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民国时的童年 (上) (民国往事应征文)

  (原创)难忘那民国时的童年 (上) (民国往事应征文) 

             文/查丕波 (QQ姥爷 cha567890 chapibo) 
(本文是专为铁血、西陆、TOM和凤凰网举行的“民国往事”征文活动而写的，其中引用了我过去发布过的帖子中的段落，特此申明。)
       这人呀，随着时光的流逝，等到上了年纪，空闲的时间多了，睡眠却少了。晚上躺在床上，一时半会又没能进入睡乡时，儿时的回忆常会跳然恼际，使你沉思在忆旧中。儿时那些许的甜蜜，不多的童趣，远逝的亲情和身所经历，都会透出一种酸辣苦咸甜五味俱陈的味道；环顾今日身边的后辈，自己远逝的年华，竟是和他们的身受有着那么的远的遥距，不也感触良多吗？ 
    常常地有儿时忆旧的情景，像电影般在脑际里断断续续地飘渺般“回放”着，既挥之不去，又回味无穷。这些脑海中的涟漪，却又都定格在抗日战争前后那个特殊的岁月。我的战友们总是鼓动我，写出自己的一生经历，辑成《回忆录》，我却总不为动，没去附那个风雅。但又不甘寂寞，聊以自慰地在互联网上写出了不少丫丫，今拣符合民国时段的篇节加上新写的片段，收拢一起辑成这篇文字，拿来应征盛举，并供忆旧网友一哂。 

                            (一) 母亲说：“都六个象了，该送学堂了” 
    因为我出生在民国21年(1932)的农历11月11日，竟然占了“五个一”，父亲认为很吉利，说我将来会有“福”的。我前边，母亲先给查家生了两个女孩，就没少受婆婆的白眼。第三个生了个男孩，东厅门查三爷的长门有后了，母亲这长门长媳，在公婆心中的地位也提升不少。 
    哥哥大我整十岁。常言：“八十岁的老，疼的小”，我因此小就更多地受到些疼爱。有大姐二姐带我玩，教我念儿歌，像： 
           “豆芽菜， 
             水蓬蓬， 
             娶个媳妇骂公公。 
             公公拿个拐棍拐， 
             媳妇拿出奶头甩。 
             甩了公公一脸奶， 
             吃起甜甜地， 
             摸起黏黏的”。 
    一首很诙谐且朗朗上口的儿歌，到现在我都记得；哥哥也常把学校学来的歌儿教我唱，我虽然很小却学会了好几首抗战救亡歌曲，一天老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吼唱着，也不明白是啥意思。 
    日本飞机常来西安轰炸了，我们家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举家迁回到离西安市区40里的祖籍，一个不大的村子。 
    五岁的我，该启蒙了，听妈对父亲说：“都六个象了，该送学堂念书了”。就送到本村刘先生家院内办的私塾念书。年龄参差的一群，大家都聚在一个堂屋里，各唸各的书，各诵各的调。(解释一下“象”，象是指中国人的生肖。过去的老辈人计较孩子的年岁，大多不说实足年龄，占上一个生肖就算一个象，譬如今年庚寅年生的孩子属虎，算一个“象”，等过了明年春节，辛卯兔年了，就算两个“象”，所以，一个象可以是一整岁，而除夕大年三十生的孩子，到了正月初一，就算两个“象”了，给人的印象可能是两岁了，真实的却是才只生下一天。所以，我母亲说我“都六个象了”，其实勉强算只五岁。) 
      上私塾时我还小，家里随便地找了本大哥当年西安城里上小学的国语课本，也不知道是第几册，只记得开卷第一课是：“天气渐渐凉快，……”的几句话，先生让大我几岁的学长带我诵读，他一口的地方口音唸道：“天气站站凉快……”我又不懂说“站站”是啥，也就跟上“站站”凉快了很一阵子。 
    后来刘先生不教我们了，学堂就搬到村北头的庙里去，从余兆村请了位姓余的先生，照旧是各学各的课，有唸三字经、千字文、朱子家训的；“老”一点的学子就读论语、大学、中庸甚么的。我呢？还继续“天气站站凉快”着地乱哼哼。 
    学堂的桌椅板凳，都是学生家自己搬来的。高高低低，长长短短，七上八下，脏净不一。但有一个规矩是，学生就坐时，都不准把屁股对着先生。每天上学也没个课间休息，庙门背后角落处放着一块“如厕”的木牌，谁要去茅房方便时，得先把那木牌翻转，别人看见，就知道有人“占着茅坑”了，只好坐等人家回到课堂并把木牌翻转复位后，他才能去。这是为防止顽童借茅房逃学的措施。 
    每天上课时，个个学子都正襟危坐，各自瞅着桌上五花八门的书本，摇头晃脑地唸诵先生点出的段落，以备来日“早朝”时“给”先生背诵，背通了的，庆幸过关；背不全的，手心遭难，打手板的滋味可不好受，捱了打的，都赶忙用铜墨盒等凉一点东西给红肿的手心降温。所幸家里没给我找上老书，那本天天都“站站凉快”的书，其实也不难记，每天的“背诵”，也都能通过 
    有一天，余先生说(长安)县上督学要来视察，说是要查看谁还敢不听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的话，继续教娃们的唸“老”书。叫学生都把自己唸的“老书”收起来。一时间，那些唸“老书”的学生，就乱了起来，失急慌忙地找地方把“老书”藏起来。有的塞在门背后，有的藏向神像的后面。我的“天气站站凉快”是大哥当年在西安开通巷小学唸的新书，也就用不着去“东躲西藏”了，后来县督学也没来，大家虚惊了一场。 
    前边说了，我们的课堂就没在村里小庙的正殿上嘛，既然庙里正位上有三尊神，中间好像是元始天尊，他的左侧是三隻眼的马王爷，右边那位记不得了。虽说庙堂已让位给了我们这群“新生活”，可村里的善男信女总是要来给神上香烧黄裱纸的，余先生也不能挡着。先生学生，善男信女，各家自行“其事”，却也相得益彰，显得很和谐的。有人来敬神还能给我们这群苦读的学生带来一点乐趣 。 
    一天，我们村里的“看娃老婆子”(指：会给小儿治点小病的老太婆)来上香，她脖子下堕着个瘿瓜瓜(出嫁崭她娘家在终南山住，那地方因缺碘而流行的甲状腺肿大，所以她脖子下的甲状腺肿大得吊在颈下，一走三晃的)，这位我把她叫“麻麻”(大妈的意思)半老徐娘穿着件大领口的粗布白色大襟衫子，扭着一双倒大不小的八寸金莲，提着香烛篮子，一扭三摆着走了进来。她先给神献上一对素油红腊烛，再奉上三柱线香，拿出一撂黄色裱纸，就着腊烛点燃，看着那纸带着火苗腾升而起时，一脸忏诚地头点地跪拜下去，欲起身时，不料那带着火苗的黄裱纸落到了她的后项部，点燃了她那擦过棉籽油的堕马发髻，烧得脑后的乱毛直响，顿时“花容”失色，扑打着跳了起来。余先生正在书案上泼墨作画，当此危急关头，情急智生，端起盛满水的作画笔洗，冲着正自燃烧的发髻浇了下去，火熄了人没伤，我把她叫“麻麻”的看娃老婆子，却是一头的墨水淋漓，白粗布的衫子也成了名符其实的“泼墨染”皂的“时装”。 
    余先在是外村人，每顿饭就捱着课桌的学生家轮流转着吃。 
    没多久，乡下也住不成了。蒋委员长要“抽壮丁”了。规定：“三丁抽二，二丁抽一”。我上边有个哥，甲长说：“兄弟二人者是二丁，要抽一个壮丁去当兵”。我父母慌了：乡下虽说日本飞机不来下“蛋”，但蒋委员长的“二丁抽一”，却急在眼前。再在农村住下去，咱家就得出壮丁，俩人一商量，还是搬回西安城，小儿子的上小学也就不愁了。就这样父亲用手推车推上全部家当，一家三口人又搬回了西安城住了。次年的春天，我就报上了省之的西师附小，不再“天气站站凉快”，却又忙着跑起警报的小学生活了。 
                                    (二) 西师附小 
    在西安，因为有个启自明朝的《关中书院》落座这条街，这街就有了“书院门”这名字。街西口的唐华塔下就是我在1929至1945年间上过六年的小学--- 西师附小。(2008年10月，母校百年校庆，我还应邀返校参庆) 
       因为在乡下读了两年私塾，耽搁了我上学的年令，现在举家迁回西安城内，也有为了我的学业因素。哥哥为我选择了我家两代人都上过的这所学堂。我所在的班级是：初春三三级 (指：指应该在民国三十三年结业的初小班，是春季生班，)开始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多跑警报，少坐课堂的初级小学生活。 
    这小学的全名是：陕西省立西安师范附属小学，简称西师附小。是省立西安师范学校的实习性附设小学。(当时的西安师范因为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而迁往外县) 我们学校是分设初小四年、高小二年的全日制完全小学。无论就其规模或设备，还是师资、教学水平，在当时的陕西省都算是最先进的。也是全省最大的小学。(在校生一千七百名左右) 
       当时，学校门楣上，由右至左横书着：陕西省立西安师范附属小学横匾。右侧外墙上，挂着块：中国童子军第二零四八团的牌子。门洞的东墙上的玻璃框内，镶嵌着一张盖着：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关防(就是大印)，并由长官胡宗南签发的：明令禁止军警进驻学校的命令。 
    门洞两侧是门房，设传达室。前院中行甬道两侧各植塔柏一株，高达两丈。前行丈许是二门过厅，校长是王汇百，高瘦的个头，一袭长衫，满身书卷气，一付忠厚长者相。二门门道东侧就是他的寝室。与之相对的那间房是教导主任住着；越过二门过道进入正院，上房大厅是教师们的集体办公室。每位老师各据一张条桌，备课、批改作业。学生们每天要交来所写的大、小字仿、(毛笔字作业，每天各一篇。把描仿或临摹字页通称‘仿’，一张就是一仿。)各年级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学生们向老师报告时要称：“禀老师……”。 
    西厦房放置着哑铃架，一对对木制哑铃整齐地夹挂在架上，还有其它的体育用品。统由体育老师管理着；东厦房放着童子军的操练用物，如：童子军棍(一种有英尺刻度，可用于架桥、支帐篷、防身格斗的长木棍)、绳索、鼓、号等物。属童子军第2048团所有。由军事教官掌管。 
    正厅廊沿东西尽头，各有一砖砌圆门，出东圆门直通开水房，有校工烧开水供全校师生飲用；左拐可到办公室后的小操场。全校师生每日早晚集在此，合唱国歌，升、降国旗，聆听王校长训话。每星期一是周会，唱歌升旗后还要高声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然后静默三分钟。 
    小操场东、北方都是教室，西、南是有坐栏的遮雨回廊。操场靠西的中间有一灰色木制演讲台，有一人多高，那是王校长每日两次升降国旗前向学生训话的地方。讲台左侧矗立着旗杆，每日升降旗时学生们唱着国歌，望着那青天白日旗，或升或降。 
    该谈谈几乎每天要上的跑警报“课”了。那时，日本侵华正狂，因为鬼子的主力被八路军拖着，无力打过黄河，占领陕西，西安就成了日寇飞机空袭的目标。敌机来了，钟楼、南城门上警报器呜呜响起，我们学生娃就放羊般地奔出学堂，去“跑警报”，也没有老师引导，我们爱跑哪就跑哪。所幸学校离城墙近，大多数躜进了城墙上开挖的防空洞里躲藏。另一部分穿墙而过，跑到城外的田野里玩去了。跑警报的经验告诉我们，日本人的飞机，大多是飞过西安，深入更后方去干活，所以大家也不把空袭放在心上。孩子们玩性大，竟然在心底里觉着跑警报要比在课堂里上课好玩的多。 
    我上一年级时，课堂设在学校原先的幼稚园里。窗外是被一袭青砖墙围着的《唐华塔》，塔下是一比小操场更小的小小操场，原先是幼稚园稚童们嬉戏的场所。教室里留下许多学龄前儿童用过的东西，小桌、小椅、小木房子，最阔气的是一架外国造的立式钢琴。外面还罩着土黄色斜纹卡几布制做的琴套。上音乐课时，音乐老师就坐在琴旁，弹着琴，教我们唱歌。有一首歌我至今还记得：“咪咪小花猫，快来吃饭快来吃饭，花瓷盆里，有鱼一条；喵噢！喵噢！谢！谢！谢！谢谢小小姐姐，啊布、啊布、阿布、啊~布”。你听，这歌儿写的多好，把小小姐姐和她的小花猫，写得多传神。有时，我就想：怎么今天的儿歌作家，就少有这么能浇灌少儿的心田好歌出现？是他们不上心，还是缺少些爱的流淌？ 
    虽说日本飞机真正炸西安不多，但其骚扰的软杀伤力，确也给战时后方的生产力带来影响..有一天下午警报解除后我没再回课堂，次日走进教室，见教室的窗璃都散落在地，窗外小小操场中央出现一个不大的土坑。那架纲琴的卡几布外套已被部分烧焦，钢琴的烤漆面上，灼起一大片漆泡。原来是昨天的空袭，一枚小炸弹落向操?。庆幸：华塔无恙，钢琴轻伤。我想，如果这架琴至今仍在，我愿母校为它制做一块铭牌，告诉后来的学子：这老琴上还有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留下的创伤，它记录着日本鬼子当年的疯狂。就这样，我在警报声的伴随下，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升入了称做：高春三五级的课堂。 
    日寇的空袭，钟楼上警报的嘶鸣，南城门楼上警报灯笼(为了向市民提示空袭警报，在各报警点树立高杆，以升起灯笼的多少以示警报级数。)的增减、升降，陪随着我初级小学的全程。 
    1944年春，我们班升上了当时叫做：高春三五级， 进入了高级小学的课堂。 
    穿过那每日升、降旗的小操场，穿北面的过堂门，循砖阶而下，靣对的就是我们高小五年级的教室。这个院落又形成了另一单元建筑。小院东西各有三排平房，是住校老师们的宿舍。 
    我们的级任老师叫王慧敏，是位很受学生爱戴的师长，他为人师，操守、学识堪称楷模。他带着我们班直到毕业。就他在另图升学深造时，却因学生的哭挽而留了下来。且因他的答应留校，使轮到他该带的下个班级的学弟、学妹们喜极而泣，庆幸着自已会有一位好的级任老师。 
    高一教室西邻是学校的教具室，我们常扒着窗玻璃向室内窥看那放在橱架上的玩意，记得有蒸汽机模型；电影动画原理的缝隙窗转筒……，总之都是很引起娃们兴趣的玩意。 
    教室东山墙外有一眼水井，旁边半埋一瓦瓮，每天校工从井中打上水来，倾入瓮内供学生娃洗墨手用。向前走就是音乐教室了。此时，那架曾在华塔下负过伤的立式钢琴，带着它那被日寇燃烧炸弹灼伤的不屈身躯，挺立在小学生的音乐殿堂，在音乐老师李逢春先生的弹奏下，为引吭高歌着抗战救亡歌曲的稚嫩童声伴奏着。 
    小学后墙上开一通往大操场的小门，是可以和西安师范共用的大操场。那操场给我的印象就是“大”，我们体育课时，常见西安师范的学生打棒球。 
    此时，日军因太平洋战事的不利，加上陈纳德的飞虎队进驻西安机场，日本人已无力也不敢派飞机来西安来下蛋了。 
    西安师范也从外地迁回本校。有一阵，我们班的一些课就由师范的毕业班学生来教授的。我才明白了我们这小学“附属”之本义。越过音乐教室东行百米，是由教室围在四周的高小教学区。班级从左开始，一学期一学期地升，转完一圈，刚好毕业。 
    这段时间给我教过课的老师，我记得的还有一位武德隆先生，教美术的。我自小就喜好美术，很得武老师欣赏，有时作业还会贴上展览栏。可是他有个毛病：上美术课时他爱用教鞭不断击打他所不喜欢的学生的头，也不重，就是不断地打。我很不平，就在课堂故意捣乱，引他来打我。他果然来了，如法泡制。刚打了我两下，我一把夺下教鞭，一抉两断，抛向地靣，站起来对他说：“你这样打人，不对！我不上你的课了！” 转身走出教室。这学期凡是他的美术课，我就到课堂外乱转，给武老师来个：“个人罢课”。虽然连毕业考试我也没参加，武老师仍大气地给了我个60分。 
    还有一位教历史老师，男的，记不得叫啥了，给我留下的记忆，只剩下他的幽默。讲课中时不时冒出一串顺口溜般的口头禅：“……总而言之，烧酒盘子。拢而统之，没把的钮子，酱菜篓子……”，逗的同学大笑哈哈，课堂气氛立显活泛。 
    小学六年中，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我没少混他家的馒头吃，他叫崔振宽。几十年了都没联系过，前年母校百年校庆，邀我回校去庆，在会上见到了他，两个杂毛老头相护在主席台上。原来老学弟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一名知名的国画家了，其作品都够资格登堂入室挂在人民大会堂了。 
    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我的西师附小，我的敬爱的师长，和我的六年小学生活。 那座附属于西安师范的小学，也成了我永远的记忆。

