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人民间登山队登顶不到24小时3人死亡

　　道拉吉里山难：常识考验下的高山探险

　　一支8人组成的民间商业登山队，体验登顶快感不到24小时，就失去了3条生命。2010年5月13日，尼泊尔道拉吉里山以这样的方式告诉山友：这里绝不是旅游休闲的去处。

　　记者◎李翊   实习记者◎贾子健

　　3个人的死亡

　　李斌彻底躺下的时候，楼国龙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我已经麻木了，看到死人就像看到动物死亡一样，没有任何感觉”。这个时间定格在5月13日18点至19点，距离13日凌晨1点开始登顶那个时刻不到24小时。

　　“海拔时间没记忆了，下山不久，就一直昏沉沉半睡半醒这样了，停时我就睡，再醒来，身边只有一个夏尔巴人坐着。李斌氧气面罩已不见，思维还清晰，说话清楚，说‘你们走，不要再拖’；‘好冷啊，不走了’。我就这样看着李斌从一口气变成半口气，最后结束了生命。”

　　李斌是8人组成的道拉吉里中国民间登山队的第一个死亡者，他长眠在尼泊尔道拉吉里山7600～7350米陡、雪岩混合处。

　　死神第二次来临是在14日凌晨2点，赵亮寻错路攀岩石，被夏尔巴人喊回，在返回中滑坠。根据夏尔巴人拉合巴和达瓦丹增给本刊记者的回复邮件，赵亮滑坠点约在海拔7700～7600米，滑坠超过150米，未停顿或被岩石卡住，踪迹全无。中方队员张梁曾听到韩昕喊赵亮，之后很快恢复安静。

　　在赵亮失踪后仅一个多小时，身体状况尚可的韩昕成为第三个死亡对象。3点30分至4点之间，中方队员张梁、饶剑锋、楼国龙、韩昕4人在7450米处一小平台会聚。张梁和达瓦丹增继续下C3。楼国龙还记得，张梁撤前，韩昕还对张梁做按摩放松。然而，就在张梁下C3后不久，韩昕在试图减轻重量，解背包冰爪、安全带准备下撤时，滑坠50米被岩石卡住。14日6点30分，3个夏尔巴人从C3往上接困守在7450米处的楼国龙和饶剑锋，在附近发现韩昕，用绳拴韩昕拖救，发现韩昕已遇难，遂放弃。

　　当以张梁为首的7人与“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签下登山协议时，这样仓皇逃生，生死瞬间的局面并不在计划内。

　　“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组织的道拉吉里登山队，队员7人：赵亮、李斌、楼国龙、王江(化名)、张梁、韩昕、饶剑峰。领队杨春风，攀登队长张伟，记者郑向锋，全队10名成员。队员多为杨春风之前登山客户，商业登过7000～8000米山峰。2010年4月19日，全部抵达道拉吉里BC。临离开成都时，7人曾拍下合影，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跃跃欲试，踌躇满志”。

　　为了这次与道拉吉里峰的约定，这7个人人均需要向“杨春风公司”支付10万元的登山费用。这个数字在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副主席王铁男看来，属于登山界很低的，他告诉本刊记者，“国内登珠峰的价格有20万～25万元的”。7个人身份各异：张梁是深圳农业银行职员、国家级登山健将、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赵亮是深圳市某职能部门的一名公务员；李斌在空军某部当过多年飞行员，后任深圳航空公司飞行部六分部空中客车A320/319教员；韩昕是山东淄博探路者户外用品区域总经理；同样来自深圳的饶剑锋是深圳特发集团特发地产前总经理；广东人楼国龙曾经是大学教师，后下海从事医疗器材生意，现在已经“退休”，以周游世界为乐。

　　不过5月3日，在江苏光大银行工作的王江因假期满，中途撤出，使得最后实际成行队员人数变为6人。在山难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江坦率地指出，假期即将结束并不是最主要原因，因为他已经和单位申请到了续假，但是他自己感觉非常不好，这种感觉源于对杨春风这次活动组织的不信任。

