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海岸有哪些服务:民国大师逸 事

　　1、黄侃
　　黄侃，湖北蕲春人，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 陵 大 学等校教授。他与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元配夫人王氏去世，黄绍兰女士继配。两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致分居。武昌高师学生黄 菊 英和他大女儿同级，常到他家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黄侃事母至孝，不管他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他便不厌其烦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那具寿材上有他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写的铭文。后来母亲死了，他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才了结此事。
　　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章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章太炎对黄侃颇多嘉许，劝其着书。黄却谓须待50岁后再写。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着书。无意中藏了“绝命书”3字。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 混 账 王 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 混 账 王 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他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着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 监也。太 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2、胡适
　　认识胡适，可以从“胡说”开始。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黑板上的几个字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民国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交友之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与胡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无人可及。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以创作许多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胡适写了首诗《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意象清新，诗意浅露，在古诗今诗的交界处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打响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解放第一枪”。
　　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几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12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接着他解释道：“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经过这一堂课，不少同学对胡适对白话文都有了好感。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3、 钱穆
　　史学大师钱穆(字宾四)靠刻苦自修，由一乡村教师而讲学北大清华，起初因其思想“保守”处于学界边缘，却能顽强自持，卓然成家，终为世人所认同。他生逢乱世，流徙动荡，长年索居，后半生孤悬海外，却能自励自强，先后着书75部，累计1600万言，且得享96高寿，诚可谓现代学林一异人！
　　■人生不寿大罪恶
　　钱穆的祖父37岁谢世，其父终年仅41岁，其长兄病亡，年方“不惑”。家中“三世不寿”，在钱穆内心投下阴影。他本人早先亦体弱多病，故读书时关注“年寿”之事。他读陆游晚年诗作，深羡放翁长寿；读《钱大昕年谱》，知谱主中年时体质极差，后来转健，高寿而治学有成。钱穆因而感悟：“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他20余岁时迷恋静坐健身，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而最经常的运动方式是郊游和爬山。由于胃疾，他饮食清淡节制，使得同有此病的陈寅恪引其为同道。钱氏弟子称乃师是“很懂得生活之人”。
　　可是钱穆“惜命”的另一面却是苦学不倦。他18岁因家贫辍学开始乡间教书生涯，小学10年，中学8年，“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钱穆早年学无依傍，唐君毅称之为“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钱穆自律清晨必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读史籍，中间则泛览杂书。如此10年，学术上扎牢了根基。后人感叹钱氏“生命定力”何以如此强韧？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读书游山乐在其中
