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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宝：怎样理解“剥洋葱”——与沈昆同学商榷

感悟与反思 2011-03-01 18:43:35 阅读34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记忆》编者按：此文是陆小宝对沈昆的回应（沈文载《记忆》总59期）。近来，在清华大学校友关于本校文革史的争论中，有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陆、沈二人可为代表。本刊无意介入个中的两派之争，选发陆文，只是希望能对深入展开对文革历史的反思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我在给《倒下的英才》一书所写再版后记《流着眼泪剥洋葱》 中说：“如果有一位文革研究专家，追踪此书（《倒下的英才》）从初版到再版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态，把所有相关辩论文章搜集成册发行，这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可以让人们看到，这些参加清华百日武斗的知识分子精英，过了四十年后，他们的思想有了哪些进展。对唐金鹤在书中揭露出来的血腥暴行，他们敢于直面承认吗？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见《记忆》总59期）沈昆的《陆小宝校友“剥洋葱”的误区》一文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代表文本。

我相信广大读者的辨别能力，本来不想多说。但是，其中牵及到对钧特?葛拉斯和李敦白两位外国名人的理解问题，有必要稍作解释。而且我认为，理解这两位外国精英，对今天我们认识中国部分精英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忽而极左忽而极右的现象，很有帮助。

“剥洋葱”不是文革中的“剥画皮”

我 在《流着眼泪剥洋葱》一文中提到了钧特?葛拉斯，并说“对德国精英的这种‘病态’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勇气，我们中国的精英，我的清华大学同学们，是否也该有 所感悟呢？”不想竟让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受到牵累。一时间，某个清华校友网站上，充满了对钧特?葛拉斯的揶揄轻慢之词，什么“矫情”呀，什么“流着眼泪 剥洋葱，蘸着鼻涕吃土豆”呀，都出来了。沈昆大概是文革时“剥开谁谁的画皮”之类的文章写多了，一看到“剥洋葱”，马上想起“要剥谁的洋葱”，进而认定 “陆小宝只剥半个洋葱”。

其实，我在拙文开头就介绍，钧特?葛拉斯的“剥洋葱”，主要不是要揭露自己干了多少坏事（当时他17岁，未发一 枪，受伤被俘，并“没动手干坏事”）,而是正视自己应该承担的“共同负责的东西”。因此，拙文也是秉承钧特?葛拉斯的思路，提出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反思我们 每个人的责任。我明明说了“在第三层次，即文化的层次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都需要反省”。这里的“每个人”，当然包括我陆小宝自己。揭露文革中的暴 行，无论是团派的暴行，还是414派的暴行，是我们每个清华文革亲历者的共同责任。我相信，叶志江和陈育延的回忆是真实的，我从来都是同情他们，支持他们 的。据我了解，唐金鹤书中揭露的种种暴行也是真实的，我也支持她。对唐金鹤书中没有提到的414方的暴行，我尽量提供线索，加以补充。比如，也许沈昆不知 道，414有人在科学馆打何东昌耳光这一事实，就是我亲手调查，核实以后，特意建议唐金鹤加上去的。看看我所有的文章，哪篇哪段哪行哪句我写过，“要剥团 派的洋葱”？查查我的讲话，哪年哪月哪天哪次有谁听到我说过，“团派坏人多”？沈昆如此指名道姓地批判别人，起码应该认真读一下别人的文章，理清别人的思 路，怎么能将自己的思想转嫁到别人头上，再振振有词地批判起来呢？

沈昆批判道，“414相当一部分人对团派同学的阶级歧视心态，甚至连已经定居美国多年的陆小宝至今对这种阶级歧视仍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见陆小宝为唐金鹤《倒下的英才》所写的序）”。

对 这一莫名其妙的指责，我终于找到了出处，原来在沈昆《反思清华百日武斗——兼评〈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一文中，他就错误地编排我说：“陆小宝例 举赵德胜的命案作为所谓的阶级报复案例，仅只是因为赵的父亲或什么亲属被共产党镇压了。陆小宝在美国居住多年，总应该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非有证 据，不能因人的出身不同而加重定罪。要给赵德胜确定阶级报复的罪名，就需要赵德胜专门针对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或党员等特定人群犯罪的证据，就需要赵德胜 开枪前就预先知道受害者是无产阶级出身或是党员等的证据。存在这些证据吗？赵的提前释放，就说明法院都认识到当年的判决有错，而陆小宝校友至今还津津乐 道，拿着多年以前的错误当宝贝，是否也太过落伍了吧？”我这才发现，原来，他的所谓根据，居然就是他自己编排的这段话。