　　王江认为，在活动发起时，杨春风隐瞒了山的难度。“关于道拉吉里峰的资料非常少，不像珠穆朗玛、慕士塔格、卓奥友这样的山峰，有很多山友发的博客、图片可以了解。不懂英文也无法了解到英文资料里关于这座山的介绍。最初想要组织道拉吉里攀登的其实是新疆乔格里公司。2009年10～11月，乔格里公司曾经派人来给攀登过7000米以上山峰的队员做工作，看是否愿意去攀登道拉吉里峰，这些队员包括我、楼国龙、饶剑锋等。因为我对2009年7月乔格里公司组织的慕士塔格峰攀登服务很满意，就同意考虑。”王江说，2009年底，杨春风脱离乔格里公司自组公司，后来，杨春风公司的职员麦子打电话邀请他参加道拉吉里的攀登计划，并说杨春风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领队，攀登慕士塔格、玛纳斯鲁的成功都是他的功劳，现在因为经济上的一些矛盾从乔格里分出来了。在王江最关心的攀登难度问题上，杨春风公司的答复是与卓奥友一样(卓奥友是8000米山峰的初级入门山)。

　　山难发生后已回到国内的王江在和乔格里的总经理侍海峰以及一些活着回来的队员交流后才知道，2009年底，乔格里公司在准备道拉吉里计划时，曾经咨询了西藏登山队、王勇峰还有夏尔巴人等多方意见，他们给出的反馈是千万不要登道拉吉里峰，这座山不适合商业登山。侍海峰曾亲自给楼国龙和饶剑锋打电话告诉他们活动取消，而通知王江的是麦子，麦子却隐瞒了这个情况。

　　想法不一的登山者

　　作为深航的飞行教员，李斌爱上登山有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深圳的户外运动一直开展得很好，李斌和太太孙艳清1996年到深圳定居，喜欢上磨坊网的李斌开始和太太一起参与登山活动。最初他们只是爬爬深圳周边的土山，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斌开始关注磨坊网的“高寒地带”版，也开始参加关于雪山方面的登山讲座，将目标投向了雪山。

　　孙艳清告诉本刊记者，李斌最开始接触雪山攀登是从四川的四姑娘山(大概2003年)、青海玉珠峰(约2005年)开始的。之后，李斌又登了慕士塔格、卓奥友峰……李斌和赵亮在深圳的户外运动中认识，曾经一起去登梧桐山，交往比较多。之所以会参加道拉吉里登山，“是听说赵亮也去”。

　　李斌曾经登过两次卓奥友，第一次登顶未成功。“他是飞行员，也曾经学习过观测天气，当时天气情况不好，他感觉根本不能登顶，就果断地决定下撤。”这事让家人觉得李斌是有理性和自控能力的，也就不过多担心安全问题。

　　“这次去也会提醒他注意安全，但是并没有多想。”在出发前，李斌还去香港采购装备，包括可以在零下40～50摄氏度使用的睡袋。“当时他特别高兴，体力也非常好，出发前没有任何问题。”由于登顶时间一再拖延，孙艳清的休假也到了，两人在卫星电话里约定在拉萨见面。因为按照正常的登山计划，5月15、16日，队伍会安全返回拉萨。

　　孙艳清说，李斌保留着一张合影，是一次登山中与一位外国独腿登山者的合影。“他驾驶的飞机也曾飞过雪山，但他认为雪山是用脚来丈量的，征服雪山的时候也是在征服自己。”

　　然而，当对自身能力没有一个正确评估时，征服自己似乎就成了难以企及的梦想。王江说，李斌在到达大本营时就出现了高原反应，吐了。在他的感受中，道拉吉里4000多米的地方比卓奥友的5800米还要难受。此外，恐高与李斌飞行员的身份和他热爱登山的行为显得非常矛盾。张梁说他也曾和李斌聊过这个，李斌说可能开飞机和徒步行走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张梁回忆，从7950米无路绳到山顶的一段要过一个冰裂缝，机长显得很恐惧，行进很慢，不敢过去。但是后来，他还是过了冰裂缝，并最终登顶。