　　钱穆的“延寿情结”与矢志苦学之间如何谐调？在他的忆述文字中语及师友之外着墨最多的便是“出游”，即对大自然的挚爱，答案似就在其中。他常年生活乡间，“野”趣盎然，既好文史，更移情山川，追慕太史公遍历名山大川之雅，游兴甚浓。他在集美学校，常到海滩游，观潮涨潮落，心旷神怡；在北大讲通史，必到近侧的太庙备课，在古柏旁草坪上，“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居北平期间，4次远游，即使战火纷飞的南行途中，仍不忘游览南岳、领略桂林山水。其后在遵义讲学，更喜此处风景，阳春时节，遍山红绿，草地花茵之上，听溪水喧闹，观群燕翔天，竟致“流连不忍去”；及至无锡江南大学，午后闲暇，一人泛舟太湖之上，水天一色，悠闲无极，自感得人生至趣。当年钱穆的学生不无慨叹：原以为先生必终日埋首书斋，不意好游更为我辈所不及，始识先生生活之另一面。钱氏自称：“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反对“新文化”运动
　　如果以为钱穆是个落落寡和之人，那肯定是误解，他在人际交往方面颇多可圈可点之处。钱氏《师友杂忆》称：生平诸位师友，奖劝诱掖，多有助益，实乃自身“生命之重要部分”。清末民初江南尚存传统人文环境，钱穆濡染于此，受诸多师友影响颇深：其师吕思勉，钱穆早先多有请益，视为良师益友；钱基博最早欣赏钱穆，每有定夺行止，宾四常与之熟商；同学施之勉，曾任集美学校教务长，与钱穆生平交谊“最亲亦最久”。任教中、小学，钱穆感觉人际交往朴实无华，而他36岁后跻身大学讲坛情形便有所不同。进入燕京、北大任教，乃钱氏人生转折，这得益于顾颉刚的推荐。顾、钱学术观点本有抵触，但顾认定钱氏学植笃实不可多得，遂发表其《刘向歆父子年谱》于《燕京学报》，由此钱名噪学界。顾颉刚之于钱穆，可谓知遇之人。到古都北平后，钱穆眼界大开，交往日众，常聚谈者为蒙文通、汤用彤、熊十力、张荫麟等，此外，他与陈寅恪、冯友兰、梁漱溟等人亦各有往还。
　　不过钱穆与胡适的交往却不顺畅。本来胡适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着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大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然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胡适时任文学院长，势焰正炽。钱穆居北平7年有余，先后购书5万余册，尝笑语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虽属调侃，似亦隐含落聘之忧。客观而言，胡适对钱穆尚宅心仁厚，有所包容，而其弟子傅斯年、毛子水就不免有些意气行事。
　　■边缘之地精做学问
　　钱穆自称：“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透露出他对大学和都市生活“不适应”。他留恋中国古代书院“如同一大家庭”的氛围，可是在大学任教，专谈学术，少涉人事，“几乎绝无宋明书院精神”，仅是一职业而已。当年梁漱溟辞离北大，亦有同样观念。钱穆与胡适等“主流派”的对垒，除观念因素外，还有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的差异。既无大学学历又不曾留洋的钱穆，尽管生性好强，还是把自己定位在“非高级知识分子”之列，因而有意无意地退处边缘，另谋生计。这便是他所谓的“择地之助”。
　　抗战开始后，北大等校合组西南联大，迁至昆明，钱穆却在近傍小县宜良择地而居，每周除三两日赴昆明授课外，便在此独居着书，近50万字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撰着而成。陈寅恪到此游览，见如此寂静之地，叹曰：“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此后，钱穆返回苏州，借耦园隐居一年，撰成《〈史记〉地名考》，凡50万言。回首这段经历，他称为“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在他看来，“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其后他重返西南，任职时在成都的齐鲁大学，所选居所却是城外一处孤宅，他说“乡居最惬吾意”。事实上，钱穆深知国内优秀青年皆闻风往滇，而齐鲁文史系素无根底，在此并无讲学之乐。尽管如此，他仍然避开中心，择取“边缘地带”落脚栖身。战后，他决计“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而择一偏远地”，他后来客居香港18年，盖属边缘生存智慧之体现。
　　■晚年“弃家”书生本色
　　钱穆择取“边缘”自处，与其认定“学问之事，贵能孤往”有关。他不多的几个笔名中，“孤云”一名即寓义于此。钱氏堪称耐得住大寂寞之人，确乎专心肆力于读书着述。当然，生活情趣亦不可少：钱穆喜盆景，好戏剧，善围棋，更善吹箫。其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一生元气淋漓，固然不乏退处边缘的“让”，亦时有当仁不让的“争”。其晚年所着《孔子传》等数部书稿，终以原貌出版，即其力争所致。他为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校长人选之事，与英方反复争持，终由华人担任。当争则争，阳气升腾，莫非延寿良方？
　　对自家学术生命的传世，钱穆满怀自信。他治学“善模仿，念新知，勇创见”，刻意追求博大，他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苟其专在一门，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他早先致力考据之学，力求精进，后来转而阐发义理，偏重通识性论着，归趋“经世致用”。其治学的转折在上世纪40年代初，原因固多，此时结交蒋介石，应是促其变学的重要因素。蒋赞许钱的宏论，主动约见，邀至中央训练团讲课，又特嘱撰着《清儒学案》，以“国士”相待。钱深感“士遇知己”，遂放言义理，甚而破例横议时政，颇似“世外人”走出深山。不过，钱氏抱定“学术领导政治,道统超越政统”的玄想，未失书生本色。1949年新旧交替，钱穆“独断于心”，悄然赴穗，又允张其昀“恳邀”，继走香港，一去未返。就后果而言，他此举实有“弃家”之嫌，当年一淑女断定：“钱先生为师则可，为夫非宜。”是耶非耶？宾四暮年幸得女弟子兼妻子胡美琦照拂，非但着述频频，且得享高寿。其生存之道颇堪玩味。
