是红色的海洋啊。他不知所措，埃及大胡子说你跟我走吧，他也就跟着他走了。结果是原本红卫兵要将他押解回中国受审，却意外地把他投进了埃及的“肯那特”监狱，一关，就是一年。

　　其间，有国际红十字协会想把他移民到美国，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美国和苏联都是中国的敌人，他觉得自己是个爱国者，离开中国只是被逼无奈，无论如何不能在国外参加反对中国的活动，这是他的底线。

　　他想去一些中间国家，可是每一次申请都如石沉大海。最后，他绝望了，在阿拉伯世界的监狱里，真是度日如年。他想：罢罢罢，死也死在中国的监狱，他竟然要求埃及当局送他回中国，不让他回去他就绝食。

　　过了几天，来了一个中校模样的警察，他带来了一个让关愚谦激动万分的好消息：“现在联邦德国同意你到他们那里去了。”

　　在德国，他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为汉堡的亚洲研究所写书，待遇很优厚。研究所里的格罗斯曼博士请他来写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事，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一个来到德国的中国大陆居民。于是，关愚谦在汉堡租了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十八年的变迁》。

　　而在国内，关愚谦出逃已经是与马思聪叛逃相提并论的大事件，他们都成为被凶猛批判的敌人。

　　辗转来到德国的关愚谦，在书写这段离奇的经历时，也开始他的新生活，并认识了后来的夫人，比他小30岁的海珮春。如今，当年豆蔻年华的海珮春也早有了华发，关愚谦镌刻在脸上的皱纹依然记录着那些无法忘记的岁月。去年，三联书店同时推出他们夫妇的《欧风欧雨》（关愚谦著）和《德国媳妇中国家》（海珮春著）。“叛国者”归来，又让中国读者的目光聚焦到这对跨越风风雨雨时代变迁的两口子身上：是怎样的生死流徙，造就了曾经的悲情欢喜？
中国垃圾文学很开放

　　没人知道这是“阳谋”

　　南都周刊：你在“文革”前给很多领导人当翻译，比如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你看到的这些领导人，和我们在电影和图书中的印象有何不同？

　　关愚谦：我当时是中央财政部的翻译，当时他们还很年轻，和他们老了之后当然不一样。另外我们当时做翻译，也就是哪一个外国专家来，我来翻译，采访好后他们走我也走，并没有特别的接触。所以对他们私人的一面，我并不能说了解，也不能信口开河。

　　当然，我对那些副部长级别的领导就比较熟悉了。

　　南都周刊：当时领导同志和普通百姓的关系是像宣传说的那么平易近人吗？

　　关愚谦：确实是那样的，和现在的领导不一样。像那些副部长，和我们这样的小翻译一起打乒乓球啊、下象棋，部长要耍赖，我们就会揪住他说：“黄部长，你怎么乱走，你在作弊。”

　　南都周刊：搞起阶级斗争来是不是就不讲情面？

　　关愚谦：那当然了，我当时从上海到北京，一些山沟沟出来的老革命，看到我是从大上海来的大学生，当然是看不惯了。

　　南都周刊：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你写了大字报，写的时候没听到什么风声吗？好像党员干部有的知道这是阳谋的。

　　关愚谦：我没有听到什么风声，我身边很多党员都写了大字报。“大鸣大放”的时候，毛泽东后来说的什么“引蛇出洞”、“这是阳谋不是阴谋”，谁都没有料到。

　　东欧、苏联一样，极其僵化

　　南都周刊：在新近出版的这本《欧风欧雨》里，你也写了很多有关东欧的随笔，我想了解，在东欧剧变之前，你看到的那个封闭的东欧是什么样的？

　　关愚谦：东欧的某些情况比苏联还糟糕，匈牙利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还是很严酷的。当然没有到“文革”的程度，我们的“文革”一开始是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后来是把那些造反的人都扔到监狱里去，蒯大富什么，不都关进去了吗？

　　南都周刊：当时东欧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关愚谦：生活很苦，我1990年到保加利亚，甚至于总统接见我，请我吃饭，除了牛肉什么都没有。不但是中国苦，全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我的书里也写到，当时苏联人排队，蔚为大观。我觉得主要还是体制和政策问题，计划经济大锅饭，人就没有动力，所有的都是国营嘛，吃饱了肚子就完了，谁有动力？现在我们农民可以自己种个水果，种个经济作物，过去不行，一种水果就是资产阶级意识，东欧、苏联也一样，极其僵化。

　　南都周刊：我看到书里写，柏林墙倒的时候你还在那敲。那么两德统一以后东德的情况如何？

　　关愚谦：那次霍英东也在，我们一起去敲的。两德统一之后东德情况很不错，发展越来越好。但是情感上还是有一些隔阂，西德有人看不起东德，老说他们“老东老东”。东德人就比较反感，反击说我们东德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

　　鲁迅与顾彬

　　南都周刊：你怎么会和顾彬一起来翻译《鲁迅选集》德文版的？

　　关愚谦：顾彬对中国文学一直很感兴趣。我到德国去之后，就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民间故事选集》，我当时已经到德国柏林大学担任助教，就在那，我与顾彬认识了。认识之后，他说他想编一套德文版的《鲁迅选集》，我们就组织了队伍共同翻译了这套《鲁迅选集》，一共6本。我负责两本，他负责两本，另一位教授负责两本。

　　南都周刊：翻译鲁迅的作品，你觉得难吗？在篇目的选择上是怎么考虑的？

　　关愚谦：难，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难理解、最难翻译的作家。他引用了许多典故，他写作的领域很宽，很多东西你不太了解的话，很难将它准确地翻译出来。现在的翻译，很多人没有吃透原文，不了解、不理解原文的背景、引用的文章来源，想当然就翻译出来，自然会闹很多笑话，或者说看不懂了。

　　《鲁迅选集》德文版的篇目我们还是主要考虑了文学性，一般日记我们不选，非文学类的不选，将鲁迅主要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翻译成了德文。

　　南都周刊：鲁迅是不是也是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作家？

　　关愚谦：可以这样说。而且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和我很熟，我们是在一个弄堂里长大的，我们当时住在淮海路的淮海浜，我是44号，他是26号。所以我和周令飞现在也还有联系。

　　南都周刊：顾彬先生之前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的言论不知道你有没有耳闻，你是否赞同他的看法？

　　关愚谦：我听说了，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啊。什么《上海宝贝》，那确实是垃圾！现在我们中国，政治上还不够开放，严肃文学还不够开放，但是这些垃圾文学很开放。

　　但是我也觉得，顾彬有点极端了。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有些地方有很大的问题，有些作品很糟糕，但不能完全否定中国当代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媒体也有责任，他们把顾彬的话摘来后，失去了上下文语境，很容易得出顾彬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反华之类的结论，这是不公平的。

　　就像西方有些媒体，也是以偏概全来否定中国，我非常讨厌这些西方媒体。可是呢，反过来，很多德国人对中国很友好，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