                                (三) 中国童子军2048团 
    在《我的西师附小》一文中，我曾提及西师附小的童子军，现在就来谈谈我印象中的中国童子军吧。 
    因为家里穷，也和其他置办不起那套童子军服和必备的个人附属品的同学一样，没有加入西师附小的中国童子军第2048团。但旁观过童子军操练。心里羡慕极了。 
    当时的童子军服，是土黄色的，应该算是英国军装式的。一个个奶声奶气的“兵”们，上装是束腰紧袖口的夹克样军服，下身夏天是半截裤，秋冬是长腿裤，脚穿长腰白色线袜黑色皮鞋，腰扎皮带，挂着一束童子军绳和一把应该是产自瑞士多用途折叠刀，头戴船形帽，一顶布制园形遮阳挡雨大帽，揹在背后。戴大帽时，船形帽就别在左肩肩章带下。頚部围一方巾斜角对折成蓝白两色相间三角围巾。胸前悬挂一紫铜制童子军军哨。手执童子军棍，装备再全点时，还有一块雨布、水壶、挎包等。总而言之给我的感觉，拿現在的话形容，就是：“帅极了！”“酷！”。 
    按照童子军教程，他们的军训很全面，也很苦。就他们那身行头而论，真可喂“一专多能”“一物多用”。可以说是：经验的迭淀，智慧的结晶。 
    军训时，娃娃兵们奶声奶气，唱着童子军军歌，重重地蹾着脚，步伐整齐地开赴野外，去历炼吃苦耐劳，站岗放哨，或用随身携带物品，完成操课。如用两根军棍一条绳索就能绑成一付担架。用它可以搬运‘伤员’；颈上围的那方领巾，解下来可以给伤兵包扎创伤；童子军哨，可以用做战地联络、出操时叫操；瑞士军刀，上面的小玩意不少，刀、剪、鑽、锥……应有尽有。既是野外求生的必备工具，又成了孩子们日常的玩物；就说那一条童军用绳，光是学打绳结，就多种多样：都能给孩子们带来许多乐趣并学会用绳的技能，记得就有什么：平结、水手结……。他们的健康成长，给国家储备了人才力量。为孩子洗去了多余的娇养。每场军训下来，童子军们大多体更健、心理愈强。哪像現在这样，有的人都当大学生了，爹妈还恨不得带上奶瓶，把他当成奶娃来养？ 
    我真不明白：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为什么还在学着联共党样，把一个很中性的童子军组织，換成政治色彩这么强的《少年先锋队》？偏重理想，忽略体、智训导。我真为我们的少年成长中的进入成人社会后的适应性不高而担忧。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的共青团组织为什么不能联合解放军，武警，人武部门，民兵组织，大家携起手来，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同心协力把我国的少先队办成全国少年德、体、智全面发展的少年儿童集体组织。 为办好这件事，我们更该虚下心来，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引进外国培养儿童的高明理念，参照国际童子军章程、训练大纲、教导方法来组建我国的童军组织--少先队。至于用什么名称又有何妨？把我国至今还孤立于国际童子军样组织外的少先队组识，办得实模有样。把我国儿童少年锻炼得身心棒棒，既不自私，又很坚强。待人礼貌，尊敬师长，团结互帮，自强不息。若能如此，惟我中华，蒸蒸日上，更有荣光。 
    当然，国民党统治时西师附小的童子军组织，早在1949年西安解放后就消失了。但我从它处“偷师”学来的一些为人之道，生活技能，仍使我至今受益。 
    从下面这三张中国童子军旧照中，我们可以看到： 

   着童子军军服的儿童
  

   持军棍站哨的童子军 
 

   能用自己携带的装备搭成的简易帐篷 
 
(以上三张图片引自中国童子军网) 

                                      (四) 四月四日，儿童节 
    民国时期，我们也有儿童节。不过不是现在的六月一日“六一国际儿童节”，而是国民政府规定的“四四儿童节”。 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儿童节上也满抗战气氛的。记得有一年，全西安市的小学生都去革命公园开会并参加团体操表演，西师附小表演的“短棒操”，每人手持两节一尺长红色木棒，在敲击声中表演各种队列组合，我竟然成了那压场的人塔上举旗领呼口号选手，紧张得我两腿打颤，被我踩在脚下的同学直呼：“晃啥呢！晃啥呢！你可别尿裤子！”。会上还看见了身着国军将军礼服的胡宗南从场中经过，一大群人前呼后拥着。 
    记得那时唱过有关儿童节的歌词是：“四月四，四月四，我们都是小战士。我们的刺刀已上好，对准敌人的胸膛！要把鬼子全杀光……” 
    每年四月四日，城里的小学照例都给儿童鼓学生放一天假。政府规定市内各电影院全天要免费为儿童放电影。 别以为这天的电影有谁会看上，儿童节实在是各家电影院一年一度的劫难日。 顽皮的儿童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好去打砸电影院一番，发泄一番。顽童们总能找出“理由”把电影院大砸一通的。你因“修理内部”不能放映电影，要砸你；你依规放映电影，也要砸你，而且砸得更狠，因为“砸童”进来电影院内部了，可以砸得更狠。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一年一“砸”的乐趣而来光顾你这免费影院的。 
    既然怎么着都得被“砸”，所以西安所有的电影院却毫不例外地挂出“修理内部，暂停放映”的告示。只留下铁栅栏门外，让你们砸个痛快，从而保护了剧场内不被殃及。 
    有一年，明光电影院隔着铁栅门和“儿童”对打开了。学生们投掷砖头瓦块，影院工人就从栅栏门内向外泼污水，外边拿弹弓的学生把影院招牌上一圈的彩色电灯泡打得一个不剩。恰好有一美军驾驶一辆中吉普经过，一盆脏水淋头而下，顷时惹怒了这群大兵，立即调转车头，正对着民光电影院的大门，把车上的绞索挂到铁栅门上，开动绞盘机，直把那铁栅门拉得块要脱了隼。可能是怕把门拉倒，学生闯进影院，造成严重后果，总算手下留情，没有再拉。 

