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营销活动的英文缩写: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沃伦.巴菲特传（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16:28:22
罗杰。洛文斯坦，《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财经记者，1989—1991年主管股票专栏《华尔街听闻》。目前撰写一新的金融专栏《固有价值》。现与家人居住在新泽西州西菲尔德。
[内容简介]
沃伦。巴菲特就好像希腊神话中的迈达斯神，有点石成金术。他的合伙人企业曾连续多年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几十个百分点，令华尔街人士目瞪口呆。股东们对他的追随和关注，形成奇特的“巴菲特现象”——他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到股市行情的涨落。
巴菲特的成功并非偶然，九岁的他已经知道通过收集瓶盖来了解哪一种品牌的软饮料生意最红火；在为《华盛顿邮报》做报童时，他就考虑过可以依靠增加产品线来获得更大利益。其投资生涯始于11岁，迄今个人财富已逾166亿美元，超越比尔。盖茨，成为美国新首富。
本书的作者以生花妙笔叙述了巴菲特令人神往的一生，揭示了他的致富原则；并且对他投资伯克希尔、GEICO、《华盛顿邮报》、可口可乐、吉列等企业进行了生动详实的描写。语言轻松幽默，情节引人入胜。
引言
在投资业的发展史上，沃伦。巴菲特可谓独占鳌头。他从零开始，仅仅从事股票和企业投资，积聚起巨额财富，成为 20世纪世界大富豪之冠。在40年的时间里（足以消除偶然因素的影响），巴菲特在股票市场的业绩非凡，获取了惊人的赢利，未曾遭遇过大的风险，也没有出现过亏损年度，这真是一个奇迹！在市场专家、华尔街经纪人及旁观者们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通过连续、高质量的滚动，巴菲特获得了97亿美元的收益净值。
无论股市行情牛气冲天抑或疲软低迷，无论经济繁荣与否——巴菲特在市场上的表现总是很好——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到比尔。克林顿执政，从 50年代到90年代，从便鞋、越南战争到债券、信息时代。在战后美国，主要股票的年均收益率在10％左右，巴菲特却达到了28.6％的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成就的独特性：它是传统的长期投资的结果。华尔街的现代金融家通过控制公众的资金而变得富有，其核心技巧是在适宜的时候买入和卖出。巴菲特规避了这种游戏，以及华尔街因此而声名远扬的过度行为。事实上，他重新发现了纯资本主义的艺术——冷酷而公平。
投资于巴菲特的普通股东也变得富裕了，与当初交给巴菲特运作的资本相比，增值的数字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个人在巴菲特职业生涯的开始（不算1956年在奥马哈学习期间）投入1万美元，并且坚持到底，那么到1994年底，财富将会达到8亿美元。
然而，仅仅数字本身还不足以说明巴菲特在华尔街创造的辉煌。每年一次，信徒和投资者们像圣徒一样涌向奥马哈朝圣，聆听巴菲特分析投资、商业、金融的复杂性，这简直成了美国每年的一件大事，如同埃尔沃斯音乐会或宗教复活节。金融界人士到达奥马哈，把巴菲特的著作视为《圣经》，犹如念布道的经文一样背诵巴菲特的格言。
他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导致了他整个生活过程中的戏剧性。在人们去奥马哈朝圣之前，在巴菲特创造辉煌的业绩之前，他站在大学晚会的角落，一副孩子式的面孔，眼睛炯炯有神，把人们视为一群拥挤在一起的喝醉了酒的老朋友。几年之后，当这些朋友成为了华尔街创业的年轻会员时，仪式是相同的。巴菲特，这个群体之中最年轻者，端坐在俱乐部的交椅上，而他人则环绕在他的周围倾听他对金融形势的分析。
在华尔街，巴菲特朴实的风格使他成为被崇拜的偶象。华尔街的生意是惊人的复杂，而巴菲特解释起来，就好像百货商店的售货员谈论天气一样。
他一直认为，每一种股票的债券，无论多么神秘，都存在着某种有形、有序的东西，在华尔街的专业术语中，他似乎另辟蹊径。
有趣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获取了投资收益，华尔街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深奥、神秘，更加可怕。巴菲特出生时 （大萧条时期），美国人很少有人拥有足够的资本从事投资，他们只能把钱积存起来或购买AAA级债券。大萧条的阴影被战后的繁荣所掩盖。今天，数十万美元是一笔小额款项，但很少有人满足于此，很少有人仍然保持着旧时谨慎的习惯，他们至多急切地浏览金融报道，仿佛每天住房或通货膨胀数字的变动能够带来长期等待的“答案”，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以一种震撼其父辈的方式急切地转换投资基金。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年代，巴菲特的惊人之处是他的适应性，他所做的大
多数事情能为普通人所模仿（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涌向奥马哈的原因）。巴菲特的天才之处是他的性格：谨慎、严谨、理性。而这些普通的性格，对于那些搏击股票市场的人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金融狂潮时期却很少见。就此而言，巴菲特的性格和职业把他推举到投资业和美国企业的公共导师的地位。巴菲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的作用，养成了一种记述其非常行为的习惯。
作为一名投资者，巴菲特避免使用财务杠杆、期货、动态套头保值、现代资产组合分析，以及其他由学术界发展起来的神秘的东西。与现代资产组合管理者不同 （其思想是交易者的思想），巴菲特将资本投于少数企业的长期增长。在这一点上，他模仿前代的巨头，如J.P.摩根。
但是神秘的摩根是华尔街的原型，而巴菲特，一个坦率的中西部人，却是它的反叛者。他曾嘲讽说，应该戴上滑雪面罩的是银行家，他也曾对一位在金融界工作的朋友说：“在华尔街的高速公路上，你不会遇到多少麻烦。”
他曾经写道，与其听取投资银行家关于是否成交的观点，倒不如问一问理发师他是否需要理发。这些普通的、高谈阔论式的思想使他成为该国过去某些基本的东西的原型，满足了美国人对于真正英雄的需求。
这一直是美国世俗的传说：来自中西部或西部的纯真的平民，无论是政治家、银行家、大的商人或其他人，抵制住了唯利是图的东部人。这是这个国家兴起的代价，这是一种记忆，纯真的美国人被摧毁了。欧洲保留了王室，美国人的理念总是来自中部地区的自我创业者：林肯、吐温、威尔。罗杰斯。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这也是巴菲特的信徒在奥马哈所要寻求的。
杰克。纽费尔德写罗伯特。肯尼迪时，说巴菲特不是一个英雄，仅仅是一个希望；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人。尽管足智多谋，但颇为奇怪。当他在巴黎时，他唯一的感受是对观光毫无兴趣，且倍觉奥马哈的食物可口。他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这些个人特征也惹了不少麻烦，一次当巴菲特正在马撒葡萄园拜访凯瑟琳。格雷厄姆时，一位朋友惊叹落日的美丽，巴菲特却说他没有注意，仿佛他有必要集中精力注意落日；即使是在加利福尼亚沙滩前的度假公寓，巴菲特也是连续数周地工作，从不去海边。
像其他的天才一样，巴菲特也付出了代价。由于在一个过于严厉的家庭中长大，巴菲特生活在一个情感封闭的氛围之中，与他共事的很多人，即便在几十年之后，都清楚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甚至他的子女也很少见过他们的父亲带着某种表情，放松他那张严肃的面孔。
尽管巴菲特是一个主持人或说教者，但实质上是一个内向者。彼特。林奇（投资基金方面的天才），80年代拜访了巴菲特，他为巴菲特的处所的平静所震惊。巴菲特的案卷，整齐地按字母排列，看上去仿佛是上个世纪的档案。和林奇一样，他没有交易员队伍，也没有电子屏幕，没有价格图表，没有计算机，只有1929年以来的报纸和一只古钟，这两件东西放在地板上，见证历史，目睹了他们买了什么、卖了什么。林奇每隔几周就剔除损失的股票，而巴菲特却数年拥有相同的少数几种股票，林奇感到悲痛，仿佛重温过去。
巴菲特略带现代色彩的东西是一架私人飞机，除此之外，他在巨额财富的花费中难以得到什么快乐，他不收藏艺术品或时髦的汽车，而对汉堡包情有独钟。他住在木制结构的房子中，并在同一条街道工作。他的消费爱好是工作，或者正如他所称的，是游说。正是因为如此，他揭示了交易的秘密，他将会因此而流芳后世。
前言
罗杰。洛文斯坦我是以一名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该公司为巴菲特所控——的长期投资者及《华尔街日报》十几年的财经记者身分开始研究沃伦。巴菲特的。
理论上，本书既有投资者对专业的通晓，又具备记者的客观性。至于这些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则需要读者来作出判断。
我于1991年秋开始创作这部书，当时巴菲特正致力于挽救所罗门兄弟公司。对于我的创作，巴菲特告诉我，他不会给予任何帮助，但也不会横加干涉。他还特别保证，不鼓励也不反对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素材。他信守诺言，但是，巴菲特允许我引用他撰写的大量文章，这就是极其宝贵的资料来源。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对众多合作者的来访，这里有巴菲特的家人、朋友、助手及其他人，我感谢其中的每一位人，除极少数人要求不署名外，资料来源在正文中或角注中都有说明，只是有时资料出处为大家所熟知时才未做注解，例如，涉及巴菲特和另一方大多数来加注明的对话或事件，就是来访另一方的结果。
我要特别提到几个人，罗克珊。勃兰特、肯。察思、鲍勃。戈德法布、斯坦。利普西、芭芭拉。莫罗和查理。芒格经我多次求助，伸以援手，他们进行调查的态度足以与最出色的记者相媲美。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妹妹罗伯塔和他的三个子女苏茜、豪伊、彼得都是忠诚的家人，为我了解巴菲特家族提供了极其宝贵与慷慨的帮助。
在计算机时代，《华尔街日报》的布鲁斯。利维、《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詹妮。豪瑟、斯蒂芬。阿拉德证明优秀的图书馆员依然不可替代。同时，我也感谢《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对我请长假创作本书，他们表现得异常宽容。
特别感谢敏锐而宽容的读者——尼尔。巴斯基、罗伯特。古德门、安德鲁。洛文斯腾、杰弗里。塔内巴姆；我的代理人米兰里。杰克逊从一开始就看好本书，我对此十分感激；本书编辑安。戈道夫给予了毫不掩饰、十分准确的批评。没有这些，本书将远差强人意，而对于年幼的孩子马修、扎卡里和埃立森，这部书的创作历经了他们一半的岁月。（我也一直想念你们。）最后，必须提及的是我得之于父母的一些禀赋，其中就有父亲对金融的酷爱和始终如一的道德观念。
巴菲特对我的教益
比尔。盖茨罗杰。洛文斯坦写沃伦。巴菲特的传记时，曾声明不对此书带来的后果负责。洛文斯坦透露，他长期投资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该家公司在巴菲特的管理下，32年间，股票价值由每股7.60美元攀升至30000美元左右。
在评论洛文斯坦的这部著作时，我也必须声明不对本篇文章引起的后果负责。谈到沃伦。巴菲特，我难以客观或冷静，因为我们是挚友。最近，我俩刚携妻子同去中国度假。我觉得，他的笑话令人捧腹，他的饮食——一大堆汉堡和可乐——妙不可言。简而言之，我是个“巴菲特迷”。
成为“巴菲特迷”实乃轻而易举，而众多《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的读者无疑也会加入这一行列。洛文斯坦的著作坦率地记录下巴菲特非凡的一生。虽然该书并未充分地表达出巴菲特的风趣、谦恭和魅力，但他的独特个性却已跃然纸上。恐怕每一位读者掩卷后都会这样想，“嗯，我喜欢这家伙。”
大家都对巴菲特的职业生涯略知一二，而这部著作提供了更多有趣的细节。洛文斯坦追溯了巴菲特的一生：从 1930年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到11岁初次购买股票；从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传奇人物，证券教授本杰明。格雷厄姆，到27岁时创建自己的帝国。巴菲特对自己投资购买的股票向来是三缄其口，而对于投资理论却开诚布公，即在最低价格时买进股票，然后就耐心等待。沃伦曾在信中向合伙人解释道，“我们的投资原理就是：别指望做大生意。如果价格低廉，即使中等生意也能获利颇丰。”
读者可以从洛文斯坦笔下了解到巴菲特如何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并向其注入资金，而最终目标是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该书历数沃伦脚踏金融界及其他具中等经济潜力的行业时——如一些主要报纸，伯克希尔向控股公司的发展及其投资原理的转变。现如今，伯克希尔麾下所属产业包括：喜诗糖果连锁店、《布法罗新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并且拥有美国捷运、ABC、可口可乐公司、嘎耐特通讯社、吉列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主要股份。
其在CEICO公司的股份也举足轻重。
读者看后，可能会感到在商业及投资方面受益非浅，但理论是否能成功地付诸于实践则难以确定。沃伦的天赋在于他能够洞察先机，要做到这一点，只将沃伦的格言铭记在心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沃伦大量的格言值得背下来。
例如，沃伦谈到投资时喜欢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就好比打棒球，要想击球成功，就必须要挥棒，这可能会击出好球，也可能会失败。当你手执球棒时，不必考虑每一个投球。换言之，不必对每种股票或每次投资机会都了如指掌，假如有些股票没有购买，而升值极快，也不必为此扼腕叹息。
沃伦认为，一生中，只要击出二十几个好球足矣，当然做到这一点，要进行大量的分析研究。
沃伦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当他投资某家公司时，总是阅读所能找到的全部年度报告，了解公司的发展状况及策略。一旦买下某家公司或公司股票，沃伦就不愿再易手。
巴菲特的另一句格言反映出他对长期投资的热情，“你投资的企业，即使在傻瓜的管理下，也应该能正常运转。因为总有一天，这个傻瓜也会明白的。”
1奥马哈
宛如镶嵌于翡翠上的宝石，在密苏里河西岸熠熠生辉。
奥马哈，西部壮丽的城市，是创业、能力、奋进的奇迹。
——电话公司宣传，1900年几乎从波拉德医生将他在这个世界上惊醒的那一天起，6磅重而且早产了5周的沃伦。巴菲特就对数字显得如饥似渴。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和伙伴鲍勃、拉塞尔在拉塞尔家的前廊里消磨整个下午的时间：俯瞰着繁忙的路口，记录下来来往往的车辆的牌照号码。暮色降临以后，他们就回到屋里，展开《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计算每个字母在上面出现的次数，在草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变化的数字，就仿佛他们找到了“欧式范数”之谜的答案。
拉塞尔常常找来年鉴，读出一大堆城市的名单，而沃伦则逐个报出城市的人口数量。拉塞尔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回忆道：“那时我说出一个城市，他就会迅速准确地报出来。比如我说：依阿华的达文波特，堪萨斯的托皮卡，俄亥俄的阿克伦等等。即便我念了10个城市，他也会说对每一个数目。”不论是棒球的得分，还是赛马的输赢机会——每个数字都是他那早熟的记忆所渴求的。每次当沃伦梳洗一番，坐在邓迪的长老会教堂的靠背长椅上时，他总是用计算宗教作曲家们的生死年限来打发周日的时间，他还会手持一把桨和一个球，站在卧室里一连几个小时地算呀算。他也玩莫诺波里游戏——数着他那想象中的财富。
沃伦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白皙的肤色和粉红的下颏。他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数字，而是金钱。他拥有的第一份财产是爱丽丝姑妈在圣诞节时送给他的镀镍钱包，他总是自豪地把它拴在自己的皮带上。在他还只有5岁的时候，沃伦就在家里的过道上摆了一个卖口香糖的摊儿，向过往的人兜售。后来，他开始卖柠檬汁——这回可不是在巴菲特家那条僻静的街上，而是在拉塞尔家前面，那儿市区繁华。
9岁时，沃伦和拉塞尔就在拉塞尔家对面的加油站数着从苏打水机器里出来的瓶盖数。这可不是一个无聊的举动，而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调查。桔汁的杯子有多少？可乐和无酒精饮料有多少？两个小男孩把这些瓶盖运到货车上，然后把它们在沃伦家的地下室里成堆地贮集起来。他们想知道：哪一种品牌销售量最大？谁的生意最红火？
当大多数孩子都还对商业一无所知时，沃伦就从他那作股票经纪人的父亲手里搞到成卷的股票行情机纸带，他把它们铺在地上，用父亲的标准普尔指数来解释这些报价符号。他还在当地高尔夫球场的草地上寻找用过的但还①可以出售的高尔夫球。他也曾来到阿克。萨。本（Ak—Sar—Ben）赛马场，在满是锯末的地板上四处搜寻，把那些被撕破丢弃的存根翻过来，他常常能发现一些中了奖但又不小心被扔掉的票券。在内布拉斯加炎热的夏季，沃伦和拉塞尔跑去给“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的大款们扛高尔夫球棍，然后挣得3美元的报酬。傍晚时分，美国中西部笼罩在宁静的暮色中，他们坐在拉塞尔家前廊的滑车上摇来晃去。这个时候，纳西斯 （Nashes）和斯塔德贝克（Studebakers）的车流和电车发出的叮响声在沃伦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主意。看到许多刚好开过拉塞尔家门前的车，沃伦会说“要是有办法从它们身上赚点钱就好了”。拉塞尔的母亲伊夫琳在50年后又回忆起沃伦的往事，那时他对她说：“这些车子！您不赚这些来往路人的钱真是太可惜了。”好像拉塞尔可以在第52北大街上设一个收费亭似的，他总说：“太可惜了，拉塞尔夫人。”
① Ak—Sar—Ben ：内布拉斯加单词反过来拼所得。
那么，究竟什么是这一切的根源呢？
在家中的三个孩子中，沃伦排行老二，是唯一的儿子。他的母亲来自内布拉斯加一个小镇，是一位身材娇小性情活泼的妇女。她是个贤内助，同时还有“很好的数字头脑”。沃伦的父亲既严肃又和蔼，他对沃伦的一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他，在沃伦的眼前展现了一个股票和债券的世界，并种下了未来发展的种子。但是，就可知道的情况来看，霍华德。巴菲特对数字的精明和他儿子还不太一样，同时他也并不热衷于赚钱。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沃伦从如此富有教养、舒适安逸的家里出来——在赛马场的地板上爬来爬去，把它当作珠贝的温床？究竟又是什么，使得他在多年以后能施展绝技：他能在头脑中计算大量数据，而且可以像记得阿克伦的人口那样易如反掌地记住浩瀚的数据，一次又一次地震惊商界的同事们？沃伦的妹妹罗贝塔断言道：“那一定是基因的作用。”
巴菲特家族具有温文尔雅、脾气可人以及坚韧不拔的品质。他们精于做生意，但花钱很谨慎。美国叫做巴菲特的最早的一代人：约翰。巴菲特，是法国休格洛地区的粗毛哔叽的纺织工人。1696年，他在长岛北海岸的亨廷顿娶了汉纳。泰特斯。巴菲特夫妇一直到内战结束后都呆在长岛作农场主，但是他们却怀有一颗野心，这与家族的节俭之道是相冲突的。1867年，悉尼。霍曼。巴菲特受雇，为他的祖父泽布伦。巴菲特清扫土地。当悉尼听说每天只有50美分的工资时，愤愤地扔下斧子往西出走了。他找到一份工作，驾着马车离开了奥马哈。1869年，他的S.H.巴菲特杂货店开张了。当奥马哈还在其发展的初期时，巴菲特家就置身于城市的商业生活之中。他们的位置与后来成为美国富人的办公室的森林景区只有1.5里的距离。
奥马哈的木结构建筑群，傍依着密苏里河岸耸起的嶙峋崖壁。尽管它下面有大片的平原，但城本身倒是多山的地形，这儿曾是一片荒山野地，直到1854年与马哈印第安人（即后来的奥马哈）签订协议开放内布拉斯加的领地以供人们安居为止。1859年时，当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伊利诺斯铁路律师参观了此地之后，内布拉斯加便进入了发展的重要时期。几年以后，林肯总统指定这个城市作为联邦太平洋铁路的东端终点站。
悉尼。巴菲特的商店在铁路连结贯通大陆之后三个月这一黄金时间开张了。奥马哈已经成了“伟大的终点”。它一下子就被涌入的定居者、流浪汉、投机者、内战老兵、铁道工人、释放的犯人以及妓女等形形色色的人所填满了。他们偶尔光顾巴菲特的小店。悉尼就在柜上卖些鹌鹑、野鸭和草原鸡给他们。泽布伦则对悉尼的事业抱持一种怀疑态度。他在写给21岁的孙子的信中，一再强调说巴菲特家族经商的口号是“以谨慎为本”。
你不要奢望赚得很多。但我希望到了春天时，你的生意能更景气些。如果不行的话，你应该及时抽身，把欠债偿清，维护你的信誉，这比金钱重要得多。
然而，年轻的城市繁荣了，悉尼也随之富裕起来。到了19世纪70年代，奥马哈不仅有了铸铁的建筑物，还有了剧院。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奥马哈耸
立着摩天大楼，筑起了地铁，人口数也膨胀到了14万。悉尼建了个更大的商店，并把两个儿子也引入了生意场中，其中小儿子欧内斯特——即后来沃伦的祖父——继承了家族经商的本领。他和哥哥同时追求一个女孩，他获得了女孩的芳心并娶她为妻，于是，兄弟俩断绝了来往。1915年，欧内斯特离开了位居闹市的商店，在城西建了一个新居，命名为巴菲特父子商店。
