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作品:活的思维3

基于理论与现实无关的看法，我也比较赞成朱天飚老师所说的，如果你只想研究理论，实践是不必要的。每一个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工作很容易陷入无穷多的琐事，这些琐事对于理论所要求的抽象的能力有害无益，甚至让人把一切都归结于人际关系。更何况，每一种理论都有很长历史的积淀，有自己的体系和范式，学者只需要在这一框架下用既定的逻辑分析问题就可以了，即使是颠覆性的创新也来自于对既有框架的深刻了解。而没有理论的指引，仅仅实践也无益于提出理论上有价值的问题。即使是Coase，他也是先受过理论训练，才在理论体系中找出未被人解释的一环，他在企业的经历只能被视为是研究的一部分而决非实践。客观上，这么多在企业“实践”的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知没有理论的训练而在“实践”中提出好的理论是怎样的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如果一个人只是想做学术研究，实践实在是不必要的。理论决不是枯燥的，高深的数学相对于现实是一种简化，一部部巨著，一首首诗篇、一部部电影、一幕幕舞蹈、一曲曲音乐相对于这个世界如何不是一种简化？《战争与和平》展现了伟大的1812，《长恨歌》描述了浪漫的爱情与残酷的现实，《Citizen Kane》刻画了一个生命的光荣与悲哀，《天鹅湖》让人看到爱情的冲动与脆弱，《田园》激发人对自然的向往……没有谁能用更简洁的文字、画面和音符展现给人类如此深刻的美感，所以说热爱理论，并不代表不热爱生活！五、严肃的学习，幸福的生活学术是很严肃的，需要求学之人为其付出大量的心血，不断的观察、思考、阅读、讨论、写作，很多问题会折磨人很长一段时间，食无味、寝不安，但这些生理上的付出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精神上的折磨才是求学之路上最大的障碍，面对“吾生也有涯，然知也无涯”的现实，每个人都会感到生命的渺小和卑微。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追求无止境的学术，一个人必须放弃自己渺小的生活；恰恰相反，没有一个虽然渺小但却幸福的生活，思想必然是受到束缚的，坚信并努力去争取一个美好而幸福的生活，是做学术研究的基础。从本科开始，自己偏执的追弃学术，追求未来，放弃了现实的生活，这种极端的做法使原本就有些障碍的心，变得焦虑，甚至在一段时间变成了恐惧。大量的阅读，似乎只是不断的在证明自己的无知；抓紧一切时间在学习，却总是被匆匆而过的时光嘲笑自己迟缓的脚步。阅读逐渐从享受变为负担，自己切实的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希冀能阅读每一本书籍，了解每一段历史，这种没有判断力的做法逐渐彻底的摧毁了生活：自己无法接受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学术之间的对立，无法接受肉体难以承载理想的现实，误认为自己一生注定要去追求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但也没有勇气去放弃的目标。这种悲观的预期一度毁灭了现实的生活，让自己看到肉体的脆弱，死神无处不在的阴影。考入中心意味着一次赌博的成功，但我享受不到任何成功后的解脱，虽然没有了生存的压力，但我仍然受到理想的折磨。我总觉得自己应该“献身”给学术，要“苦读”，上完课就去图书馆，图书馆关门就去理科一号楼。总是以林老师为参照系，很自卑自己生理上难以承受少于5个小时的睡眠。看到让自己心动的女孩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我还有那么多的书要看，paper要读，模型要写，我不能给她带来平淡的生活，而只会带给她无边的焦虑，但我真的真的很喜欢她。”自己一直以来觉得这样做并不幸福，但也不知道如何才会幸福，于是就茫然的保持这种生活状态。好在研二终于摆脱了那些技术性的考试，从林老师那里悟到了思维与知识、理论与实际的区别和联系，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无所不知”的幻想，转而要求自己有所创新，有所贡献。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学术之间的对立不再那么强烈，恐惧也就自然而然的减弱了许多。可是我仍然不幸福。因为我虽然很喜欢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却对其数理工具掌握的非常糟糕，而更糟糕的是自己根本就不愿意学习数学。我热爱历史，认为很多东西并不能被数理公式所解释，中心普遍崇拜数理的环境让我非常的难受。每一次考试都让我很怀疑自己的智商，虽然把阿Q精神形式化的很好，不断的告诉自己考试不代表能力，但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我仍然很在意经济学数理的外衣，而这方面的弱势让我很自卑。直到非典期间偶然的和周其仁老师聊天，问他认为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是学习什么？周老师说：“研究生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品味，一种taste，这使你面临选择时自然的做出决定而不瞻前顾后，不来回算计自己的得失。天下的文章那么多，不喜欢看的我就不看...... 你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也有更多的诱惑，不要管别人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获得了什么样的利益，去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我的选择和很多人不一样，不管对与错，大不了这一百多斤豁出去了，又能怎么样？” 