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萌战起来官网:塞林格：不仅仅是青春，更是一种精神勇气 作者：子默

　　他是一个拒绝公众的作家，这使得在他去世之际，悼念文字或追思文字都显得不合时宜，而此时若再拿来他的作品做一二三条的分析综述，更要成为“守望者”老霍尔顿口口声声的“混账东西”。

　　对塞林格而言，一条讣闻便已足够。

　　然而，绝少有哪个作家像塞林格一样，他的离去可以让异国他乡的那些已在而立之年左右逡巡的人，被一种确实的忧伤情绪招惹——这与青春有关，又固执地浅浅呢喃在成人世界。

　　时代观察者

　　塞林格小说的强烈情绪和肆无忌惮的语言风格，常会让人误以为这只是富二代青春期特有的聒噪和张扬。然而，完全个人化的世界不会具有文字传播所必需的公共性。塞林格，富裕犹太商人的儿子，母亲生于苏格兰，这组成了美国社会里的一个标准移民中产家庭。少年时期他辗转退学转学于数所学校，二十三岁参军，并在军队服役五年之久，这些经历都成为塞林格日后创作中不竭的题材与体验，也使得塞林格成为一个时代的溺入者与观察者。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正处于时而平缓时而激进的变革之中。经济上，大萧条的阴影得以摆脱，军工生产退居其次，消费社会的形态初步形成。《美国现役陆军人员人权法案》（G.I.Bill of Rights）的通过，使得大批刚刚退役回来的年轻人获得大学学士学位，从而享有了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在物质繁荣、政治高压的环境中，美国的青年一代表现出广泛的“从众”趋势，他们往往被称为“沉默的一代”，美国的当代史学家也常因此将美国的五十年代称为“静寂的五十年代”或“怯懦的五十年代”。

　　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原子弹的发射和冷战对峙为这个欢乐的国度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末世薄纱，发生在奥斯维辛和广岛上的惨剧，使这个时代的作家们更加关注文明的局限而非希望，更加关注人类内在混乱危机四伏的精神状况。美国其时的文化基调成为存在主义和危机神学，罪恶感与荒诞感取代约翰·杜威（John Dewey）式的实用主义的社会希望以及对改革的信奉。《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受到追捧，美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成功，文化界和思想界却比任何时期都更对它感到不满，“真正的艺术家与美国人的粗俗情趣格格不入，他们追求欧洲式的复杂性与微妙性，他们在国内往往感到被人视作异己。”

　　五十年代由此催生了另一个关键词：焦虑，一种新的青年文化也随之出现。在小说创作领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的社会题材小说被具有特定样式的寓言小说取代，它们向读者展示狂人、冷眼旁观者、不合时宜的人以及原始派艺术等各种人物形象。疏远的情感和激进的锋芒并存，这一切又自然地与垮掉派诗人、抽象派画家、爵士音乐家以及摇滚歌手联系起来，美国文化中敢于说“不”的形象系列跃然而出。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在《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1951）与《野性的一群》（The Wild One,1953）中以一系列危险的原始人面貌示人的形象，引导了令老一辈美国人深感恐惧的肇事者形象风潮，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偶像。父母成为压迫者，颂歌唱歌反叛的青年一代，damn和shit成为年轻人的必备口头语，时代改变了。

　　对时代气息的敏感，被塞林格捕捉在小说语言中，它们是对非正式的、口语化的美国青少年语言习惯的真实展现，粗俗化、俚语化，缺乏准确性又不失创造性。人物张嘴闭口都是“damn”、“goddamn”（他妈的）、“hell”（该死的），曾有统计，《麦田里的守望者》总字数为约7 万3 千字，诅咒语、粗俗语则共有796个。而附着语如“and all”、“or something”、“or anything”等的大量运用，使小说充满了扑面而来的青春无谓气息：“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choke to death or something.”“Then I finished buttoning my coat and all.”

　　这使得《麦田里的守望者》于1951 年发表后, 被认为充满亵渎神灵、猥琐粗陋的语言，并一度被提议列为禁书。这不能阻止该书的迅速传播——出版后在半个月内先后印刷了五次，甚至到1989 年它仍高居畅销书榜首。以至有“如果塞林格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 那么他一定是被阅读得最多的经典作家”之说，以至有人认为要想了解那一时期的美国历史和文化,《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本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