巴菲特再次精明地抓住了时机。奥马哈的居民逐渐迁往河西岸。欧内斯特看清了郊区潜在的机会，便开始经营一项信用销售的业务。不久以后，富人家的厨师都纷纷打电话来向巴菲特父子商店订货，生意越来越兴隆。而欧内斯特还是保持了家族里吝啬的风格，他付给仓储职员每小时的轮班费为2美元，再加上一通对最低工资制的罪恶的评价和类似“社会主义的”训诫。
长得高大雄壮的欧内斯特不仅仅是在经营他的商店——他完全是在对它施行暴政。
欧内期特的儿子霍华德——也就是沃伦的父亲——对成为第三代杂货店店主丝毫不感兴趣。霍华德和欧内斯特一样有着独立思考的头脑，但他显得更温和一些，脾气也不暴躁。他在怀俄明的石油管道线上工作，但他真正的兴趣是在思维的活动之中。当霍华德在林肯的内布拉斯加大学里念书时，他是《内布拉斯加月报》的编辑，他渴望在新闻界任职。尽管他不算十分英俊，却有着黝黑的头发和迷人的凝眸。身为此团体的主席，他有选择女孩的标准，但在他四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除了社交以外其他方面平平的女孩。
利拉。斯塔尔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叫西点的只有2200人的荒凉乡镇长大。她的父亲约翰。安蒙。斯塔尔拥有一家周报——《卡明县民主报》。镇中大多数人都是德国籍，因而操一口英语的斯塔尔家属于异乡人。
利拉的母亲觉得特别孤独，于是她大多数的时间都卧床不起，精神萎靡不振。利拉和她的哥哥以及两个姐妹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而利拉还要协助父亲经办《县民主报》。从五年级开始，她就坐在高高的凳子上面用手来操作印刷，后来又用上了活字印刷机。有时当列车在西点停站时，她就冲上车让乘客填写新闻栏目。每到星期四，这个瘦小的女学生就站在巨大的印刷机旁边，紧紧抓住新闻印刷品的纸张，然后在恰当的时候将它们逐一拉出来。
就在这段时间，利拉患上了连续剧烈的头痛，正逢其民主报紧张经营之时。
利拉16岁从高中毕业以后，不得不为了筹集在林肯的学费而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她出现在霍华德。巴菲特的办公室里，是想在《内布拉斯加日报》找一份工作。她当年的经历使她语言辛辣，也使她有一种苦涩的幽默。她很美丽，有着仅5英尺高的娇小身材、柔顺的性格以及富有光泽的卷曲的褐发。
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的“专业就是结婚”——对于一个面临着将返回西点的妇女而言，这并不是一门不切实际的课程。
霍华德雇佣了她，并且很快就提出和她约会了。两人都被对方深深吸引着。当霍华德临近毕业时，他向她求婚了。约翰。斯塔尔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他本希望女儿能念完大学，但他还是给了这对年轻人最深的祝福。在1925年圣诞节的第一天，冒着零下10度的严寒，两人的婚礼在西点举行了。据利拉在给孙子们的回忆录中提到，霍华德后来曾对她说：“和你结婚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交易。”因为当地没有度蜜月的风俗，所以婚礼一结束，两人就直接坐上了去奥马哈的汽车。
霍华德曾经有一份在报界的工作，这也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但是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在保险公司给他找了个周薪25美元的职位。霍华德放弃己爱的
消息在当时还沸沸扬扬了一阵。正如利拉所说：“他服从了父亲的意愿，因为是父亲资助他念的大学。”
夫妇两人搬进位于巴克大街的一座有壁炉的二层白色平板房中。对于利塔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开端。被一个残疾的母亲带大的她，没有任何家庭主妇的经验。由于霍华德要用车，于是利拉在做临时秘书或打印工作时就搭乘公共汽车，然后她得走回家做一大堆家务活儿。最初几年，她有时每周比霍华德挣得还要多些。
1927年的时候，利拉做了眼部手术。此后她的头痛又复发了。第二年，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多丽丝出世时，利拉发烧达到了105度 （华氏），几乎吓坏了所有的人。两年以后，夫妇俩又添了个儿子：沃伦。巴菲特。那是1930年8月30日，潮湿的夏季里，一场暴风雨撕碎了98度的高温。
从最初开始，沃伦就超乎年龄地谨慎。他学走路时总是弯着膝盖，仿佛这样可以保证他不会摔得太惨。当他母亲带着他和多丽丝去教堂时，多丽丝会到处乱跑以致于走丢了，但沃伦则会乖乖地坐在母亲旁边。他被利拉称为“一个很少带来麻烦的小孩”。
在沃伦两岁时拍的照片上，他是个结结实实、皮肤白皙的小家伙。他穿着系白鞋带的小靴和白色短袜。一只手里握着一个立方体型的积木，浅浅的笑脸，深深的双眸。他的头发起先是金黄色，后来变成了赭色，但他的性情却没有任何变化。他从不在不熟悉的地方乱逛，也不惹是生非或寻衅滋事。
比沃伦小3岁的罗贝塔常常保护他，使他免受附近的小霸王的欺负。有一次，霍华德带回家一些拳击手套，还约来个男孩与沃伦交战。利拉回忆道“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用到过那些手套。”沃伦天性如此好静，于是激起了他姐姐和其他人对他的一种本能的保护心理。沃伦似乎天生就不会打架。
沃伦的最初几年也正是家里最困难的几年。当时霍华德是联合街道银行的证券销售商，而吝啬的欧内斯特认为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职业，他在给沃伦的叔叔克拉伦斯的信中写道：我对股票了解得相当透彻。也就是说，任何辛辛苦苦积攒起钱直到自己50来岁的人要是在股票市场上投资，那他绝对是个轻率的傻瓜，而不只是有可能是一个傻瓜。
霍华德在旁边信手写道：“这真是对我事业的吹捧。”但是不到一年，欧内斯特的预言灵验了。1931年8月13日那天——也就是离沃伦的周岁生日不到两周时——他的父亲下班回家，带来了他的银行倒闭了的噩耗。这是大萧条时期的一幅鲜明的“忠诚”被彻底粉碎的场景。他的工作泡汤了，储蓄也落空了。欧内斯特给他儿子一些时间宽限来偿还杂货店的债款——这对于霍华德而言是一枚苦果，因为他继承了家庭对借钱的蔑视。“维护你的名誉，这比金钱重要得多。”霍华德觉得前景非常黯淡，于是他考虑要举家迁回西点。
但没过多久，霍华德便宣布他的巴菲特。斯克莱尼卡公司在法纳姆大街联邦州立银行大楼里开业了。这条街便是后来沃伦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霍华德和合伙人乔治。斯克莱尼卡一起经营出售“投资证券、市政公司及公用事业股票及债券”的业务。由于市场的崩溃削弱了公众的信任度，现在霍华德只能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愿望来经营它。奥马哈地区还自认为可以免受大萧条的冲击，然而，到了1932年，小麦价格暴跌，农民们都只有靠救济度日，奥马哈的共和党人坚决地以压倒多数选择了罗斯福。第二年便有11000多人登
记要求救济。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成立的巴菲特。斯克莱尼卡最终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公司，只不过可以让霍华德找个地方挂挂帽子，收取点佣金罢了。
他做的第一笔生意姗姗来迟，而且佣金很低。身为奥马哈扶轮社总裁的欧内斯特，通知他的手下扶轮社员说他的儿子期望甚高但对股票却知之甚少，于是建议手下不要把生意交给他儿子去做。利拉总算还能在餐桌上凑出一顿饭菜，但她也常常克扣自己以便让霍华德吃得更饱一些。家里的生活非常拮据，利拉只好再也不去加入她的教堂圈子，这样便可节省下29美分来买一磅咖啡。
巴菲特家受到恶劣气候的侵扰，仿佛中西部进入了大萧条。“大萧条来临了，”利拉写道，形容它“带着可怕的112度的灼热”。尘暴从俄克拉荷马滚滚涌来，奥马哈人只有紧闭房门躲避蝗虫的侵袭。在沃伦4周岁生日那天，一阵“灼热的风”把纸碟和餐巾纸吹落在地，整个前廊都被埋在了红色的尘土之下。沃伦和多丽丝顶着屋外令人窒息的热气，苦苦等待卖冰人从马拉的货车上跳下来，递给他们一些冰片含在嘴里。到了严寒的冬季，情况甚至比炎热的夏季还要糟糕。沃伦和姐姐总是裹得严严实实的，商人们打电话付款时都不敢让摩托车熄火，以免引擎发动不起来。
到沃伦开始念书的时候，他父亲的运气渐渐好转起来。在沃伦6岁的时候，巴菲特一家搬进了郊区第五十三北大街一座斜木瓦屋顶的更为宽敞的都铎王朝式样的砖房里。巴菲特家曾经历过的艰苦时期也渐渐被淡忘了。
但这些苦难似乎对沃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历了这些艰辛的年月之后，他便怀有一种执著的愿望，想要变得非常非常富有。他在5岁之前便有了这个念头，而且自那以后，这种念头就从来没被放弃过。
在沃伦6岁时，巴菲特家破天荒地去北艾奥瓦的奥科博吉湖度假，他们在那儿租了一间小屋。沃伦用25美分的价格搞到6听可乐，然后他绕着湖边以5美分一听出售，最后挣了5美分的利润。回到奥马哈之后，沃伦从父亲的杂货店里买来苏打饮料，在夏日的夜晚挨家挨户地兜售，而这时候，其他的孩子还只知道在街上打来闹去。
自那以后，类似的活动便从未停过，沃伦挣钱有着自己的目的；他并不是赚来零花，而是在向他的勃勃野心一步步地迈进。
当沃伦7岁时，发了一场奇怪的高烧，住进了医院，医生切除了他的盲肠。他身体十分虚弱，因而医生们都担心他会死去。就连父亲端来他最爱喝的面条汤时，沃伦也一口不吃。但在他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他就拿枝铅笔在纸上写满数字。他告诉护士说，这些数字代表着他未来的财产。“现在我虽然没有太多钱，”沃伦兴高采烈地说，“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很富有。我的照片也会出现在报纸上的。”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的沃伦，不是从面汤中，而是从对金钱的梦想中找到了精神的支柱。
霍华德决意不能再让沃伦经历自己曾经忍受过的苦难。同时，他自己作为父辈，也不愿像欧内斯特那样贬损自己的儿子。他一直表现出对沃伦充满信心，同时对沃伦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给予支持。因此，尽管沃伦继承了母亲那种乐天性格，他的整个世界还是围绕着他的父亲。
身高6英尺的霍华德，不论在身体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以勤奋的工作来挣钱养家。他不仅有佣金收入，还拥有来自奥马哈屠宰场的一家小企业——南奥马哈饲养公司的收入。他并不热衷于金钱，而是醉心于宗教和政治，他是一个自觉遵守道德的人，对自己那种极端保守的信仰充满
了勇气。“他完全遵从主的旨意。”一个当地的银行家说。
霍华霍认为罗斯福正在使美元贬值，于是发给孩子们金币，还给家里添置了许多漂亮的陈设，不仅有水晶吊灯，纯银的盘碟，还有东方韵味的挂毯。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他的观点：有形的财产比美元更好一些。他甚至还囤集了罐头食品，买了一个农场，目的是在极度的通货膨胀中为家庭找到一个避难的场所。
霍华德十分强调养成独立思考习惯这一原则，这比他的任何一个政治观点都还要持久一些。他让孩子们聚到身边，给他们背诵着爱默生的一段名言：
最伟大的人，是在嘈杂人群中完美地保持独立人格的人。
霍华德还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价值观，但依旧使用的是一种世俗的教育方式。他在一个成人周日班授课，同时还在一所公共学校的委员会任职。几乎没有哪周他不提醒沃伦姐弟俩要记住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对上帝的责任，还有对社会的责任。他总爱对他们说：“我并不要求你们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是你们也不能因此而推卸自己的那份责任。”
霍华德不仅常常念叨着这句警句，他也身体力行地去实现它，这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也许并不罕见。他甚至烟酒不沾。如果他喜欢的客户的证券行市不佳时，霍华德会觉得十分内疚，于是把它们买回到自己账户下。
如果有人告诉他某种社会弊病时，他会对对方说：“您确实是个好公民。
那么，您将为此做些什么呢？“
他总是坐在卧室的红皮椅上听着留声机在他耳边奏响史蒂芬。福斯特的音乐，以及他喜爱的圣歌和进行曲。这位脸上有可爱酒窝的股票经纪人总是依照习惯来生活。他常常带着全家到喧嚣热闹的赤褐色的联邦车站享受周日的美餐，然后去中央大街的埃文斯冰淇淋店。尽管他身着一袭庄重的黑衣，他的微笑却温和明媚。霍华德以前的助手赫伯特。戴维斯说：“他所拥有的风范正是你心目中的父亲所具有的那种。”
他的孩子们都惟恐辜负自己的父亲。多丽丝甚至不愿和那些喝啤洒的朋友们坐在一起，生怕被父亲撞见以为她染上恶习。“父亲坚持所有这些高尚的原则，”罗贝塔回忆道，“这让你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个好人。”
沃伦是最崇拜他的。他和父亲很亲密，在父亲面前显得既放松又平和。
有次在教堂里，沃伦对他那落后于时代的父亲说：“那些流行音乐，要么是你会唱，要么是我会唱，就没有一首是咱们俩都会唱的。”霍德华慈爱地称自己的儿子为“火球”。
在沃伦10岁的时候，霍华德带着他乘上了去纽约的夜车——他把孩子们逐个带着去过。利拉看着沃伦手里拿着他“最好的朋友”，腋下夹着他的大集邮册就出门了。他们的日程安排包括看一场棒球赛，参观一个邮览，还去一个有“莱昂内尔玩具火车的地方”玩耍。在华尔街的时候，沃伦去了趟股票交易所。
像其他孩子迷上新型飞机一样，沃伦被股票深深吸引住了。他常常跑到霍华德日益兴隆的股票交易所去，交易所已经迁到法纳姆那幢有大理石柱子的奥马哈国民银行大厦的17楼去了。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沃伦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收藏在印着烫金字专柜里的股票和债券单据。在沃伦眼里，它们具有某种神奇的诱惑。
沃伦也常下楼来到哈里斯。厄珀姆证券所。由于它也在这幢大楼里，而且又是股票报价的源地，因此金融界人士在此出入十分频繁。杰西。利佛莫尔是西海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投机商，每当他到城里来，他都要光顾这里，在一张纸上写好订单，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哈里斯。厄珀姆的经纪商放心地让这长着一双大耳朵的小沃伦把股价写在黑板上。
回到家里，沃伦便开始自己动手画股价图，观察它的涨跌态势，由此引发了他想解释这些态势的念头。在11岁的时候，他在每股38美元的价位果断地买进了三股城市设施优先股股票，还给姐姐多丽丝也买了三股。多丽丝后来回忆道：“我认为他很清楚自己都在干些什么。这孩子简直生活在数字之中。”然而，城市设施股的股价跌到了27美元。经他们奋力挽救以后，股价又回升到了40美元。沃伦抛出股票之后，扣除佣金，第一次在股市上获得5美元的纯利，结果他的股票出手不久，股价升到了200美元。这也变成了他耐心不够而受到的第一个教训。
沃伦在跟踪信息方面做得更加出色。受到输赢决定中数学原理的启发，他和拉塞尔开发了一套供跑马者使用的信息系统。几天以后，他们便发现系统有效用，于是他们在“马仔的选择”的标题下写出自己选出的号码，然后带着一大堆复印件来到阿克。萨。本跑马场。用拉塞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卖出一些。我们四处挥舞着它们，叫喊着‘买份马仔的选择’。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执照，所以生意很快就被停止了。“
沃伦的业绩都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他对数字的信任超过一切。相比之下，他不赞成家族流传下来的那些信条，甚至当他还很小的时候，就显得太数学化，太逻辑化，于是不能在信仰上产生飞跃。他接受了父亲伦理学的观念，但并非是因为他确信有无形的神性存在。这种未经雕琢的逻辑给这样一个思想诚实，尤其还只是个小男孩的他，带来的唯一后果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而沃伦正是受到了它的冲击。
利拉和霍华德每周都坚持让沃伦去周日学校，连积雪达到4英尺深的日子也不例外。当沃伦坐在教堂里计算着那些宗教人士的生死年限的时候，他其实有自己的目的，他想知道忠实是否可以让人的生命得以延续。不同于别的信徒认为的那种死后的生活，他关心的是在今生今世能否活得长久些。
他和鲍勃、拉塞尔总在下午的寂静中坐在拉塞尔家前廊的滑车上。然后像是大草原上刮起龙卷风，沃伦会说：“拉塞尔，有件事让我感到害怕，我害怕死亡。”几乎每年他都提起此事——这给拉塞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拉塞尔觉得这似乎和他所了解的沃伦的其他方面很脱节，因为沃伦一向是很快乐的。有时，拉塞尔会在牛奶箱的底板上放一些鸟食，设套抓住一只小鸟，而沃伦则每次都会央求他不要伤害小鸟。于是，拉塞尔就拴根绳子在箱子的盖板上，把小鸟放出了。但他却无力将沃伦从他所谓的死亡担忧中解脱出来。
拉塞尔总说：“如果你做了上帝让你去做的事，你就会成功，就可以帮助他人，就可以含笑离去。”
“鲍勃，可是我害怕。”沃伦会这样回答。
身为罗马天主教徒的拉塞尔对此无法理解，他不明白这种念头产生自何处，不明白为何这样一帆风顺的人会有如此深的恐惧。但是，沃伦的家庭生活的有些方面是拉塞尔所并不知晓的。
从表面上看来，巴菲特的家庭是如此的完美：充满爱意，繁荣兴盛，受崇高的道德所激励，而且以家庭为中心，等等。当然，这些特点的确是真实
存在的。利拉常常提起她碰上霍华德的那天是“生命中最幸运的一天”。
她对待自己的丈夫就像对待君王——尽管他很仁慈，但毕竟是君王。利拉作为一个现实的女人，对股票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她从不对霍华德提起这些事，甚至当自己头痛难忍时，她也尽量小心不去打扰霍华德读书。她渴望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沃伦的朋友们都觉得她娇小可爱，性格开朗，还有可爱的微笑——甜美的，富于社交的，总是显得很兴奋的微笑，好像北方的善良女巫。
但是当追求完美的压力太大时，她就会把对上帝的愤怒发泄到沃伦和他姐姐的身上。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这个幽默可爱的女人就会变得无以名状的狂怒，残忍自私地对着孩子们暴跳指责。有时一连好几小时。她责骂、贬损自己的孩子，认为他们没什么事做得够格；也不断地比较、斥责，搜寻着每一个她能想到的过错。
当利拉处于狂怒中时，仿佛被恶魔附身，沃伦姐弟俩做的任何事情都难以逃脱她的注意力。任何轻微的违抗，都会招致她恶毒的申斥，甚至当他们压根没有做错什么时，她都会凭空捏造是非。
在沃伦姐弟看来，利拉的脾气是完全无法预料的，于是更显得恐怖，而且一旦她发作起来便无可逃避。她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女人，强壮得在11岁的时候就能开活字印刷机。如果他们奋力挣脱，她也会猛地抓住他们说“我可还没完呢”。然后，突然之间，暴风雨收场了，她又变成了一个甜美的小妇人了。
近几年有一次，沃伦的一个儿子刚从学校回到家，给利拉打电话问候。
她突然冲他发泄了所有的怒气，管他叫可恶的小人，说他不经常打电话来，还细举出她臆想出来的他性格上的各种无可救药的失败之处，她整整叨叨了两个小时，当沃伦的儿子放下电话时，两眼噙满了泪水。沃伦安慰他说：“现在你知道我每天都有怎么样的体会了吧！”
当利拉离开西点一段时间之后，她的家里便有不幸之事接踵而至。她的一个姐姐自杀了，另一个妹妹和利拉的母亲对此也习以为常。不管斯塔尔家的女人们忍受着多少疯狂和情感失衡的折磨，利拉总算是活下来了。
但是沃伦姐弟被迫面对她愤怒时四处爆射的弹片。显然，在巴菲特家里从不谈及此事。一天早上，那时沃伦还很小，霍华德下楼来警告他说：“妈妈又在发火了。”而更多的时候，在霍华德出去以后，沃伦的姐姐会听到她搬弄是非的声音，于是两人互相提醒一番。他们的父母之间没有争吵，冲突都发生在利拉和她的孩子们之间，而且这也必然是一场沃伦姐弟绝无可能占据上风的争吵。
沃伦丝毫不作反击地应付着这场无奈的战斗。妹妹罗贝塔说：“他没有被逼疯，他把事都埋在心里。”住在街对面的杰里。穆尔发现沃伦这孩子从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他总是害羞地避开邻里间寻常的争吵——避开了任何形式的冲突。
他从未向朋友们提过自己母亲的脾气，而且他天生的慢性子也不会使这种情绪偶尔不慎流露出来。但是有的男孩注意到沃伦呆在他们家和他们玩耍的时间要比他呆在自己家的时间更多。拉塞尔夫人总说：“我用小猫把他引出去，而用牛奶把他唤进来。”他的同学拜伦。斯旺森回到家里，会发现沃伦正坐在他家厨房里，天真而可爱地喝着百事可乐，嚼着土豆片——在那段平稳的时期，美国人都不锁屋门。沃尔特。卢米斯说他妈妈在他父亲到家后
不得不把沃伦送出门去，好让一家人吃饭。（在回忆时，他冷冷地加上一句：“把他赶走，挺不好意思的。”）
后来，沃伦的儿子彼得曾考虑过，父亲的成功是否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他想离开这个家的欲望驱使。答案不为人知，但他的确有某种欲望。沃伦曾坐在玫瑰山小学的太平梯上，平静地对他的好友们说他将在35岁以前发财。他从来没表现出自吹自擂，头脑发胀的迹象， （用拉塞尔朴素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他的帽子始终大小合适”。）他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
他常在自己喜欢的书《赚到1000美元的1000招》中自得其乐，这本书用“以自制的软糖起家”以及“麦克。杜格尔夫人变38美元为百万财富”等故事来游说未来的洛克菲勒式的人物。沃伦无比生动地把自己想象成为虚幻中的人物——想象自己站在一座金山旁边，显得多么的矮小；而这座金山给他带来的狂喜远远超过一座糖山。他恰恰是书作者所编织的梦幻故事的读者——他牢牢铭记书里的建议“开始，立即行动”，不论选择去做什么，千万不要待待。