听完之后自己很有感触，或许我很执著，但我不勇敢。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理睬数学了，因为这件经济学的外衣虽然非常的简洁、非常美，但可能我天生就不适合它，在26岁的时候也不可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它了，放弃了就放弃了，估计自己这一百多斤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没有数学的经济学是很难在学术圈里立足的，放弃了数学，就必须去发现一条新的道路。很幸运的是，研三的时候，恰好路老师、傅老师和朱老师从清华转到北大来授课，我很喜欢他们教授给我的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析框架，思辨而不强调数理的形式，重视历史和制度。从这里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方向，找到一个新的框架指导我思考我愿意去思考的问题，而且其所运用的工具更加适合我。从工科到法学，从法学到经济学，再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对于我来说，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有些艰难和波折，但幸运的是总算让我找到了。勇气可以压制焦虑、自卑和潜在的恐惧，但根治这些心理的疾病需要的是平平淡淡的幸福，来打破焦虑、自卑和恐惧的习惯，而这种幸福可能来得很偶然。在政 府管理学院的课上，我和其他一些听课的同学逐渐和朱老师成了好朋友，称谓也从“朱老师”改成了“飚哥”。非常感谢飚哥和这帮朋友带给了我生命中久违了的快乐，我从他们那里贪婪的寻找快乐的感觉，我们一起学习讨论、一起八卦，他们的快乐和自信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逐渐发现，学术和生活是不矛盾的，好像不看论文，不学数学，也可以快乐的生活，也可以恋爱；即使恋爱了，也可以看论文，学数学，而不带给恋人焦虑的感觉。逐渐发现学术不是苦难，学术也不排斥生活。这对我是一种解脱，放弃了“学术＝牺牲所有”的假设，幸福的生活。想想自己的过去，有太多的黑暗和沉重，缺少光明和快乐，而这些原本是生命中最自然的一部分。和飚哥、和这些朋友在一起，我逐渐遗忘了过去的挫折，淡化了未来的理想，不再总是背着生命里的一些包袱，也不再被未来的梦想所奴役，用了8年的时间，我终于明白“现在”是什么含义。从这些八卦里，飚哥也逐渐教会我去理解他人，不再无原则的“推己及人”，在潜意识里希望——更准确的说是强求，他人有和我一样的生活模式。喜欢做学术的人就去做，不喜欢的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个多元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一个人能发挥自己的天赋与特长就好。回头看看，北大三年教会我思考，教给了我很多可以谋生的知识，但最大的收获仍是逐步找回了幸福的感觉。个人的生命是渺小而卑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是注定不幸福的。追求学术，寻找那种跨越时间和空间而能保持稳定（robust）的问题和变量，常常会使人面对个体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强烈的对比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挫折感。所以自己初看布罗代尔(Braudel, Fernand)《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时几乎难以支撑，因为他写道：“首先是山，是一个无生命的世界”，动辄以几十万年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与藐小。但后来自己逐渐的悟到，学术本身的精髓就在于思辨，调和对立的矛盾，不极端的看待事物。虽然生命的历程相对于无生命的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正是布罗代尔有限的生命把握了无生命世界的变化。生命的价值在于创新和生活，何必只在时间尺度上做比较？更何况，不同种族和国家的学者跨越地理疆界的限制不断创新，一代一代的学人跨越有限生命的边界不断积累，使得有限的生命以此点点滴滴的融入到无限的学术中去。对于求学之人来说，学术当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决不是生命的全部。不管一个人学术做的如何，如果他过的不幸福，不坦荡，那么这个生命就是很悲哀的。无数的先哲激励我们勤奋刻苦，但勤奋刻苦与幸福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吃喝玩乐所能带来的享受相当的有限，坦荡的生活，自由的思考，才是永恒的幸福。更何况，当一个人无法平衡学术和生活的时候，他几乎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任何成就。一个不平衡的生活总会使人心智抑郁，而人在抑郁的心态下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创新。因为创新需要人自由的思考来发现问题，跳出现有的框架做出新的阐释，在整个过程中都要冒一无所得的风险，若有偶然的所得，也需要对抗现有的权威和成见，其现实的收益几乎可以肯定为负。唯一支撑这种行为的只能是思维和挑战所带来的愉悦，而愉悦本身是与抑郁不相融合的。因此如果发现自己不能调和学术与生活，要有勇气选择自己的生活而放弃可能不适合自己的学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