　　在张梁看来，赵亮的身体可以算最好的。“第一次从大本营到C1，很多队员都没有走到，他和杨春风、张伟都走到了。冲顶他也是走在最前面，和杨春风一起修路。韩昕也很快，他一直是张伟带着走。”

　　“他很自信，甚至是对于自己的体能过于自信，非常要求完美的一个人。”《淄博晚报》记者郑向锋听张伟转述过一件事：在登顶后，大家都在拍照，只有赵亮不拍。张伟问他为什么不拍，赵亮说，不要照集体照，要一个人单独照。别人都拿着小旗帜照，他非要拿大旗子照。

　　韩昕则是淄博登山界的旗帜，郑向峰评价他“认真、率直、坦荡”。2007年，韩昕担任领队攀登青海玉珠峰时所有队员都出现高原反应上不去了，韩昕一个人硬顶着登上去，并登顶成功。那是他第一次登雪山。2009年，韩昕登慕士塔格峰，也是在同行其他队员撤出时，一个人登顶。不过，这次韩昕的登山活动，因为媒体和资本的介入多了别样的意义。

　　韩昕和《淄博晚报》记者郑向峰是作为《淄博晚报》登山队队员加入到道拉吉里登山计划中的，他们的这次登山活动由中信银行淄博分行独家冠名。2010年3月31日，郑向峰为这次冠名仪式写就的新闻稿件里明确指出：“经过了3次成功策划攀登雪山活动之后，他们首次将攀登高度提升到海拔8000米以上。《淄博晚报》登山队将目标定在了攀登位于尼泊尔境内世界第七峰的道拉吉里峰身上。本次‘淄博人，挑战世界第七峰’活动旨在宣传省运、诠释登山精神。如果条件允许，登山队员力争将省运会旗插上海拔8000米高度，本次登山活动可谓意义重大。”

　　按照资金来源，王江把参与道拉吉里登山计划的6名队员分成两种类型：“我、李斌、赵亮都是自己掏钱参加登山活动，假期是自己的年假、调休等时间凑出来的，一次可以凑二三十天的样子。我在去年登慕士塔格峰时曾经和韩昕在喀什见过。据我所知，韩昕和张梁都是有赞助来登山的。”

　　对于赞助，王江认为，这肯定会给队员想要登顶造成一定的压力。“虽然合同里没写一定要登顶，但是你这次拿了赞助没有登顶，下次还会有赞助么？”而对他自己来说，用自己的钱没有这样的压力，一切安全第一。张梁的费用有单位和商业机构赞助提供，至于赞助是不是会造成登顶压力，张梁认为因人而异，“高海拔地区靠实力，要量力而行，我自己的原则是安全第一，不会盲目贸然登顶”。

　　不过，根据郑向峰的了解，不管是赞助的还是自己掏钱的，这次登山队的多数队员要登道拉吉里峰，就是为了下一步登珠峰。“去年吴文洪去世后，中国登山协会出了规定，没有登过7000米的山，不能登8000米；没有登过8000米的，不能登珠峰。”郑向峰说。

　　欠缺的登山“常识”

　　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曾说过，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然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应该是有前提的，“只有活着走下山来才算真的成功”。安全，永远是登山活动中的重要话题。然而，欠缺的登山“常识”让这次道拉吉里登山更像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生命大冒险。

　　中国登山协会一位专家说：“国外登山运动经历了200多年才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而高山向导是维持这种探险精神的安全支柱。”眼下在国内，真正合格的高山向导几乎没有，而多数登山者依赖的夏尔巴人，其实并不具有专业执照。