沃伦是第五十三大街有名的书虫，被邻居们认为拥有照相术一般的记忆。在年纪相仿的人中，他算个儿高的。尽管他挺热衷于运动，但动作却很笨拙。他引人入胜地对自己的财务业绩侃侃而谈，谈话时带着的喜悦心情，有很强的感染力。每当沃伦一开口说话，朋友们就立即竖起了耳朵。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要说服别的孩子加入他的行列，而只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像父亲称呼他的那样：一个吸引飞蛾的火球。沃伦和斯图尔特，埃里克森，以及拜伦。斯旺森一起到阿克。萨。本跑马场清扫票根；他还号召半数的邻居来收集高尔夫球。很快，他的卧室里就堆满了容量为一蒲式耳的几筐高尔夫球，它们都按牌子和价格整理得规规矩矩。他的一个邻居比尔。普里查德回忆说：“他发给我们一打高尔夫球，我们把它们卖了，然后他提成。”沃伦和埃里克森甚至还在埃尔姆伍德公园建起一个高尔夫球亭。后来据埃里克森回忆说，他们的生意太红火了，于是“有人告发了我们，那些职业贩子把我们给赶走了”。
一份《星期六晚报》把那时的奥马哈描绘成一个贫穷荒凉的城市——在这篇打趣的文章中，这个城市据说处在文明的西边，而文明终止于德丝梅茵，位于美景的东边，因为美景只从洛基山开始。它唯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它的流俗，只在气候方面它有些极端。它对文化领域所作的贡献只有斯旺森晚餐。
披着神秘面纱的奥马哈被描述成文化的废墟，它作为逃避罪恶东方的一块处女地更具有罗曼蒂克的色彩——它俭朴，带着朦胧的乡村情调。这些说法中蕴含有一定的真实成分，但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张。这也就为后来那种将巴菲特描述成一个神秘人物，而非纽约人所说的智者和有天赋头脑的人的说法找到了根源。他被说成是“奥马哈的传喻人”或是“奥马哈的奇人”（《奥兹的奇人》倒是的确来自于奥马哈）。
但是，沃伦眼里的奥马哈绝不是一片贫瘠之地，巴菲特家族以及邻居们都是有教养的人。弗雷德。阿斯塔尔在法纳姆大街的钱伯斯学院学习舞蹈；当地一个叫亨利。方达的男孩，也在奥马哈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奥马哈确实规模不大——只有22万人口——但绝不是一个小城镇。铲煤工人卡尔。桑德伯格对他的评价为“奥马哈，这个粗壮的家伙供养了军队，满脸肮脏，大口地吃，流着臭汗”。
沃伦满11岁的那个夏天，霍华德想让孩子们体验一下真正的农场生活，
于是登了一则广告寻找一家农户。一连几周，沃伦和多丽丝都寄宿在一个叫埃尔默。贝恩的农场主那儿。沃伦特别喜欢吃贝恩夫人烹制的馅饼，但对牛或是玉米杆没有任何兴趣。地窖这种东西对他而言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农村小孩面对奥马哈现代化的装饰艺术，摩天大楼一样。
沃伦的确是个城里孩子。
他熟识第五十三大街上的每一户人家。房屋的构造都有相似之处，两堵屋墙，褐色的砖坯，还有中间的门廊……。他辨认得出从罗伯特家奶品场开出来的卡车、电车和近处货车发出的叮节奏；还有城里烧烤厂飘来的香味；甚至还有温暖的夏夜里一阵风儿从南方吹过时，肉制品厂传出的浓烈的令人作呕的臭气。不论是徒步，还是骑着他的三速车，或是搭车，他都会在街上逛，一会儿去高尔夫球场，一会儿来到父亲的办公室，一会儿又来到祖父的商店中。尽管沃伦和母亲之间存有间隙，教堂也令他痛苦，沃伦心目中的这座城市依然是重要的，永恒不变的。
然而，1941年12月，一场令所有美国人都陷入恐慌的野蛮事件，同样威胁到了住在奥马哈的沃伦的生活。珍珠港事件的那个周日，巴菲特一家正在西点的外祖父斯塔尔家串门。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们听到了军队的乐声。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人对战争逐渐习以为常了，沃伦的生活也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1942年，内布拉斯加第二选区的共和党人找不出一个候选人来参加战时总统的竞选活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共和党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了一位公开反对新政的人士：霍华德。巴菲特。
身为孤立主义者的霍华德获胜的可能性可谓微乎其微。在游历各地的政治演说中，他抨击的对象并非希特勒或是墨索里尼，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我完全知道那些对共和党候选人不利的因素。他对世界所公认的最强大的坦慕尼协会的政治机器发起了抗争。这个无情的集团，披着战争的外衣，正在策划阴谋，想要勒紧绕在美国脖颈上的政治苦役的锁链。
霍华德痛斥了通货膨胀和臃肿的政府机构，他领先时代达40年之久。在奥马哈，他受到广泛的爱戴，虽然他没有钱——他的花费仅有2361美元——但他顽强地抗争着。
在选举当日，霍华德准备好了一份妥协演讲，并在9点钟时就退场了。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获胜了，他称此为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惊喜”。
而沃伦则震惊地意识到自己命运发生了变化：12年来头一次，他不得不离开奥马哈。在刚选举完之后拍的全家福照片上，沃伦脸上流露出焦虑的神情，英俊的脸庞陷入一片迷茫之中，紧闭的双唇费劲地挤出些许笑意。
由于战争时期华盛顿的地皮很紧张，霍华德在偏僻但很迷人的弗里德里克斯堡的弗吉尼亚镇上租了套房子。房子盘踞在山上，俯瞰着拉帕汉诺克河，这是一个有前廊和一片玫瑰的野草蔓生的白色殖民地建筑。罗贝塔觉得它看上去“像是电影里的场景”，沃伦却对此地深怀厌恶之情。
虽然弗里德里克斯堡像影片的风景，但它位于南方，显得既荒凉，又陌生。沃伦不喜欢任何方式的改变，而这次则把他的世界彻底颠倒了一次。他不仅被猛地从朋友和邻居身边拽走了，每周还时不时把他和父亲隔开了。父
亲住在了往北50里地的华盛顿道奇旅馆里。这位国会的新成员曾对家人宣布他只任职一届，但这种承诺并没有让他的儿子得到安慰。离开奥马哈，离开了所有他所熟悉的东西，沃伦陷入了悲惨的“思乡情结”之中。
虽然他对自己的离去深感绝望，但在本性中，他不想违抗自己的亲人。
他只告诉家人说他受到某种神秘的“过敏症”的折磨，整夜无法入睡。当然，他这种禅宗似的坚忍完全是为了不让家人感到不安而竭力做出来的，他回忆道：“我对父母亲说自己喘不过气来。我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放心去睡觉，①而我却彻夜难眠。”他们终归还是很担心他的，在这时候，沃伦给祖父欧内斯特写信诉说了他抑郁的心情。祖父很快回信建议沃伦搬来和姑妈艾丽斯同住，然后在奥马哈念完8年级。在弗里德里克斯堡度过了几周的生活以后，他的父母终于同意了。
沃伦乘火车回去的途中，与内布拉斯加的一位参议员休。巴特勒共住一间卧铺单间。拂晓的时候，巴特勒议员发现这个年轻人一晚上都睡得特别香，于是说道：“我还以为你睡不着呢。”沃伦欢快地回答道：“哦！我早把这毛病留在宾州了。”
回到奥马哈之后，沃伦又变得精神抖擞起来。艾丽斯姑妈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家庭经济学教师，是一位和颜悦色的园丁。她对沃伦很感兴趣，和其他老师一样，她被沃伦的聪慧和好奇心所深深吸引住了。
欧内斯特祖父是一个个性很有特点的老师，也被沃伦吸引住了。欧内斯特正在撰写一本书，每天晚上都给沃伦讲上几页。它的题目很复杂——“如何经营杂货店以及我从钓鱼中学到的知识”。它的要旨可以从欧内斯特的一封信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在信中颇有信心地宣布：“超级市场已经过时了。”
克洛格、蒙哥马利和华德，以及赛夫威，我想它们都已达到了顶峰。这些连锁店从现在开始将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
幸运的是《如何经营杂货店》这本书没有出版问世。
但是，沃伦参加到了巴菲特父子公司的工作中来。在这儿，他直接感受到了祖父恪守的原则。欧内斯特每天从沃伦微薄的工资里扣出两分钱——这项举动，再配合有关职业伦理学的讲话，目的是为了让沃伦对政府项目，类似社会安全项目等等所导致的无法承受的耗费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一个只有12岁的男孩，工作本身非常辛苦，搬举板条箱，拉苏打水瓶……沃伦不喜欢这些工作，甚至不喜欢杂货店的气味，水果腐烂的时候，他只有硬着头皮去清扫垃圾箱。
但是他喜欢商店。巴菲特父子商店是一个能放百货的舒适的小窝。这儿有吱吱作响的木质地板，旋转的电扇，还有成排的木货架高得直顶天花板。
当有人想要货架上层的罐头时，沃伦或另一个店员就会把一张滑动梯子搬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将它升到最高点。
这是沃伦所见到的最成功的生意。他的叔叔弗雷德站在柜台后面与每位顾客愉快地交谈。那些香喷喷新出炉的面包，制好的干酪，还没包起来的小甜饼和干果……巴菲特父子店确有特色吸引顾客们频频光顾——也许是恪守祖父节约每一分钱的美德罢。
① 当多年后问及沃伦是否真的彻夜未眠，多丽丝说：“天哪，不，他睡得欢呢。”
查理。芒格每周六也在这里工作，直到许多年以后他和沃伦才有缘一见，结果后来两人成了商业伙伴。芒格在店里感受到一种文化的灌输。诺曼。罗克韦尔说：“没有谁在店里闲荡。从早上第一个钟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你都处于无比的繁忙之中。”有一次，沃伦的侄子比尔。巴菲特迟到几分钟赶到店里，碰到了他那身材魁梧、满头白发的祖父。他手里拿着一块表站在二楼上怒吼道：“比利，都几点钟了！”
住在欧内斯特家里那段日子中，沃伦常常到父亲的商业伙伴卡尔。福尔克家里吃午饭。在福尔克太太准备午饭时，他就从福尔克研究的那些投资的书里面抽出一本来看。有一次，沃伦一边咕嘟咕嘟喝着玛丽。福尔克做的鸡面汤，一面宣布他将在30岁以前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还令人不可思议地加上一句：“如果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我就从奥马哈最高的建筑物上跳下去。”
玛丽。福尔克被他的话吓坏了，连忙叫他不要再说出类似的话来。沃伦盯着她笑了起来。她确实很喜欢这个孩子所具有的魅力，因此总是热情欢迎他到福尔克家里来作客。是玛丽。福尔克第一个向沃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沃伦，你为什么想赚那么多钱？”
“这倒不是我想要很多钱，”沃伦答道，“我觉得赚钱来看着它慢慢增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八年级的最后几个月，沃伦暂时得以解脱，又和老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在城里四处乱跑。从位于西郊的巴菲特商店跑到市中心的鹅卵石街道，这里有喧哗繁忙的自由市场以及红砖和铸铁的仓房。这里也正是一个半世纪之前奥马哈的巴菲特家族的第一代：悉尼。巴菲特盖起商店的地方。转眼四代人过去了，沃伦也把它当作了自己的家园。他承袭了镇上那种不拘礼节的风格，大草原上人们朴直的说话方式以及难以看透的，不轻易流露出情感的外表。
他天真、质朴而且平平凡凡，但在特性之中——他天生的自立，充满雄心却谨慎的资本家的热情以及复杂、平静的外表——都说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西部佬。到1943年秋季时，沃伦再也找不出任何借口逃避去华盛顿服兵役，于是这段离开华盛顿的暂缓期也随之宣告结束了。2逃离
巴菲特一家又搬到了温泉峡谷的一套四居室房子中，它座落在华盛顿外围的西北四十九街上。房子由刷白的砖块砌成，前面有一个敞开的门廊，还有一个直通屋后的斜坡车道。这是朴素的年轻国会议员的典型居室——理查德。尼克松一家是他们家的邻居——从马萨诸塞大街走过来只有几步路。房子后面尽是成片的树林。
沃伦的新生活就围着他在 《华盛顿邮报》那份工作转着。现在他满13岁了，他登记了他的收入并提交了纳税申报表——他坚决不要父亲纳这笔税款。
但是，除了他的送报工作以外，沃伦觉得一点都不开心。在艾丽斯迪上初中，他给老师招来不少麻烦，而且学习成绩也平平常常。由于他在班上年龄算小的，又跳过一级，因此他一惯戴着眼镜置身于社会主流之外。他总是不修边幅，连校长都提醒利拉该好好给他修整一番了。
在第一个不快乐年头的6月份，沃伦逃走了——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反叛。他和密苏里国会议员的儿子罗杰。贝尔，还有一个好朋友，一起搭车往宾州的赫希去了。沃伦知道那儿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觉得他们可以在那儿逗留几日当当球童。但这是头一遭——经济不再是他的动机。成天和家人呆在
一起，呆在华盛顿这个鬼地方简直让他快疯了——所有这些都让他快疯了。
孩子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甚至连牙刷都没带，就在新区酒馆的一个房间里住下了。一大清早，他们还没来得及出门就被警察截住了。
贝尔个儿不高，而沃伦和另一个男孩却身高近6尺。从远处看起来，贝尔显得年龄很小——警察担心他是个被绑架的受害者——于是抓住了3人进行了一番盘问。有谁能想象得出，沃伦这个仅有14岁的孩子，油嘴滑舌地向警察申辩着他们的无辜，却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只字不提。最后警察把他们放走了，但他们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于是当天就搭车回家了。
看上去沃伦没再想过要继续他这种半心半意的反叛行为。他在学校突然用功起来，显得非常驯服。引用他姐姐罗贝塔的话而言：“反叛”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言之过重的词”。
但是霍华德和利拉感到震惊，尽管他们在沃伦返回华盛顿后对他很和蔼，霍华德打定主意要及早阻止他这种反抗的行为。他告诉沃伦他必须提高他的成绩，要不然就得放弃他的送报工作。
这句话像是给沃伦的成绩打了一剂补药。他不仅没有放弃，他的送报路线反倒扩展了许多。他很快从《时代先驱》那儿得到一条路线，《时代先驱》是与《邮报》竞争的早报，它的路线所覆盖的区域与沃伦送《邮报》的区域完全一样。正如巴菲特后来回忆道，如果一个订阅者取消了一种报纸而订了另一种报纸，“第二天我就会容光焕发。”不久，沃伦拥有了五条送报路线，每天早上有约500份报纸要送。利拉早上起床给他准备早餐，沃伦五点二十分以前便出了家门去赶开往马萨诸塞大街的公共汽车。偶尔当他病倒的时候，利拉帮他去送报，但她从不走近他挣来的钱一步。利拉写道：“他的积攒是他的一切，你根本不敢去碰他装钱的那个抽屉，每一分钱都必须好好呆在那里。”
沃伦把韦斯特切斯特公寓看作皇冠上的宝石，这座公寓座落在教堂大街，是一座由红砖砌成的八层的有尖顶的建筑群。他很快建立了一条值得年轻的亨利。福特借鉴的“装配路线”。他总是将每幢楼的报纸一半放在第八层电梯平台上，另一半放在四楼。然后他就在各幢楼之间徒步穿梭，一层楼一层楼地把报纸放在每户门前。到了收费那天，他会在前台放个信封，免得他还得挨家挨户去收。
当巴菲特家回到奥马哈度夏季时，沃伦把他的送报工作托付给了一个朋友：沃尔特。迪尔，然后教他如何去做。迪尔还记得：“你面前堆着那么大一堆报纸——就像一座山。但其实它只用花你约一小时外加一刻钟的时间。
这的确是一条很棒的路线，所有的建筑物都通过地下相连，你根本不用走出去。“ 考虑到可以通过增加产品线来提高利益，沃伦同时也在公寓里兜售杂志。其中的秘诀在于能在恰当的时机征询订阅。巴菲特回忆起他的某些顾客“总是把他们的杂志放在楼梯口。你可以通过撕下地址标签来通知他们订阅期满了。就这样，我就对每个人的订阅期限了如指掌”。 尽管公寓被视为非常高贵的地方——沃伦在电梯里碰到过杰奎琳。布维尔——他还是会遇到赖帐的问题。战时的华盛顿，人们频繁地搬进搬出，有时就会忘了付钱给他。于是沃伦就和电梯间女孩们达成一项交易，她们可以得到免费的报纸，而一旦有人要搬走，她们就会向沃伦提供消息。 简单地来说，沃伦把他的送报路线做成了一项大生意。他每个月可以挣 到175美金——这可是许多全天工作的年轻人的收入——而且积蓄起来每一毛钱。在1945年他只有14岁的时候，他取出利润中的1200美元，将它投资到了内布拉斯加的一块40英亩的农场上。 对于沃伦在华盛顿的那几年而言，二次世界大战的弊端真是无处不在。 在学校里推销着各种公债，在家里挂着用于灯火管制的窗帘。然而，战争对他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唯一的例外是在1945年8月，当时巴菲特一家正在奥马哈避暑。沃伦听到了有关广岛的消息，他和邻居杰里。穆尔对原子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穆尔回忆说，沃伦对此非常关心。他以一种绝不动摇的，令人恐慌的逻辑来看待它，就像看待宗教一样。“我们谈论着——这一场景历历在目——就在我家前面的草地上。他很害怕连锁反应造成的后果，……害怕它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灭顶之灾。” 回到华盛顿之后，沃伦在伍德罗。威尔逊家中适应得稍好一些。他的送报路线让他得以从思乡病中摆脱出来。他也开始结识了一帮新朋友，就跟在奥马哈一样。他组织一队人马收集高尔夫球，他自己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高尔夫球手，并且加入了校队。 罗伯特。德怀尔是高尔夫球教练，同时也是沃伦树立起来的另一个教师典范的形象。德怀尔觉得沃伦很有意思——热情但不鲁莽。他把沃伦带到跟踪器那儿，然后教他如何读懂每日比赛表。沃伦上完一年级后的那个夏天，德怀尔和沃伦碰巧在第一流明星大赛去打高尔夫球。天开始下雨了，于是他们钻进德怀尔的车里打开了收音机收听比赛。纽约佬——棒球重击手查理。凯勒获胜了。德怀尔说：“如果你给我20比1的胜负，我打赌他打了个本垒打。” 沃伦说：“我赌1块钱。”当然凯勒是打了一个本垒打，在另一个赌局中德怀尔输了20美元。 然而他们俩人都很清楚的是，沃伦比他的教练挣的钱多。当沃伦几乎连刮脸都还不会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为自己事业的起步做出努力。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搞到手的商业类书籍，钻研着保险业报表，为他的送报路线操劳着。唐纳德。丹利也是威尔森的学生，后来成了沃伦的好朋友，认为沃伦“正在规划达到（金融界）目标的道路”。 丹利是司法部门一位律师的儿子，是一个严肃而聪慧的学生。一眼看上去，他和沃伦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丹利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而沃伦从未约会过。而且丹利主要对科学很感兴趣。但是丧母的丹利在战后的多数时间里都呆在巴菲特家，那段时间丹利的父亲去日本起诉战犯了。两个孩子一起弹奏音乐，沃伦在尤克里里琴上乱弹一气，而丹利则演奏钢琴。后来他们都发现热爱科学的丹利和对商业感兴趣的沃伦之间有着一种共同的语言——数字。他们会在一起计算几手扑克里的输赢机会，或是在一间有几个人的屋子里，有两个人生日同天的机率。或是丹利快速讲出一堆两位数，等着沃伦脱口说出它们之和。 在他们高年级的时候，丹利花25块钱买了一个旧的弹子球机，沃伦和他整日地玩。机器常常出故障，于是丹利就修理一番，沃伦也因此深深佩服他这位朋友的机械技能。后来沃伦有了个主意：为何不把机器放在威斯康里大街的理发店里，然后把它租出去呢？ 沃伦找到了理发师，两人达成了五五分成的协议。第一天他们就用这机器赚了14元钱。大约一个月之内，沃伦和丹利就在三家理发店里设置了弹子机。生意火极了，他们又扩大到7家，沃伦——仿佛生活在现实生活的幻想 中——想出了一个名字：威尔森角子机公司。“后来，我们每周挣50美元，” 他回忆道，“我从未梦想过生活会是如此美好。” 威尔森角子机公司有自然的人员分工。沃伦为机器筹措主要的资金，二手货的拱形游戏机每件需花25美元到75美元不等。丹利负责修理它们，沃伦记帐而且还打印出每月的财务情况报表。如果机器出故障了，理发师们就马上通知丹利——机器总在出毛病——两人就会立即出现在丹利那辆卸掉后座的1938年产的别克车上。 由于担心弹子球生意会被流氓地痞控制，沃伦坚持在小的、远离大路的地方选址。同时他和丹利总是暗示，他俩只不过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企业的跑腿人。巴菲特回忆道： 理发店主总是催促我们进新机器，我们就对他们说这得和老板商量。我们伪装我们只不过是被雇来搬搬机器，数数钱的伙计。 他们每周都巡察一番，有时也带上丹利的女朋友，诺马尔。让。瑟斯顿。 沃伦总是回到车里，津津有味地描述着理发师，或是他说了些什么话，于是三人就会狂笑一番。沃伦会看到各种新花样——把这些扮演着杰出的大商人的角色的人们取笑一番。 诺马尔。让觉得沃伦特别有趣。她美丽而苗条，有着弯弯的眉毛和迷人的金发。她的绰号叫“过氧化物”，丹利叫“鸭子”，而沃伦则只是简简单单地叫“巴菲特”。比他们年长的人在战争中打过仗，而巴菲特、鸭子和“过氧化物”则还处于天真的年纪。尽管他们是天生的业余演员，他们从不抽烟或说难听的字眼，而沃伦则是除了百事可乐以外其他一律不喝。诺马尔。让认识的所有女孩都还是处女，在她的圈子中很少涉及到性方面的东西。而沃伦则更单纯一些，他甚至不去参加周五晚上的舞会。“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活跃，”诺马尔。让说道，“他根本不作尝试。” 他走路的时候肩膀向前耸着，身子弓向地面，步子拖呀拖，像一只公山羊。他时时带着那个拴在他皮带上的模样蠢笨的钱包。在他那些威尔森的同班同学看来，沃伦穿的鞋子标明他是个乡下佬。他们若干年以后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们总是把沃伦和他那双运动鞋扔出去。”斯珀。海因德尔还记得，“他总是，嗯，一年到头地穿着它，即使雪有一英尺厚我也不担心，他穿着运动鞋呢！”而罗伯特。穆尔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只拿一件事开他的玩笑——他除了网球鞋以外从不穿别的什么鞋，即使在严冬也是如此。” 