难忘那民国时的童年 (下) (民国往事应征文) 
文/查丕波 (QQ姥爷 cha567890 chapibo) 
朋友： 
谢谢你能抽暇来读我的这篇应征文，敬请不吝赐教。 
如果你没有看过上篇，请你不妨先链接下面这个网页，先读一下上篇，希望会给你一个较完整的故事。 
[http://bbs.tiexue.net/post_4204892_1.html] 
(接上篇) 
(五) 哥哥被抓了壮丁，父亲又被抓去顶数。 
我在附小上学到二年级时，哥哥被抓(也许是他自己把自己“卖”了壮丁)了壮丁。抓来的壮丁们被集中在长安县所在地大兆的一个大院内，凭着自小生长在西安市里学来的机灵，大哥很快取得了带兵班长的信任，对他也就看管得松了，他却带着一个傻冒壮丁一块开了小差。 
你要开小差一个人跑不就行了嘛，可他偏要带上一个刚认识的壮丁一块跑。他带上这傻冒一块跑到了相距大兆只几里路的我舅家，在舅家各换了一身便衣，然后分道扬镖离开我舅家，各奔各的路而去。 
我哥一头插回西安市，而跟他一块去我舅家换便衣那个傻冒逃兵却被抓了回去，一顿拷打下，指认了东戍店的我舅家，抓壮丁的上门要人，他家又没男丁，只好捎话叫我父亲去商量。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儿子被抓壮丁这回事，提上一色点心上门去了，一进门上来两个丘八，就是一顿暴打。抡园了的一耳光，打他剩下的那只好耳朵也给打聋了。从此父亲就被拉去顶数了。 
父亲被拉了丁，大哥又顶不上用，我们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身上了，她只好出去给人家帮佣，或者洗衣缝补，再就是给军装局去缝棉衣，挣些供我上学的钱。 
我家在离西安市40里的老家乡下还有七亩半旱地要种，她只能扭着一双小脚，乡下城里的两下来回跑。但逢犁田种地，就去她娘家借牲口来帮忙。所幸都是旱田，平常不用太多的经管，成熟了乡亲们帮忙收割就是，我家只管两顿饭。地里也没有好粪土上，收成是可想而知的。 
在城里的我，常常得不到母亲的照管，我只好一个人住在城里上那跑警的小学，下学了，就轮流着去两个姐姐家混饭吃，两位姐姐相邻而居，大姐家吃不上就去二姐家，自小俩姐都疼爱我的，我也就混得很自如的。也常常在自己家自己做饭自已吃，所以很小就学会了做饭。 
两年后的一天，从二门外进来一个灰头土脸，胡子拉差，大热天了还穿一身土灰色破棉衣的男人，撩起竹帘直进到屋来，母亲惊愕得直向后退,我也瞪着大眼问他找谁？那男人一开口叫了声我的小名，我们才知道是日盼夜想的父亲回来了。 
可此时的父亲耳朵聋得只能接受大嗓门吼话了。从此跟他说话，“锻炼”得我成了一生中常常不自觉地高喉咙大嗓子向人“吼”话的男人了。 
听父亲说，他被抓去顶兵后，开到韩城去，当了个老伙头兵，住在韩城的一个大庙里……这次是开小差一路讨饭回来的。他怕人认出他是逃兵，就把棉衣淋湿后再到路边尘土里打了几个滚，变成个老叫化子才回到西安的。反正当时路上从河南来的难民很多，又有谁太在意他这老乞丐呢。 

父亲遗照 
 


(六) 飞虎队来了 
抗战后期，西安的西关飞机场一下了来了许多飞机，有单引擎的“红头”战斗机，黑灰色的双引擎运输机，两个“肚子”的侦察机，也有“五个头”(老百姓的叫法，把四个引擎加上机头算上)的空中堡垒轰炸机。城内大街上总也有美国飞行员在逛荡，有些穿着飞行皮夹克上，还加印着长翅膀的老虎，有知道就里的就指着说：“飞虎队也来了”。渐渐地美国人开着吉普车也出现在西安的大街上了，因为车祸压人，老百姓把这称作“市虎”。 
每天看着天上的飞机飞上飞下的，我们几个男生都银想到飞机根前去看个究竟。一天，我和玩友张龙斌出西门，穿田野直奔飞机场去，刚摸到机场边缘，能看见飞机了，最近处正有一美国人向侦察机爬上，我俩正指指划划地“研究”飞机时，猛听得一声大吼：“什么人？！”，接着就见一国军大兵，拉着枪栓瞄向我俩，吓得我俩赶忙屁滚尿流他顺地沟跑开了去。 
自飞虎队来了以后，就再也没跑过警报了。 

(七) 坐水柜车耍水去 
在我的记忆中，覆盖着绿色琉璃瓦的西安火车站最阔气。 
因为跟张学良、扬虎城发动的“双十二事变”有关联，所以能在记忆里保存至今，可惜那座建筑已被拆除了，可能是陕西人觉得自己那地方古迹太多了吧。但，西安火车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每天开去灞桥站向西安火车站拉水的一列水柜车。因为它是当时我们学生们可以“免费”乘坐去灞河玩水的“水列”，它曾给我们那群孩子带来不少乐趣。 
解放前，身为民国七个直辖市之一的西安市却是个连自来水也没有大城市。作为西北铁路枢纽的西安火车站给过往列车上的水，就得自家设法解决。地下水出水量太小，只好去东距西安十多公里外的灞桥车站汲取灞河水。这就需用一辆辆由水箱槽车组成的列车来完成。每天拉那么1--2趟。 
那组列车每天按时自西安站的叉道上开出，咣当、咣当地向东驶去，到灞桥站后就停靠在靠北线路边的木架水塔下，再由注水工向槽车灌水。木质的水塔容量不是很大，就用水泵向从水渠里不断地抽水以补充水塔水量，才能保证灌水的完成。上满一辆，列车向前移动一次，直到全列车注水完毕。上满全列大约要四、五个小时。这段时间正好够我们搭顺车的学生在灞河里玩个痛快。待它滿载水驶回西安站时，我们这群搭顺车学生，还有其他搭车的人，就又坐在水柜车上了驶回西安。但也有误点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被在灞桥站困了一晚上。 
为了打发这漫长的夜晚，我就唱起了郑板桥的《板桥道情》： 
“老渔翁，/一钧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往来无牵绊。/沙鸥点点清波远，/荻港潇潇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光，/蓦抬头，/月上东山。” 
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去耍水，一群半大小子脱得赤条条的跳进二尺深的河水里。同学刘福寿却脱下自己的裤子，穿上我的裤衩下河来了，见他穿了我们裤衩下河耍水，不答应了，硬从他的屁股上扒下我的短裤来压在自己腿下继续玩水，等起身再找短裤时，已被河水冲走了。一个觉常常着自己很有“城里尊严”的半大小子，没有了裤子穿，可怎么回西安去？大伙一起帮我想办法，我还不依不饶的埋怨刘福寿，怨他不该穿上我的裤子下水。等了一会，蔫坏莺坏的刘福寿却从身上脱下一条短裤递给我，才沏底解决了我的“屁股”问题，原来这小子来时就穿着两条裤子，却偷穿我的裤子下水。哈哈！要不是刘福寿分给我一条能遮丑的短裤，我岂不是要光着屁股扒上火车回西安并行进在以蒋委员长名字命名的“中正路”上，(建国后已改称解放路)而给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增光了？ 
每次回程的火车，经过浐桥后，快抵西安的上坡夹道时，车速减慢下来。速度比行人略快些。此时，只见一包包装着燃煤的麻袋从机车后的煤仓上抛了下来，早已等在路两旁的人，跑上前去，手足麻利地抬起煤袋，迅速撤退。原来这是一伙窃煤贼。他们是和开火车的有勾接的。 

(八) 长安大舞台 
抗战胜利后，在西安北大街中段路东体育场的南侧，围起了块场地，修了座“长安大舞台”。 
在西安人的印象中，大概只有：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这些唱秦腔的老戏园子，和抗战时从河南逃难来的河南梆子剧团，再有，就是几家京剧团。中正街(现在的解放路)还有家唱落(lao)子戏 (即评剧) 的戏园子。 
听说要在北大街体育场修一座有“电光”布景的大舞台，一下引起了西安人的好奇。 
带布景的戏园子，易俗社早已有了。东大街的京剧园也有过。可是“电光”布景是个啥样？谁都没见过。在戏迷怀着好奇的期待中，长安大舞台很快建成了。去体育场一看：原来这大舞台是用竹竿和芦苇蓆子搭成的。难怪这么快就建成了。 
正式开张了。原来大舞台“舞”的是京剧，而且是多本连续剧。 
记得有一出戏演的是武则天的亊。武媚娘一出生，只见一个大肉球滿台滚动，破胎后一个女婴就是她了；还有一出叫《血滴子》的多本戏，说的是清朝雍正年间，雍正皇帝依靠类似现代的特务组织，诛灭异已，镇压、暗杀反清复明人士的御用杀手组织---“血滴子”的事。“血滴子”是一种杀人利器，只要套中被杀者的头，血滴子中的绞刀就会将人的头颅绞碎，只剩一滩血，故名。剧中人有吕四娘、云中燕、云中鹤等。我去看过这戏。 
原来所谓的“电光布景”不过是用电弧灯把红、黄、蓝、绿玻璃的单色强光，在观众席后面的投射室，经墙上的方孔，投照到舞台上的布景上，使原本显得呆板的布景，显出一些灵动的感觉而已。 
就这一招，着实令长安大舞台挣了不少金元券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货币名，竖长版，发行之初以法币20元兑换金元券1元算)。后来易俗社也学着样搞起了“电光”布景。 
所谓：福兮祸所伏，正当长安大舞台声势大噪，看客盈门之际，来了几个想白看戏的国民党丘八，他们恃强要进戏园白看戏遭拒后，竟然恼羞成怒，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榴弹，自北墙外抛向剧场。前边说了：这大舞台的观众席也是芦蓆搭成的，只能稍遮风雨阳光而已，手榴弹爆炸后，观众席上一片狼籍，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丘八们随即扬长离去。 
靣对国民党丘八的暴行，一时舆论哗然，西安民众群情激愤，要求当局严惩凶手。后来，肈事凶手被捕后，就枪毙在长安大剧院旁的体育场内。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但剧院的经营再无往日之红火。 

(九) 义记商行 
解放前，西安的西木头市街中段，坐北朝南有一爿好像是由晋商开的酱菜园(记的可能不准确)。至于说那商铺究竞卖甚么，印象很淡了，记得的就只剩下门额上方悬挂的那块只有两个顶天立地的大字--義记。说它顶天，是指繁体“義”字上边的两点，抵近匾的上缘。说它立地，是说那俩字填满了匾的下缘。左、右更张，不给匾边留下些许题名余地。 
这楷书的“義记”二字，直写得气势磅礴，予人一种不甘人下的霸气。这无题无跋的一方大匾，在西安这文化故城的商铺牌匾林中，可谓别具一格。令许多具名书匾的字(请注意：我在这没用“书法”来指，而是用了一个“字”来指它)，在它面前相形见绌。 
我纳闷：为什么写得如此大气的一位写字大家，竟然吝啬得不肖于题名匾上？有时放学时为了贪玩，我常和同学舍近求远地转往西木头市逛游，每当我从那大字下经过时，这疑问就会萦绕在我的脑际。 
久而久之，我竟然找到了这其中的蹊跷。打听(又可能是雷叔这位蓝田厨子说的)到这两个大字就是这商号的一位厨子写的。有人告诉我：他们商号的这位厨子生平喜好写字，每顿饭后，洗那大案板时，先用沾满水的抹布在案上挥写大字，多年来持之以恒，这厨子的写出的字竟比许多写字名家更显功底，更有个性。 
该商号的东家可算是知人敢用，破例地请这位厨子为他的商号写下顶天立地、继往开来的“义记”两个字。 
在那年月，凡题字写匾者，非名流莫属。甚么“莱公之后(表示写字者乃宋朝名臣寇准的后人)寇遐题”；甚么“王友植题”(当时的西安市市长)……。绝未见有：蓝田名厨之后某某题的字。这位厨子虽能写出的字气压群腕，却不能在匾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能写一手好字的厨子，憋着一口气，一家人节衣缩食，决心要把自己的儿子，供给上出大学。待儿子将来学业有成，当了名人，就由老子抄笔写字，儿子签名盖章，来给西安的商号写招牌，出出咱厨子家不能署名写字的一口鸟气。 
如今这块不具名的大匾，恐怕是找不见了。 
几句题外话：一直以来，我对社会上流行的把写字冠以“书法”之说，很不以为然。细推敲：书法者，写字的方法也。你会写字，会写好字，写出来了，是运用某一种方法写出的字，这字，是运用一种方式写出来的产品，是结果。不是指写字的过程，写字的方法。如让孩子学写字，是学写字的方法。学会了方法，写出了字，怎么能说是书法呢？简直是TMD不通屁狗！ 

(十) 秦岭深处的鸡毛小店 
儿时，常听老人说起民国十八年(1929)时西安的年馑和之前的“虎烈拉”(霍乱病)，还有军阀刘振华围(西安)城。都是那代西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这些事，网上有得资料可查，不赘述了。 
今天只说一件事，也是儿时听来的。 
二姐同院有位王先生告诉我：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他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子。他们家是城南王家村人，他们家是经营山货的，从终南山区收购些山货运到西安，再把西安的“洋货”运入南山，来回都是靠脚夫担、揹着山货(木炭、毛皮、过年的腊烛、腊肉、药材……运往西安城。再把山里人需要的食盐，针头线脑、布料、铁器……运往山里) 
这年寒冬腊月，山里下着漫天大雪。他是王家生意上的少掌柜，带着一群雇来的脚夫，挑着收来的山货，冒雪赶到一家山居鸡毛小栈时，已是临近半夜了。敲开客栈门只见客栈内火炕上已睡满了人。大炕上一条通被下，一条条赤身的汉子一个捱一个挤得紧紧的，看来连只脚也插不进了。 
他们这伙后来的，只好围坐在火塘周边喝着滚烫的山叶茶水、吃着自带的黑面干粮。饭后，脚夫们就地歇息。客栈老板知王先生是少东家，就告诉他，可以给他找个睡处。王先生大喜。栈主叫他脱光衣服站在大炕沿前，做好“就寝”准备。王先生照办。只见栈主双手执一顶门大椽向那屋角结了冰的大水瓮里一浸，抽出木椽对着炕上熟睡的两人之间硬插进去。两个熟睡汉子被冰水一激，各打一个激凌身子一缩时，栈主用力把木椽左右撬动，撬出一隙勉强能容一人挤进去的空档时，说：“赶紧上炕，挤进去！”王先生得言，精光着身子出溜进了那还留着冰凌的热炕，走乏了的人，很快就睡着了，一夜再也没得翻身。 