　　后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分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也有人独辟视角，称宾四先生“可谓古今学者之健游、善生活者，亦善读书者”
　　4 、不能不说的辜鸿铭
　　我最早知道辜鸿铭是从他倒着看报教训老外开始的，还有他关于“一夫多妻”的茶壶茶杯绝妙比喻，我收集众多关于这个怪人的资料混编在一起给大家看看－－交警大哥
　　辜鸿铭19世纪中叶生于南洋，留学英、法、德等国，精通数国语言。曾为张之洞幕僚，清末官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直到1928年4月30日去世。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拥护帝制，反对民主共和，并说西太后是中国道德最高尚的人；拖辫蓄妾，主张一夫多妻制。所以，当时人们视其为“老顽固”，周作人说他是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但辜鸿铭是五四时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他把《论语》和《中庸》译成英文，并英文和日文出版了多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着作，在德国、法国、日本均有较大影响。“顽固”的辜鸿铭却有着卓尔不群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品质，他的正直无私似乎更应该得到人们的关注。
　　坦陈己见 毫不遮掩
　　辜鸿铭外观上的最大特点是拖着一条辫子，而且在民国成立多年以后仍不剪掉，逢人便以此相炫耀。胡适曾回忆，1921年10月13日在欢迎法国汉学家戴弥微的宴会上，辜鸿铭对他说：“去年张小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并问胡适：“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胡适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说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辜鸿铭回答：“是清朝的大帽。”两人的对话很有趣，辜鸿铭也知道自己的辫子太不合时宜了，但他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决然保留下来，说这是他的“顽固”之处倒不如说是其“顽皮”的表现更为妥切。辜鸿铭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询问他为什么不剪掉辫子，辜氏用手摸摸头发，说“这是我的护照”。“护照”一词用的简直好极了，辜鸿铭摇头晃脑在人前展示“护照”的形象一定非常可爱。
　　辜鸿铭思想上的最大特点是尊崇儒家学说和保皇。他的保皇思想随时表现出来，却从未参与复辟帝制的政治活动。周作人回忆说，1919年6月5日左右，北大教授开会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均没有异议，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其时蔡元培已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辜鸿铭也走上讲台发言，赞成挽留蔡校长，却有他自己特别的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台下坐着那么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居然还敢把校长比作皇帝，忒也胆大了些。他在课堂上，有的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据说，有一次讲到法律，辜鸿铭说：“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声小），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了。”语言还配合着动作，真是把他的神态表现得活灵活现。现在仔细思考一下，倒也有些道理，“王法”一词在一百来的民间一直使用着，辜鸿铭的说法好像蛮有预见性。
　　最能体现辜鸿铭不遮掩自己观点的，莫过于对康有为的攻击 。他们两人同为尊孔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但辜鸿铭一向认为康有为是卑鄙小人，乱臣贼子，是亡国妖孽，断送了清王朝的命运。1913年，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建立孔教会时，辜鸿铭就根本没有加入，尽管他同其中的一些人物如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有着密切的私人交往。不独如此，据胡适记述说，辜鸿铭同他谈起孔教会时，曾大骂“陈焕章当读'陈混仗’”，又骂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根本不懂孔学，连拜孔子的资格也不配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语言之狠毒刻薄，于此可见一斑。