沃伦似乎对这些运动鞋一直情有独钟。“我们大多数人都努力想显得和别人一样，”诺马尔。让说道，“女孩们都穿着背上系扣的毛衣，我觉得他喜欢与众不同。”尽管他热情活泼，而且永远恶作剧，开玩笑。他身上总有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当他古怪的举动被指出来时，他总是固执己见，或是自我解嘲一番。诺马尔。让说，“他就是他自己，从不想和别人一样。” 在家里的餐桌上，沃伦每晚都固执己见地发表着长篇大论。尽管霍华德曾许诺只任一届，他又在1994年和1946年再次当选。他在形同虚设、无事可做的国会里任职，因为它每每和杜鲁门作对。每到晚上，他会给家里人谈起令人惊慌的事情。有一次，当家里人正在讨论圣诞节给霍华德的副手送什么礼物时，小罗贝塔冒出一声：“储蓄债券怎么样——他知道它们行情不好吗？” 还有一次，在投票反对一项劳动法案之后，霍华德带沃伦去参加在奥马哈的一场垒球比赛。当这位国会议员被介绍给公众的时候，他遭到了很粗暴的讥讽，但他在沃伦面前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霍华德无可动摇的伦理观念使他不仅拒绝宴会的邀请，甚至还拒收自己的一部分报酬。在他第一任职期间，当国会成员的工资由 10000美元升到12500美元的时候，霍华德把增加的钱放回国会山的工资发放办公室，坚持解释说他是以低薪水平选举起来的。 利拉说她丈夫在投票决定一项法案时只考虑一件事，“这样做究竟是加强，还是会削弱人们的自由？”但是他那种自由的观点很明显是狭隘的。他唯一的兴趣是把罗斯福和二次大战扩大的政府机构削减到原来的水平。 在战争期间他曾与人联手写过一封信要求美国在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上多下功夫，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虑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战？” 难道纳粹的灭亡没有赋予“一种对人性自由的补充吗？” 战争结束以后，他又投票反对过被炮火夷为平地的英国，反对过学校午餐制，反对过欧洲稻谷出口，还反对过布雷顿。伍德货币体系。在最糟的时候，他的美国主义偏离到排外主义和以“赤色主义”为罪名迫害他人的态度上来。当巴菲特一家在晚上开车跑过依然亮着灯的英国大使馆时，霍华德会咆哮起来，“他们竟然彻夜不寐地想法儿从我们身上榨钱。”他反对马歇尔计划有关重建西欧的提议，并称之为“经营无底洞”，也许这有着斯大林的秘密支持。 在许多问题上，霍华德相当有先见之明，他提出的多项建议中曾有一次是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储蓄债券的持有者不受通货膨胀的损害。因此说他的任期从广义上来说是一个被狭隘主义和极端主义扭曲了的道德家的任期。 沃伦嘴上附和着父亲的政治见解，也许只是表面上相信它们，但他自己从来不参与进去。他吸收了父亲的爱国主义的方面，但没有接受他那种强烈的孤立主义。几年以后，沃伦在给大学朋友的信中曾婉言提及父亲的教条主义。沃伦在信中写道：“我只好闭上嘴，走出去协助我父亲操办一场讨伐这个或那个的运动。” 他确实继承了他父亲对社会充满了关心和顾虑的一面。 （事实上，后来沃伦曾痛斥公司侵盗他人财产的卑鄙行为，他采用的方式和当年霍华德指责政府的方式如出一辙。）但是对于孩提时代就亲眼目睹了大萧条和那场战争的沃伦来说，政府是社会的捍卫者，而不是敌人。在绝对支持政府的立场上，沃伦对政治的觉悟，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已显露出独立的底蕴。 沃伦早已决定不跟随父亲进入政府部门。当诺马尔。让问他是否要在华盛顿生活时，沃伦毫不犹豫地答道：“不，我要住在奥马哈。” 在他念高年级以前，他对未来职业的打算不仅仅是从商，而是专门从事投资。他坐在家里吃早饭时，别的男孩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只会留意阅读体育版，而他却已经在研究着股票图表了。关于他是这方面专家的猜测之语纷纷流传到学校，连老师们都千方百计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关于股票的知识。 他精明地以他的名声来投资。沃伦抛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股票。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师们持有AT＆T股票。“他们都认为我对股票很懂行，而我在想如果我做空了AT＆T，我一定会让他们对自己的退休金产生恐慌。” 这个温顺的孩子何以享有如此的美誉？沃伦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漂亮 的业绩，然而人们都觉得他是内行。他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早熟的渊博，还在于他那种把知识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本事。能打动他的不是忠诚，而是那些可以被他连贯地有意义地组合起来的事实。引用丹利的话来说：“他似乎有超常的洞察力，他谈论一件事情的方式让人深信他确实很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 沃伦 1947年毕业了，在三百七十四人的班里排十六名 （丹利则名列榜首）。威尔森年鉴上对他的描绘是：有着双明亮的、流露着渴望的眼睛，整齐中分的头发和温驯的笑靥。标题上注明着“喜欢数学……是一个未来的股票经纪家”。 霍华德建议他去附近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财务和商业系念书，沃伦回答在那学校只会浪费青春。他已经分发了近60万份报纸，并从中挣了5000多块钱。这些钱有的来自报纸，有的来自威尔森角子机公司，还有的来自内布拉斯加的一家佃户。另外，他已经读了不下一百本有关商业的书籍。他还需要学什么呢？ 霍华德耐心地提醒沃伦他还有两个月就满17岁了。最后，沃伦妥协了。 8月份的时候，威尔森角子机公司以1200元的价格被转卖给一个退伍军人，沃伦揣着他的股票直奔沃顿而去。 然而，这一次霍华德真的错了。尽管沃顿声誉显赫，但它的课程设置都缺乏力度。沃伦厌倦地说他比教授懂得要多。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是他对商学院总体的不满情绪的先兆——来自于他们那种模模糊糊走极端的方式，他的教授们有一套完美的理论，但却在如何赚取利润的实践细节上十分无知，而后者正是沃伦所渴求的知识。 当沃伦回到奥马哈时，玛丽。福尔克提醒他不要太荒废学业。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玛丽，我所做的一切只需在头天晚上打开书，喝一大瓶百事可乐，然后我就可以考100分。” 事实上，他在费城的交易所里耗去了大量的时间，他跟踪着各类股票的行情。但他并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投资体系——如果他有，那倒很危险。他会研究图表，也会听听内部消息，但他没有任何框架结构，他正在寻找。 在沃伦上大学一年级时，和查尔斯。彼得森同住一屋。查尔斯是奥马哈人 （后来成为沃伦的首批投资者之一）。沃伦很快结识了哈里。贝雅，这是个和沃伦一样错误地来到东北校园的墨西哥人。贝雅是校园里最严肃的学生，但沃伦常常开玩笑说他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他们俩在 +工业课I里都得了A的成绩，但贝雅不得不注意到他在这门课上花的功夫比沃伦要多得多。然而，尽管贝雅对沃伦轻而易举获得的成就深为不满，但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喜欢沃伦。贝雅把他看作自己理想中的那类美国人：诚实，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中西部人。 ①沃伦从贝雅的同屋，一个名叫杰里。奥兰斯 的布鲁克林人身上发现了另一种性质相似的精神。他们在举重房里相遇，肩膀宽阔的奥兰斯立即感到沃伦是一个“天才”。和沃伦一样，奥兰斯的情绪有些波动，他害了严重的思乡病，于是第一年的大多数日子都在眼泪中打发了。但他有着敏锐的机智和热情的笑容，人也很聪明，沃伦和奥兰斯结成了亲密的朋友。 ① 奥兰斯是巴菲特的投资者和终身追随者，他后来建议贝雅也投资，但贝雅决心证明他自己照样能干得好。 后来贝雅说，奥兰斯一年打几次电话给他，说沃伦是多么的富有，“他正在蒸蒸日上”。 就在不知不觉中，沃伦为将来的投资者联营播下了种子。但在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方向。在宾州大学呆了一年以后，他很想出来，但父亲坚持让他再试一年。在华盛顿度夏季的时候，沃伦为自己向富人奋斗找到了一个富有喜剧性的途径——这一次又是和唐。丹利一起。他的弹子球伙伴出价350美元买下了一辆旧的罗尔斯。罗伊斯。沃伦跟丹利一起去巴尔的摩废物场将它弄回来，然后跟他回到了华盛顿。他们刚来到街区线，就被警察截住了。丹利回忆道：“我们没有牌照，车尾灯也不亮了。警察执意要开罚单，沃伦开口了： ‘瞧，警官，我们正打算把它弄回家里的车库，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修理一番以达到所有的安全要求了。’他不停地说呀说，直到警察说‘好吧！’” 丹利把车放在巴菲特家的车库里，他们花了一个夏天把它修好——爬到车下的自然是丹利，沃伦则坐在凳子上，给他的朋友读些商业故事或读那本他们觉得令人捧腹的书——《如何失去朋友和疏远他人》。 这辆罗尔斯。罗伊斯是一辆1928年的为女士设计的房车。它的前面有一个座位，后面有很大的空间，还有一个手柄装点门面。丹利和诺马尔。让把它漆成深兰色。他们将它租出去好几次，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让别人看见它，沃伦建议他们驱车去城中心，装扮成一对富有的夫妇和司机。但他自己要扮演那位富有的贵族，丹利则充当司机。丹利穿上霍华德。巴菲特那件黑外套，然后手握方向盘，沃伦穿着一件麝鼠皮的外衣，戴着高高的帽子，侧身上车坐在诺马尔。让的身旁。当他来到时代大楼时，丹利按照剧情，把车熄了火停了下来。然后他跳下车，在发动机盖下面扳来调去，仿佛正在努力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路人都开始注视着他们的时候，沃伦——这位贵族举起手杖敲了敲挡风玻璃，然后指指点点，好像在指明毛病出在哪里。丹利再①磨蹭一会——看了一会——它就被“修好”了。 但是在剧情之外的沃伦很少这样文雅。他和诺马尔。让的表妹芭芭拉。沃利在夏季约会，他带着她去听比利假日演出。但是尽管沃伦是个生动活泼的同伴，他无休止地让沃利作猜谜和“动脑筋”的游戏，使得罗曼蒂克的情调荡然无存——大概这种游戏不会过多暴露出沃伦愚蠢的一面。当他最后鼓起勇气邀请沃利到宾州渡周末时，她拒绝了。 大学二年级时，沃伦住在阿尔法。西格玛的房子里，这是耸立在斯普鲁斯大街上的一幢有着高屋顶和雄伟的螺旋形楼梯的维多利亚风格大厦。他对他兄弟会里的兄弟们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不太冷淡，但又不太能融入他们的程式之中。午饭后，他就一屁股坐在凸窗旁那雕花的桥牌座椅里，和大家一起打纸牌或桥牌。在大家交谈的环境中，比如在就餐时间，沃伦非常活跃——总是放松而自信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在那时候，兄弟会的成员就餐时都打领带穿夹克，还有侍者服务。 安东尼。韦基奥回忆起沃伦在餐桌上的高谈阔论时说：“他在场时总是妙趣横生——到处是一片笑声。”他接着说：“他是个非常有趣的小伙，非常机灵。它不是很受欢迎的滑稽剧，它是单调的。他对事物的运行有一种略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我记得他说如果他富有了，就要在浴室里安一个蒸汽马桶座圈。他说那样就足够了。” 但是沃伦渴求某种智慧的——或财务方面的——刺激。宾夕法尼亚大学 ① 丹利后来到蒙桑图做了一名化学工程师。退休以后，他买了一辆美洲的汽车。 是一所让众人喝彩的好学校，1948年的校园生活都是些鼓舞士气的集会和排行前十名的足球队。有意思的是，沃伦被印在了一份学生杂志《宾大画报》的封面上，俨然成了球迷的典范，戴着圆顶礼帽，身着浣熊皮外套，一手挥舞着旗帽，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白兰地的酒瓶向他的女友递去，挂着满足的笑容，叼着雪茄，图片的背景是一幅用蒙太奇手法摄下来的宾州大学行进中的车队和一个戴皮头盔的带球者的形象。 这个封面不过是个玩笑，沃伦的朋友查坦克。奥兰斯是杂志编辑之一。 事实上，沃伦像什么都可能，就是不可能像封面上的那个男孩。他从不喝酒，在女人面前会觉得不自在，而且也不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在校园里和那么多年长的学生在一起——如回来的美国陆军士兵，沃伦甚至显得很不入伍。 这个头发乱蓬蓬的18岁学生看上去就像一个来参观的小家伙。 他的年轻幼稚在性方面显得尤为明显。他不仅没有过和女人接触的经验，而且还对伙伴们关上门谈起的话题觉得很不自在。韦基奥，长岛分包商的儿子说道：“我清楚地记得，当大家开始谈论性的时候，他总是盯着地板，他的脸都胀红了。” 到了周末，当阿尔法。西格玛举办啤酒晚会的时候，这幢像寺院般的兄弟会的房子会涌满了女人。沃伦通常没有约会对象，但是即使不加入热闹的人群中，他也觉得非常自在——这一点对于一个未来的投资者而言相当重要。当大多数小伙子都臂挽一位小姐的时候，沃伦会坐在椅子上就金本位制谈上几句来活跃晚会气氛。他是如此有感染力，于是每次晚会大家都按惯例让他站在屋角，向他提出各种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问题。“他开始大发议论，不到一两分钟，他就会有一群听众，也许能有10到20个人之多。”韦恩。琼斯，一个忌酒的年青人，后来成了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说道，“他是那么谦虚，你会非常注意他的话。他总说， ‘在这方面我懂得真的不多，但我个人认为……’” 沃伦的兄弟会的伙伴们都很佩服他的才智。他回忆说，他可以读一整篇文章，然后死记硬背就背诵出来。在课堂上，当有个研究生院讲座人重述课文中的一个答案时，早已经记住它的沃伦就会脱口而出“你忘了逗号”。此外，他对教工巧舌如簧的抨击让他的伙伴听得都入迷了。其兄弟会中的一个成员，理查德。肯德尔说，“沃伦得出结论说沃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他所说的确实很对。” 当这帮兄弟在1949年夏天回到沃顿时，他们惊异地发现沃伦不见了。韦基奥说：“在第二年他突然消失了。再没有任何人得到他的消息。”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出逃了。他的父亲在1948年被击败了，于是全家回到了奥马哈，剩下沃伦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东部。在沃顿，没有任何可以留住他的东西——没有送报挣钱，没有弹子球。他转到位于林肯的熟悉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念书，他父母就在那相识。沃伦解释道：“内布拉斯加令人留恋，沃顿却令人厌倦。” “我不觉得自己学到许多东西。” 在他那些阿尔法。西格玛兄弟之中，他记忆里只留下曾和他一起打过桥牌的人，就在大大的凸窗旁的凹室里。至于其他东西，他就像从来没在那里呆过一样。 自从巴菲特回到内布拉斯加以后，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学生。实际上他正在发展他的事业。在夏天的时候，他在杰。西。宾尼 （J.C.Penney）那里找了份工作，杰。西。宾尼答应等他毕业给他职位，但他拒绝了。在家乡的 草地上他觉得更加自在逍遥，这时他也开始约会了。在写给“亲爱的巨兽” （杰里。奥兰斯）的信中，快乐的巴菲特掩饰不住自己的高兴： 最近和我约会的那个女孩子偶尔向我提起她会打网球。于是我想我可以由此向她展示穴居人的男性魅力，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主动给她一个机会，让她看到我怎样在网的那一头奋力大战。结果被她痛击了一通。 他计划了一项艰苦的任务：在1949年秋季上5门课，1950年春季上6门课，其中多数是商学和经济学的课。但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校外了，巴菲特找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他对奥兰斯解释说，这份工作让“50个小男孩都尊称我为 ‘巴菲特先生’”。他开着一辆1941年产的福特车在西南部奔波，为林肯杂志监督六个乡村的报童。工作报酬是每小时75美分。杂志的负责人马克。西克雷斯特担心一个学生能否胜任此项工作，但巴菲特“管理得妥妥贴贴”。他每周来取家庭作业，然后闪电般地做完。对于巴菲特而言，这可是份量很重的工作，他回忆道：“假使你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在苏厄德或波尼城或威平沃特有一条路线，你得找一个小孩来做每天发15份报纸的工作或是类似的事情，你还得在下午晚些时候或晚上早些时候找到他——这确实是一种教育。” 在林肯的时候，巴菲特和杜鲁门。伍德住在一起。伍德那时已和沃伦的姐姐多丽丝订婚了，他们住在皮帕尔大街维多利亚式房子的楼上。巴菲特下午较晚的时候从那份报纸的工作下班回来，读读《华尔街日报》，然后和伍德一起走进一个油腻的小饭馆里吃点土豆泥、牛肉、肉卤之类的晚餐。伍德一想到巴菲特已经读了三四遍《圣经》却依旧对此知之甚少，就不由得想劝他皈依宗教。他们通常的讨论总是关于忠诚和来世的，但是巴菲特丝毫不为所动。对于伍德每次挑起的争论，巴菲特总是给出非常逻辑化的回答。 除了闲聊，巴菲特在3年内就飞快地完成了学业，一边干着实际是全时的工作，一边依旧打着桥牌，一边拿到了A.他在秋天写给奥兰斯的信中还提到他交了一打参加券，希望能在伯曼。谢弗的歌唱比赛中赢100美元，而且还和一个“看起来各方面都不错的德国女孩”作了一次约会。 冬天的时候，巴菲特又重新操办起他的高尔夫球生意——这次是做一项严肃体面的事业，并任命奥兰斯为他在费城的代理人。到1950年1月时，巴菲特恳请他的朋友着手开始做生意： 我认为回到那儿的男孩还不太常打高尔夫球，因此我保证3月1日你可以开始销售你认准的那种高尔夫球。不要犹豫，该下订单了。 巴菲特许诺对任何“残次品”负责赔偿损失，而且向奥兰斯保证他的高尔夫球质量绝对可靠。但是，他附加了一句，“不要把它们放近任何太热的地方。”巴菲特提到他在期末考中成绩“颇佳”，然后列出了他春季要上的课程。到三四月，沃伦给奥兰斯发了一批货，并以轻松却是中肯的口气提醒他的好友，“巴菲特高尔夫球公司并不是一个慈善企业。” 我想这时候你一定沉浸于出售这些漂亮玩意所获的大笔利润带来的享受之中。这些玩意儿我都错误地寄给了你父亲的合伙人。但是，别忘了只有当你结清一张价值65.94美元 的支票后，林肯才能共享费城的兴盛。 到了夏天，巴菲特继续迈着他危险的步伐，搬回父母身边，同时在奥马哈修3门课以便拿到学分毕业。到7月为止他卖了220打高尔夫球，从中赚了1200美元。把他所有的业绩加起来，他的积蓄达到9800美元。 一点一滴地积攒是巴菲特所挣的每一元钱的源泉。他用潦草、高高低低的笔迹记录下每一分钱——城市设施股票、报纸路线、高尔夫球销售，以及弹子球。他的这些账目似乎预言了他将来的金融业绩，这使一个记者不由得想起一篇文章“霍雷肖。阿尔。杰将给哈佛商学院的贝克图书馆一笔损赠”。 事实上巴菲特曾申请过哈佛商学院。他信心十足地写信给选择念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奥兰斯说，“大杰里，重新考虑一下，和我一起去哈佛吧！”到了夏季，巴菲特坐火车到芝加哥会见一位男校友。瘦瘦的不修边幅的样子，他当时才19岁，让他的会见者不敢相信他是哈佛人士。会面的时间只持续了10分钟。在7月19日给“大杰里”写信的时候，巴菲特写了整整5张纸才写到这个消息。他告诉朋友说他正在学一门关于税收的课程，而且在学习用所有精明的办法从收益回报中榨出钱来。然后接着谈了谈“著名的炮弹服务”，对奥兰斯刚刚病愈的父亲表示了问候，最后是关于高尔夫球销售的问题。 现在说说我被拒绝的故事吧！那些哈佛的神气十足的家伙，没搞清楚的是他们应该让我进他们的研究生院。他们觉得19岁太年轻了，于是建议我等上1～2年。因此如今我只有面对生活的残酷现实。自我4周内在这儿开始付食宿费以来，我爸爸希望我去上某所学校的研究生，但我不太想接受这个主意。 两周以后，他又提起了这件事。“亲爱的大杰里，”他写道：坦白地说，当我收到哈佛来的信时，我的心都凉了。现在，我正等着申请哥伦比亚，他们那儿的金融系非常出色，至少他们有像格雷厄姆和多德这样两三位热门人物来教授普通股的评价知识。 巴菲特现在有点过于漠不关心了。事实上本杰明。格雷厄姆是证券行业的领头人；他和他的同事多德，曾经写过相关领域的研讨教科书《有价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而且巴菲特在林肯时刚读了格雷厄姆的一本新书《聪明的投资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而且感到这本书非常引人入胜。巴菲特的室友伍德说“它对巴菲特而言就像找到了上帝所在。” 他开玩笑地提到哥伦比亚的“热门人物”时可以看作是当他害怕再次被拒绝时反映出来的心态。但是在8月初，巴菲特收到一则好消息。他准备前往纽约和大师一起进行学习研究。 3格雷厄姆 市场先生的确非常热心，每天他都会告诉你他觉得你的利益值多少。 本。格雷厄姆 《聪明的投资人》从第一次在黑板上写股票那一刻起，巴菲特就被股票深深吸引住了。他曾交易过股票，研究过市场，也咨询过专家，希望有所领悟——领悟图表中蕴含的某些神秘的内部关系以及某些可以让他发财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比当年他趴在赛马场地板上搜寻被遗弃的票根更加投入。有的股票可以投资，而更多的股票则不能投资。 本。格雷厄姆向他敞开了大门，亲自和他谈话，他教给巴菲特各种手段去探索市场中形形色色的可能性，并且所用的方法很适合巴菲特学习。配备了格雷厄姆的技术之后，巴菲特就能摒弃所谓的圣谕而用上自己的才能了。 在格雷厄姆性格典范的促使下，巴菲特决定按自己的意图自立地工作——充满了父亲曾说过的爱默森“出众的”独立性。 