(十一) 段师----一位藏身市井的国术家 
民国时期把今天我们所说的武术叫“囯术”。 
话说建国前，在长安县(当时长安县府在大兆)的周围村庄、集镇上，有一位挑着担子走村窜乡的，给人家钉盘子钉碗的汉子，姓段，大家都叫他为“段师”。    
段师是那种“有了金刚钻，专揽瓷器活”的角色。一天到晚挑付担子，在各乡各村转游，逢阴历三、六、九到引驾廻(引镇)、一、四、七到牛头(鸣犊)镇、二、五、八到大兆镇集上揽破瓷器活，就是钉盘钉碗的把式。乡下的集市，也就热闹个上、中午的大半天就收市了，后半天老段就挑着担子，一边走村一边往家靠。一年四季大半如此。    
段师此人，是位身怀武技的“拳刮刮”(方言：武术好手的意思)。他的独门兵器是一付链子锤，平时就放在担箱内。    
一日，天近黄昏，他挑着担子走在一处前不接村，后不落店的道上。忽然，前后各窜出一个汉子，一人拿刀一人执步枪，高呼：“要命的，把钱拿出来！”。  
段师见状，心知遇上劫道的强人了。就把担子停放在两人之间的路中间，说：“好，你们等着，我给你取钱。”遂即佝偻着身子，打开箱盖，目测了两强盗的距离，伸手在箱内摸索了一会，说：“给你们钱！”手一扬，链子锤直向执枪者脑门飞去，拿快枪的强盗应锤倒地。好段师！没等拿刀的反应过来，又把链锤绳索往回一扯，那铁锤头返身又直奔另一强盗的脑门，此匪亦应锤倒地。   段师一个来回飞锤，先后放倒两个强盗，他看也不看一眼，收回链锤放入箱内，搓搓手，挑起担儿，施施然返家而去。 

(十二) 我那短暂的照相馆学徒生涯 
民国35年(1946)冬，小学春季生毕业的我失学了，耽搁了一个学期后，报名上了一所只收半费的西北高商附中，西北高商在东木头市街的印花布园里，按今天的标准算是个私立的中高等商业会计学校吧，分有商业会计和银行簿记两个专业，可能是因为招生不足，剩下多余的教室也不能总空着，就办了个附属中学，其实就只我们一个班。上了一年，到1948年秋，西北高商的附属中学办不下去我又失学了。 
一个半大小子成天没事闲逛荡着也不是个事，父母兄姐们商量着要我去给人家当学徒，好用无偿劳动的三年时间学会一门手艺，好歹也能养活自己。 
大姐夫交游较广，他给我找了一家刚装修一新准备开张的照相馆去当学徒。这家名叫“华真”的照相馆，就开设在西安市东大街离钟楼不远的繁华地带---案板街口的东边，(就是今天的大唐商城所在处) 坐北朝南，对面有白宫、英华(解放后叫东方红)照相馆，还有老凤祥金银珠宝店……。以每月40袋洋面为租金，租用了我大姐家房东杨永振家老太太整整一院街面房开办的。三开间宽敞的门面显得阳光灿烂，大门两侧的橱窗展放着几幅放大着色的仕女靓照，搔首弄姿地抛着媚眼……。推开玻璃门进入馆内就是营业接待厅了。沿东侧楼梯而上，二楼就是摄影棚了，相应的摄影座机、道具布景、灯光投影……也都一应俱全。 
华真照相馆是由几位河北籍商人合伙开办的。负责的经理叫宋殿儒，一位相貌儒雅忠?先生，对待下人也算?道。没有太多南大街晋商的老规矩，更多带些天津卫的新文明，对工友学徒也没太多的人身限制，感觉满“平等”的，照相这行业究竟是泊来品，老规矩就少多了。 
我们一共三个新学徒，我、刘福寿(就是偷穿我裤子的那位)，还有一个河南小伙。可能是我长得人模人样，就分在柜台上招呼顾客，刘福寿上二楼摄影室结师傅当下手，那个我们叫他河南蛋的就去后院厨房给伙夫打杂。 
每天麻麻亮，新学徒就起来打扫卫生、扫马路，晚上打烊后，还得各揣上店里促销的“优待券”，走街串巷地把散发，就是把“优待券”从各家各户的大门缝里塞进去。等回到华真已经是12点了，赶紧搬梯子登搁楼睡觉，一天也就只能睡5个多小时。 
我在柜台除了擦拭掸尘端茶递水外，也会接待顾客开票什么的，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经管扩大器，给唱机上弦换唱片，播放些明星唱的歌曲，如周璇唱的花好月园、拷红、阿秀、小小洞房等等当年流行的电影插曲，还有一些美囯明星唱的英文歌曲，以招徕顾客。记得有一首我们叫做“洋人大笑”的唱片，能放出一群洋人又说又笑的声音，我终把唱机拾音头炔速挪回去，如此一来，这群又笑又说的洋鬼子就给我笑个没完没了，也不知他们在我的捣鼓下“笑”得累不累？这群洋人一开笑，东大街靠骡马市什字左近都在洋人的笑声中包围着，反正谁也听不懂他们说些啥，只听他们笑哈哈，而我又往把扩音器开得声音大大的。 
不久，过年了，我们几个小徒弟去上房给董事长太太拜年，太太赏了我们每人一点压岁钱，我这徒弟娃兜里总算有了一点钱。快中午了，宋经理要我去送一块大肉给另一个股东家，我提上这块大约有5斤重的猪肉直奔指定的地点而去。过端履门什字时觉得肚子有点饿，顺手掏出太太偿的钱买了一碗藕粉喝，但我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后边经理还派了另一个人在盯稍，他们断定，一个学徒能拿出钱买东西吃，这钱肯定是私自从钱柜上拿的。春节过后不几天，我又不小心摔碎了一把茶壶，东家就借此把我开除了。 
1966年9月，我带妻子去东大街的东方红(原英华)照像馆照像时，竟热意外地看见我那久违了的宋殿儒经理正在照相馆门口守着大门，就主动上前招呼，他见一位携带漂亮女伴的解放军，竟没有认出我是被他在49年开销了的那个小学徒来。想来他这资本家正在被“造反派专政”着呢。 

(十三) 当解放军去 
让东家炒了鱿鱼的我，照像没学成，又开始了没事时整天在东大街上闲晃荡了，姐姐不愿我闲逛下去，只好又拿些钱叫我再找学校去上学去，觉着有个学堂管着总比闲着逛强，何况国共战事又这么吃紧，军警宪特又常常抓人，万一出个“亊”也不好。 
拿上钱我就去找当年我出生时住的那个东厅门大院对面的私立民兴中学的辛校长，对他说：“校长，我是当年对面开车坊面坊的查某人的儿子，想上你的学行不行？”辛校长很念旧地收下我，我就又重新开始热剩饭似地复读起了初中二册的书。这时已经是民国38(1949)年开春了。 
读了两个月吧，战事已经逼近西安了，学校停课了，人心慌慌的，听说胡宗南说要坚守西安城，大人们都在担心会不会出现民国十六年刘振华围城饿死人的事。可临到解放军大军真正压境时，胡长官率领的国军早已跑向陕南了。 
西安解放的那天，我听见远处传来几声枪声，就再也没有了动静。出于好奇，我从北柳巷跑到东大街一看，整条大街除了几条野狗在窜游外，马路上也不见个行人，我顺路南商店的墙根向西遛了几步，靠在一家商店门角处等着看个究竟，不一会从东边走来几个身穿土黄色军装端着步枪的共军，搜索着向钟楼方向前进。突然发现前边有两名背着步枪的西安警察从一个巷子走出来，只听解放军一声大吼“过来，缴枪！”那俩警察就乖乖地把枪傲上，一个解放军把枪栓卸下装到自已挂包内，把枪仍交给警察揹着，跟在后边继续向西走去。 
解放了的西安，很快就有军政委员会接手了全市的管理，国军飞机也来过几次，却没下蛋，可能是侦察机吧。 
不久学校通知恢复上课了，我就又回民兴中学了，但每天上的课都是军政委员会派来的穿着灰色军衣打绑腿的男女宣传员，他们只给学生教唱解放区的新歌，还有就是扭秧歌了。 
听同学私下传说：“知道吗？咱们的历史老师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他现在已到军政委员会上班了，听说还是个大官呢。” 
后来学校又来了几个穿黄粗布军装的人，布胸章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听说是来学校招“兵”的，领头的名叫赵钧。他们说要招收高年级的学生去解放军里继续“上学”，我一听说跟他们去了还能继续“上学”，对我这“怕了失学”的半大小子却诱惑不小，就想跟上人家去。 
原来他们是一野四军(军长是王世泰)派来给军青年干部训练班招学员的，以招收中学高年级学生为主，男女不限，我们几个低年级生是硬要求去的，人家有点嫌我们小，可最后还是带上我们走了。我也没有给家里人打招呼，就解放军的干活了。赵钧带领我们乘火车到泾阳，回到四军青干班，我们年纪小的分配到学员三队七班，还当上了个不知就里的副班长。 
跟我一块到泾阳的同学有几个吃不下那个苦，硬闹着回西安了。而我觉得青干班还不错，每天在大庙里听课还满好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军事、政治课。 
不久，上级命令我们青干班西向甘肃开进，临时编入一野四纵西进二支队，我们这一群学生兵就冒着火红的太阳，沿着西兰公路，一天一马站(90里)的向兰州进发。 
西进二支队每天都编辑有油印的《行军小报》，有个名叫梁黄胄的青年人在编报，他就是后来以画驴出了名的国画家黄冑，文革中红卫兵叫他“驴贩子”的那位。 
行军到兰州后，从我们三队调出几个年令比较小的去军卫生部办的医训队，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就业取向，也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不成功恋爱。…… 
再交待一句：招收我参军的那个叫赵钧的人，1951年镇反时在甘肃临洮县被枪毙了，罪名是国民党陕西省耀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尸体就给军医训队当解剖教材用了。 

1949年的我 
 
2010年4月20日完稿 

编后的几句话： 
谢谢关心民国往事的网友支持热捧，给了我这行将入“火”的老者以鼓励。 
也谢谢中华历史版各位同仁的帮助。希望我的这篇文字，能入诸位评委的法眼，为征文活动略增趣味，不足之处请予斧正。 
这篇回忆录格式的《民国往事》应征文，写得比较辛苦。大前天，已经在发文栏直接写了11000多字的稿子，正待发布时，却遏铁血发文某自动程序启动，导致电脑死机，一万多字的稿子丢失殆尽。 
我写文字，一向喜欢写 (我学不会打字，真地是用手写板一字一画地写博文)一气呵成，笔意来了，语句好似从笔尖处自然流淌而来，如果不小心丢失了再重写时，总觉比原先逊色不少，这次恐怕也是如此。所以郁闷。 
郁闷之余，只好打起精神，从头另写，却也多忆起了些童年旧事，增加了章节，字数达到一万六七，也算是“丢失有理”吧。 
这篇征文，叙述或许错漏难免，但敢保证绝对真实，自己亲身经历，一甲子后实话实说。 

查丕波 即日 

本文内容于 2010-4-26 18:35:02 被QQ姥爷编辑

难忘那民国时的童年 (下) (民国往事应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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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那民国时的童年 (下) (民国往事应征文)

文/查丕波 (QQ姥爷 cha567890chap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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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谢谢你能抽暇来读我的这篇应征文，敬请不吝赐教。