但是，白纸 黑字写得明白，所谓“陆小宝例举赵德胜的命案作为所谓的阶级报复案例”中，“赵德胜阶级报复杀人”的这个概念，是叶志江提出来的。（在我有限能查到的文字 中，确实只看到过叶志江是这样说的。）我不过是列举介绍叶志江的观点，摘录了叶志江写的一段文字而已。摘录的文字有引号，提供了叶志江文章的名称，有地方 可供查证。而且，前面我还特地加了一句“他们甚至将某些武斗打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坏人进行阶级报复，”明确表示了我对这种观点的保留态度。紧接着，我说： “我还想补充一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团派在武斗中过失较多，其主要原因不在群众，而在头头。同学中分派站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两派群众的人 品和能力，基本一样，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我说得如此清楚，在“我认为”后面才是我陆小宝的观点。

再说，无论在团派还是 414派中，对赵德胜这样枪杀同学的血腥暴行，只要有一点正义感的人，谁都痛恨异常。在清华同学当中，叶志江一向以思想敏捷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他对赵德 胜的行为产生这样的联想，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沈昆对叶志江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同叶志江讨论。沈昆不可能不知道，叶志江是团派的。 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可以互相切磋讨论的问题，有意地注入派性，反说“414相当一部分人对团派同学的阶级歧视心态”呢？

李敦白和沈昆的文革观的差别在哪里

沈昆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李敦白，还加了“据李敦白对我说”之类的话，好像他对李敦白十分了解。 他说，“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积极参与了文革的同学，大概都有类似李敦白从延安到文革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艰难而曲折但追求思想自由的初衷难改。” 李敦白是个美国人，有着传奇般的经历，曾经接近中国政治高层，又是文革名人。在中国文革中的经历，他自己有专门的著作；近年来，各种媒体对他的经历和政治 观点也多有报道。了解李敦白对文革的观点并不难，也确实很有意义。

沈昆把李敦白引为同道，但是我认为，李敦白对文革的认识同沈昆有着很大的差别。

差距在哪里呢？我想大致可以列出下面三条：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是信仰和探索，还是跟风赶潮流。

沈 昆的文章告诉我们，他是跟风赶潮流的。我不怀疑，沈昆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确实有着“艰难而曲折但追求思想自由”的“心路历程”。但这只能说，他在追求个人 的思想自由；还不能说，他具有某种信仰。沈昆一直在跟风赶潮流，在他的文章中，更进一步，干脆把这种风和潮流当成了一种判断是非的标准。 他说：“文革中体现的顺应时代潮流，利于社会进步，于人民群众有益的种种诉求，则往往只能以粗浅幼稚的形式显现，有时甚至不免荒唐。”他又说，“几十年
来， 我们缺乏对文革正确的反思，对许多已知的事实也仍然存在尖锐对立的看法，就是明证。若要正确地反思文革，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反思，还是文化层面的反思，前提 都必须以世界潮流为背景，认清文革中各种诉求的正误之分，才会对文革做出比较正确的反思。如何分辨文革中各种诉求的正误？方法之一是把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分 别与世界潮流相对照，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诉求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文革中，什么是潮流？中央文革是潮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潮 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潮流，批判邓小平是潮流，极左是潮流。只要看看大字报汇编和井冈山报，白纸黑字俱在，都是在极力迎合和推助这个潮流。文革后，什么 是潮流？改革开放是潮流，走资本主义是潮流，骂社会主义是潮流，拥护邓小平是潮流，极右是潮流。有些当年的极左派，眨眼功夫，似乎又成了这个潮流的铁杆主 力。

李敦白就不同了。他是一个有信仰，而且坚持探求的人。如果真的像沈昆所说那样，为了“个人的思想自由”的话，他只要留在美国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到中国来。在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 专访节目中，李敦白向观众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普通驻华士兵，看到旧中国的遍地饿殍，看到美军汽车压死中国女孩只赔14美元，他决心留在中 国，帮助中国人民。由此，他接近共产党，到了延安。在参加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李敦白受了不少冲击和磨难。比如，沈昆文中所提到李敦白在延安躲飞机的事，还 有因受斯特朗一案入狱受审查的事，在电视采访中，李敦白自己都谈到了。但同沈昆的想象不同，李敦白对自己当时的选择至今没有后悔，也没有因此而怨恨什么 人。躲飞机的事，他还是把它作为自己刚参加革命时的思想差距提出来的。对入狱受审查一事，他是这样说的：到中国参加革命，是我自己要来的，而对方要不要 我，还有他们的条件，在还不知道我是否可靠之前，当然要进行审查。（大意）在镜头面前，他说的是这样的纯真，这样的深情，感动了电视机前大批观众。

