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昭业是暴君吗:北洋军阀最后的一次集体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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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试卷(北洋军阀的最后辉煌)

最后的试卷
有人说,人生是一本书,老年是它的封底,一本书读完了,何必在乎它的封底呢?这话刚听觉得有理,细品起来,就发现不对。中国人,尤其是有些影响的中国人,人们在回顾他的时候,常常只看一个点,而不看一条线。比如,人们看袁世凯,就记住了他当了83天皇帝,至于他其他种种好处或坏处就无暇顾及了。人常常在最关键的事上定格,那个造型将永不改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侵入中国,让中国人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对中国“以华制华”,也就是借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又不能是一般的官员或富翁,必须是过去当过首脑、有些威望的人。北洋的军阀头目,便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意料。


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因为他没有突出的政绩,也没有昭彰的劣迹。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也来充当说客,声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并怒斥金曰:“你太浑。”金也反唇相讥地说:“老师才浑啦。”徐闻金出言不逊,不禁潸然泪下,伤心地说:“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言罢,拂袖上楼。

我们再来看吴佩孚。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要建立傀儡政权,看好一文一武两个人。文的是汪精卫,武的就是吴佩孚。汪精卫答应合作了,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逃到河内,但吴佩孚却沉默如山。对汪精卫,他曾回过信:“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言外之意,你只要还在日本占领区,就别来烦我。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讲到了日本人代写并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意见”称:他已决定参与“和平运动”。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唯“平”乃“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历声令秘书“断乎不可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段祺瑞因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被鲁迅好一顿声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的伪政权。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

  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后来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曹锟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却在刘夫人的劝导下,立誓宁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着慌忙溜走。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


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三巡酒过,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张作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提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的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


在张离开北平之前,芳泽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张作霖非常气愤,拒绝在芳泽送来的文件上签字。1928年6月4日,当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时,日军按动电钮,张作霖的蓝色铁甲车被炸得粉碎。

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其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光荣。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最容易迈出那可耻一步的人,而他们却坚守了人生的底线。这是怎么回事呢?


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人生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谁当了就会留下千古骂名,而他们守住了这个底线。


孔子说,老年戒之在得。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想得,得什么呢?得权力、得金钱、得美女、得名声。这些东西诱惑实在太大,想戒实在太难。


上面提到的几位本来已多从权力的高峰退下,他们尝到过权力的甜头,就像吸大烟的人,对大烟有一种依赖。可他们面对日本人送上的“权力大烟”却断然拒绝,这需要多大的定力。他们心里清楚,这种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接受了,就是荣华富贵;拒绝了,可能就有生命之虞。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拒绝。我们由此知道,这世上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大是大非,那就是做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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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试卷(北洋军阀的最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