如果你没有看过上篇，请你不妨先链接下面这个网页，先读一下上篇，希望会给你一个较完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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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五) 哥哥被抓了壮丁，父亲又被抓去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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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附小上学到二年级时，哥哥被抓(也许是他自己把自己“卖”了壮丁)了壮丁。抓来的壮丁们被集中在长安县所在地大兆的一个大院内，凭着自小生长在西安市里学来的机灵，大哥很快取得了带兵班长的信任，对他也就看管得松了，他却带着一个傻冒壮丁一块开了小差。

你要开小差一个人跑不就行了嘛，可他偏要带上一个刚认识的壮丁一块跑。他带上这傻冒一块跑到了相距大兆只几里路的我舅家，在舅家各换了一身便衣，然后分道扬镖离开我舅家，各奔各的路而去。

我哥一头插回西安市，而跟他一块去我舅家换便衣那个傻冒逃兵却被抓了回去，一顿拷打下，指认了东戍店的我舅家，抓壮丁的上门要人，他家又没男丁，只好捎话叫我父亲去商量。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儿子被抓壮丁这回事，提上一色点心上门去了，一进门上来两个丘八，就是一顿暴打。抡园了的一耳光，打他剩下的那只好耳朵也给打聋了。从此父亲就被拉去顶数了。

父亲被拉了丁，大哥又顶不上用，我们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身上了，她只好出去给人家帮佣，或者洗衣缝补，再就是给军装局去缝棉衣，挣些供我上学的钱。

我家在离西安市40里的老家乡下还有七亩半旱地要种，她只能扭着一双小脚，乡下城里的两下来回跑。但逢犁田种地，就去她娘家借牲口来帮忙。所幸都是旱田，平常不用太多的经管，成熟了乡亲们帮忙收割就是，我家只管两顿饭。地里也没有好粪土上，收成是可想而知的。

在城里的我，常常得不到母亲的照管，我只好一个人住在城里上那跑警的小学，下学了，就轮流着去两个姐姐家混饭吃，两位姐姐相邻而居，大姐家吃不上就去二姐家，自小俩姐都疼爱我的，我也就混得很自如的。也常常在自己家自己做饭自已吃，所以很小就学会了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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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一天，从二门外进来一个灰头土脸，胡子拉差，大热天了还穿一身土灰色破棉衣的男人，撩起竹帘直进到屋来，母亲惊愕得直向后退,我也瞪着大眼问他找谁？那男人一开口叫了声我的小名，我们才知道是日盼夜想的父亲回来了。

可此时的父亲耳朵聋得只能接受大嗓门吼话了。从此跟他说话，“锻炼”得我成了一生中常常不自觉地高喉咙大嗓子向人“吼”话的男人了。

听父亲说，他被抓去顶兵后，开到韩城去，当了个老伙头兵，住在韩城的一个大庙里……这次是开小差一路讨饭回来的。他怕人认出他是逃兵，就把棉衣淋湿后再到路边尘土里打了几个滚，变成个老叫化子才回到西安的。反正当时路上从河南来的难民很多，又有谁太在意他这老乞丐呢。

父亲遗照

(六) 飞虎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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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西安的西关飞机场一下了来了许多飞机，有单引擎的“红头”战斗机，黑灰色的双引擎运输机，两个“肚子”的侦察机，也有“五个头”(老百姓的叫法，把四个引擎加上机头算上)的空中堡垒轰炸机。城内大街上总也有美国飞行员在逛荡，有些穿着飞行皮夹克上，还加印着长翅膀的老虎，有知道就里的就指着说：“飞虎队也来了”。渐渐地美国人开着吉普车也出现在西安的大街上了，因为车祸压人，老百姓把这称作“市虎”。

每天看着天上的飞机飞上飞下的，我们几个男生都银想到飞机根前去看个究竟。一天，我和玩友张龙斌出西门，穿田野直奔飞机场去，刚摸到机场边缘，能看见飞机了，最近处正有一美国人向侦察机爬上，我俩正指指划划地“研究”飞机时，猛听得一声大吼：“什么人？！”，接着就见一国军大兵，拉着枪栓瞄向我俩，吓得我俩赶忙屁滚尿流他顺地沟跑开了去。

自飞虎队来了以后，就再也没跑过警报了。

(七) 坐水柜车耍水去

在我的记忆中，覆盖着绿色琉璃瓦的西安火车站最阔气。

因为跟张学良、扬虎城发动的“双十二事变”有关联，所以能在记忆里保存至今，可惜那座建筑已被拆除了，可能是陕西人觉得自己那地方古迹太多了吧。但，西安火车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每天开去灞桥站向西安火车站拉水的一列水柜车。因为它是当时我们学生们可以“免费”乘坐去灞河玩水的“水列”，它曾给我们那群孩子带来不少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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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身为民国七个直辖市之一的西安市却是个连自来水也没有大城市。作为西北铁路枢纽的西安火车站给过往列车上的水，就得自家设法解决。地下水出水量太小，只好去东距西安十多公里外的灞桥车站汲取灞河水。这就需用一辆辆由水箱槽车组成的列车来完成。每天拉那么1--2趟。

那组列车每天按时自西安站的叉道上开出，咣当、咣当地向东驶去，到灞桥站后就停靠在靠北线路边的木架水塔下，再由注水工向槽车灌水。木质的水塔容量不是很大，就用水泵向从水渠里不断地抽水以补充水塔水量，才能保证灌水的完成。上满一辆，列车向前移动一次，直到全列车注水完毕。上满全列大约要四、五个小时。这段时间正好够我们搭顺车的学生在灞河里玩个痛快。待它滿载水驶回西安站时，我们这群搭顺车学生，还有其他搭车的人，就又坐在水柜车上了驶回西安。但也有误点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被在灞桥站困了一晚上。

为了打发这漫长的夜晚，我就唱起了郑板桥的《板桥道情》：

“老渔翁，/一钧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往来无牵绊。/沙鸥点点清波远，/荻港潇潇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光，/蓦抬头，/月上东山。”

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去耍水，一群半大小子脱得赤条条的跳进二尺深的河水里。同学刘福寿却脱下自己的裤子，穿上我的裤衩下河来了，见他穿了我们裤衩下河耍水，不答应了，硬从他的屁股上扒下我的短裤来压在自己腿下继续玩水，等起身再找短裤时，已被河水冲走了。一个觉常常着自己很有“城里尊严”的半大小子，没有了裤子穿，可怎么回西安去？大伙一起帮我想办法，我还不依不饶的埋怨刘福寿，怨他不该穿上我的裤子下水。等了一会，蔫坏莺坏的刘福寿却从身上脱下一条短裤递给我，才沏底解决了我的“屁股”问题，原来这小子来时就穿着两条裤子，却偷穿我的裤子下水。哈哈！要不是刘福寿分给我一条能遮丑的短裤，我岂不是要光着屁股扒上火车回西安并行进在以蒋委员长名字命名的“中正路”上，(建国后已改称解放路)而给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增光了？

每次回程的火车，经过浐桥后，快抵西安的上坡夹道时，车速减慢下来。速度比行人略快些。此时，只见一包包装着燃煤的麻袋从机车后的煤仓上抛了下来，早已等在路两旁的人，跑上前去，手足麻利地抬起煤袋，迅速撤退。原来这是一伙窃煤贼。他们是和开火车的有勾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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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长安大舞台

抗战胜利后，在西安北大街中段路东体育场的南侧，围起了块场地，修了座“长安大舞台”。

在西安人的印象中，大概只有：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这些唱秦腔的老戏园子，和抗战时从河南逃难来的河南梆子剧团，再有，就是几家京剧团。中正街(现在的解放路)还有家唱落(lao)子戏 (即评剧) 的戏园子。

听说要在北大街体育场修一座有“电光”布景的大舞台，一下引起了西安人的好奇。

带布景的戏园子，易俗社早已有了。东大街的京剧园也有过。可是“电光”布景是个啥样？谁都没见过。在戏迷怀着好奇的期待中，长安大舞台很快建成了。去体育场一看：原来这大舞台是用竹竿和芦苇蓆子搭成的。难怪这么快就建成了。

正式开张了。原来大舞台“舞”的是京剧，而且是多本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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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出戏演的是武则天的亊。武媚娘一出生，只见一个大肉球滿台滚动，破胎后一个女婴就是她了；还有一出叫《血滴子》的多本戏，说的是清朝雍正年间，雍正皇帝依靠类似现代的特务组织，诛灭异已，镇压、暗杀反清复明人士的御用杀手组织---“血滴子”的事。“血滴子”是一种杀人利器，只要套中被杀者的头，血滴子中的绞刀就会将人的头颅绞碎，只剩一滩血，故名。剧中人有吕四娘、云中燕、云中鹤等。我去看过这戏。

原来所谓的“电光布景”不过是用电弧灯把红、黄、蓝、绿玻璃的单色强光，在观众席后面的投射室，经墙上的方孔，投照到舞台上的布景上，使原本显得呆板的布景，显出一些灵动的感觉而已。

就这一招，着实令长安大舞台挣了不少金元券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货币名，竖长版，发行之初以法币20元兑换金元券1元算)。后来易俗社也学着样搞起了“电光”布景。

所谓：福兮祸所伏，正当长安大舞台声势大噪，看客盈门之际，来了几个想白看戏的国民党丘八，他们恃强要进戏园白看戏遭拒后，竟然恼羞成怒，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榴弹，自北墙外抛向剧场。前边说了：这大舞台的观众席也是芦蓆搭成的，只能稍遮风雨阳光而已，手榴弹爆炸后，观众席上一片狼籍，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丘八们随即扬长离去。

靣对国民党丘八的暴行，一时舆论哗然，西安民众群情激愤，要求当局严惩凶手。后来，肈事凶手被捕后，就枪毙在长安大剧院旁的体育场内。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但剧院的经营再无往日之红火。

(九) 义记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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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西安的西木头市街中段，坐北朝南有一爿好像是由晋商开的酱菜园(记的可能不准确)。至于说那商铺究竞卖甚么，印象很淡了，记得的就只剩下门额上方悬挂的那块只有两个顶天立地的大字--義记。说它顶天，是指繁体“義”字上边的两点，抵近匾的上缘。说它立地，是说那俩字填满了匾的下缘。左、右更张，不给匾边留下些许题名余地。

这楷书的“義记”二字，直写得气势磅礴，予人一种不甘人下的霸气。这无题无跋的一方大匾，在西安这文化故城的商铺牌匾林中，可谓别具一格。令许多具名书匾的字(请注意：我在这没用“书法”来指，而是用了一个“字”来指它)，在它面前相形见绌。

我纳闷：为什么写得如此大气的一位写字大家，竟然吝啬得不肖于题名匾上？有时放学时为了贪玩，我常和同学舍近求远地转往西木头市逛游，每当我从那大字下经过时，这疑问就会萦绕在我的脑际。

久而久之，我竟然找到了这其中的蹊跷。打听(又可能是雷叔这位蓝田厨子说的)到这两个大字就是这商号的一位厨子写的。有人告诉我：他们商号的这位厨子生平喜好写字，每顿饭后，洗那大案板时，先用沾满水的抹布在案上挥写大字，多年来持之以恒，这厨子的写出的字竟比许多写字名家更显功底，更有个性。

该商号的东家可算是知人敢用，破例地请这位厨子为他的商号写下顶天立地、继往开来的“义记”两个字。

在那年月，凡题字写匾者，非名流莫属。甚么“莱公之后(表示写字者乃宋朝名臣寇准的后人)寇遐题”；甚么“王友植题”(当时的西安市市长)……。绝未见有：蓝田名厨之后某某题的字。这位厨子虽能写出的字气压群腕，却不能在匾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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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写一手好字的厨子，憋着一口气，一家人节衣缩食，决心要把自己的儿子，供给上出大学。待儿子将来学业有成，当了名人，就由老子抄笔写字，儿子签名盖章，来给西安的商号写招牌，出出咱厨子家不能署名写字的一口鸟气。

如今这块不具名的大匾，恐怕是找不见了。

几句题外话：一直以来，我对社会上流行的把写字冠以“书法”之说，很不以为然。细推敲：书法者，写字的方法也。你会写字，会写好字，写出来了，是运用某一种方法写出的字，这字，是运用一种方式写出来的产品，是结果。不是指写字的过程，写字的方法。如让孩子学写字，是学写字的方法。学会了方法，写出了字，怎么能说是书法呢？简直是TMD不通屁狗！

(十) 秦岭深处的鸡毛小店

儿时，常听老人说起民国十八年(1929)时西安的年馑和之前的“虎烈拉”(霍乱病)，还有军阀刘振华围(西安)城。都是那代西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这些事，网上有得资料可查，不赘述了。