斯 大林死后，李敦白出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向他道歉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错了”，并问他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他，也可以让他出国。李敦白表示，只有一 个要求，就是回原单位工作。文革中，李敦白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主动要求减少自己这些外国专家的工资，也搞批判夺权，影响很大。不久再次入狱，一关十年， 文革结束后才出狱。面对文革的沉痛教训，李敦白进行反思，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理想有许多虚幻的东西，革命党中有许多残暴的东西，革命领袖也有许多脱离群众和 脱离实际的东西。

但是，李敦白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没有变。回美国后，他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咨询公司，尽力继续为中国人民作一些事。更重要的 是，他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像许多老革命那样作“觉今是而昨非”状。在电视节目中，主持人要他用一个字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他想了半天后说：学。也就是 说，他没有跟风赶潮流，他还在进行追求和探索。

不久前，在接受《共识网》 专访时，他说“原来我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马列主义，苏联的那种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认为是失败了，不然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会是那样的道路，我认为。是什 么样的道路，我觉得我们还在摸索，还要摸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今年四月，在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对着众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 敦白尖锐地指出，“别以我们美国人自己的思维来看待中国，教中国人怎么做。”在与记者交谈中，李敦白又说：“我们美国人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来设想中国人应 该要求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但与中国人的实际要求可能相差很远，可能人家最急迫想要的并非我们想象的，而是适合他们现实的情况。”

他还说，“中国将会实现民主，不过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和时间。共产党在1949年后没有能兑现自己的诺言——给予农民土地，民主，公平，这些都是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的东西。”

第二，对历史和现实，是中肯的分析和总结，还是极端的肯定和否定。

沈 昆的文章告诉我们，他是倾向于极端的肯定和否定的。文革期间，清华两派中的有些人赶极左社会主义的潮流，在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极端地认为：清 华大学已经完全被修正主义占领，所以要彻底砸烂，这就是他们“彻底否定十七年”和所谓“大翻个”的理论。为了追求极端的社会主义，他们不惜采取极端残暴的 手段，无情地批斗、殴打老师和同学，制造了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文革惨案。文革后，这些人又忙着赶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潮流，一反文革时做出对党内当权派变质腐 败现象坚决斗争的姿态，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一概采取包容和肯定的态度。这里有个例子：四川汶川地震后，部分清华校友在清华网上，对某些当权 派在校舍建筑中偷工减料的腐败现象表示义愤，这些人却对这种义愤大加鞭鞑，不惜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进行批判。两年前在清华校友网上引起这场小 小的震荡，我相信不少的清华校友至今记忆犹新。

与这样的态度相反，李敦白对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中国社会，不是简单地一概肯定和一概否定，而是 采取中肯的分析态度，有啥说啥，所以，比较接近真实。去年国庆六十周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要求李敦白对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以后时代的中国社会作一个 对比。李敦白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年代的中国是根本不一样的，很多现在的社会公害那时候却没有，那时候没有毒品，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偷盗，也没有贪官污吏， 或是说极少，也没有卖淫，没有赌博，人和人之间都比较的亲密，但同时有阶级斗争，不少人被陷害，特别是知识分子，受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 一面。现在那种压力就减轻多了，知识分子不太觉得自己受威胁，没有人要改造他思想。但同时那些社会公害都挺猖狂的，我觉得这个对比是比较复杂的。”

在 另外一次采访中，李敦白还提出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时代给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国际环境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李敦白不赞成那种将中国历史截然分成 正确和错误的两半，非此即彼的看法。他肯定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和五六十年代时的一些成绩，也为当时极左政策造成的巨大伤害深感痛心；他为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 后的经济发展感到高兴，也为目前中国的两级分化和道德危机深感忧虑。他认为，目前中国“在长征70年后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生死的关头”，“首要的问题是缺 乏被传授的道德和精神价值。”他深情而又痛切地说，“我要问一下中国，经济强大了，却失掉了灵魂，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是反省和忏悔，还是固执己见，认为自己一贯正确。