格雷厄姆远远不只是巴菲特的导师，正是格雷厄姆才给这座令人惊叹而为之却步的城市——股票市场绘制了第一张可信的地图，他为择股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而在此之前，它与赌博这门伪科学毫无差别。投资业没有格雷厄姆就如同共产主义没有了马克思——原则性将不复存在。 他的著作都颇具创意，但在他的著作中，格雷厄姆并没有完全阐述他曾给门徒们传授过的东西。与华尔街其他的企业家不同，格雷厄姆敞开自己的思想，让他人自由地分享他的观点。他心不在焉的样子——金钱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引起了华尔街的浓厚兴趣。在这一充斥着狭隘思想的领域，格雷厄姆堪称一位古典的学者。他既是一位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研究者，也是西班牙诗歌的翻译者，还更是百老汇戏剧的作家——这部戏演了4天。 奇怪的是，像他这样能给投资业带来革新的人物，却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捣鼓古怪的业余爱好和发明。比如他曾发明了一种新式滑尺，还有一种“更为实用”的家具 （这件事很令人费解，因为格雷厄姆从来连锤子都没碰过）。他个子不高，一双蓝眼睛仿佛能把人看穿，厚厚的嘴辱——“有趣的小个子，有几分丑陋”，一位合伙人这样说他——但是他闪烁着智慧的灵气。 在1894年的伦敦，他来到了这个世上，名字叫本杰明。格罗斯伯姆。他刚满周岁时，父亲把家搬到了纽约，开办了一家中国进口商品业的分支机构。 然而，在他9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把积蓄都投入了股票市场，在1907年的巨大恐慌中，这些积蓄都化成了青烟。他找了份临时工。在布鲁克林男子高中念书时，成绩非常突出。后来，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毕业以后，有三个系给他工作的机会：英语系、数学系和哲学系。但是他采纳了学院院长的意见，来到了华尔街。 格雷厄姆从最底层的工作起步，每周把股价写在黑板上，挣2美元。那个年代里没有什么证券分析家，而只有“统计员”。很快，他便自封为一个投资者，同时开始写作。到20年代末期，他已经在工作之余开办了财务方面的讲座。 他在华尔街做的讲座反映出他对几何学的喜爱。他热衷于对称型的投资——发明了一套欧几里德的原则来运用到股票市场之中。 格雷厄姆的方法在20年代末期的投机气氛中显得很怪异——他总企图 寻找那些便宜得几乎没有风险的公司，比如在1926年，他发现一位石油运输商，北方石油管道公司，除了油管资产以外，还拥有一个每股价值为95美元的铁路债券组合，而它的股票却只有65美元的市价。格雷厄姆买了2000股，并且建议公司把持有的债券卖掉，重新发掘出投资组合里被掩埋了的价值。 然而，处于洛克菲勒控制下的管理层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格雷厄姆发动了一场争夺代表权的战争，终于入选董事会，北部石油管道终于投降了，清算了债券，并且付了70美元/股的红利。 到1929年为止，格雷厄姆的合伙人企业“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帐目” 的资本达到250万，而且格雷厄姆也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当然，那时候的华尔街早已是富翁云集了。投机者们把价格抬到了天上。这个非常岁月中，耶鲁大学那位不幸的欧文。费舍尔宣称“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一个看似永久的高台之上了”。 格雷厄姆十分小心谨慎，当大危机袭来时，本。格雷厄姆联合账户的损失额是20%，还可以忍受。到1930年时，格雷厄姆和其他人一样以为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又贷款来投资于股票。后来，底部支撑又被跌破了。“那次大危机的唯一特点是”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观察发现的“一个噩耗紧接着一个噩耗，糟的越来越糟”。 连最精明的资金人——也就是那些冷眼静观这场劫难的人——后来也卷入其中。到1932年，联合账户已经跌去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濒临破产。 他的全家就要离开位于贝里斯福德的那幢花园般的二层小楼，搬到附近埃尔多拉多背后即将空出来的朴素小公寓里。他的妻子是一位舞蹈老师，不得不重返工作。格雷厄姆也做好了罢手的准备。但是杰罗姆。纽曼的一个亲戚，此人也是格雷厄姆的全伙人，注入了75000美元资金，这笔资金足让公司存活下去了。当1934年的《有价证券分析》问世以后，它那年已40岁的作者已经有整整5年没有收到任何报酬了。 在书的简介中，格雷厄姆坦白地承认说，投资于普通股似乎是“名誉扫地”的事。在市场近期的低潮中，1/3的美国工业都在以低于清算价值的价格出售。几年前那些曾把华尔街当作一个有无数牛奶和蜂蜜的专家们现在又建议说“这样的股票压根不是投资”。杰拉德。M.洛布，一位以畅销书籍《投资生存大战》而出名的评论家认为要想投资赢利是不可能的。如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9年是381.7点，而1932年只有41.22点，那么谁又能说明“真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没有人真的知道，”他宣称，当某种特定的股票是“便宜”或“昂贵”。相反，洛布则认为“投机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预测未来的潮流”。 洛布强调说，真正要看重的不是企业的赢利情况，而是一种公众心理： 充分考虑人们的普遍情绪、希望和观点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作用于证券价格的影响——这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然而，如何去测度公众的情绪呢？主要的办法是跟踪股价本身，去“盯着行情”，如果股价下跌了，那就该抛出它，而且要迅速；如果股价上涨，就该买进。仅仅只是买进便宜货是不够的——必须且只能在它“刚要开始升值”的时候买进。 如果洛布没有抓住这样一对矛盾：即成百上千的投资者在互相作出反应 并力图先他人一步，那么格雷厄姆和多德则不会抓不住这一点。 股票投机主要就是A试图判断B、C、D会怎么想，而B、C、D反过来也做着同样的判断。 《有价证券分析》给出了逃脱这个陷阱的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极力主张投资者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行情机上，而要放在股权证明背后的企业身上。通过注意赢利情况、资产情况、未来前景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上，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独立于其市场价格的“内在价值”形成一个概念。 他们认为，市场并非一个能精确衡量价值的“称重计”。相反，它是一个“投票机”，不计其数的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掺杂物，有很多时候，这些决择和理性的价值评判相去甚远。投资的秘诀就在于当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时投资，并且相信市场趋势会回升。 由于大萧条远没有结束，它便成为考验人们对市场的忠实程度的关键时期，许多公司的股份的标价比它们银行账户上的现金价值还低。但是格雷厄姆，作为一个古典派学者，意识到华尔街的低落是十分符合人性周期的一部分。 巨额的利润本应变成同样巨大的损失，新的理论本应被发展然后被怀疑，不着边际的乐观主义者本应被深深的绝望所淹没，所有这些都严格地遵循着古老的传统。 格雷厄姆像生物学家解剖青蛙那样分析着普通股股票、公司债券，以及投机优先证券 （也就是迈克尔。米尔肯所说的垃圾债券）。乍看上去，当时①的《有价证券分析》是一本为正在筹建中的学科写的教科书。但是由于这本书是在1929年的大疯狂以及之后的余波中完成的，它同时也号召大家反对投机者带来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完全是一个创新。洛布的投机者把股票看作一张薄纸，一张价值比下一个接手的人的出价高或低的纸。他的目标是对下一个人的期望，然后再下一个人。而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投资者则把股票看作企业的份额，它的价值始终应和整个企业的价值相呼应。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华尔街从未问过这样的问题：“这个企业售价多高？” 这便是格雷厄姆和多德提出来指导股票价值衡量的问题。它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是 （关键在于）一个人并不需要精确——他所需要的是有能力甄别出那些偶尔出现的其作价远低于其价值的公司。 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通过检查有可能确定一位妇女老到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就去投票，或一位男人重到连自己的重量也不清楚，那么剩下没有解决的一个麻烦问题是，如果买进一种便宜的股票，它变得更便宜了，那该怎么办？作者们承认，如果有时价格定错了，它们得经过“很长一段困扰人心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 在巴菲特来到哥伦比亚的前一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了。《聪明的投资人》把格雷厄姆的哲学精简成“安全边际”。他说，一个投资者应该在他愿意付出的价格和他估计出的股票价值之间保持一个差价——一个较大的差 ① 纽约证券分析家协会于3 年后的1937 年成立，格雷厄姆是创始人之一。 价。这同留些余地给驾驶汽车中可能出现的偏误是一个道理。如果裕度留得足够大，投资者就应该是很安全的。但如果他不这样做又会怎样呢？答案是：股票就会持续下跌。假设企业没有什么变化，格雷厄姆说，投资者就不该再迷信行情机，不论形势有多么的严峻。 的确如此，一个投资者如果因市场的跌落而变得过分泄气，而且在很低价格时纵容自己轻率地抛售，那它永远都会把他基础的优势转变成基础的劣势。基础优势？大多数投资者压根不知道自己有基础优势，格雷厄姆打了个比喻来解释道： 不妨想象你花 1000美元持有一家私人企业的一小部分股票。你的合作者之一“市场先生”是个非常热心的人。每天他都告诉你他觉得你的份额值多少钱，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答应你把你的股份买过来或是再多卖给你一些股份。有时他的估价观点显得很有道理……另一方面，“市场先生”带着他的热情或是恐慌逃之夭夭了，于是他提议的那些对你而言就变成愚蠢之物了。 真正的投资者就是处于这种特定的境况中，他可以利用每天的市场作价，也可以忽视它——“市场先生”不断地带回一个新价位。 对于巴菲特而言，这些观点像古埃及的罗塞塔巨石一样，具有启迪的意义。他已经用过所有的投机技巧了，他也搞过股票的内部消息，玩过马吉表——搞了一个系统又一个系统，美其名曰为跟随潮流的步伐。现在他有了一种投资的方法，让他不必再去模仿“B、C和D”——这种方法只需动用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独立性原则。巴菲特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发现，就像圣保罗走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于是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他的偶像。 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巴菲特发现格雷厄姆个性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看上去与爱德华。G.罗宾逊十分相似，他的讲座也充满了戏剧性气氛。有一堂课上，格雷厄姆描述了A与B两张差别巨大的资产负债表，结果原来两张都是波音公司的表——只不过它们分别是在飞机制造史上的高潮和低谷的不同时刻罢了。 1950年格雷厄姆有20个学生，大多数人都比巴菲特年长许多，还有些人已经在华尔街股市工作了，但有趣的是，讲座变成了双向的研讨形式。格雷厄姆采用了苏格拉底的授课方式，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在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时，这个来自奥马哈的20岁的小伙子就会把手举得高高的。 格雷厄姆很少对巴菲特的回答评判对或错，因为他不想把整个宇宙包容到一个球里。通常他说：“很有意思。究竟是何种想法使你得出那个结论呢？” 然后巴菲特就会解释一番。正如巴菲特的同学杰克。亚历山大回忆道： 沃伦大概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却无疑是早熟的一个学生。他知道所有答案，他总是举起手来，总是引发起讨论。他怀有无比的热情，总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东西要表达。 格雷厄姆所看重的是便宜的股票——“雪茄烟蒂”或是几乎可以免费得到的股票，就像抽过的雪茄烟蒂一样，也许还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在里面。 在他那年布置的作业中有一次就是调查交易价位低于5.31美元的股票的业绩。 巴菲特还学会了阅读财务报表的每个细节，以及如何发现其中的舞弊行 为。更为精髓的是，格雷厄姆教会他如何从一家公司的公开信息材料中得到对其证券价值的客观评判。 巴菲特对这些知识的运用绝不仅仅局限在理论上。格雷厄姆的讲座谈的都是真实的股票，对于学生们运用他的观点可以获利丰厚这一事实，他从来都很淡泊。到1950年时56岁的格雷厄姆名声大噪，但他的态度与1930年时没有任何差别。 “这些精明的华尔街人士，”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他们都走出去靠本。格雷厄姆的知识挣大钱，而本自己却显得丝毫没有在意。”格雷厄姆是那种心不在焉的理论家，睡觉时要在枕边放一叠便笺纸，还会穿着不同颜色的鞋子来上班。巴菲特的同代人，后来成了他的经纪商和朋友的马歇尔。温伯格，曾反复听过格雷厄姆的课，他回忆道： 他总是给你一些主意。我在34 5/8的价位买下扬斯敦希替公司（Youngstouwn Sheet＆Tube）的股票，然后在75～80美元之间卖出去。听从他的建议我买了通用，还有简易洗衣机公司 （Easy Washing Machine）。他说：“我看这股票较便宜”——今天早上，就是现在。真丝品公司的股票又是这种便宜的股票。学这课足以支付我取得学位的费用了。 巴菲特十分渴望能步格雷厄姆的后尘。他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格雷厄姆投资m公司 （如马歇尔、威尔士及时尚公司）执有的股票上都进行了投资。他还在《名人词典》上查到了他的教授，他发现格雷厄姆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的主席。据悉，GEICO设在华盛顿。巴菲特觉得任何有关格雷厄姆在GEICO当主席的事他都想知道，于是他决定拜访一次。刚好，沃伦的父亲在1950年又被重选入国会。于是1951年春天，当沃伦在哥伦比亚念第二学期时，他回到了华盛顿。 一个周六巴菲特乘上了火车，华盛顿市郊显得很荒凉，他直奔15K大街的GEICO办公室而去。这时，他发现门锁着，便呯呯打门，直到看门人走出来。 “这儿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可以说话吗？”巴菲特问道。 看门人说六楼还有人在工作，然后答应去喊他下来。洛里默。戴维森被喊下楼来，看见一个年轻学生正在桌子旁边闲蹓，而当他开始向戴维森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时，戴维森有些吃惊了，后来两人的谈话长达4个小时之久。 戴维森后来回忆道： 在我们谈了15分钟以后，我意识到我在同一个不寻常的人谈话。他问的问题犀利而且富于智慧。GEICO是什么？它做生意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形象如何？它成长的潜力如何？ 他所问的问题是一个优秀的证券分析家才会提出的问题。我是财务副总裁，而他努力想搞清我知道些什么？ 戴维森对GEICO和格雷厄姆非常了解。 GEICO是于1936年由利奥。古德温创办起来，此人独创性地想出通过直接邮购的方式出售汽车保险，从而取消了通常的代理商网络。同时GEICO的销售政策只对政府雇员，这个群体比申请赔偿的份额要少一些。低廉的销售成本和超乎一般的被保险人使它成为成功的企业。1947年，主要持有人想将股票变现，于是雇用了戴维森——当时他是个投资经纪人——来出售它。起初股票无人问津，后来到了 1948 年，他把它卖给了格雷厄姆，格雷厄姆认准了这是个金矿。于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马上筹资72万美元——数目达到了其资产的1/4，获得GEICO的一半所有权。不久以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将它的GEICO股份剥离给自己的股东，于是GEICO股票开始公开上市交易。同时，戴维森此次的销售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因此便说服自己开始为GEICO来效力。 巴菲特带着对GEICO的无比迷恋来到纽约。稍作研究之后，他便发现它的毛利是保险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它的赢利和利润都非常之高，于是便去找保险业的专家——也就是当时的B、C、D，每个人都告诉他GEICO的股票价格高估了。巴菲特对事实的了解却恰恰相反，但他觉得他们让他很泄气，他们是专家，而他不过只在B类学校念过书而已。 每个尽职尽责的择股者都会置身于这样的交叉路口。要在一桩貌似荒唐的交易中投入自己的资金的确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正是为何格雷厄姆的观点是无价之宝的原因。他总喜欢说，“你既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别人本来就不赞同你。”选择一种股票靠的不是人们的突发奇想，而是事实。巴菲特将此语铭记在心，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把格雷厄姆看成一种理想的形象——就像一个“英雄”，如同他父亲一样。 格雷厄姆对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影响。尽管总体而言他很沉默，他对自己的学生有一种像父母般的疼爱之情。杰克。亚历山大心目中的格雷厄姆“几乎像一个父亲的形象”。这种形容很不寻常，因为这多半是由他的学生而不是由他的子女表达出来的。 在自己家里，格雷厄姆很冷淡，他飘忽不定的目光更使人加重了这种感觉。他离开了第一个妻子想找一个更年轻的伴侣，当巴菲特未遇见他时，他已经和第三个妻子，他的前任秘书埃斯特尔在一起了。有关格雷厄姆摒弃传统观念的一个传闻这样说：有天早晨当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妇女来拜访他时，教授和埃斯特尔正躺在床上，格雷厄姆建议她上来一起玩。 格雷厄姆的孩子们觉得他拒人三尺，尤其是在他失去了9岁的儿子之后更是如此。他们只能通过他的思想，以及他戴着帽子，手执拐杖在中央公园里漫步的情景来了解他。有一次他的儿子本杰明。Jr.问他一个关于高中拉丁文的简单问题，他父亲凭记忆背诵了西塞罗（罗马演说家）的一篇演讲来作为回答，就好像在做一个讲座。他对小型的会谈缺乏耐心，常常会在他自己的餐宴晚会中间溜出去读书。 但是在50年代如果谁能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他就能置身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华尔街排满了“雪茄烟蒂”，一个人所要做的只是运用工具，开动脑筋去甄别它们。在未来的金钱管理者们看来，格雷厄姆和多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里掀起了一阵广阔的热浪，就像20世纪的年轻作家在巴黎的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坐在距海明威不远的桌子边所感受到的震撼一样。 巴菲特很快就和一帮坚决拥护格雷厄姆的核心人物走到了一起。他曾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一个沉默的北卡罗来纳同学一起回家。弗雷德跟他母亲说巴菲特“只吃点汉堡包喝些百事可乐”，因此不必太麻烦。然后巴菲特和斯坦贝克去泽西城参加马歇尔。韦尔斯的年度会议。在那儿他们遇到了一个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的名叫沃尔特。施洛斯的热心人。他们三人一起去吃午饭，然后热烈地谈论起股票，最后三个人都筋疲力竭了。 在另一次去市中区华尔街俱乐部的路途中，巴菲特遇到了汤姆。克纳普。 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长岛人。他自从上了戴维德。多德的夜课之后就从化学 转行到股票上来了。巴菲特和威廉。瑞恩的关系也很密切。威廉是一个为人真诚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他一直在听格雷厄姆的课。每次打完球，这帮学生立即就被各自对格雷厄姆的燃烧的热情所聚拢在一起。正如巴菲特后来所观察到的，人们要么就很快喜欢上格雷厄姆，要么就一点儿都不喜欢他。对于某种特定情绪的人而言，任何规劝都没有作用。