今天只说一件事，也是儿时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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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同院有位王先生告诉我：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他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子。他们家是城南王家村人，他们家是经营山货的，从终南山区收购些山货运到西安，再把西安的“洋货”运入南山，来回都是靠脚夫担、揹着山货(木炭、毛皮、过年的腊烛、腊肉、药材……运往西安城。再把山里人需要的食盐，针头线脑、布料、铁器……运往山里)

这年寒冬腊月，山里下着漫天大雪。他是王家生意上的少掌柜，带着一群雇来的脚夫，挑着收来的山货，冒雪赶到一家山居鸡毛小栈时，已是临近半夜了。敲开客栈门只见客栈内火炕上已睡满了人。大炕上一条通被下，一条条赤身的汉子一个捱一个挤得紧紧的，看来连只脚也插不进了。

他们这伙后来的，只好围坐在火塘周边喝着滚烫的山叶茶水、吃着自带的黑面干粮。饭后，脚夫们就地歇息。客栈老板知王先生是少东家，就告诉他，可以给他找个睡处。王先生大喜。栈主叫他脱光衣服站在大炕沿前，做好“就寝”准备。王先生照办。只见栈主双手执一顶门大椽向那屋角结了冰的大水瓮里一浸，抽出木椽对着炕上熟睡的两人之间硬插进去。两个熟睡汉子被冰水一激，各打一个激凌身子一缩时，栈主用力把木椽左右撬动，撬出一隙勉强能容一人挤进去的空档时，说：“赶紧上炕，挤进去！”王先生得言，精光着身子出溜进了那还留着冰凌的热炕，走乏了的人，很快就睡着了，一夜再也没得翻身。

(十一) 段师----一位藏身市井的国术家

民国时期把今天我们所说的武术叫“囯术”。

话说建国前，在长安县(当时长安县府在大兆)的周围村庄、集镇上，有一位挑着担子走村窜乡的，给人家钉盘子钉碗的汉子，姓段，大家都叫他为“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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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师是那种“有了金刚钻，专揽瓷器活”的角色。一天到晚挑付担子，在各乡各村转游，逢阴历三、六、九到引驾廻(引镇)、一、四、七到牛头(鸣犊)镇、二、五、八到大兆镇集上揽破瓷器活，就是钉盘钉碗的把式。乡下的集市，也就热闹个上、中午的大半天就收市了，后半天老段就挑着担子，一边走村一边往家靠。一年四季大半如此。  

段师此人，是位身怀武技的“拳刮刮”(方言：武术好手的意思)。他的独门兵器是一付链子锤，平时就放在担箱内。   

一日，天近黄昏，他挑着担子走在一处前不接村，后不落店的道上。忽然，前后各窜出一个汉子，一人拿刀一人执步枪，高呼：“要命的，把钱拿出来！”。 

段师见状，心知遇上劫道的强人了。就把担子停放在两人之间的路中间，说：“好，你们等着，我给你取钱。”遂即佝偻着身子，打开箱盖，目测了两强盗的距离，伸手在箱内摸索了一会，说：“给你们钱！”手一扬，链子锤直向执枪者脑门飞去，拿快枪的强盗应锤倒地。好段师！没等拿刀的反应过来，又把链锤绳索往回一扯，那铁锤头返身又直奔另一强盗的脑门，此匪亦应锤倒地。  段师一个来回飞锤，先后放倒两个强盗，他看也不看一眼，收回链锤放入箱内，搓搓手，挑起担儿，施施然返家而去。

(十二) 我那短暂的照相馆学徒生涯

民国35年(1946)冬，小学春季生毕业的我失学了，耽搁了一个学期后，报名上了一所只收半费的西北高商附中，西北高商在东木头市街的印花布园里，按今天的标准算是个私立的中高等商业会计学校吧，分有商业会计和银行簿记两个专业，可能是因为招生不足，剩下多余的教室也不能总空着，就办了个附属中学，其实就只我们一个班。上了一年，到1948年秋，西北高商的附属中学办不下去我又失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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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大小子成天没事闲逛荡着也不是个事，父母兄姐们商量着要我去给人家当学徒，好用无偿劳动的三年时间学会一门手艺，好歹也能养活自己。

大姐夫交游较广，他给我找了一家刚装修一新准备开张的照相馆去当学徒。这家名叫“华真”的照相馆，就开设在西安市东大街离钟楼不远的繁华地带---案板街口的东边，(就是今天的大唐商城所在处) 坐北朝南，对面有白宫、英华(解放后叫东方红)照相馆，还有老凤祥金银珠宝店……。以每月40袋洋面为租金，租用了我大姐家房东杨永振家老太太整整一院街面房开办的。三开间宽敞的门面显得阳光灿烂，大门两侧的橱窗展放着几幅放大着色的仕女靓照，搔首弄姿地抛着媚眼……。推开玻璃门进入馆内就是营业接待厅了。沿东侧楼梯而上，二楼就是摄影棚了，相应的摄影座机、道具布景、灯光投影……也都一应俱全。

华真照相馆是由几位河北籍商人合伙开办的。负责的经理叫宋殿儒，一位相貌儒雅忠?先生，对待下人也算?道。没有太多南大街晋商的老规矩，更多带些天津卫的新文明，对工友学徒也没太多的人身限制，感觉满“平等”的，照相这行业究竟是泊来品，老规矩就少多了。

我们一共三个新学徒，我、刘福寿(就是偷穿我裤子的那位)，还有一个河南小伙。可能是我长得人模人样，就分在柜台上招呼顾客，刘福寿上二楼摄影室结师傅当下手，那个我们叫他河南蛋的就去后院厨房给伙夫打杂。

每天麻麻亮，新学徒就起来打扫卫生、扫马路，晚上打烊后，还得各揣上店里促销的“优待券”，走街串巷地把散发，就是把“优待券”从各家各户的大门缝里塞进去。等回到华真已经是12点了，赶紧搬梯子登搁楼睡觉，一天也就只能睡5个多小时。

我在柜台除了擦拭掸尘端茶递水外，也会接待顾客开票什么的，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经管扩大器，给唱机上弦换唱片，播放些明星唱的歌曲，如周璇唱的花好月园、拷红、阿秀、小小洞房等等当年流行的电影插曲，还有一些美囯明星唱的英文歌曲，以招徕顾客。记得有一首我们叫做“洋人大笑”的唱片，能放出一群洋人又说又笑的声音，我终把唱机拾音头炔速挪回去，如此一来，这群又笑又说的洋鬼子就给我笑个没完没了，也不知他们在我的捣鼓下“笑”得累不累？这群洋人一开笑，东大街靠骡马市什字左近都在洋人的笑声中包围着，反正谁也听不懂他们说些啥，只听他们笑哈哈，而我又往把扩音器开得声音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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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过年了，我们几个小徒弟去上房给董事长太太拜年，太太赏了我们每人一点压岁钱，我这徒弟娃兜里总算有了一点钱。快中午了，宋经理要我去送一块大肉给另一个股东家，我提上这块大约有5斤重的猪肉直奔指定的地点而去。过端履门什字时觉得肚子有点饿，顺手掏出太太偿的钱买了一碗藕粉喝，但我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后边经理还派了另一个人在盯稍，他们断定，一个学徒能拿出钱买东西吃，这钱肯定是私自从钱柜上拿的。春节过后不几天，我又不小心摔碎了一把茶壶，东家就借此把我开除了。

1966年9月，我带妻子去东大街的东方红(原英华)照像馆照像时，竟热意外地看见我那久违了的宋殿儒经理正在照相馆门口守着大门，就主动上前招呼，他见一位携带漂亮女伴的解放军，竟没有认出我是被他在49年开销了的那个小学徒来。想来他这资本家正在被“造反派专政”着呢。

(十三) 当解放军去

让东家炒了鱿鱼的我，照像没学成，又开始了没事时整天在东大街上闲晃荡了，姐姐不愿我闲逛下去，只好又拿些钱叫我再找学校去上学去，觉着有个学堂管着总比闲着逛强，何况国共战事又这么吃紧，军警宪特又常常抓人，万一出个“亊”也不好。

拿上钱我就去找当年我出生时住的那个东厅门大院对面的私立民兴中学的辛校长，对他说：“校长，我是当年对面开车坊面坊的查某人的儿子，想上你的学行不行？”辛校长很念旧地收下我，我就又重新开始热剩饭似地复读起了初中二册的书。这时已经是民国38(1949)年开春了。

读了两个月吧，战事已经逼近西安了，学校停课了，人心慌慌的，听说胡宗南说要坚守西安城，大人们都在担心会不会出现民国十六年刘振华围城饿死人的事。可临到解放军大军真正压境时，胡长官率领的国军早已跑向陕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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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解放的那天，我听见远处传来几声枪声，就再也没有了动静。出于好奇，我从北柳巷跑到东大街一看，整条大街除了几条野狗在窜游外，马路上也不见个行人，我顺路南商店的墙根向西遛了几步，靠在一家商店门角处等着看个究竟，不一会从东边走来几个身穿土黄色军装端着步枪的共军，搜索着向钟楼方向前进。突然发现前边有两名背着步枪的西安警察从一个巷子走出来，只听解放军一声大吼“过来，缴枪！”那俩警察就乖乖地把枪傲上，一个解放军把枪栓卸下装到自已挂包内，把枪仍交给警察揹着，跟在后边继续向西走去。

解放了的西安，很快就有军政委员会接手了全市的管理，国军飞机也来过几次，却没下蛋，可能是侦察机吧。

不久学校通知恢复上课了，我就又回民兴中学了，但每天上的课都是军政委员会派来的穿着灰色军衣打绑腿的男女宣传员，他们只给学生教唱解放区的新歌，还有就是扭秧歌了。

听同学私下传说：“知道吗？咱们的历史老师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他现在已到军政委员会上班了，听说还是个大官呢。”

后来学校又来了几个穿黄粗布军装的人，布胸章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听说是来学校招“兵”的，领头的名叫赵钧。他们说要招收高年级的学生去解放军里继续“上学”，我一听说跟他们去了还能继续“上学”，对我这“怕了失学”的半大小子却诱惑不小，就想跟上人家去。

原来他们是一野四军(军长是王世泰)派来给军青年干部训练班招学员的，以招收中学高年级学生为主，男女不限，我们几个低年级生是硬要求去的，人家有点嫌我们小，可最后还是带上我们走了。我也没有给家里人打招呼，就解放军的干活了。赵钧带领我们乘火车到泾阳，回到四军青干班，我们年纪小的分配到学员三队七班，还当上了个不知就里的副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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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一块到泾阳的同学有几个吃不下那个苦，硬闹着回西安了。而我觉得青干班还不错，每天在大庙里听课还满好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军事、政治课。

不久，上级命令我们青干班西向甘肃开进，临时编入一野四纵西进二支队，我们这一群学生兵就冒着火红的太阳，沿着西兰公路，一天一马站(90里)的向兰州进发。

西进二支队每天都编辑有油印的《行军小报》，有个名叫梁黄胄的青年人在编报，他就是后来以画驴出了名的国画家黄冑，文革中红卫兵叫他“驴贩子”的那位。

行军到兰州后，从我们三队调出几个年令比较小的去军卫生部办的医训队，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就业取向，也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不成功恋爱。……

再交待一句：招收我参军的那个叫赵钧的人，1951年镇反时在甘肃临洮县被枪毙了，罪名是国民党陕西省耀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尸体就给军医训队当解剖教材用了。

1949年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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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0日完稿

编后的几句话：

谢谢关心民国往事的网友支持热捧，给了我这行将入“火”的老者以鼓励。

也谢谢中华历史版各位同仁的帮助。希望我的这篇文字，能入诸位评委的法眼，为征文活动略增趣味，不足之处请予斧正。

这篇回忆录格式的《民国往事》应征文，写得比较辛苦。大前天，已经在发文栏直接写了11000多字的稿子，正待发布时，却遏铁血发文某自动程序启动，导致电脑死机，一万多字的稿子丢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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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文字，一向喜欢写 (我学不会打字，真地是用手写板一字一画地写博文)一气呵成，笔意来了，语句好似从笔尖处自然流淌而来，如果不小心丢失了再重写时，总觉比原先逊色不少，这次恐怕也是如此。所以郁闷。