　　以法国为例，做一个合格的高山向导非常不易。首先，他必须攀登过高海拔山峰各15条经典登山路线，有一定难度，包含冰壁、岩壁和混合地形及15条经典滑雪路线，才可以申请报考。通常每年有2000人报考，只有200人取得考试资格，最后可能只有40人通过初试。一周考试后，经过夏季7周(3000欧元学费)、冬季5周(2000欧元学费)的学习，成为向导候选人。如此保持两年，并且能够带队走一些简单路线，才能得到国际向导联盟(GIAM)颁发的执照。最后还要回学校去参加为期4周的集训，每天都要考试，如果基本上都能过关了，才能成为真正的商业向导。

　　同时，在国外正规的高海拔登山中，向导非常重要，每条路线都有价格，其中也有向导公司作为中介。公司给顾客提供一个向导名录，顾客在其中挑选完毕后，向导要把佣金所得付给公司20%。一个国际向导，攀登勃朗峰的收费是250欧元/天，经典路线全程收费约2000欧元到3000欧元。而他们不但承担向导重任，还要负法律责任，因为法国关于高山向导是有法律保障的。

　　道拉吉里登山计划的组织者杨春风看上去黑瘦、矮小、沉静，很难把他与“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0次登上慕士塔格峰，4次登上博格达峰”的职业登山运动员联系起来。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经历。杨春风曾是一名中医，20岁时，中学毕业的他跟一位中医师傅学医。5年后，他取得了《医师执业证书》，开了一家自己的诊所。由于行医认真、经营得当，诊所效益好，杨春风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5年后，因为喜欢探险，杨春风关掉了诊所。

　　1998年冬季，杨春风和十几名队友一起攀登博格达峰，这是杨春风第一次真正攀登雪山。当时，他们从博格达峰的南麓进入到山脚下，在两周的攀登过程中，杨春风切身体会到了登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于天气原因和线路问题，杨春风的首次登顶没有成功，最后他只登上了旁边4700米的小侧峰。站在像屋檐一样的山顶上时，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场攀登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虽然一路很艰辛，途中还经历了滑坠，但是当站在山顶鸟瞰远景时，内心只有无比的激动。”

　　2002年，杨春风和一支波兰登山队一起攀登世界第二高峰——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乔戈里峰，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国际顶尖登山强队，他只登到了6000米。而就是这100天的攀登后，他从一名独自攀登的登山者转变成登山领队，并在2003年自己组织了第一支慕士塔格峰民间商业登山队。王铁男这样评价杨春风：“他是个对朋友特别好的人，但是耳根子软，不容易做决定。杨春风是一个好的登山运动员，好的高山向导，但是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对于杨春风曾10次登上的慕士塔格峰，王铁男的看法是，“慕士塔格峰是7000米以上的山峰，但是基本没有技术难度。山下喀尔喀的牧民可以帮你把东西一直运到6800米。慕士塔格峰穿踏雪板就能登顶，不用冰爪，技术好的队员甚至只穿普通的登山鞋就能登顶”。

　　对杨春风的组织管理能力不能认同的还有张梁和王江。“在登马纳斯鲁之后，大家多次的邮件、聊天中，我都一再向杨春风强调他组织者的身份，是要组织队员安全登山，不要只是自己登山这么简单，身份要转变。”2000年，张梁曾和杨春风、张伟、王石一起登马纳斯鲁峰，这是张梁第一次和杨春风、张伟合作。张梁本来已经报名了尼泊尔的一家公司登道拉吉里峰，该公司已经把他安排到了瑞士队登山。在马纳斯鲁峰时，大家聊天中他得知杨春风也要组织道拉吉里峰的攀登，他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好沟通，也是为了支持国内的商业登山。”张梁因此成为最后一个加入杨春风登山计划的队员。

　　“他们是以登养登，自己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靠我们完成攀登14座山峰的梦想。”王江的退出，原因之一就是与其他队员发生了意见分歧，“杨春风并不了解道拉吉里的天气、线路，仍然还要爬，有点太疯狂了”。而在郑向峰看来，杨春风对于道拉吉里山的攀登渴望还源于另一种需求——队伍中没有人曾经登过道拉吉里峰。2009年，杨春风带王石登顶玛纳斯鲁峰也是国内民间登山队第一次到国外登顶，杨春风想要打破民间登山只在国内的情况，开辟到国外登山的线路。这一次登道拉吉里峰也是为了能把出国登山活动作为常规商业项目稳定下来，就像国内对慕士塔格峰和卓奥友峰的开发一样。他们曾经咨询过夏尔巴协作，4月初到5月底被认为是登道拉吉里最好的时候，但是没想到今年天气条件这么恶劣。