从 沈昆写的文章看，他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明显的事实是，清华文革的两派，都犯了不少极左的错误，都有过一些血腥的暴力行为。时至今日，我原本以为，至少 在谴责血腥暴行和反极左问题上，双方总该有共同认识。所以，我在拙文中提出，“双方同学对自己的派别理应进行两重剥离：首先，将政治观点同血腥暴行剥离； 其次，将政治观点中的极左成分同合理诉求剥离。”谁料想，沈昆完全拒绝这样的剥离。沈昆对自己一派在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暴行百般掩饰。甚至，连本派头头 蒯大富反思武斗的责任，他都表示反对。他一再强调，清华武斗中414方也有许多暴行，团方的一些暴行被对方夸大，似乎这样一来，唐金鹤的书中所揭露的血腥 暴行就都不存在，或者毫无意义了。他的思维逻辑很奇怪，他再三指责“毒箭杀人”说，和“消防车喷油放火”说，但有意回避向读者交代一下：卞雨林被杀了没 有？东区浴室被烧了没有？再说了，实际上，唐金鹤的书并没有采取这两种说法，沈昆却还是有意拿这两说来反对唐金鹤的揭露事实。在沈昆看来，是不是不用“毒 箭”和“消防车喷油”的杀人放火，就不许别人揭露，也用不着自我反思了呢？ 李敦白怎么样呢？他在文革中有一阵确实跳得很高，有些跟风投机的行为，也发疯做过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但他没有参加过武斗，也没有杀过人放过火，很快就被抓 入狱，到文革结束后才被放出来。而且文革后，有关部门专门给他平反，明确表示，当时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按理说，他用不着太自责了吧。但是，从他自己的文 章和记者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他“自从离开中国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灵魂”。他“承认犯下的错误、幼稚和盲目——尤其是支持1965年到1975年疯狂和恐 怖的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他说，那是一个“疯狂的意识形态”时期，人们“心肠冷酷，在做好事的名义下消除了所有人类感情。”

回忆起文革时的 孟浪，他说“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他沉痛地追悔，当时自己伤害了不少老干部和老上级。“日后 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在谈到文革中两派分裂时，他说：“我们不知道民主更要小心翼翼的保护少数派说话的权利，没有对立面自己就要疯狂，迟早 要走向完蛋。”

我个人认为，对当时的李敦白来说，“得意忘形”四个字，可谓十分确切，看来李敦白的反思真是触及了自己的灵魂。难怪一位网友 看了李敦白的文章后写道：“我看过了一些中国人写的有关‘文革’回忆文章，发觉这些回忆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写当事人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到冲击和迫 害的，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无情陷害和残酷打击，而极少谈到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那些错事，极少反思自己在运动中对于别人乃至对朋友、领导和同事的某些伤 害。在回忆和记述方面，远远没有美国人李敦白那样的坦率和真实，也更缺少敢于承担错误的勇气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以为，这绝不仅仅反映了中西方人们的文化 背景的不同，而且也有历史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于个人在历史过程中作用与责任问题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这种种差异和不同，难道不值得我们一些人深刻反思 吗？！”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李敦白和沈昆对文革的看法，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我从来没有李敦白这样复杂的经历，也不很赞同他 的信仰和政治主张。他写过一本书《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同目前他的有些思想，似乎也有着比较大的反差。但是，从他最近的一些讲话看，他还在思考， 还在索。我认为，李敦白的这种认真求索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反思文革，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中国精英的阵发型风?疯综合症

同 李敦白比起来，实际上，在文革中我与沈昆倒是有着更为相同的经历，虽然参加不同的派别，但是，“追求思想自由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相同的吧。而且，文 革中，我们都犯过同样的错误，文革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基本相同。沈昆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比如，文革对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解放作用，以及对中国开启改革新 路的意义，等等，我也是赞成的。我在《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文中就说过，“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在《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一文中，我说，“如果问，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可以说，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解构，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这个成果是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正是它，一直在制导着中国过去几十年、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走向。”

那 么，我们同沈昆的认识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呢？当然还是有的。为了说明这种不同之处，我想提一下汲鹏的一篇文章：《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在文章 中，他说，“中国这个巨人站起来后，偏执地朝着一个方向走。美国不能让它改变方向，苏联不能让它改变方向，三年困难时期不能让它改变方向。文化大革命中举 国欲狂，大家疯狂了一阵，朝着这个方向走到了极端，让全党全民都看到了偏激地向一个方向走的危险性，终于让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也许同发动者的初衷相反， 文化革命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紧接着，汲鹏说，“我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想起文革中所做的事，有时真是羞愧难当，”“文革的历史，完全印证了 ‘物极必反’这四个字。文革时我们经常批评对方说：上帝叫他灭亡，先要叫他疯狂。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只要走上极端，就肯定疯狂；一旦走上疯狂，离死亡就 不远了。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真该好好总结总结。”很明显，汲鹏认为，文革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极端和疯狂的结果。但要记住，这个结果，是人民遭受了巨大 的痛苦和磨难后才得来的。在这些遭受的磨难中，包括了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自己的磨难，甚至包括了我们许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的血和生命。这个代价非常之大。 无可否认，这些磨难中的某些部分，是由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自己的极端和疯狂的行为造成的。文革导致改革开放的结果需要珍惜，文革经受过的磨难也要牢记。极 端和疯狂是危险的和邪恶的，需要我们好好总结教训，告诉后人不要再犯。