郁闷之余，只好打起精神，从头另写，却也多忆起了些童年旧事，增加了章节，字数达到一万六七，也算是“丢失有理”吧。

这篇征文，叙述或许错漏难免，但敢保证绝对真实，自己亲身经历，一甲子后实话实说。

查丕波 即日

民国时，我们家的那点往亊 (民国往事应征文)的第三篇

[博客帖] [公社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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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我们家的那点往亊 (民国往事应征文)的第三篇

得先感谢一下铁血、西陆、TOM和凤凰网组织的这档《民国往亊征文》活动。正是这个活动和铁血网友的鼓励，才使我下笔写下了这几篇有关民国往亊的回忆，今天的这一篇，写得很辛苦，究竟上了岁数，写起来很感费力的，十多天来写成这个样子，再不发布的话，5月15的截稿期一到，就赶不上这网坛盛会了，请网友原谅，写得不够严谨，也缺少了往日文字的风骚。大家将就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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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是座伟大的城市，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的古老，它的蕴蓄，它承担了历史的太多，甚至随便指个地点，一镢头挖下去，就说不定是座宝藏。

西安，又是座年青的城市，它之所以年青，是因为它的与时俱进，而又朝气蓬勃，少了些老北京、老上海的排外，抗战中它接纳了数十万河南的难民，以至于解放后的西安“产业”工人都让河南人占先了，赵梦桃、吴桂贤就是榜样。

昔日长安那闪耀着周秦汉唐日月光的曾经，人们都已叙说得太多太多，以至于一提剧西安，就由不得把它与周文秦皇汉祖唐宗的辉煌说个津津乐道耳熟能详。

今日的西安，它又以秦人固有的大气雄略，吸纳着世界的四方，行进在中华崛起的大道上，一座青砖围绕的明城墙，再也束缚不住它的扩张。

那么民国时的西安呢？它又是怎样的一个面样？留给我们会是一些怎样的印象？

做为一个曾经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生活过16年多的我，近来对此做了很深沉的回想，希冀着能在自己的旧忆中找出些当时的印象，用笔记录下来，好与网友共同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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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间，在西安发生过对现代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三件大事，却又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这个家庭，可见汉语里的“国家”二字，确实把一个“家”跟自己所有“国”联系在一体了，国家国家，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都知道，发生在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同仁，于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打响了推翻满清王朝的第一枪，才有了后来的中华民国问世，。这个一直没有有效统一全中国的政权，在大陆的统治一直延长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新中国成立前每年的10月10日，也就被国民政府法定为“国庆日”，而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称它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可是，却很少有人知这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二枪，竟是在中国西北的西安打响的。当时的武装起义指挥部就设在距我们不到200米的清军军装局。我们家的轿子车也被革命党人征用，由我父亲赶着去运送过军装局的军需弹药给攻打满城的起义军；我们家的磨坊也忙着给革命军加工军粮。

民国时，老一辈的西安人都把东县门路南的一座不大的方形城圈叫“军装局”或“火药局”，它是清朝末期给西北清军供应军装、军火弹药的专职部门。解放初期西北军区拿它当军用药库，对内叫847仓库。据说后来划给了西安八中当学校用。再往历史的远里说，这个军装局就盖在大唐名将程咬金的王府原址上。但令人婉惜的是，就是这样一座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古建筑，在2003年竟被西安市碑林区以“违章建筑”的名义给拆毁了说是为了拓宽马路用。(见下图)

拆毁前抢拍下来的清军装层门楼

1911年10月22日，西安响应武昌起义的同盟会、哥老会员，武装占领了东县门的军装局，并以此为起义指挥部，指挥起义军向满清王朝在西北的驻军重地发起了进攻，一举攻陷了八旗请军顽强守卫的城中城---满城，消灭了26000余众的满军、旗人。这是发生在西安的第一件民国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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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民国大事，当属1925年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命令在河南的军阀刘镇华，率领10万军队从河南来攻打西安，刘在战场无法取胜时，就以10万大军将西安城团团围困。当时西安城内原有居民10万人，加上逃来的难民9万多人，近20万人被刘军围在西安的明城墙内，刘振华在城外放火燃烧了数万亩即将开镰收割的小麦，试图摧毁守城军民的决心。所幸西安城墙是明太祖当政时由他的儿子秦王督建的，据说城墙墙基础是用糯米汁和石灰打底的，城墙全由大块青砖包裹，砖头质量极佳。刘镇华拿炮轰也没轰垮，只把南城门楼轰着了火。西安守军与人民在长达八个月共220天的守城战争中，与敌军顽强对峙，竟无一人投敌。西安的居民院落，家家都有水井，饮水救火都不成向题。最大的问题是城中没有可供20万人吃的大量储粮，在粮食断绝后，人们开始还有树皮可扒来吃，杀完了牲口，就吃狗吃猫吃老鼠，进而吃草吃纸吃牛羊皮制的东西，吃斑斑土(观音土)，直吃到无甚可吃，全城人民都瘦得皮包骨头，滿脸发青饿殍遍地。领导这次守卫西安城的就是李虎臣和杨虎城两位将军，西安人把这叫“二虎守城”。刘振华是1926年7月包围了西安城，直到1927年冯玉祥将军率军入陕解围，西安城内共饿死军民9万多人，据说开城后，粮食运进城来，一下子吃得多了，胃肠受不了又撑死了不少人。这场保卫西安的持久战事结束后，西安城内已是饿殍遍地，能剥皮吃的树木一颗不剩。战后当局就把收拢来的尸骨遗骸，分男左女右地集体葬埋在昔日的滿城东门外的一处空地上，并园以兹铭记千古，该园名命为“革命公园”，直到今天仍为后人前往凭吊。这就是西安人既叫做“刘振华围城”又叫做“二虎守城”的第二件民国大事，从此以后才演绎出了民国时期的西安发生的更多精彩演义，才有了十年后的杨虎城的西北军系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联手逼蒋抗日的西安亊变。

在民国十八年，陕西关中地区发生了一场饿死200余万人的大旱年馑。刚从刘振华围城中缓了口气的西安市民，还未从兵灾战祸中恢复过来，一场世界罕见的关中大旱灾又降临头上，关中土地几乎是颗粒未收，饿死200多万人使西安附近的人口大减，社会结构发生更深层欢的变化。加上还发生了一次霍乱传染病的大流行，我出生后长辈们常会因谈起围城、年馑、虎烈拉(霍乱)而心尤余悸。

第三件民国大事当然就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了，在西安人口中都叫做“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的前音后果，大家都知之甚多，也用不着我来啰嗦了。

现在，我就以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家庭在民国时的境遇，叙说一些当时一个老百姓家的境遇：

前篇文字《[原创]难忘那民国时的童年 (上、下) (民国往事应征文)》中说过，我生于民国21年，当我还在孩提的时候，西安人就把1911年10月22日，在西安发生的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叫做“反正”，那么此前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在此时的汉人看来，一直都是不正的了。不然，何来“反正”一说？“反正”的结果是杀了旗人26000多，满城改称为新城了。领头在西安搞“反正”的人中，有个叫张凤翙(hui)的人，是清庭派去日本留学军事回来的清军军官，在日本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最得了辛亥革命实惠的，也就是他了。常听大人说：“‘反正’以后，把旗人杀跑了，旗人(？)留下的房地产许多都没了主，平头百姓没人敢占无主的家产，张大人可是一顺溜地伸手接了过来，成了张公馆的家产，听家里大人说过：仅在东大街，从东门起，一直到钟楼，几乎所有的商铺院落，大都归在张凤翙名下了。张凤翙的公馆就在菊花园路东的一个半截巷里，离我们家住的东厅门不远。我家东边的饮马池巷，就通张公馆的后宅，我小时候还从他家后门进去过他家。不过，此时的张凤翙已经下台了。张大人惟有靠吸大烟打发余生了。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后，陕西厉行戒烟，大烟鬼可是犯死罪的，四十年代，每天都有大烟犯被拉到玉祥门外城壕里枪毙的。有个叫祝绍周的省长最积极，还没到任，巷俚就传说他是“带着铜铡”上任来的，他真把自己比做黑包公了。张凤翙的鸦片烟是经蒋委员长特批享用终生的，祝绍周管不着，谁叫人家是辛亥元老呢。

现在回想起来，“反正”这个词，留给我留最初印象的，却是把西安的旗人从他们世居的满城里赶光杀净了，把男人拖在背后的辫子剪掉了，把女人的小脚解放了。(啊哈！有意思的是，我最早听到“解放”这个词，竟然是与女人的小脚有染，而不是跟咱解放军的称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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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提到的“满城”，“反正”后就改叫新城了，当年的土城墙建国后拆了，现在成了陕西省政府的所在地。听老辈人说，西安的“满城”是明朝时的秦王府，满州人入关成立了清朝，就把前朝的朱明秦王府划给八旗子弟专用，在西安的旗人大都住这，就有了“满城”这个称谓，即满州旗人居集的城堡也。昔日的明朝秦王府，也就成了西安城内被汉、回等民族包围在中心的旗人旗兵的集聚处所，成了有清一朝满清旗人统治陕西乃至整个西北的行政中心。居住在此城中的八旗后裔，二百多年来没少对西安城里的汉人、回民作威作福，这就难怪了在“反正”成功后，西安军民竟把居住和驻守满城的26000旗人旗兵，基本屠杀净尽。满城里的满人绝迹了，当然得给它改个名字，又不能再叫回秦王府，就改叫“新城”了，新城就一直叫下来了，解放后，甚至连它所在的西安城东北角一带，也统称新城区了。

在西安的旗人有没有漏网的呢？当然是有的了，不然的话，民国九年生的我大姐，后来怎么会嫁给三学街长安学巷一户何姓旗人家当长儿媳妇呢？看来有些史料上记录的“杀光了满城的旗人”是不一定可信的。当然了，也可能这位做过潼关县知事的何家还不够格住在满城吧。

现在该来介绍一下我们查家在民国时的境况了。听老辈人传下的说法，在西安城南的姓查的这一宗人，是由安徽移来的。当年安徽的穷和尚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分封自己的儿子们到全国各地为王，分到陕西的那个朱樉封为秦王，秦王来陕西上任，随队带来安徽老家的亲兵为其护卫，驻在新筑的西安城南40里处少陵塬上的一支由查姓子弟组成的军队在少陵塬上修寨驻防，这个地方就叫“查家寨”，紧靠他的上司驻地一个叫“东戍店”的地方，东戍店姓关的人多，母亲的娘家在这，我是关家的外甥了。后来查姓屯垦人口繁衍多了，就有人搬到塬楞下挖窑洞穴居，后来又在窑洞前加盖厦房，这里就叫查家坡。我小的时候，它还是个不大的小村子，几十户人家，12顷旱地而己，村民靠塬挖窑洞居住，求个冬暖夏凉。村民多以纯务农为生，也没个地主，最富的户也就勉强算个富裕中农吧。

直到民国初年吧，安徽的查氏家族仍每隔五代给陕西的同宗派送一次排名字序，像我爷爷是“大”字辈，他叫啥？我没记下。父亲那一辈是“桢”字辈，我是“丕”字辈，我的下一代应该是“宝”字辈。此后就不清楚了，从我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就把“桢”字从名字的第二字移到第个三字去了。而我这一代，除我一人还是在小学二年级时，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查丕波”的大名以外，其他人多半用“培”字代替“丕”字了，而用“宝”字起名的，全村也只一人。

在乡下原籍那个小村子中，我们家这一支可算是个比较特殊的一家了，也只有我们家既在原籍置有地产，又在西安办有作枋。不像别的查家人，只知道守着乡下那点土地过生活。从我太爷弟兄排行算起，我的爷爷人称查三爷，在乡下，有几十亩旱地和半院房子吧。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父亲查咸桢是长子，但在同门兄弟中也排行为三，所以爷爷去世后，查三爷就又是指我父亲了。而我母亲做为查门长媳，给我父亲生下二女二男，我最小，哥哥查贵文长我十岁，他又在同辈弟兄中排行为三，如果不是世事变化，恐怕又有一位查三爷前赴后继了。我曾留心过中国家族的这一传承原由，原来，对民国以前的家族社会来说，一个殷实的家族，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是一件“至孝”的大事，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又都讲究长幼有序，谁先谁后的顺序，如此以来，查三爷家的排序为“三”，其传承几率就大得多了。