巴菲特的新伙伴立即就被吸引住了。他们发现了格雷厄姆的策略，简单地说，就是用50美分来买价值1美元的证券，这种策略有效又极其简单，然而大多数华尔街的投资者们，似乎都喜欢采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做。他们最初是一大群人，后来逐渐被巴菲特吸引过来了，巴菲特机智聪明，讨人喜欢，而且——他们都知道——他总是先人一步。克纳普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巴菲特几乎知道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任何一份资产负债表。” 奇怪的是，在1951年巴菲特毕业时，格雷厄姆和父亲都劝说他不要进入股界。他们在经历大危机之后各自都怀有对第二次灾难的恐惧心态。格雷厄姆指出除了今年以外，道。琼斯指数每年都在某个时刻跌到200点以下。这位人物建议道：为什么不推迟到第二次危机之后再进入华尔街，而且同时在宝洁公司那里找份稳定的工作呢？ 这个建议可不怎么样——它违背了格雷厄姆的不要试图预测市场的信条。事实上，道。琼斯指数再也没跌到200点以下。“我当时有1万美元，” 巴菲特后来回忆说，“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我现在可能还是只有1万美元。” 然而，巴菲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干等下去的。他曾经得到了格雷厄姆在 +哥伦比亚执教22年以来唯一给过的A，他提出了一个似乎令人无法拒绝的意愿：无偿地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 但是格雷厄姆却婉言拒绝了。这段日子正是犹太人被华尔街的非犹太人①公司拒之门外的时期，格雷厄姆乐意留一些机会给犹太人 .（摩根。斯坦利直到1963年才雇用了第一个犹太人）。没人知道巴菲特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知道格雷厄姆这样做的原因，但当他知道之后，他感到很震惊。他的一个朋友说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承受能力的考验。 巴菲特再也没有到华尔街别的地方找工作——也就是说，去为他不认识的人工作。这一次，他又回到了家里。奥马哈国民银行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巴菲特谢绝了，他倒乐意去他父亲的交易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那个熟悉的环境。霍华德的一个朋友问他：“你是去巴菲特父子公司工作吗？”“不，” 沃伦俏皮地说，“是巴菲特及父亲公司。” 在奥马哈，巴菲特开始追求苏珊。汤普森。她是奥马哈一位著名的部长兼心理学教授的女儿。她的家人是巴菲特家的朋友，她的父亲曾促成了霍华德的一次选举成功。而且，苏茜 （苏珊的昵称）在西北大学念书时还和沃伦的姐姐罗贝塔住一间寝室。 苏茜有着非常明媚的笑脸，圆圆的下巴，黑黑的头发卷曲着垂在颈旁——略有些像贝蒂。布普的长相。她很活泼外向，第一眼看上去，她给许多人的印象是有点轻浮，甚至有点没有头脑的样子。 事实却与此相反，在作姑娘的时候，苏茜体弱多病。她曾受过耳痛的折 ① 在后来的分析评论中，巴菲特为格雷厄姆圆场，他总是开玩笑说：自从他毛遂自荐之后“本习惯性地将 价值价格比计算了一番，然后说 ‘不’“。 磨，耳朵常常被刺破；她还因风湿热长期呆在家里。威廉和多丽丝。汤普森努力想通过他们的关怀、呵护以及举止的表露来弥补她的不幸。 苏茜承认，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一种绝对的爱的包容里成长成人。战胜疾病之后，她体验到了一种自由的激动，她感到的不仅仅是健康，而且还有从痛苦中的彻底摆脱。她说：“免受疼痛折磨真是太好了，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一点。” 到她成年的时候，苏茜似乎经历了所有沃伦没有经过的情感阅历。她对接触其他人有着不寻常的兴趣——可以说是非常浓厚的兴趣。天生富有同情心的她，总能用平和的方法将人的话题引出来，尤其是在感情这个层次上。 费恩。斯图尔特—戈登，一个女生联谊会的姐妹，即后来的纽约俄式茶屋的店主这样说道： 苏茜有超凡的一面。我们一起上了相同的哲学课。后来，她送给我这本关于佛教禅宗的书。她总是力图超越凡俗达到最高的境界。她凝视着我的眼睛然后说：“你还好吗？” 当苏茜这样问时，她的意思是：“你的生活过得怎样？你的精神灵魂都安好吗？” 更特别的是，苏茜对死亡有着迷的感觉，但它恰恰是一直困扰沃伦的感觉。在病中的某个时刻，苏茜对死亡的恐惧就已经消失了，而现在她渴望和那些在死亡的床榻上挣扎的人在一起，减轻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沃伦从逻辑的角度来考虑死亡，并且想离这件可怕的事情越远越好，而苏珊则从精神的角度来涉及死亡的问题，并且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手抓住它。 在 1951年的夏天，当沃伦看到苏茜第一眼的时候，他就立即坠入了情网，但苏茜没有丝毫爱他的意思。她被他那些绕脑筋的游戏给烦透了。每当沃伦一来拜访她，她就从后门溜走了。他说他将会很富有，这些话在苏茜听来毫无意义。此外，苏茜回忆说，她当时“正疯狂地爱上了别的人”。于是沃伦只有勉强地去和苏茜的父亲打交道。据苏茜说： 沃伦每天晚上都到我父母的屋里弹奏尤克里里琴。我父亲从20岁起就弹奏曼陀林，因此他特别高兴有人来一起合奏。于是沃伦每晚都来弹，而我则和那个别的人出去了。 “那个别的人”正是米尔顿。布朗，联合太平洋公司一名邮件搬运工的儿子，他在高中和在西北大学念书时就开始和苏茜约会。苏茜的父母反对她和犹太人约会，而且从不邀请布朗来家里拜访。身无分文的布朗在苏茜的女生联谊会里也是不受欢迎的。对于努力想挣脱出重重呵护的苏茜而言，幼年曾经历过一种苛刻暴躁的教育方式的布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最终苏茜还是向父亲让步了，在和布朗分手之后，便匆匆离开了西北大学。 在此同时，沃伦一直精明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告诉“多克”汤普森说，他是绝对的折衷主义者。“这个犹太人能配得上苏茜，克丽丝丁娜也配得上你。”他所说的犹太人能配得上苏茜，实际的意思是说苏茜可以从他那里发现足够的地方去表示同情、关怀。苏茜的姐姐多丽丝回忆道： 我父亲立即就喜欢上了他。每次我家吃过晚饭后，他就会过来。她洗着碗碟，而他就坐在凳子上，弹着一把尤克里里琴或者是一把小吉它，还唱着歌。沃伦确实有一副非常迷人的嗓子。 这位黝黑头发的部长，是一个固执的人，他总是对苏茜说她应该和沃伦一起出去走走。苏茜很敬仰自己的父亲，因此也很尊重他的判断。 她终于和沃伦开始约会了。她喜欢他的幽默风趣，于是他们之间泛泛的交往发展成了一段浪漫的恋情。“他们彼此疯狂地迷恋着，”沃伦的姑妈卡蒂说，“他们互相坐在对方的大腿上接吻，这真是太可怕了。” 沃伦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对苏茜而言的确有“足够犹太味”。他有自己埋藏起来的童年的创伤，比如他那折磨人的母亲和他被迫搬往华盛顿的往事，这些都等着苏茜来抚平。而在他所接触的人中，苏茜具有最深刻的理解力。沃伦回想起来说，他一直很孤独，直到遇到她才有了改变。 在1952年的第三个周六，在透明的面纱遮掩下，穿着一袭缀着仙蒂尼蕾丝花边的长裙的苏茜，在邓迪。普雷斯拜特瑞嫁给了沃伦。在驱车去加利福尼亚度蜜月的路上，他们在奥马哈外面的威格沃姆咖啡屋停了下来，共同享用了他们的第一餐饭。曾有一段对他们的旅途的描述——这也许是捏造的：在第一个星期天，沃伦注意到在一家公司总部外面孤零零地停着一辆凯迪拉克。他停住了那辆车，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装出一副公司老总的形象，他那19岁的新娘在车子里等他，沉思着嫁给了沃伦。巴菲特这一事实。 巴菲特的家庭生活在一套每月65美元的三居室公寓里开始了。想到沃伦曾经作出的变为富有的人的许诺，苏茜觉得有点心灰意冷了。这个地方是如此的破落不堪，在晚上甚至有耗子爬到他们的鞋子里去。沃伦对金钱抠得很紧，结果当夫妇二人有了女儿以后——她也取名叫苏茜——他们在一个梳妆台的抽屉里给她铺上了床。 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里，巴菲特不是人们通常见到的那种股票销售商。他可销售的第一种股票是一种很难出手、鲜为人知的证券GEICO股票，但是巴菲特，如今他克服了自我怀疑，投资了8000美元——几乎是他积蓄的2/3——到GEICO中，然后把它推销给整个奥马哈那些半信半疑的顾客（他的姑妈艾丽斯率先买了100股）。后来，股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翻了整整两倍。 这个年轻的销售商最不同寻常的一点在于他怀有研究的欲望。他带着孩童读漫画般的热情一页一页地阅读厚重的穆迪手册，在里面寻找线索。他发现了一些很小的宝石——而且是无人问津同时又是非常便宜的雪茄烟蒂，比如堪萨斯城市生活股票，杰纳西峡谷天然气股份以及西部保险证券等都以赢利能力3倍左右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这简直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巴菲特计算着：如果这些股票如此廉价，有人一定会买进它们。但是他逐渐明白了，那个人就是他，没有人会来告诉你西部保险公司是个便宜货，你得靠自己来判断，来操作。 但是巴菲特选错了职业。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一个经销商而言都只是徒劳而已，不论主意多棒或不怎么样，这个角色都不过是站在那里挣着同样微薄的佣金。 顾客们都认为他缺乏经验，有许多次都是顾客先听听巴菲特的言论，然后到自己的经纪人那里检核一番后才从他手中买进。巴菲特在奥马哈的一个朋友丹尼尔。莫内恩说：“这事把沃伦气坏了。” 巴菲特确实懂得入门的技巧。他对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鲍。德怀尔说： ①“让他们觉得你能，嗯，能节省点税金，这样就没人将你拒之门外了。” 但他不喜欢劝说别人去投资，尤其是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利益——仅仅是取得佣金——和他们的利益不是一回事儿时，这里有一个相反的甚至几乎是冲突的方面使他觉得非常不自在。唐。丹利说：“我知道他讨厌它。” 与此同时，巴菲特买下了得克萨科站，那是一家类似于威尔森角子机公司的企业——并且投资于房地产。但是它们都没有什么业绩。同时，他为格雷厄姆设计出一些研究项目，还向他建议了一些股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获得让他趁格雷厄姆在世时为他工作的机会。 巴菲特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根本不是在投资业上，而是巴菲特讲的戴尔。卡内基的公开课上。在上课时他给吓坏了，但他拼命控制住了这种害怕的心情。 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为什么一个21岁的股票经纪人想学那种技能？如果巴菲特仅仅只有成为一个投资者的野心，那么他不会预见到自己也许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中谈吐自如；更不用说他会预见有一天他会去做生动的即席讲话，而且能讲得如此富有吸引力，如此简洁，如此恰到好处，以至于他的听众都发誓说他一定有事先拟好的稿子。但是除了成为一个股票挑选行家以外，巴菲特还有什么渴望促使他敢于做这样的尝试呢？ 上完卡内基的课以后，巴菲特通过教一个夜班来使自己的技能日臻完善——在奥马哈大学教“投资学原理”。学生们都是30至40岁的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医生。当这位瘦瘦的、领口敞开的21岁的老师走进来的时候，这些医生们不禁发出一阵窃笑。 巴菲特立即开始谈到了格雷厄姆。“在他谈了5分钟以后，你就彻底服了他了，”一位名叫利兰。奥尔森的产科医生说道，“他并不是自卖自夸，他很随意。” 巴菲特教了好几个学期，以《聪明的投资人》一书为基础来做讲座。但是他不时地用几个生活中的故事或是智者箴言来活跃一下课堂的气氛。他的表达用词简洁，语速恰到好处。 我将告诉你们在华尔街致富的秘密。 （停顿）快把门关上。当别人害怕的时候，你要尽力装得贪婪，而当别人变得贪婪时，你却要装得十分害怕。 当巴菲特作讲座时，他站在桌子后面，笨拙地弯着右臂，这样他的肘部就正抵着髋部，而他的手就放在下巴那儿，仿佛他正拿着电话听筒。然后他会伸出左臂抓住右肘，又仿佛确保它不要倒掉。接着他盯着学生们头顶上方，就好像他很害怕和学生们目光相碰似的。 他说话的时候带着强烈的热情，引得学生们都听得入神了。伊丽莎白。察恩，是个西班牙语教师，1953年和她丈夫——IBM公司一个销售人员一起入学。她被巴菲特的举止深深吸引住了，她对他每一个手势都能描绘得细致入微。尤其是那些表面上的相互矛盾使她颇感迷惑：巴菲特非常“心不在焉”，但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所说的东西又非常投入。他那种非正式的举止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集中的品质所触发的。“甚至在心不在焉时，我对他的印象都很 ① 他并不是在开玩笑，在离开沃顿之后，巴菲特和杰斯肯贝尔，他华盛顿朋友的父亲，一起共进午餐。这 位国会人士称巴菲特“比全国任何一个律师更懂税法”。 深刻。“察恩回忆道。 当他深深地陷入沉思时，他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害羞似地低着头。正如察恩所担心的一样，他会撞到墙上然后折头往回走，之后在另一头再次发生同样的情况。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分神。巴菲特会从一点走到下一点，再下一点，就像铁轨一样笔直向前，就仿佛他的脑海里绘着一张讲座的蓝图。 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巴菲特不会泄露有关股票的内部消息，学生们却想间接地试着套出一些。他们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询问有关某家公司的消息，而巴菲特则会将他们一笑拒之。察恩甚至还大声地读过一首悲伤的歌谣：亲爱的商业——交易顾问哟，是我们在哭泣，为什么噢，你不告诉我们你买了些什么？ 巴菲特笑了，但是这没什么用。事实上这个年轻的销售商建议同学们不要去经纪人那里套小道消息。他说他们并不值得信赖。所有共享的信息都会令人神经紧张，他认为这些消息很有可能被任何一方滥用。大多数小道消息，都是没有什么价值，这也就是为何它会在经纪商之间传来传去的原因。但是好的主意——他的主意——是非常私有化的。他视它们为自己的创造——甚至带有一点神圣感。 霍华德。巴菲特在1952年从众议院卸职退休。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而且因此对他深为赞赏。据他的一个同事赫伯特。戴维斯说：“在沃伦取得令人自豪的成绩之前，霍华德就以他为骄傲。他总是不停地谈论沃伦，充满了强烈的喜爱之情。”同时沃伦对他的父亲也是极端忠实的。 1954年，由于参议员休。巴特勒去世，空出一个内布拉斯加参议员的席位，而霍华德非常希望能超过休。巴特勒——是受到提名的头号人物，但是共和党的温和派暗中想阻止他。这件事最后传到党派的州中央委员会那儿，于是委员们在林肯的共和党老巢科恩赫思卡旅馆开了一次颇有阴谋气氛的会议。 据沃伦的姐姐多丽丝说，沃伦曾秘密地到科恩赫斯卡去支持他们的父亲，然后无意中听到父亲被一名温和派成员罗曼。赫鲁什卡击败的不幸消息。 多丽丝说：“他到那儿去协助我们的父亲。他在咖啡店里偶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回来说道：”爸爸的喉咙从左耳裂到了右耳。‘“ 根据其他人回忆，沃伦当时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他的父亲被压垮了，沃伦和他一起被压垮了。但是和父亲一样，沃伦把它藏在了心里。而当霍华德的梦想被粉碎了的时候，沃伦的梦想却实现了。本。格雷厄姆打电话来说宗教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于是给巴菲特提供了一项工作。连工资是多少都没问一句（结果工资是年薪12000美元），巴菲特就搭上了下一班飞机。 华尔街在迎接巴菲特的到来时正处于一段被扭曲的时期之中，老一辈人都笼罩在对另一次大危机的恐惧之中，新的一辈尚未崛起。最近时期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学生中，仅有2.9％的人来到了华尔街，新的一代人觉得这里没有诱惑力。外表上它是一座饰有笕嘴的巨大堡垒，黑色的豪华轿车等候着大脑疲惫不堪的人们；它的里面是男性化的，古老陈旧地使用一成不变的技术。在美林（Merrill Lynch），匹尔斯（Pierce），芬宝（Fenner＆Beane），客户的指令都由一张小小的纸片承载着，被放在传送皮带上，“朝着它们既定的目标愉快地走过去。” 国家的确是繁荣了，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到达了380点的高位，但是“谨慎”二字仍旧是大家的口号。历史上股票行情最后一次达到如此之高是在1929年。对于像格雷厄姆这样的人，再也不想回到在那之后发生的可怕事件中。他对自己所称的“新的一轮投机”深感忧虑，于是他一直在手头留着一套1914年以来的穆迪手册——仿佛近来的一切都令人感到疑虑。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座落在42大街的查尼大楼。它在一个大玻璃灯泡下设有一个股价行情屏幕，不停地发出嘀哒声。巴菲特是6名职员中的一个，他和沃特。施洛斯共用一间小屋，后来又和汤姆。克纳普共用。和其他人一样，他穿着一件灰布夹克；也和其他人一样，花许多时间在标准普尔股票指南上寻找公司，据克纳普说，巴菲特 从最开始起就非常自信。我以为他的父亲一定答应给他或是借给他一些资金。他说不是这样的，他想从零开始开创业绩。而且他希望自己挣来的收入非常正当。许多时候我都记着说“唧！沃伦这项没上报！”（给政府），他会说：“我会算进去的。”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一项共同基金，它根据一些选择的技巧来买进股票，格雷厄姆热衷于猎取那些以低于它们净营运资本1/3的价格交易的股票——换句话说，那些便宜极了的股票，当巴菲特或另一个助手发现了这种股票，他就会把它交给格雷厄姆（助手们都尽力避开杰里。纽曼，格雷厄姆的合伙人，此人卑鄙无耻的程度就如同格雷厄姆受人爱戴的程度一样）。格雷厄姆当场决定是否买入他们。不用说服格雷厄姆，对于他来说一种股票只会要么符合他的标准，要么不符合，他通过数学就能作出判断。 巴菲特遇到的麻烦在于他找到的股票比他可以抛售的股票要多。他仔细读过标准普尔指南，对于他而言，这本书相当于是《赚到1000美元的1000招》的成人版，他似乎急着想要把格雷厄姆的所有作品都给复制下来。 有一次，一个费城的经纪商以15美元一股的价格提供给他一种叫做家庭保护公司的名不见经传的保险股票。由于没有关于它的公开资料，因此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估价。但是巴菲特找到了位于哈里斯堡的州保险办公室，搜集到了一些数据。他所看到的信息足以说明家庭保护公司股票绝对是便宜货，但是杰里。纽曼拒绝要它。于是巴菲特和克纳普在自己的户头买进了一些，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上升到370美元一股。 巴菲特还发现位于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联合铁道股票正以45美元的价位交易，而每股单算现金值就达120美元。巴菲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但格雷厄姆却不为所动，巴菲特又一次自己买进了一笔。 巴菲特在工作的第一年就一举成功。1954年罗克。伍德公司，一个位于布鲁克林的巧克力股份公司，宣布用可可豆回赎部分股票，他们有大量的可可豆库存。巴菲特推断认为用股票换回可可豆的同时再在商品市场出售可可豆——目前可可豆市价很高——将可赚到巨大的利润，正如他后来形容道：“许多周以来我一直忙着买股票、卖豆子，然后在施罗德信托公司作暂时停留，把股权证换成仓库收据，利润相当可观，而我唯一的花费仅仅是乘地铁的费用。” 这种交易，利用了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被称为套利。套利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手册中是一个主要的部分，但是在它的应用方面，巴菲特却遥遥领先。 事实上巴菲特在任何事上都快人一步。格雷厄姆能够把满是一栏栏数字的一页纸浏览一遍，然后指出其中的一个错误，这能力让他的学生惊叹不已。 而巴菲特比他更快，杰里。纽曼的儿子霍华德。纽曼也在那里工作。他说沃伦聪明绝顶而且又很谦虚，他比格雷厄姆更胜一筹。 沃伦和苏茜在郊区的怀特。普米恩斯租了一套花园公寓。和在奥马哈的时候一样，沃伦看管好他的每一分钱。他们搬去不久就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霍华德。格雷厄姆。尽管沃伦现在的生活很富裕，他还是给他借来一张婴儿小床。 在他们这个华尔街年轻夫妇的圈子中，沃伦和苏茜各自由于不同的原因，都令人注目。罗克珊。伯兰特，她的丈夫豪利是个股票经纪商，说道： 他们和我们认识的其他年轻人很不一样。他们更单纯，或至少他们显得是那样的。苏茜对我为何还没有孩子很感兴趣，她鼓励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与布鲁克。布拉泽夫妇身上呆板的50年代的风格相比，沃伦和苏茜明显要不拘礼节一些。在巴菲特家吃饭的时候，年幼的豪伊还刚开始会爬，罗克珊。伯兰特便有种“到处都是孩子和玩具”的感觉。巴菲特的孩子们不像在曼哈顿餐宴晚会上的孩子一样被“搁置一边”，他们是整个宴会的一部分。 对于亨利。勃兰特这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的优等生来说，他感兴趣的是巴菲特对股票比任何人都懂得要多，而他把它们解释得如此简单，而且又毫不牵强。