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称是什么意思:“文抄公”的真货色

“文抄公”的真货色

江桢华

    面前有“奇书”一本，由徐伯庆等三人“编著”，书名曰：《萧山历代名人》。根据本人习惯，既然是一本有关本区的新书，不管怎么忙，总也得翻阅一下吧！看了几篇，疑窦渐多，怎么，里面从文字到内容，似曾相识的竟那么多！于是，硬是“自己逼自己”，耐着性子把它浏览完，然后再有选择地对部分单篇进行复读。经过这样一番说不出是啥味道的阅读，形成的总体印象是，这本“著作”中的许多篇什，可以用以下公式表述：

剽窃＋与真实历史无关的“传说”＋作者“采访”的过程＋作者的夹叙和议论。

 此书涉嫌大量抄袭剽窃，尽管“编著者”作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但无非是下了一点“变相”的工夫。本文在此不一一具体罗列该书中的所有抄剽段落，只是负责地说，此书抄袭、剽窃的比例是相当大的，说“编著者”是“文抄公”并不过分。可笑的是，明明涉嫌抄剽，徐柏庆等人却装得一清二白，并在“后记”中煞有介事地申明：“谨告读者，此书资料来源于正史、地志、家谱、传记和调研材料等收编而成。”笔者不知徐伯庆等人所说的“收编”是什么概念？反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里找不到这个用词的。不知是不是指徐柏庆等人有权把别人的作品和研究成果任意“收”过来，并“编”到自己的文章里去的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那倒是不打自招，“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

这里有必要分清引证与抄袭剽窃的原则区别：引证（即引用他人著作中的某些文字）是阳光的，正大光明的，是尊重原作者、忠实于原作文字的引用，而这是需要说明所引文字的作者和出处的。引用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证明、发展被引证内容的正确性或指出其错讹。这种引证是允许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它与抄袭剽窃性质完全不同。而后者的最大特点是将前人作品和研究成果里文字抄袭或变相抄袭后，据为“己作”，就像他本来就是早于他人的“原创者“，而实际上却是“偷”来的。一个老实、自重、珍惜自己人格的作者，应该也必须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应该也必然会具备这种文德，并正确掌握两者的界线。可惜，徐伯庆等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此书中，称得上是引文的用得极少，但也有一些，不过，有些引文已经过了他们的任意篡改。如该书第１６页有这样的文字：“后汉书曰：‘会稽余暨即萧山，注西施之所出，以为诸暨者误。’”显然，只要稍微有点起码的地方史常识，就能一眼看出这条引文是由外行杜撰的。《后汉书》为南朝宋范晔所撰，其时唐朝还远没有建立。馀暨后改为永兴；永兴再改称萧山，是在唐天宝元年（７４２），比范晔著《后汉书》时要晚近三百年。《后汉书》根本不可能出现那时还不存在的“萧山”这个县名。正确的原文，应是：“馀暨，西施之所出。”（见《后汉书?郡国志注》）。徐伯庆等人用这样明显错误的“引文”，说明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这种“引用”只能起到帮倒忙的作用。

文至于此，可能有人会问：徐伯庆等人的这本“大作”不少文字内容是抄袭剽窃的，是不是就没有他们自己的东西呢？回答是：此书大多数是他们自己的作品，这不难鉴别。笔者告诉诸位，凡是文中传说不像传说、演义不像演义的部分，凡是文理不通、标点错误集中、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动不动加以“拔高、扩大”的这些篇什，基本上都可认定是他们的作品。如果读者要看看他们的真作品，真货色，那么，已经通读此书的笔者建议你最好先读读书中《王国桢》、《王篙》两文，这绝对是可以代表他们真实水平的代表作。本文限于篇幅，摘录此书中的若干小段文字，略加点评，与读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在《王篙》一文中，看不到王篙究竟有多少突出政绩，而花了不少笔墨来写他“耗费巨资，招收能工巧匠，为母亲建造模仿‘金銮殿’称为‘龙凤花厅’供养母亲享乐，安度晚年。”（按：读不大通，原文如此）在后面交代财产来源时，作者写道：“王篙任山西解州同知，成为解州第二把手。当时，民间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王篙为官多年自然积了不少钱，任期满后回到故乡，依照母亲的愿望，着手建造一座‘龙凤花厅’足足有余。……”