一个既在乡下有房有地，有种有收的自耕农户，不遭大的年馑，保持自保自足完全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人畜吃的粮食草料是自己地里种的，身上穿的布是自家媳妇用自己种的棉花纺线织成的，醋是自家酿的，只要能拿出几个活钱买几斤盐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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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这位老“查三爷”却把乡下那一摊子交给了他的二儿子，我叫他为四爸的去耕种打理，他老人家率领着三儿二女一大家子在西安城内的东厅门饮马池巷口，民兴中学对面，座北向南的一个大院落里开了一爿既经营一辆骡子拉挽的轿子车(就是那民前供有钱人雇用拉脚用的铁木硬轮细木轿子车，电规剧《红楼梦》里贾府用的那种)，靠拉脚赚些活钱；又在家里开了一个给人来料加工，用石磨磨面粉的面坊，挣些加工费或落些麸皮喂牲畜吃。城里这一摊子当然是由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来经管了，这个城里的摊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老家全村人进城办亊的义务食宿点。

民国初年的查三爷家是一个家和万事兴的殷实户。老三(我叫他七爸)跟他大哥经管查家面坊，老四(我叫他十爸)还小，正在上学。后来大姑(我叫二姑)嫁给了开通巷的高家，再后来，她当中医的丈夫肺痨去世了，她带着留下一女一子，又改嫁给东关的胡家了。二姑(我们叫六姑)嫁给了曾是明清官宦之家的后裔，已经破落为小商贩的洪家。

后来老查三爷去世了，老实八脚的父亲只知道忙着操持爷爷的丧事，精明而有心计的二弟(我叫他为四爸)忙着却抢先接管了帐房，在奶奶的支持下把持了老查三爷遗留下的家务，父亲只好专事赶车的营生。我七爸就只管磨面踏罗了。(踏罗，也叫脚踏罗，是一种比手摇罗更有效率的罗面工具)我十爸年纪尚小还在上学，没有什么发言权。

军阀之间的战争在时断时续中，西安街上缺胳膊少腿的伤兵在地上滚爬着乞讨中，父亲经管的骡车又常常被官兵抓去支官差，一走就是十天半月的不落家，有一次支差中，父亲还跌断了锁骨。老查三爷遗留下的家底又都被二儿子把持着，老实的长兄和年幼的弟弟也没有发言权，因为上面有奶奶罩着，任由老二欲取欲夺，柜上的现金收入都落到了老二的囊中。直到奶奶去世后，弟兄四人才闹成了分家，其实几年下来，只留下些看得见的遗产可供兄弟四人分割了。乡下的绝大部分家产自然归了老二，只给大哥家分了七亩半旱地，城里的现金收入一文未剩。新一辈查三爷，就是我的父亲，他是老大，分得了他经管的那辆轿车子，一合石磨和一匹只能拉磨的瞎骡子。至于分给两位弟弟的是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估计也和父亲差不多吧。总之，通过分家，我四爸算是实际上继承了老查三爷的家门楣，当然了，爷爷、奶奶的遗像也供在他们住的堂屋里。其余弟兄三人基本被算是扫地出门了。

分家后的父母亲，带领着两个幼弟经营着西安城里的生意，好像老天爷也满眷顾老实人似的，父亲经营下的查家车面坊生意还很不错，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大头兵，总要吃粮食的，麦子总得要磨成面粉，谁也离不了磨坊，这就是生意，这就是收入。挣了钱就得多存点粮食，再在乡下置点地，老实人终归要吃老实的亏，他听了一名常来我家打白食名叫翟生荣的哥们忽悠，父亲在长安县王曲收押了十多亩水田，乡下人把这叫“当”来的地，原主人是可等价赎回的，(聪明人是会买断的，那怕贵得多些)这个时段(1925年以前)我们家在农村既有旱地七亩半(分家的祖产)，又有水田十多亩，可谓旱涝保收，加上西安城内东厅门经营的老字号查家车面坊，老兄弟三人合过日子比乡下那位用尽心机多占祖业的查老四好得多。新一代查三爷也在东厅门、东县门一带取得城民层的爱戴，京兆坊(那个时候西安好像还没有“区”的划分，老百姓仍延用“坊”来分称，我们家住的这一带，以前是叫“京兆坊”的，可能是从唐朝承袭下来的吧。今天在西安，只有莲湖区回民居集的那一片，在群众口中仍叫它“回回坊”，既然是独一份了，干脆就说成“坊上”了)的社火班底也就放在了查三爷的院内粱架上。记得我大姐出嫁时，陪嫁的装奁，就装了二十多架抬盒。一个寻常百姓家嫁女儿，在那多事之秋竟如此丰盛，既引得街巷邻里的称羡，也给了那因为“反正”而从潼关县知事上掉下来的破落户旗人家增光了脸面。大姐嫁去的这家是住在长安学巷底的一家旗人，公公叫何凤山，清末做过一阵潼关县知事，没有被辛亥革了老先生的“命”，民国了，只好龟缩在家里靠抽大烟打发日子，妻子也是旗人，旗人的女人不缠脚，我妈说起她这个亲家婆时，常是：“你姐那大脚婆婆……”如何长短。

自从大姐出嫁以后，我们家的红火日子似乎渐渐变得每况愈下了，而长安学巷何家的日子好像又慢慢地缓过气来，就连那整天没事干，光以抽大烟混日子而又自学中医尚未入流的何凤山先生，也渐渐地在西安的回民中，以治疗妇人不孕症而有了一定知的名度。(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悬壶行医的何凤山老先生竟然修炼成了一代名医，以治疗妇女不孕症而驰名陕甘数省。西安的回民为感詂何老先生治愈了不少回族妇女病，即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驰名中外的老孙家羊肉泡馍馆，每天都给老先生保留一份羊肉泡馍，供馋了一辈子嘴的他随到随吃。据说第四军大学还诚聘其为中医学“名誉教授”。)对于这个现象，我的长辈们自有他们的一种解释，记得他们是这样说的：“闰儿(大姐的闺名，她生于民国九年的那个闰月)是个旺家的命，出嫁前旺娘家，出嫁后旺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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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终归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社会，接二连三的兵祸天灾，霍乱大流行都对当时的民国的西安社会造成了无比严重的深刻影响。人口锐减，民不聊生，寻常百姓家谁又能抗得住接二连三天灾人祸的打击？从民国十五年到民国十九年西安人遭遇的三场大灾难，查三爷支撑着的查家车面坊，却能不死一人而又救人过百，这不能不归功于老诚待人而又心灵手巧的新一代查三爷的为人?道。刘振华围困西安城近八个月，城内饿死九万多人，查三爷却能在围城之初，把家里的存粮分开埋藏在开通巷小学操场，后来虽被守城军挖走一些，但剩下的余粮加上家里存的麸皮却保证了一大家子人不致饿死。原先常来我家吃白食的那些人，也时不时地来向查家三嫂子讨些食吃。母亲曾向我说起，她常把一块块麸皮面饼藏在水井桩基上龙王爷的神龛里，翟生荣会按天拿走的；而三年后又发生了饿死200多万人的关中大旱，这场大年馑，又是多亏了我们家经营的面坊存下的麸皮救了全家和朋友的命；西安流行虎烈拉(霍乱)时，我父亲他那无师自通，自学成精，平常只治伤风感冒的针灸又救活了上百人的命，以至于瘟疫过后的那个中秋节，曾经他用扎干针救过的病人来家送节礼，所送的月饼放在四张方桌拼在一起台子上，竟高抵天花顶蓬，送来的变蛋没人吃，被孩子在地上踢来滚去，以报答查三爷治病救人不取分文的恩情。

大姐出嫁时我大约两岁左右，嫁妆摆在院子中间的情景，我还依稀有个印象，一座马头座钟和电壶(热水瓶)最为抡眼。正如母亲所说，嫁走了旺家命的大姐，也带走了我家的财运，九.一八后东北失陷了，张少帅的兵们跟东北流亡学生……涌入了刚有点起色的西安城，以银元为保值的民国货币渐渐被“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取代了，物价上涨，纸币贬值，父亲当初用银元押当来的水田，原主用不值钱的法币一元抵一元地赎了回去，那头瞎了眼的骡子用它的全力拉石磨，帮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年馑，终于老死了，面坊开不成了，石磨也只好卖了；那匹拉车的骡子是卖了还是被军队征用了，我记不清了，反正没有了牲口，枣红色蓝幔罩蓝坐垫的细木轿子车，也再没人来拉差了，父亲只好从东厅门大院内搬出，另在东厅门靠西边开通巷口东侧租了一间铺面，靠卖烙锅盔(大饼)为生，对面就是一家鸦片烟馆子，烟鬼们除了抽大烟不也得买大饼充饥吗。

我的两位叔父也各自成家另过了，我七爸(三叔)自己开了爿粮食铺。我十爸(四叔)在西安一中毕业后，没再跟着地下(共产)党同学去革命，却到长安县大兆乡东戎店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后来就当了那学校的校长直至退休，前几年去世了，享年91岁。

七七事变后，日本扩大了侵华战争，时常派飞机到西安“下蛋”，父亲就收拾了城里的生意，借来一匹牲口，套上那辆久未挪窝的轿子车，载上全部家当(也就一口母亲剩下嫁妆---一口清朝时的牛皮大箱和些被褥旧衣)一家四口(父、母、二姐和我)回乡下当农民去了。而我那下一届候补查三爷，名叫查贵文的大哥，就由大姐夫作保，介绍去一家皮鞋作坊当学徒了，(我这位大我整十岁的大哥一生也有不少精彩故事，今天就不提了)此后的事态，大多我已在前两篇中“民国旧亊”中叙述过了，就不再赘说了。

搬回乡下不久，我患上了一种乡下中医说是“牙疳”的病，其实是一种传染病，是由一种疫源性昆虫---白蚊子叮咬后传播的，西医学名叫黑热病，患儿因极度消耗，使他连维持牙齿正常存活都不能维持，齿龈萎缩流血，牙齿一个一个地脱落，中医把这叫“牙疳”，说用淘米水漱口能治，想必是淘米水中含有抗坏血酸(维生素C)在起作用吧，母亲就天天用淘小米的水要我潎口，等满口牙都掉光了，也没起个作用。在当时，农村缺少有效防治手段，患上这个病的儿童死亡率是很高的，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可我活下来了，母亲说我“命大”。但我之所以能“命大”没死，却是得益于一个偶然的机遇。

父亲见我的病愈来愈重，家里能拿出的钱都给我治病了，只好去西安市打听有没可治之医，他从乡下到城里打问了许多人，都不得就里，劳累了几天的他，从回回坊、北院门一带向南往西大街走来，刚过了鼓搂门洞，觉得口渴，就到路东边的一家茶铺买碗茶喝，在跟茶铺掌柜聊话时，谈到为儿子患牙疳而求助无门时，这位回民掌柜说：“你跟我一说，可算碰对了，我这有一种丸药，专治牙疳，三丸保治”，父亲一听，眼前一亮，真是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父亲赶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放在桌上，那回民掌柜的一看，就说：“老哥，看你家境也不宽展，这药，你先拿去，救娃的命要紧，等娃病好了，你再随便给几个钱，没钱的话，也就算了。”父亲拿上三丸栗子大的黑棕色药丸，也没收回桌上的那点钱，千恩万谢地，返回乡下，抱着死马全当活马医的心情，赶紧给我喂了一丸。按着回民掌柜说的：每天一丸，连服三天。我吃了三天药，连拉了三天黑粪便，油亮油亮的。说也奇怪，三丸药吃完，病情竟一天天好起来，牙龈也不流血了，从只能爬行到站起来再练走路，更令父母惊奇的是，他这满口无牙的病儿子，竟然又重新长出一口新牙，而且牙质奇佳，到现在已经78岁了，还保有30颗牙，还能吃自己喜好一生的坚果硬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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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往事--解放军进西安西门的具体细节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推荐给朋友> 

解放军进西安西门的具体细节；这也是我的一位忘年交的老人口述。哪一天他已基本忘记，，因为国共不断在咸阳交战，他一直想见一见大世面，那天他在西安西门城墙外闲逛。正好就看到了。从西面来了几个穿红带绿骑马的人。到了西门外。冲路旁的群众喊我们是解放军。来解放西安的，那时胡宗南部队已经由南门撤退汉中了。西门没有守卫。但城门有几把铁索锁着。那几个人就合力想把门推开，没成功，然后就摸了几个手雷绑在门上把门炸开了。一同骑着马进了城。其中有一军人骑着马双手举着一面红旗。边策马奔跑。边对路边的老百姓喊。[英雄不英雄]。沿途的小孩看了，都跟着马边跑。边喊。；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