同时，汲鹏的文章还暗含着一层更深的意义，而这层意义常常被人们所忽 视。诚如汲鹏所言，文革时，疯狂向一个方向走到了极端，大家看到了危险性，使中国转向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样原因的转向，是中国的幸运，但也极可能潜在着两 个弊端：第一，很容易凭借某个方向在非常时期和疯狂时期的表现，来匆忙地评估这个方向的全部价值，从而得出应该彻底否定它的结论。第二，很容易为了避开某 个方向走到了极端而带来的危险性，从而急切转弯，选择另一个相反的方向狂奔，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文革后，全国人民都向往着改变，改革开放是得人心的。 但是，在某些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的导引下，又出现了许多极端的思想和极端的做法，陷入了新的“凡是”和新的“僵化”，存积了越来越多新的社会矛盾，引起人 们的普遍不满和忧虑。应该说，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它们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有它们自己的适应条件和适应范围。在一定的条件下，选择某一种方向，不一定会错； 融合两方的优缺点，尝试一个新方向，也不一定会错。但是，不管是何种方向，只要疯狂地走到极端，则毫无疑问，一定是错误的，疯狂的结果必定是邪恶的。我在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文中说过，意识形态的极端取向，是文革的思想基础。今天的中国，两派精英的意识形态斗争大有烽火再起之势，我想，我们应该牢记文 革的惨重教训，时刻警惕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造成新的社会灾害。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是为数不多的，参加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外国精英，分析他 最近反思文革的思想历程，具有特殊的意义。我认为，李敦白最近的文革观和沈昆有三点差别，而从这三点差别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革某些精英的思维范式有一 个共同的毛病。这个毛病，文革前许多精英就有；文革中有，清华团派有，414派也有；文革后，不少精英还是有。我将这个毛病称为“中国精英的阵发型风?疯 综合症”。

我之所以将其作这样的命名，因为它是中国精英所特有的，它有三个症状：一是 “风”，中风，是看风向，赶潮流而中的风。二是“疯”，发疯，走极端，说假话、干绝事所发的疯。三是“阵发性”，发病不觉有病，不反思，不忏悔，这次发了 后，下次还再发，只是一会儿跳到极左，一会儿跳到极右罢了。

风 ?疯综合症的“中风”和“发疯”，经常是一起发作的。跟风赶潮流，往往是人们对执政当局昏乱指示的无奈之举，有些人跟风赶潮流，就能跟出水平来，他们常常 能够变消极为积极，把执政当局昏乱指示极端化，理论化，为王前驱，自己发疯，也导引整个社会发疯。跟风，本来是平庸的，这种人一极端就能脱颖而出，猛然高 深起来，有资格当精英了；跟风，本来是麻木的，这种人一极端，发起疯来，破坏性极大，这就是邪恶的了。风?疯综合症，就是这样既平庸又高深，在平庸中冒充 高深；既麻木又邪恶，在麻木中散发邪恶；既误国又伤民，在误国中最后一定也会伤害到他们自己。

风?疯综合症是个痼疾，过几年就会阵发一次。因为是赶潮流，永远站在“正确”的一边，因为是走极端，永远站在强势的一边，所以总是能抢到话语权，感觉自永远正确。丁玲就曾经说过，开始批她右，后来又批她左的，是相同的那几个人。

风 ?疯综合症的危害性极大。文革中，我们清华学生犯的就是这种既跟风又发疯的毛病。文革两派，每派都有跟风的理论家，每派都有疯狂的打手。最后，像我在《倒 下的英才》书评中所说的那样，有些清华英才成了“丧失人性的英才，杀人放火的英才，中了邪的英才”。尤其是，到处煽风点火，搅得天下大乱，造成的危害就更 大了。可以这样说，当时如果只有一个独裁的领袖和几个弄臣，而没有我们这些患了风?疯综合症的精英们在推波助澜的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恐怕是不致于会弄到 这种地步的。这是一个多么惨重的教训哪！看看同我们一起参加过文革的李敦白吧，虽然同我们一样也跟过风，发过疯，现在人家已经有所觉醒了，我们呢？！

最 近，有清华同学提了“走出文革”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好。但是，我想，“走出文革”不仅是要走出文革的派性，走出文革的恩怨，更重要的是要走出文革的思维范 式，也就是走出“赶潮流，走极端”的思维范式。积极防治，进而根治这种误国伤民，害人害己的风?疯综合症，这才是真正的走出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