　　也许有人会问，辜鸿铭拖辫、保皇、尊孔，都是逆历史潮流的行为，为什么还说他正直呢？正直是对人的品质说的，而与他的政治思想关系不大，并非思想违背社会发展大势的人就不具有正直的品质了。只有耍阴谋诡计济己之私利者才算不得正直。辜鸿铭敢说敢为，即使是颂扬慈禧太后亦有在外人面前维护大清国体面的意思在内，又怎能不说他具有正直的品质呢？
　　坚持操守 鄙薄政客
　　辜鸿铭的政治操守是令人敬佩的。他在维护国家主权、拒受贿赂、不做政治交易等方面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故事，下面这几个事例是最好的说明。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奏调辜鸿铭督办“长江浚治局”事。“长江浚治局”是根据《辛丑条约》中开浚黄浦条款，由上海道设立的，与各国领事共同办理。在督办“长江浚治局”期间，他所办的惩罚洋人贪污巨款案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声誉。荷兰利济公司两西人冒领挖泥工费16万两，被他查核后要加以严惩。洋人以巨额相贿赂，遭他严辞拒绝，外国领事多方袒护，两江总督也悼于交涉，不愿追究到底。辜鸿铭无奈，只好将此案中洋人贪污原委、证据写成英文，交《字林西报》发表，可《字林西报》顾忌不登，于是又登《北华捷报》，终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辜鸿铭维护国家利权，不畏洋人的铮铮傲骨，在那个年代确是难能可贵的。
　　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同入军机。袁世凯某次对德国驻京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以为袁氏得意之谈，特将此语转述给辜鸿铭。辜鸿铭听后，讥讽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言外之意，袁世凯不学无术，不会给清廷办什么好事的。后来，辜鸿铭又当面抨击过袁世凯，甚至以“贱种”称之，弄得袁世凯十分恼恨。为了堵住辜鸿铭的嘴，袁世凯特地托人请辜氏到袁家担任家庭教师，月薪500元，要求他缓和一下言辞。当时，辜鸿铭穷困潦倒，极缺钱用，但他即不屑于向袁世凯屈服，果断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1918年，安福系（北洋军阀中皖系的组织）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对于许多获有学位的留学生的文凭，都有人兜买，市价是每张文凭200元。有一个人来运动辜鸿铭投他一票，辜氏收了他400元现金，答应到时入场投票。选举的前一天下午，辜鸿铭坐快车到了天津，用两天功夫把400块钱全部报销在妓院后才回北京来。运动他投票的那个人说他回来了，赶到他家，大骂他没信义。辜鸿铭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个人见辜鸿铭暴怒，狼狈地逃走了。鄙视政客，决不为金钱折腰，辜鸿铭表现出良好的政治操守。
　　注重情谊 是非分明
　　辜鸿铭性情怪异，自然不好与人接触，但他又是很注重情谊的人，从不少细节上都有所展现。萨摩雄次回忆说，辜鸿铭的随行仆人向他辞行时，辜氏谆谆叮嘱那个年轻人一路小心，并从自己并不宽裕的钱包中拿出一些零用钱给他，情深意重之景象令萨摩赞叹不已。
　　1916年夏，梁漱溟游历湖南，见军队抢掠地方，写下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培植民主势力。次年10月，梁漱溟进北大，将此文自印了若干本放在教员休息室，让教师们翻阅或自取。有一天，梁漱溟在教员休息室见到辜鸿铭（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只见他抄起一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翻阅起来，阅后又放回原处，然后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有心人哉！”几十年后梁漱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得惟妙惟肖，他们之间从未交谈过，但那四个字的评语却分明表现出辜鸿铭的是非观念。强国息兵，让百姓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也是辜鸿铭的理想吧。
　　曾任张之洞首席幕僚的赵凤昌记有一事：某年值万寿节，湖北官府祝贺开宴，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问梁星海：“有爱国歌，独可无爱民歌乎？”梁答：“胡不试编？”辜鸿铭略一沉思，说：“己得四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举座一片哗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辜鸿铭的出言可算是胆大无比了，话又说回来，他之所以吟出爱民歌亦是心中常替百姓着想的缘故使然。忠君保皇是辜鸿铭的核心思想，但又有谁能否认他爱惜百姓的苦心呢？
　　其实，辜鸿铭并不是与新派人物完全格格不入的，他也注意个人的私谊，尽管在思想观点方面经常相互攻击。1919年8月3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了《辜鸿铭》一文，内中告诉世人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春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当晚，胡适碰巧在一家饭馆遇见了辜鸿铭，便把随身带的一张《每周评论》送给他看。饭后，辜鸿铭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密斯特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半年后，他们再度相遇时，胡适问辜鸿铭状子递进去没有，他正色道：“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寥寥数语，揭过那难堪的一页，辜鸿铭的可爱之处表露无遗。
　　特立独行，趣事多多