当勃兰特一家与巴菲特全家和其他华盛顿夫妇们在一起娱乐时，大家会陷入一种古怪的仪式中。饭后，男人们聚到屋里，巴菲特一屁股坐到一张很舒服的粗扶手黑白呢的椅子里，而其他都比巴菲特年长的人，都坐在地板上听他说话。他神情严肃地解释宇宙万物，就和他在兄弟会晚会上的情景一样。罗克珊。勃兰特称他们为“耶稣和信徒们”。 格雷厄姆把巴菲特当作他门徒中的精华，并且承认他们两人之间有相似之处。一天，当他们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熟食店吃午饭的时候，格雷厄姆说：“沃伦，金钱对于你我而言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妻子都会过得更好的。” 格雷厄姆是个很有头脑的上司，巴菲特的儿子出世的时候，他送给巴菲特一台摄像机和影像放映机——对于一个仅仅被雇几个月的雇员而言，这份礼物可谓十分丰厚。在格雷厄姆自己的生日，他会向雇员们分发礼物，表示对自己出世感到无比幸运。 但巴菲特的工作好像并没有像他曾希望过的那样，可以和格雷厄姆很接近。用巴菲特的话来说，格雷厄姆“有一层外壳围绕着他。每个人都喜欢他，每个人都崇敬他，（同时也）喜欢在他周围……但没有人能接近他”。其实，同样的评价也可以用于巴菲特本人。 不管怎样，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还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手头的基金资本只剩下5万，这几乎无法给大量的投资活动提供机会。合伙企业还经营着一项个人基金，纽曼及格雷厄姆基金，但是在这两项业务之间，办公室只管理着1200万的资金，这在当时只是一笔很小的数目。而格雷厄姆对股市又非常地紧张，于是他让纽曼及格雷厄姆的合伙人抽走一些资金。 简单地说，巴菲特的机会受到了限制。有一次，他告诉自己的高尔夫球教练说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同时也提到格雷厄姆“坐在400万资金上，努 力想决定何时重返市场“，这与巴菲特想象中开创他事业的方式大相径庭。 有意思的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票需求量是如此之大，它们以高于证券组合价值200美元的溢价交易，大约达到了1200美元。（于是许多人只买这种股票来作组合。）要是格雷厄姆早点动手的话，他早就把他的业务扩成一项大生意了。但是格雷厄姆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要挣钱——而是要避免损失。 由于他的保守态度，他拒绝对公司进行任何主观的分析，而是乐于坚持自己的数学准则。据格雷厄姆的一个助手：欧文。卡胡说，如果有人想和格雷厄姆谈论一家公司的产品，“本就会眼睛看着窗外流露出厌烦的神情。” 卡胡说巴菲特和格雷厄姆“就此争论不休”，知道他们脾气的人都明白——这形容显得有点夸大其辞。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巴菲特感兴趣和追求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一家企业比另一家更成功，格雷厄姆则盲目地信任公司管理能力，因而并不赞成巴菲特到公司去拜访。他这种公式化的方法使他吃了大亏。 沃尔特。施洛斯想说明它买下哈洛依德公司，这是一家拥有使用静电印刷技术权利的普通摄影公司。股票价格是21美元，而哈洛依德正在营运的业务占其中17美元的份额。因此，施洛斯指出可以在静电复印机上获利4美元，但是格雷厄姆对任何投机都不感兴趣。他会说：“沃尔特，它还不很便宜呢。” 在市场里出现持续上涨势头的同时，格雷厄姆却变得更加焦虑了。到1955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420点，比1929年高点还要高出10％之多。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根本没有理由说市场为什么不能上升。但是老一辈人还是频频想起1929年的情形。国会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破产深感不安，于是安排了一个意见听取会。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对肯尼恩。加尔布雷恩即将出版的 1929年的研究——一本名为《大崩溃》的书之前——这本书震惊了市场，造成了市场上一日崩盘。难道下一次崩溃已经来临了吗？ 没有人知道，但是意见听取会的真正意图和它所陈述出来的意图实际上是不同的。这是政治家有们重新想对华尔街探底的热望。从J.P.摩根公司的时代开始的每一代的金融教父都被召集到华盛顿。当格雷厄姆出现时，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莱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是这个时代里出色的股票挑选家。富布莱特十分渴望能挖掘出他的秘密。于是他仔细询问交易的各个方面。 许多时候，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准备打电话给经纪商的人。 主席先生：格雷厄姆先生，联系到您自己的公司来说……您如何判断某种特殊情形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格雷厄姆很有耐性地把参议员带进了学校。有一次，当格雷厄姆对股票期权表示出自己的怀疑态度时，富布莱特极力想诌媚他一番。 主席先生：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格雷厄姆：议员先生，我可无意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博得您的赞同。 最后，富布莱特终于谈到了核心的问题。 主席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当你发现了某个特殊的情形，并且您仅凭臆想判断你可以用10美元买下，而它是值30美元的，于是你买进一些。但您只有当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们认为它确实值30美元的时候您才能实现您的利润。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是作宣传呢？还是什么别的？ 他又重述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一种廉价的股票发现自己的价值呢？ 格雷厄姆：这正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神秘之处。对我和对其他任何人而言， 它一样神奇。（但是）我们从经验上知道最终市场会达到它的价值。 虽然他的答案省略了许多东西，但这正是巴菲特创业的基础。股票会回归到自身的价值，因此，一个坚信自己判断的投资者要有耐心。 但格雷厄姆自己对此不再有任何兴趣了。在意见听取会设立一年之后的1956年，他退休回到了贝弗利希尔斯，在加州洛杉矶分校教书，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一位女法语教师一起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书籍的生活。他把自己许多的金钱都花在慈善事业上，他认为任何在自己名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绩相当不错，但并不十分可观，从 1945年到1946年它每年赢利17.4％，和标准普尔500的水平相平齐。然而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它最成功的投资项目——它的GEICO股份——它们已经分配给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股东了。所有在1956年一直持有GEICO股票的人都获得了比标准普尔500高出一倍的收益。 但是巴菲特默默在做着自己的投资，他取得了更好的业绩。自从 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现在他有了赌注，他又想回到家乡奥马哈了。站在火车站平台上，四周满是纽约的人来潮往，他明白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在1956年的春天，他和苏茜在昂德伍德大街上租了一间房子，正好离巴菲特家的杂货店两个街区远。这次巴菲特再也没有受雇于人的念头了。5月1日那天，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组织起来。有限的7个成员：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丝姑妈，多克。汤普森——他以前室友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律师丹。莫内——筹集了105000元资金，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巴菲特不再是为他的父亲或本。格雷厄姆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公司。 那段时间，格雷厄姆—纽曼的一位投资者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霍默。道奇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提起的问题：“谁将继承您的衣钵？” 格雷厄姆暗示说是沃伦。巴菲特。当道奇在车后牵了一艘独木舟驱车往西去度暑假时，他在奥马哈作了停留。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然后答应投入120000资金。 如今巴菲特有了三个小的合作企业，同时他开始预测他的家庭联营会有某种更好的发展。8月份，他回到纽约，最后一次参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东大会。他对格雷厄姆的另一门徒埃德。安德森提到，他正考虑遵循格雷厄姆的模式建立一个合伙企业——也许最低要有5万资金。然而谁又能说他是否能接过格雷厄姆的火炬呢？当股东们正式投票决定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个名叫卢。格林的投资者讽刺他，赞美了一番格雷厄姆，曼哈顿交易所的负责人宣称格雷厄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能发掘出贤人。格林为了清楚地划出这条界线，详尽地解释道：“格雷厄姆之所以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是因为他们能够委任的唯一人选是沃伦。巴菲特。 而又有谁想和巴菲特去打交道呢？“ 4创业 一系列的市场决策，不管你是否相信，都在叠加成对一个人品性的刻划。 ——亚当。史密斯 《金钱游戏》随着合伙人企业的建立并开始运作，巴菲特被一种看似古怪的忧虑所困扰着。正如他写信给“大男孩”（杰里。奥兰斯）所说，他害怕到最后自己的企业变得过于庞大，从而金钱会将他的孩子们腐蚀。他甚至找不出“一种符合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金钱”。 目前这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乐观地来看，它是会发生的，我想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敢肯定自己的确不想留给孩子们大堆的金钱，除非等我再老点，等我有时间看看这些孩子是否已经成材后再这样做。然而，留给他们多少钱，剩下的钱怎么办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大伤脑筋。 此时巴菲特有26岁，他有着中等的积蓄和并不稳定的收入。要是其他人对自己尚未挣到的百万财富如此忧心的话，他一定会招到别人的暗暗讥笑。 但对于巴菲特而言，这可不是在虚张声势。他知道正如别人所做到的一样，他一定也会很富有——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显示成功的富有，而是富有得让人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他所担心的是如何花费他的“金钱”。确实，以前他曾经也有过如此忧虑——而并不是如何挣到它们。 在他的业绩还只处于中等水平的时候，巴菲特这种令人敬畏的自信心正是激励他的动力。在1957年的时候，巴菲特还仅只是为几个亲戚朋友掌管着区区30万的数目。如果他不甘心只作一个奥马哈的平凡股票经纪人的话，他就需要有资本，有大量的资本。而如果巴菲特要筹集资本，除了他那令人惊愕的自信以外，有什么能使吸引投资者信任他呢？ 巴菲特没有作为独立操作者的辉煌业绩，他没有任何明文表达的东西可以说明他值得大家信任。而且他不仅仅要求能自由运用客户的资金，他还想绝对地控制它。他不希望任何人过问他在股票上所做的决策——没有像巴菲特—福尔克里的那种小心谨慎的客户，没有像格雷厄姆—纽曼里的那种疑虑重重的上司。 到目前为止，巴菲特对所有现有的股票和债券都了如指掌。一行一行地，他把每一份财务报告和穆迪的书都牢记在心；一天一天地，他在心目中建立起了对“华尔街”的整个详细轮廓，就好像他能辨别出地平线上的每一块石头。他相信没有任何人的分析能比自己的更好。 在写给奥兰斯的信中，他会评价那些业绩非凡的共同基金，会对国库券作出一些建议，还会在一大段令人窒息的语句中抨击关于为资本或收入而投资的传统箴言。当他把所有的才识都聚焦于一个单一的、始终执著的目标，当奥兰斯写信就共同基金向他讨教一番时，巴菲特和颜悦色地回答他：你在信中提及的那些目标没有任何意义，这都是负责人们侃出的一派胡言。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承担最小的风险来获得远远多于投入的金钱产出。 假使连巴菲特内心的自信和清醒的规划都得不到公众的信任，那么还有什么能博得信任呢？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中具有那些鲜明的方面，他又为什 么要尝试进行他的事业呢？ 1957年的夏天，巴菲特接到了一个叫埃德温。戴维斯的奥马哈著名的泌尿科医生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未见过面，但是戴维斯的一个病人，一个叫阿瑟。威森伯格的纽约投资顾问，在纽约时认识了巴菲特。威森伯格听说巴菲特正在努力筹集资金，于是他建议戴维斯打电话给他。尽管戴维斯对投资于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新手颇感疑虑，但他还是同意见巴菲特一面。在约好的那个星期天，他召集全家人一起对这个年轻人作一番评价。在他的第一眼印象中，巴菲特的确令人大吃一惊。 门铃响了，走进来一个小伙子。天哪！他看上去只有18岁。他梳着非常短的头发，显得过于男孩气了。他的领口敞开着，外套显得十分肥大，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外衣，他讲话语速非常快。 这对巴菲特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时刻。戴维斯医生能够给他资金，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肯定。如果他能和戴维斯签约，那他就绝不仅仅是为他的父亲和艾丽斯姑妈进行投资了，他将从此跨入职业投资者的行列。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营造出一种别人所希望的气氛。的确，他的某些语句是想故意引起戴维斯的注意。他对他们说他不会披露他们资金的投资去向。 他会给他们一个年度成果总结，其他的便什么都没有了。 同时，巴菲特每年只有一天“对外办公”。在12月31日那天，戴维斯可以增加或抽回资金。其他情况下，资金都将由巴菲特单独处置（巴菲特向他们保证，他一定会遵循格雷厄姆的原则来做的）。他平静地陈述着，不带任何修饰，但是内容非常清晰。虽然巴菲特对戴维斯资金的需求如此迫切，他只想以他的条件来得到对方的资金。 然后他又提出了条件，戴维斯作为有限责任合伙人，可以得到巴菲特赚得利润中不高于4%的所有部分。余下的利润由两人分成——75%归戴维斯，25%归巴菲特。这样巴菲特就不是让戴维斯孤身赌博了，巴菲特的资金也在其中。如果他业绩平平或更糟，巴菲特就会什么都得不到——没有工资，没有代理费，什么都没有。据医生的女婿李。尔曼说：“这件事情很快就定妥了，我们喜欢这样。你知道你和他所处的位置。” 巴菲特告辞后，戴维斯从各个角度又考虑了一番。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可做判断。但医生的妻子，多梦西表示“我喜欢这个年轻人的各个方面”。埃德温投入了10万美金。 到了年末的时候，巴菲特已经营着5家小型合伙人企业，总资本有50万美元。就是这一年，巴菲特的第一年，他的投资组合赢利达 10%，轻轻松①松地超过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后者则经历8%的下跌 .由于苏茜要生第三个孩子了，同时沃伦的事业看起来也渐入正轨，巴菲特家在法拉姆大街买了一套宽敞的五居室房子。沃伦协助他的女儿，招标出价，告别了旧房子。以前，4岁的“小苏茜”患了一种可怕的臆想症。她认为屋里有一个戴着眼镜的闯入者，并把它称为“眼镜人”。每天晚上，在她睡觉之际，小苏茜执意要求他父亲从阳台到她的房间都检查一遍，以防“眼镜人”藏在那儿，如今，他们就要驱车搬走了，沃伦让他的女儿进屋最后看 ① 巴菲特向合伙人汇报中的道。琼斯指数额都经过调整，包括了红利在内。 一眼。他俯下身说：“‘眼镜人’就留在这里了，和他说再见吧！” 巴菲特的新家是一幢20年代建成的有着褐色装饰的灰泥建筑，是一幅郊外中上等阶层的风景图。它临着一条繁华的街道，但又掩映在树丛之中。在给杰里。奥兰斯的信中写道，巴菲特觉得房子不值一提，“这儿没什么新鲜的。我提到过我买了幢房子。”真正吸引他注意力的是所花的费用。“巴菲特的愚蠢的建筑，”他说，“有许多房间，在房子里和院子里都有。”但他没有“乱花钱”——这对于奥兰斯是多余的安慰，房子花了31500美元。 巴菲特在卧室的起居处工作室中，那房间已由他的妻子用绿色的墙纸装饰了一番。那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彼得出世了，但沃伦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他的精力全都被股票和债券包围了。他说当他呱呱落地之前，他就在思忖着赚钱之道了。 巴菲特一家搬过来不久，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的同事，汤姆。克纳普就飞到奥马哈来了。他和巴菲特一起开车去威斯康星的伯格依特，去听格雷厄姆的演讲。在路上，克纳普偶然提到美国邮政正在将它的4分面值的总集印花退出流通。巴菲特灵机一动——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他和克纳普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在每个邮局门前都停下来，“投资”于很快将变得珍稀的兰鹰印花。最后，他们买了价值12000元的印花——我的所有印花，唉！都注定要存在克纳普的邮室里了。 巴菲特在股票上做得很出色。他的合伙企业在1958年赢利上升到达41%，比升出39%的道。琼斯指数略高出一些。到巴菲特第三年之末，合伙人企业的原始资金已被翻了一番。 他还在招集新的投资者。他和朋友们签约，比如来自哥伦比亚的弗雷德。斯坦贝克、唐。丹利，还有杰里。奥兰斯。他找到邻居和从前的学生，他还和利兰。奥尔森，那个曾听过巴菲特课的产科医生签了约。当奥尔森希望能和他母亲签约时，巴菲特开着他那辆兰色的小型大众甲壳虫车穿过一阵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然后衣冠整齐地到达了，仿佛他刚从一个大众汽车的宣传广告中走下来一样。但是巴菲特不愿意屈尊或改变他的信条来接受新的投资者。 正当巴菲特处在积聚能量的阶段时，杰里。林沃尔特，拥有奥马哈的一家保险公司，同时也是巴菲特的艾丽丝姑妈的一个朋友，给从未谋面的巴菲特挂了个电话，答应提供给他1万美元“随他玩玩”。 巴菲特回答说他指望着像林特沃尔这样的大腕能给他提供5万美元。这回答让林特沃尔感觉很不愉快，但他还是重申了一遍1万美元。 巴菲特谢绝了。 满城人都对巴菲特的神速起步及他那不同寻常的进取心流露出惊讶的神情。正如巴菲特的一个投资者回忆道，在奥马哈的一个大饭店——黑石饭店——举行了一次午宴。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沃伦。巴菲特，当时鲍勃也在现场，他可是奥马哈的大腕之一。他说：“这年轻人将来会破产，这还是一个新见解，你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赔光所有的钱。” 但凡是遇到过巴菲特的人都有着完全相反的印象，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成果，倒不如说是因为他镇定自若的自信。有一次他参加了邻居们的一次会议，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市政府做出的要重新规划法内姆大街交通的提议。巴菲特站起身来以平静的口吻建议大家把这事儿忘了。 ①就这样，人们都意识到他是对的，于是纷纷回家去了 .巴菲特在他的投资者那里得到同样的反应，他们认为他能看穿简单的事实，而自己却往往将它忽略了。 巴菲特执意不肯透露自己的股票，因为他担心别人会模仿他，如果他要更多地买进，他就得花更大的费用。他不和任何人提及此事，他甚至害怕说梦话，因为他的妻儿可能听到。 但在他的森严戒备之后，他生活在一种格雷厄姆—纽曼的幻想之中，一个又一个地选出廉价的小股票。他的才智并没有反映在他的经营范围上，那只局限于投资业，而是蕴藏在他精神之中，他的整个精神都凝聚在一个绝妙的发泄中。就如同他在孩提时代分发报纸一样。他一个公司接着一个公司地分析着，然后记在脑中。一旦某个公司变得便宜了，他便猛然出击。 美国国民火灾保险公司是人们所见过的最不起眼的公司，它是一个设在奥马哈的保险公司，由银行业巨头霍华德。F.阿曼森和他的兄弟海登控制着。 