　　与组织者的不专业形成对比的是“奇怪”的道拉吉里峰。“奇怪”是郑向峰对道拉吉里山的第一印象。“海拔4000多米就开始出现冰川，大本营也是建在冰川上，每天晚上睡觉都能听到大风的声音，没有风声的时候也会听到雪崩那种‘轰——’的声音。”

　　在更专业的登山者张梁看来，道拉吉里是一座技术型山峰，虽然强度不如珠峰。“登珠峰50周年，山下的大本营是人山人海。而今年是登道拉吉里50周年，大本营里却冷冷清清，只有瑞士队、中国队、伊朗队和两个澳大利亚人，可见道拉吉里的难度是有共识的。”

　　张梁说：“山的难度在于气候的不确定性。其他山峰，如珠峰、卓奥友都会有2～3天适合登山的好天气，但是道拉吉里峰不一样，小气候比较多，通常是上午天气很晴朗，下午就开始云雾缭绕，甚至能够在山上听到打雷的声音。此外，道拉吉里峰涵盖了很多雪山的路况类型，如雪坡、冰石路段，还有滚石。”张梁坦言，随着登山装备越来越先进，现代化的攀登完全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但是很多时候是队员完全没有意识到登山的危险性”。

　　道拉吉里距离尼泊尔首都非常远，登山队从加德满都乘飞机到博卡拉，后又转到奔尼(音译)，然后才徒步进山，到达大本营花了近7天。4月18日，队伍到达大本营，本计划在5月1日冲顶。但是第二天，即2日，队伍到达C1，天气开始下雪，已经到达C2的夏尔巴协作确认前方道路无法行走。于是从5月2日开始，队伍陷入等待。

　　王江说，在营地适应训练时，李斌的体能和适应能力就都不好。“第一次到达C1时，李斌一夜都过得很难受。”第二次适应训练时，只有王江和赵亮走到7300多米，其他队员都只走到6000多米就折返了。在C2，队员被过早要求吸氧掩盖了李斌身体的问题，“如果不让他过早吸氧，向前走到7000多米，他的问题就能早一点暴露出来”。

　　王江认为，登顶的关门时间应该控制在10小时，而要求的是12个小时，最后实际花了13个半小时才登顶。这对体能消耗是很大的，也说明很多队员实际上都不适合爬这座山。

　　“登山能够安全回来才是最重要的。登山要考虑体能、适应能力、夏尔巴协作、天气和安全措施五大因素。人在不清醒的时候是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体能的，适应能力也需要相关的服务配套来保障。在这五大因素里，登山队员能够控制的因素并不多，所以就需要组织者的服务要跟上。”王江说。

　　被采访的几乎所有幸存队员对于夏尔巴协作的选择都很有意见。按照协议，杨春风的公司约定给队员1∶1比例配备夏尔巴登山协作。为此，“杨春风公司”向“Tseringma Treks & Expedition (P。) Ltd。”夏尔巴公司雇10人(BC厨师2名)，7万～8万美元，公司经理达瓦次仁(Dawa Chhiri)同时任该夏尔巴队长。该队购买瑞士商业天气预报，一天收数据两次有记录。

　　队长达瓦次仁和几个队员去年也参加了马纳斯鲁峰的攀登。张梁当时就对达瓦的能力表示怀疑，但因为队伍中还有一些能力比较强的夏尔巴人，所以没出什么问题。这次的夏尔巴人换了很多，留下的都是能力很差的。张梁在登顶前就已经多次向杨春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你本来就是个游击队，不能再找游击队了。”杨春风在山上时也意识到了达瓦这支夏尔巴队伍不靠谱，决定这次登完就要换人，但没想到就出事了。“有的夏尔巴协作看到中国人登顶了，就自己先下山了。”郑向峰说，夏尔巴队长达瓦就是这样的，据说张伟第一个滑坠后，滑了200米之后遇上了达瓦。而200米可以是下撤队员一个小时的高度。