　　大约从1914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第一天上课，辜鸿铭戴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辫子拖在后面，直指学生们。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的脑后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
　　辜鸿铭抛下粉笔，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lgcidas，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仪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一Whiskey（Dosto威士忌）。”如此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有一次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有些吃惊，难道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看来拉丁语太差，一时语无伦次。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
　　这位英国教授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KuHung—Ming，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着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着《春秋大义》一书。
　　这个几乎全盘洋化的学者，平时却是一副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前清遗老的打扮，据说他的这一形象在进入民国后当时成为京城街头和北大校园的一大景观。他反对西方的共和，热衷中国的帝制，视妇女缠足为国粹，把一夫多妻当作天理，似乎保守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被人视为那个时代的怪物。辜鸿铭的确是一个旷世怪杰，他的怪，令人绝倒，令人瞪目。在国内备受奚落的辜老先生，在国外却是个人人敬仰的中国第一学士。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美名气最大、声誉最隆的中国学者，尤其在当时的德国，连一般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他第一个将中国的古代经典《论语》、《中庸》用英、德两种语言翻译到西方，他又曾对昔日同求学于欧洲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俄国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往来，在上海宴请德国皇太子，英国近代着名小说家毛姆1920年曾千里迢迢专程到重庆拜访他，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印度作家泰戈尔都来华与他谋面，在他的客厅里还悬挂有俄国皇储送给他的金表。这个曾与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个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在国人越来越推崇西方文化的同时，却是越来越顽固地坚守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立场，他倒读报纸嘲笑没有内涵的英国人，更为传奇的是，这个中国最大的反西学者1920年更是在美国最负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文化的美国》(The 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的文章，辜先生把狂傲的美国人骂得一钱不值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美国人对英国人王尔德、萧伯纳般的尊敬，因为他们也是靠这套方法赢得美国人对外国人少有的五体投地的。或许是因为辜鸿铭先生始终是在和洋人打交道，当国人对这个服装怪、行为怪、思想学说更怪的糟老头视为博人一笑的文化小丑时，他那些英文写成的着作却在国外广为流传并备受推崇,20世纪初的西方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文化小丑还是饱学之士？
　　5、革命家兼国学大师的章太炎
　　章太炎，字炳麟，自号圣人，别号疯子，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思想家、革命家、国学大师。他为人狂傲、迂腐，好骂人，生平有许多趣闻轶事，也有不少的怪癖。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国学大师章太炎出狱到日本。章太炎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的绰号由此得名。
　　章太炎以四事闻名于世：一以反清闻名，一以反袁称帝闻名，一以国学成就闻名，一以不修边幅闻名。前三者皆有大绩，为世人称颂，后一者为小节，为世人侧目，传为笑谈。
　　他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怪癖，即三个月不洗澡。鼻子患有鼻炎，终年流着浓鼻涕。说话时鼻音很重，满口的余杭土话方言，且吐词不清，别人听了不知所云。他的手指甲喜欢留得长长的，其中黑迹斑斑，他一点不觉得难受。他还有一个爱好，喜欢吃有臭味的东西，其中臭豆腐是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常菜，别人闻都不敢闻，他却甘之如饴。他也不喜欢换洗衣服，衣服上经常有虱子。他的夫人在章太炎出外旅游、讲学时，嘱咐随从随时为他换洗衣服，他常常因此与随从吵架，认为这是干涉他的个人自由。但随从也不示弱，常常采用强迫手段，令章太炎换下衣服。