    点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本是老百姓揭露封建社会某些地方官贪赃敛财之语，徐伯庆等竟将这句话当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同义语来加以肯定和称羡。怪哉！

◆在《张夏》一文中，徐伯庆等人在文章接近结束时写道：“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河庄镇张神庙开展规模宠（按：原文如此）大的纪念活动。世称张老相公，传说出门做生意，凡拜过张老相公者，必定一帆风顺，生意兴隆，”作者接着写道：“萧山有经商始祖范蠡，又有兴隆生意张夏，故经济发达而产生优秀的经商文化。”

    点评：据传越王勾践在吴越之战中，曾在今湘湖城山驻留抗吴，大夫文种和范蠡随勾践同守。后勾践败，入臣于吴。两年后（勾践七年）归越。经多年生聚、教训，终于灭吴复国。勾践二十四年范蠡请辞，传说从事经商。范蠡在勾践五年前曾在现在萧山越王城山有过短暂逗留。当时他与经商还根本扯不到一块。怎么牵强附会，编出个“萧山有经商始祖范蠡”？范蠡是萧山的吗？张夏治水有功，怎么成了“生意兴隆张夏”？写历史不能和民间传说扯在一起。“萧山有经商始祖范蠡，又有生意兴隆张夏，故经济发达而产生优秀的商业文化。”逻辑是，萧山经济发达全赖有古人范蠡、张夏的精神相传。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应拒绝这种唯心的东西。

   ◆在《贺知章》一文中，徐伯庆等写道：“李白在贺公的极力推崇下，唐玄宗把李白召进宫中，任为供奉翰林。李白从一个尚无声名的布衣，刹那间成为皇帝身边显要人物，参与朝政国事，从此，李白名声大振，难怪贺公逝世后，李白二次携子女来越，并嘱子孙看守贺公故地，今新塘街道文源社区文里村即陇西李白后裔，世代相守延居至今。”

点评：李白当翰林供奉，是宫廷中的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仅不算是大官，甚至还没进入官爵序列，类似一个候补着官职的闲员。当时李林甫把持朝政。秉性耿直、不会阿谀奉承的李白，根本没有得到重用，在长安前后不到两年，即于天宝三年被“赐金还山。”所以说李白成为“皇帝身边显要人物”，“参与朝政国事”，完全是徐伯庆等人想当然的说法，是背离史实的。看来，写《李白》的徐伯庆等人根本没有读过《新唐书》里的《李白传》，徐伯庆等声称他们“资料来源于正史”，说的是真话吗？文源村李姓远祖郡望在陇西，和李白同源有可能，但是否直接就是李白后裔，尚待进一步考证。李白嘱子孙“看守故地”的“故地”确是指文源村吗？对于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还是需要有确凿的书证等证据才行。

   ◆在《毛奇龄》一文中，徐伯庆等写道：（毛奇龄）“在云游四海时，结识了著名学士阎百诗，静心向他学习哲学、史学，作进一步的文学深造，终成为我国中外闻名的大经学家。”

    点评：阎若璩（百诗）和毛奇龄各有所长，既互相学习，又常为学术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激烈争论，但争论只对治学而不对人，毛奇龄退休，两人互有赠诗。徐伯庆等人把毛奇龄之成就说成似乎全是由于师从阎若璩哲学、史学、文学的结果，而且，逗号一个个点下来，因果关系清楚，说毛奇龄“终成为我国中外闻名的大经学家”，也源于学习阎氏而得，这是不符合史实的。说毛奇龄是个大经学家，没错，但“中外闻名的大经学家”不知何人所“封”，依据何来？又，“中外闻名”的“中”就是中国，有必要叫“我国中外闻名”吗？

    ◆在《蔡东藩》一文中，徐伯庆等把蔡东藩说成“蔡东藩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研究他的著作，对弘扬正气，建设和谐社会将继续起到重大作用”。

    点评：蔡东藩呕心十载而成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是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廿四史的辅助读物，对普及我国历史知识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萧山人为有这样一位乡贤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