　　“夏尔巴协作也是有级别认证的，在费用上会有差异。而且好的夏尔巴协作一般都是提前半年以上的时间预订，这样尼泊尔的公司才能帮忙订到能力强的夏尔巴人。”张梁还指出，这次杨春风组织的队伍中，大家都不太熟。对于登山来说，队员间的默契和团队协作很重要。张梁加入队伍后发现，去年登过马纳斯鲁峰的只有他自己、杨春风和张伟，还曾经调侃过杨春风“没有一支稳定的队伍”。

　　张梁一说起下山时的境遇就“心里生气”，他有多次的登山经验，但是亲身遇险还是第一次。“山上非常冷，冷得身体都会哆嗦失控。按照预先计划3瓶氧气是足够上山和下山到C3的，但是下山耽误太久，氧气早没有了。要是再耽搁两个小时，没准我也会没命。队长和领队滑坠，夏尔巴协作都提前下山了，上面就剩下几个找不到路的队员……”

　　王江一直提起他对去年登慕士塔格峰时乔格里公司的服务非常满意。“他们承诺的都做到了。”合同里4︰1的协作达到要求，甚至协作更多；C3、C2营地都有后备人员以备接应救援；在攀登中危险的地段都铺设了路绳。“有些地段他们并没有觉得危险就没铺，但是第一次训练中队员觉得很危险提出来了，第二次训练时他们就已经给铺好了。而这次攀登道拉吉里，只留了个伙夫，剩下人都上山了，C2、C1都没有可以救援的人。全队只有杨春风一个人配有卫星电话。幸亏杨春风没有出事，如果他滑坠遇难了，没有人能和下面取得联络，上面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全军覆没。”

　　现实正像王江所形容的那么残酷。张伟是因为氧气瓶制动才停止了滑坠。杨春风滑坠失去意识，幸亏被上山接应的夏尔巴协作发现拖回，第二天才清醒。张梁虽然自己下山，但是据说走路已经出现幻觉，如果再下山晚两个小时情况就很难预料，幸亏有夏尔巴人领路。饶剑锋被拖回来时已经没有意识。楼国龙是最幸运的，他下山时氧气已经用光，竟然在半路上捡到一罐氧气，插上还有25格(30格是全满，等于还有80%以上)。他与李斌结组下撤，李斌牺牲后，楼国龙需要把背包氧气瓶解下才能解除安全带，结果捡来的氧气瓶和背包又掉了。后来是上山营救的夏尔巴协作捡了滑坠后韩昕的背包给他，里面有氧气，楼国龙是靠着韩昕的氧气才撑下山的。

　　曾经上过珠峰的饶剑锋是被夏尔巴协作拽着脚跟从山上拖下来的，他下山后一直说后脑疼，就是拖下来的时候脑袋在山石上撞的。下来后，他跟其他人说的是：“你们还要玩吗？不要小瞧任何一座8000米的山。”

　　山难发生后接踵而至的现实疑问更让人纠结。杨春风的公司为每个队员买的保险是最低保额10万元，上海大众保险赔偿了每人10万元，而这次登山的费用就是每人10万元。杨春风的公司该不该赔偿？队员们是和他签的合同，他是否有能力赔偿？杨春风、张梁都登过珠峰，在道拉吉里峰一样会遭遇情况。用高度来划分山的等级的规定是否值得商榷？而对于遇难者家属来说，最需要的安慰是能够有权威部门中登协或其他部门出具具体的山难报告。

　　“现在都不会有权威部门出具具体的山难报告，只有深圳市登山协会秘书长曹峻先生写的山难分析。”向本刊记者说起这个，孙艳清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