它的股票是20年代末被分销给了内布拉斯加农场主们的，此后便被公众遗忘了。现在阿曼森兄弟出价以50美元一股买回股票。他们的出价很低，但是由于这种股票没有公开市场存在，股票持有者们逐渐开始脱手了。 在州保险卷宗里苦苦挖掘了一番以后，巴菲特意识到它实在太廉价了，但是他找不到股票可供他买进。他和他的律师好友唐。莫内恩跑去参加股东年会，但是海登。阿曼森很不礼貌地拒绝让他们看股东名单。于是就像请一位朋友花一下午时间去寻找高尔夫球一样，巴菲特建议莫内恩开着车满州找一遍股票。莫内恩经不住巴菲特的怂恿，驾着一辆红白相间的雪弗莱车向内布拉斯加最远的角落出发了。不论是在乡村法院、银行或是类似的地方，他每看到一个人就向他提出以100美元/股收购。事后莫内恩说：“这事听上去像是老生常谈，反映出他会为自己的想法而奔波。沃沦。巴菲特是我见过的离 ‘完美先生’（完美的译音）最近的人。”“完美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得到 10%的股票，赚的钱超过了10万美元——这是巴菲特首次击出的一记重拳。 桑伯恩地图公司是另一例子，说明巴菲特从本。格雷厄姆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桑伯恩曾一度利润丰厚的地图生意日趋没落，但是公司还拥有一个在生意红火时建立起来的投资组织，约值65美元/股，而该股票仅以45美元的价格交易着，这反映出公司地图生意的逐渐衰败。如同北部管道公司股票的翻版——北部管道公司的铁路债券被格雷厄姆选中。与他的导师如出一辙，巴菲特在整个1958年和1959年间买进桑伯恩股票，他对格雷厄姆的陈述深信不疑，“股票迟早会上升回归到自己的价值。” 但是它并没有回升。公司的总裁们只拥有400股股份 （另外有105000股流通在外），于是安于现状，任凭股价逐渐衰落。事实上，他们坐吃山空，在8年里曾五次削减红利。然而，巴菲特注意到，委员会的成员却从来没有因此而减少自己的薪金。 按照格雷厄姆的方法，巴菲特一步步地成为了一名董事。他游说管理层去发掘投资组合里隐藏着的秘密价值，然而遭到了管理层的拒绝。 同时，尽管巴菲特披露说他的投资者们把35%的资产投入到单一的股票中去了，但他没有对自己的投资者提到桑伯恩，但是他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 ① 会议的组织者乔治。佩恩立即打电话给巴菲特，然后报名加入了合伙人企业。 股东们开始煽风点火。在1960年，桑伯恩妥协了，他同意用自己的组合将股东们持有的股票全部买回。巴菲特从中赚了约50%的利润。他在泄秘给合伙人的信中说：“这确实说明有必要对运作情况进行保密，而且在短时间内衡量我们的业绩纯粹是徒劳。” 并不是每个人都很信服。在桑伯恩的插曲中间，一个叫约翰的纽约金融商抱着希望加盟的念头来与巴菲特会面，当约翰知道巴菲特不愿揭示他的持有的股票时，他决定不投资了。 巴菲特也曾找过一位叫唐纳德。基奥的人，他家的孩子经常和巴菲特家的孩子一起玩耍。“唐，你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巴菲特说，“你有没有想过怎样让孩子们念大学呢？” 基奥是一家咖啡批发店的有望提升的经理助理。他挺喜欢巴菲特，但他觉得奇怪的是他的邻居总是闷在家里，穿着运动裤和T恤衫工作着，因此基奥谢绝了他。 那些凭着直觉和巴菲特签约的人认为他那种像嘉宝一样的孤僻性情正是他的吸引人之处。当巴菲特执意强调保密时，他不仅仅是想防止走漏消息，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受到侵犯，以此来维护完全的独立。他不想有泄露内情者或是胡乱猜测者。对于一种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巴菲特必须说服自己，而一旦他做到了，那么别人的意见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从本质上对提供建议者和金融预言家持怀疑态度。如果股票是以公众的意见为基础的，而当意见变化时，又会怎样呢？他坚信自己的分析的变化却要少得多。 巴菲特从外界只需要一件东西——“资金”。 1960年，刚满30岁的巴菲特，遇到一个更热心的合伙人，一位叫威廉。安格尔的友善的心脏病学家。“道。安格尔”为巴菲特做了一个火车模型放在阁楼上，而且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沃伦问我是否有兴趣召集起十个医生让他们每人投资1万，”安格尔回忆道，“于是我在道奇大街49号的一个饭店里找来了一群克拉克森医院的医生。” 在公开场合，巴菲特不得不以资金管理者的身分抛头露面，而在餐馆里——山巅小屋——他把在戴尔。卡内基学到手后又在夜课班上得到提高的说话技巧举以示人。他的黑色轮廓被渐渐黑下来的夏天的天空所映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本杰明。格雷厄姆和莎士比亚的话语，不时地穿插几个善意的自嘲，他讲了近一个小时。 第二天克拉克森咖啡店里的谈话都是关于同一个话题。一个产科医生说：“我们不该把钱给那个年轻人，他会跑到外国去的。”阿瑟。格林，他曾经听过巴菲特的课，宣布他不准备投资，因为巴菲特曾经把AT＆T讽刺成“一个老妇人的股票”，而他持有AT＆T“真愚蠢”，这些是格林后来说的，但有十一个医生决定碰碰运气，在奥马哈，至少巴菲特业绩非凡。 第二年，巴菲特在一家公司身上下了100万美元的赌注，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投入，要是这帮医生知道了一定会目瞪口呆的。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是在距奥马哈南边90英里的内布拉斯加的比阿特丽斯的一家有80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工具的制造厂，风车制造生意无法效仿施乐公司，因此登普斯特尔在停滞的销售和令人担忧的利润中苦苦挣扎。巴菲特曾经在几年前就研究过这种股票——它是一种廉价的典型的格雷厄姆式的股票。1961年他迫不急待地买下了达到控股的股份额，把他合伙人资产的1/15投了进去。 巴菲特任命自己为主席（对于投资者而言非同寻常），这一举动表明他绝不 甘心只做一个投资者。 照他的性格，巴菲特把唐。莫内恩硬拉入了董事会。每个月，巴菲特和忠实的莫内恩都会驱车来到比阿特丽斯，平原上的一个肮脏小镇，像是唐。吉诃德和他的桑科。潘萨。但是巴菲特不能完全控制登普斯特尔厂，它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但和这些琐碎的细节打交道并不是他的特长。就像在巴菲特杂货店擦水果箱一样，巴菲特更喜欢以数字形式抽象出来的企业本身。每个月，巴菲特都请经理人员压缩费用清点存货，而他们总是口头答应，然后等着他回到奥马哈再说。巴菲特于是迅速地将公司标价出售了。 但是他对导致他购买的格雷厄姆式的前提并未提出质疑，实际上格雷厄姆的影响渗透了整个合伙关系。除了登普斯特尔以外，资金全被分散到四十种股票中去了——雪茄烟头，套利，企业后期工作 （比如清算）都来自于格雷厄姆—纽曼的经营手册。巴菲特写给合伙人的信里毫不惭愧地模仿他的导师，他甚至还学格雷厄姆的缺点。和他的老师一样，巴菲特把所有的高技术公司看作投机者而拒之门外。格雷厄姆就曾经拒绝过施乐公司，巴菲特曾在1美元/股的价位拒绝了数据控制公司，尽管他和计算机巨人的创造人威廉。诺里斯是亲戚 （通过一个叔叔的婚姻建立的亲戚关系），而且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机会。 当巴菲特家到加州度假时，巴菲特在夏季到格雷厄姆家拜访了许多次（巴菲特家住在一家非常便宜的简易汽车旅馆里）。巴菲特会呆上几个小时，他还和格雷厄姆的妻子埃斯特尔建立了友谊。 那时候，格雷厄姆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他那有着橄榄色皮肤的法国情人玛丽。路易丝。阿米洛斯开的一个普通公司上。埃斯特尔。格雷厄姆被此事给压垮了。她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个贫穷女孩，埃斯特尔自学成才而且迷恋上了洛杉矶的豪华生活。在洛杉矶，她和格雷厄姆在好莱坞共享过一个包厢，举办过奢华的晚会。居住在街对面的格雷厄姆的一个堂侄，罗达。萨耐特说：“本并不总是生活在茶和奶饼里，并不因为你是天才，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体贴的人。” 巴菲特对埃斯特尔很友好，甚至在格雷厄姆不在时也喜欢呆在他那里。 可笑的是，格雷厄姆的妻子竟成了巴菲特最热情的信徒。尽管格雷厄姆介绍其他人向巴菲特投资，埃斯特尔却直接和他投资。她对萨耐特感叹道：“这个人的确已成熟了，他完全值得信赖，你应该加入他的行列。” 巴菲特自己十分沉默寡言。有一年他意识到，市场将会有一次恶变。他警告他的合伙人说：“我们注定要有几年被道。琼斯指数超过的。”要想每年都超过道。琼斯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在巴菲特短短的记录中 （包括尚未处理的登普斯特尔厂）显得战绩赫赫。要知道在许多年份里，绝大多数的资金管理者甚至达不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水平。在第一个5年中，巴菲特合伙企业就把道。琼斯指数远远抛在后面了。 合伙人企业 道。琼斯 1957： ＋10.4% -8.4% 1958： ＋40.9% ＋38.5% 1959： ＋25.9% ＋19.9% 1960： ＋22.8% -6.3% 1961： ＋45.9% ＋22.2% 而五年的累计收益 ＋251.0% ＋74.3% 这最后一对数字值得多看一眼，道。琼斯增长了 3/4，而巴菲特的证券组合则翻了两倍半。 在奥马哈，巴菲特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熟人们都会逛到罗斯牛排屋来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是否有什么内部消息。巴菲特会非常友善地建议他们去拿根铅笔，闭上眼睛，然后在股票图上点出几个来。他还会光顾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穿着黄卡其布的裤子和哈希帕皮鞋，穿着高尔夫鞋和运动衫，比他年长的人就会像蜜蜂一样朝他聚拢来，但他们采不到任何花蜜。 实际上乡村里每一个其他做股票的人都在拿着一些二手的想法夸夸其谈。吃午饭的时候，在高尔夫球课上，在电话上——每天一万次——投资的人们吸进呼出着所喜爱的股票的名字，而且他们大多数的情报在几天内就被遗忘到脑后，如果不是一会功夫就忘了的话，就是不久后被某种新的热点股票所代替。巴菲特截然不同，他对股票有一种所有权感，就如同一个艺术家对于未画完的油画一样。他津津有味地讲着他在股市里漂亮出击的故事，但只在它们都已完成之后，而且也只限于他计划安排了的那些股票。 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述，因为他能使商业听起来很通俗易懂，而且他讲得风趣幽默。1960年，他对“数据文件公司”作了投资，这是由一名叫韦恩。埃文斯的一个朋友和约翰。克利里（巴菲特父亲的一位前任助手）建立起来的奥马哈账目卡片制造厂。埃文斯和克利里很快就让巴菲特当上了主席。于是巴菲特把同在本。格雷厄姆班上的同学比尔。瑞恩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以及一个芝加哥的朋友罗伯特。马洛特招进了董事会。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天的晚上飞抵奥马哈，正如有人说，他们主要是想找个借口“在罗斯店吃点牛排，然后和巴菲特聊上三四个小时”。 他有令人吃惊的一大圈朋友，许多人同时也是他的投资者，他对人和人的态度从来不会因人而异。他总是很迷人、谦逊、随意，走到哪里都像是个授业解惑的尊师。他从不在工作和其他事务间划出一道界限，他到什么环境中就会马上投入进去。罗伯特。比利格，他的一位高尔夫球伴，说巴菲特“可以比任何人更好地处理各种建议”。当比利格告诉他如何瞄准时，巴菲特关闭起其他任何东西，将他超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高尔夫球上。比利格惊叹道：“他竟能经常做到这一点，这简直太令人吃惊了。” 巴菲特工作之余的爱好便是桥牌。他总是定期地打牌，牌局的成员可谓是美国人的样本——有广告部经理、别克车经销商、法官、人寿保险员、抵押贷款员、铁路律师以及美国汽车联合会分会总裁等等。巴菲特会拿着一盒六罐装的百事可乐出现在大家面前，还会讲一些笑话和故事来供大家消遣。 他从不提到自己赚钱的事情，关键在于他根本不去提，他打得如此激烈，就仿佛他不是用股票和债券而是用将牌在工作。 巴菲特不愿失败，他不下太高的赌注，也就是说一点只计1美分，除非他认为他们这方有优势，他像对待25美分一点的牌那样认真地去打。 巴菲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打牌的方法，他会盯着一副牌，然后像一部机器那样计算点数。“他不带任何感情，”詹姆斯。科列，一位律师和偶然的牌友说，“它对他来说是数学。” 在打出第一张牌之前，巴菲特会计划好整个牌局，筛去可能出现的坏机会。凯。克特尔，一位人寿保险员回忆说：“沃伦总是坐在那儿想呀想，直到他想清楚整副牌中每张牌都在谁那儿为止。我带我父亲去玩过一次——他几乎快疯了。” 巴菲特却一直是如此地严密分析——不同寻常地严密。表面上看起来他情感的摆钟没有别人摆得那样远，没有什么力量促使他表现出一种情感；如：愤怒、沮丧、莽撞，或是其他超出于他惯常的浸透着百事可乐的饱满精神的情感。他总是很具逻辑性，而且脾气温和，总在同一条弧线划定的界限之中。 巴菲特对苏茜非常依赖，由她来付帐，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凡是他范围之外的东西，都是由苏茜来处理的，特别是，苏茜使沃伦避开了他的母亲。 甚至在成年之后，每当他看到那老太婆，他都会战栗或变得沉默，陷入一种令他束手无策的痛苦中。他极力避开她，在全家团聚的时候，他会在用餐完毕之后借口说他要“小憩片刻”，然后退身而去。 有一次，当利拉要离开时，她和她的儿子经过一条大厅的通道。当她想和孩子吻别时，沃伦转身走开了，剩下他妈妈满眼泪水地留在那儿。但是除了这种很少机会的相遇外，苏茜总是护着他，替他挡驾。苏茜会去和利拉谈话，这样沃伦就不用去了。 沃伦对苏茜的需要是可以察觉到的。一次，他们在华盛顿拜访他姐姐多丽丝时，苏茜在早上6点的时候被一阵钻心的憩窒炎痛醒了。在去医院的路上，尽管苏茜是病得很重的人，她还在极力安慰沃伦。沃伦对医院怀有一种极大的恐惧感，因而看上去显得比她更无精打采一些。 即使在平平常常的一天，当苏茜走进房间时，沃伦的脸都会为之一亮——是他情感的流露。她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帮他系好领带，坐在他腿上，紧紧抱着他。她是他的支柱，有可能是指苏茜对他童年经历的抚慰性的探寻。 沃伦有一次宣称“苏茜一根根地清除了荆棘”。而苏茜提起沃伦的时候，仿佛他是一个脆弱的孩子需要她的保护。她会对孩子们暗示，他有些方面是他们所不知晓的——而只有苏茜才对此了解。 他们俩非常互补，沃伦是专心于自己事业的人，而苏茜则愿意结识无穷无尽的密友和寻求安抚的人，比如正在闹离婚的朋友，与亲戚不和的邻居等等。就仿佛奥马哈任何遇到麻烦的人都坐过苏茜的“长凳”。她不止一次地与侍者或侍女谈得非常投入，于是她在离开餐馆时留下了他和她的电话号码。 苏茜决心不让巴菲特过着单调的生活。举个小例子说，他们加入了一个“美食烹饪俱乐部”。在这儿，一帮夫妇们会一个月吃瑞典肉丸，下一个月吃法国油煎薄饼。但是，每次沃伦都会开心地请求主人给他做汉堡包吃。他喜欢固守熟悉的东西：同一座城市，同一种食物，同一种单一想法的追求，他固守着那条弧线。 在宴会上，巴菲特夫妇表现截然不同。苏茜会去整理房间，她会靠着某个人，睁圆她的大眼睛问道：“每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沃伦则自己缩在 角落里，“看上去那样年青，翘着一撮头发，逗人喜欢。”苏姗的朋友尤妮斯。德内恩伯格说道。但是人们都会朝他涌去，不费太大功夫，他就会开始讲述一个故事，精确地选择用词，把它用得恰到好处。“你向四处环顾，突然人们就都到他那儿去了”，他在哪里，学校就在哪里。 巴菲特不仅仅是一个闲谈者，他有目的地谈话。理查德。霍兰（一位奥马哈广告经理），观察到，即使在社交场合，巴菲特也有一定的目的性。霍兰在自己近60岁的时候遇到巴菲特，这时霍兰正在为一位不动产的客户作信贷委员的职务。巴菲特曾被推荐去经营管理清算，他那时穿着网球鞋和一件T恤。“我想他也许已经准备好要破产了，”霍兰说。他们变成了好朋友，而且霍兰也投资于巴菲特。他发现巴菲特不是一个闲极无聊者。“他想要谈论某些东西”，但他在小型会谈中显得不在行，总是不时地发出神经质的轻笑声。 杰里的妻子简。奥兰斯，认为巴菲特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运转”，他会在晚报上找出一个主题，然后问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就好像他正带着做一个研讨会。有一年，大约是1961年，当沃伦和苏茜在纽约拜访奥兰斯的时候，巴菲特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人口，说人口过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风格：逻辑化和数字化。同时，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他对人类生存的极大恐惧。但巴菲特并不对它表示出敌对之意，这个问题的影响因此轻微了许多。引用简。奥兰斯的话： 他用幽默的方式谈论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逻辑性，但并不是在做讲座。他使你觉得会和他提出相同的结论，尽管很明显地是他早已做过更深邃的思考。当他让你觉得他控制了一个晚上的同时，你却并不觉得过得不开心。 巴菲特也在纽约筹集了大量资金。巴菲特家春天来到这里，既是为了看朋友也是为了沃伦做生意。他会在旅馆——通常是广场饭店——打电话给奥兰斯，问道：“大男孩，你能带一个6听装的百事可乐来吗？你简直想象不到这儿的服务收费有多高！”这个时候，巴菲特却正在接受6位数的支票。 一定程度上他受益于格雷厄姆的关系网。他在纽校（NewSchool）的一次讲座上遇到了马歇尔。温伯格 （一位经纪商，同时也是格雷厄姆的校友）。 巴菲特和温伯格交上了朋友，温伯格和他的兄弟们投入了10万资金。另一个经纪商朋友亨利。勃兰特，也作了投资，并且还向自己的客户推荐了巴菲特。 劳伦斯。蒂施，曾是被霍华德。纽曼（格雷厄姆—纽曼的前身）开除出来的一个人，也投入了10万资金。 然后便是一个叫戴维。施特拉斯尔的纽约人，他的家族所做的生意主要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施特拉斯尔飞到奥马哈想买下登普斯特那个风车公司，巴菲特到机场来接他。施特拉斯尔说道： 对下人我有一种典型的纽约人的态度。我曾去过哈佛，而且在MIT念过书。我刚做完一些生意，自我感觉好极了。我们开了一会儿车以后，他开始询问一些主要由我们家族持有的公司的问题。有哈特佛的比林斯和斯宾塞公司，它做模具和金属剪切机。它只有约2%被公众持有。我至今仍不敢肯定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然后他又开始问我有关资产负债表的一些问题。他对此比我在行得多，这叫我整个地发凉。 施特拉斯尔，这个“典型”的纽约人，当即决定投资。 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1962年达到了720万的资本，比格雷厄姆—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总共有100万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 他尽管还是小人物，但已经受了检验。尽管他还尚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核心组成的投资团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投资组合，其成员从加州到佛蒙特，共济一堂。 由于新的账目迅速膨胀，巴菲特觉得他的起居室已经不够用了。他把几个合伙人企业合并成了一个：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他把最小投资额扩大四倍达到10万美元。而且他把办公室移到了凯威特广场，这是座位于法内姆大街14层楼的白绿相间的高楼。 凯威特广场座落在奥马哈商业区边缘的一座小山尖上，周围混杂分布着简陋的路边商店，公寓和一座年久的铸钢厂。巴菲特的房子只求实用，显得单调但是单调得让人高兴。正如巴菲特向他的合伙人保证的那样，他说他不会太挥霍。从巴菲特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像一座宫殿。他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可以使他从管理的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穆迪上。他还有地方可以租给体病的父亲。而且办公室和他家就在同一条街道上——就好像一条两英里的过道连接着他的卧室和书房。 巴菲特终日忙于阅读年度报表和商业刊物以及在电话上交谈。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报告要看，越来越多的股票要分析，他的心情十分乐观，但是生活相当单调，他常常一个人吃午饭，订一份奶酪堡和法国炸鸡。他的小职员们对他选择股票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妻子更多。 巴菲特确实有一个办公室外的顾问——他在几里以外的地方。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常提到一位“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这个笔名足可以暗示出此人的影响力。查理。芒格，他比巴菲特高六级，也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的父亲是律师，而祖父是一名法官。他是埃德温和多萝茜。戴维斯家的好朋友，同时也曾每周六在巴菲特杂货店工作（受奴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