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俄罗斯态度:西方文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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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前柏拉图时代的美学和文论

  四、智者学派
  智者学派(The Sophists)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他们所关注的最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宇宙的秩序,而是更直接的人类生存和精神活动,所以他们较多地探讨了道德、法律、宗教和艺术问题。后世认为,智者学派是古希腊学术从自然哲学转向人类哲学的起点。由于智者学派对人本身的偏重,其美学和文论更强调主观的、相对的、感觉的审美体验。
  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前481-前441)是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的主要观点在于对“美”的相对性之论述。在智者学派看来,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价值、制度和信仰都是约定俗成,“真”和“善”都是相对的,“美”也不例外。《古希腊罗马哲学》收有“普罗塔哥拉斯著作残篇”,其中有他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柏拉图《泰阿泰德篇》对此的解释一针见血,他认为普罗塔哥拉斯的意思是说:“事物对于你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现的那样”。
  这样,“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是说“我(审美主体)是万物的尺度”。正如智者学派的《论辩集》所提到的一种证明:如果让人们在一块地毯上取走他们认为美的东西、留下他们认为丑的东西,那么最后地毯上会什么也不剩,因为所有的人的看法都不会相同,“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美的或者完全丑的,只是那些掌握并区分它们的准则使得一些丑、一些美”。
  另一为智者也曾说:“我们……能够为自身提供愉悦,并把自己视作大自然的完美作品,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同样,对狗来说狗似乎也很漂亮,对牛来说牛如此,对驴来说驴如此,甚至对猪来说也莫不如此。”通过这样的转换,“人是万物的尺度”就等于说“美的尺度,各从其类”。“类”的相对性,亦即“主体”的相对性,从而“美”只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对后世西方对“审感”甚至“文本接受”的分析都有巨大影响。
  高尔吉亚(Gorgias,前483-前376)是智者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也是西方文论史上第一个讨论“艺术幻觉”问题的人。高尔吉亚的“艺术幻觉说”来自他的三个著名的认识论命题。第一,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因为“本生的”、即无限的存在应该无始无终、无穷无尽,应该不是开始于任何一点,而不开始于任何一点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没有“本生的”存在;“派生的”、即有限的存在不可能从“不存在”中派生,只能从“存在”中派生,所以需要证明的还是“本生的”存在——如果它不能被证明,就意味着没有存在)。第二,即使有事物存在也是不可认识的(因为认识是思想,能够被想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即使真实存在的东西也不能被思想)。第三,即使有可以认识的事物也是不可传达的(因为认识一种存在是靠感觉,传达一种认识则是靠语言。同属于“感觉”的视觉、听觉尚不能互相替换,语言当然更不能正确地传达感觉)。基于这样的认识,艺术只能被认为是“制造幻觉”甚至“欺骗”。
  不过应当注意,高尔吉亚并不是要通过“幻觉”和“欺骗”来否定艺术,而且恰好相反,他相信艺术的价值就在这里。普鲁塔克曾转述高尔吉亚的一段话:“借助传奇和情感,悲剧制造一种欺骗,(但是)在这种欺骗中,骗人者比不骗人者更诚实,受骗者比不受骗者更聪明。”骗人者更诚实,大概是因为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真实的事物;受骗者更聪明,则是如高尔吉亚所说:一旦进入这样艺术的幻觉,观赏者就可以“像感受自身的情感一样,感受到其他人的行为和生活所激起的情感”,从而实现艺术“安慰人、诱导人、转移人的情绪”之作用。《论辩集》中的说法与此相似:“在悲剧和绘画中,最易于被类似真实的虚构事实引入迷误的人,才是最好的观赏者。”在后世的西方文论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关于“诗人的虚构能力”、“被不在眼前的虚构事物所感动”等等相关论说,也可以看到20世纪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对“戏剧幻觉”的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