　　章太炎喜欢吸烟，但他不象别人那样把烟头放进嘴里，而是把一只烟的大半含入口中。有时候边吸边谈话，谈兴所至，烟烧到了嘴唇，疼得以手拍口，喷出余火，似乎表演魔术一般。有时烟头偶然落到裤上，烧穿裤子直的其腿，痛得他大叫，骂“鬼烟”不已。但那条开了天窗的裤子，他仍然穿在身上。
　　他以好骂人着称，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敢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好，他马上给那人一耳光。说道：“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章太炎晚年时，因身体不好，精神亦不佳，他写信给朋友蒋观云说：“我已潦倒数十年，依然无恙，天公盖欲多留一人讲话耳。”蒋回信说：“非天公多留一人讲话，乃多留一人吃饭耳。”章太炎阅后，拍案叫绝。
　　章太炎先娶妾王氏，生有三女。一九○三年，王氏去世，章太炎将小孩托付哥哥抚养，然后全力投入革命。此后他十年未娶。由于孑然一身，日常生活无人料理，他的肮脏也相当出名。衣服总是脏得发亮，被褥几年不洗，室内器具杂物漫无条理。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催促他，章太炎才考虑再成家的事。
　　章太炎登出一则求婚广告，规定三项条件：(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这第三项的“服从性质”，说明他当时民主思想的局限。广告一经刊登，为他牵线搭桥者众多。章太炎最后看中了汤国梨女士。他通过张默君的父亲张通典的介绍，写信向汤国梨求婚，汤欣然同意。
　　汤国梨是浙江吴兴人，上海务本女塾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浙江吴兴女学校长，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与张默君等人创办神州女学和《神州女报》。汤是富家女儿，诗文都来得，对于章太炎的三项条件，一、二项她都具备，只有第三项，她不是他要求的那样事事“服从”，因为她是很有头脑，很有主见的新女性。
　　章太炎汤国梨的婚礼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盛况空前，男女来宾两千多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都前来祝贺，蔡元培为证婚人。证婚书是章太炎自撰的，颇为古里古气。晚上在“一品香”宴客，新郎新娘应众人之请，即席赋诗，章太炎还有酬谢媒人之诗。
　　在与汤国梨结婚的婚礼上，章太炎身穿西式礼服，脚穿皮鞋，倒是一个正规整洁的新郎形象。但是，据说他从来没有穿皮鞋的习惯，竟在婚礼上将左右鞋穿错，后经指正才换过来，惹得哄堂捧腹。
　　婚后不足两个月，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章太炎想挽此危局，决意进京，抑制袁世凯。友人纷纷劝阻，说此行凶多吉少，妻子汤国梨也劝他审慎行事，但章太炎坚持进京。，一到北京，他就被袁世凯软禁起来。这件事，在历史上，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荣，也算是袁世凯虐待党人的暴行。不过，章太炎的这份光荣，实际上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
　　说实在的，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
　　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者。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之后，他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的机会，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  “挽此危 局”，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这时是1913年12月。
　　结果不问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不过，章太炎之囚，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对见客、谈时局，都有限制，尤其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章太炎不可能很痛快地就范，他必然、也必须反抗，也就是说要接着闹事。作为一个文人，反抗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用笔，可是这种文字一个字都出不去，写了也白写。所以，闹，只好找别的办法。
　　办法之一，是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照这些条件跟他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但却让袁世凯头痛不已，派了若干人马来劝，甚至派人打算强行将章夫人汤国梨接来(未果)。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他受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一九三六年，章太炎的身体已经极端虚弱，诸病时常发作，有时竟饮食俱废，他仍然强打精神，坚持在他的“国学会”里讲学。汤夫人苦苦劝阻，他回答：“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在他逝世之前，讲的内容是《尚书》和《说文部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