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性泌尿道相关bsi:文学是一场偷情

文/郭玉洁

一


小学三年级，覃里雯选定一名男生作为暗恋的对象。爸爸骑车送她上学，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酝酿情诗，道路悠长，而爸爸只有后背。回到家，她蹲在厕所——这唯一不会被打扰的空间，在小纸条上记录修改，开脱自己过早炽热的情感。直到爸爸重重敲门，她把小纸条藏在书包的夹层，起身离开厕所。等没有人的时候，拿出纸条一遍一遍背熟，然后撕掉。


“这才是真正的抽屉文学。”2010年的夏天，我们坐在咖啡馆聊起最初的文学动机。阳光刺眼，她眯着眼睛，手里拿着墨镜，似乎在犹豫要不要用它遮上大半个脸。这时候的她，日间是一名国际政治记者，夜里写作性专栏，而追溯第一行诗，却是源于过早出现的强烈情感和倾诉欲望。


有时候，她把日记本放在抽屉里偷偷地写，听到爸爸的脚步声，赶快把抽屉关上，假装看桌上的课本。爸爸走近来，拉开抽屉，拿出日记本摔在桌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种写作是极其隐秘的，不仅在于它太早出现而乖于世俗（姐姐发现了里雯的秘密，她把纸条带到学校女生中间传看，初中女生们说，你妹妹思想好复杂啊！），还在于在那个年代，写作是“没有用、没出息”的事，读课本、学理工科，才是有用的。


写作，像偷情一样，令人羞耻，“可偷情又是最有激情的。”性专栏作家在回视自己童年的文学生涯。


覃里雯生在广西柳州，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家乡：“它脚踏实地的朴实气质和幽默感，它的直率爽朗和掩藏其下的柔情，它对美食孜孜不倦的爱好，它日常生活中的兴高彩烈，它可爱而适度的虚伪，它小小的势利眼，它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它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挣扎……它所奠定的这一切基调最终组成了一个火箭发射台，在我生命的18个年头里终于建成，其目的是为了把我这样的人发射出去，越远越好。”


掌握着家庭权力的爸爸粗暴、凌虐如那个年代，而妈妈却敏感、有激情，像柔软而经久不息的生命力。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妈妈报考成人高考，里雯在她的教材里获得了最早的文学启蒙。“所以我知道很多外国名字，但没读过作品，就是看教材看的。”当然也有席慕容，拜伦，朦胧诗选，汪国真等等，这些都成了里雯幼年情诗的模仿对象。


覃里雯还想起外婆的爸爸是翰林，而外公是一个林学院教授，还带着旧世界对知识的尊敬。上大学后，因为爱读书，外公十分喜爱她，写信跟她说：你真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你其他那些表兄弟姐妹，无他，但豚犬耳。


所有这些挖空心思、想要为体内秘密流淌的文学之流寻找源泉的早年追忆，却多少有点无法解释，在一个贫瘠乏味、整齐划一的矩阵里，为何是这一个，而不是其他的编码错乱了，想要成为一个火箭，去往自由而无助的太空？

二


我们这一代，成长经历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1970年代在“婴儿潮”中出生，长大后成为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也可以预料会成为“养老危机”的牺牲品）；侥幸错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大灾难，苟活于世，但也少了“传奇经验”和精神强悍度；成长在理想高蹈的1980年代，但如果身处中小城市、甚至农村，也只好继续忍受革命留下的精神饥荒；1990年代市场经济席卷而来，还没好好吸收营养，就要准备好贩卖一切，但是卖又卖得不甘心，东张西望，前瞻后顾。


这是一代不彻底的人。


如今30-40岁的中国年轻人，有丁磊、陈天桥，他们敏捷攀住新兴产业，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有很多人占据了基金公司、银行、广告公司中高层的位置。也有很多人，在养家餬口，勉力生活。


在生活的主流之外，如果你喜欢文学，就像女娲疲倦了在乱撒泥点，偶然撒在某一个人的胚胎，种下一点不如此就要死掉的兴趣，从此自生自灭。因为这已经不是文学生长的火盆。


李海鹏生在辽宁沈阳，这个城市寒冷、压抑，一直令他不舒服。人与人之间讲究关系，动辄称兄道弟，太多潜规则，没有一件事是凭借自己可以做成的，而他却生来敏感、高度自尊，很难忍受这些关系之间的不公正与不干净。


海鹏也有一个“现实”的父亲，和不那么“现实”的母亲。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回家后只顾看书，不做饭，孩子们只好饿着肚子。李海鹏觉得母亲像包法利夫人，对生活不满，看不起身边的人，觉得他们傻。海鹏虽然挨了饿，但每次父亲母亲发生争吵，他还是站在母亲这边。他看母亲所有的书，张天翼的童话、《牛虻》，走读大学的教材。这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


所有文学青年最早获得的认可，都从学校作文开始。海鹏初中时作文被选入《海峡两岸优秀作文选》，但是令他震撼的是，台湾中学生的作文和自己的很不一样，有一篇写到公园里到处都是松鼠尾，作者说，一不环保，二太残忍了。这些题材超出了当时大陆学生作文训练的模式，最重要的是，他们写的都是“真的”。


中学时，海鹏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诺贝尔获奖者诗选》、《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花城》。他开始看T.S.艾略特的《荒原》，因为书上介绍说他“最难懂”，而且是现代派的“开山宗师”。


和许多青春期的男孩一样，海鹏觉得学校教育压抑、无聊，他曾不下十次，跟父母提出退学。他常常逃学，却也做不出什么大恶，只是无所事事的闲逛。


在后来的文章里，他把自己比作塞林格笔下的那些人物。“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着别的孩子在街上乱跑，看到了我姥姥，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跟她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她，心里很想跟她亲近，行动却南辕北辙，一言不发就走掉了。我姥姥就很伤心，我也很伤心，理由是一样的：这孩子，姥姥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连人都不叫呢？”


“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缩影。我恐惧于跟人打交道，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懂扑到亲人的怀里去讨人喜欢。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平常的，可在行动上却无比困难。我总是一个人玩，可以整天都不开口。我还特别容易羞愧。像别的小孩一样耍个把戏，逗人一乐，我觉得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在KTV里看到有人表情生动得过份地唱歌，我都会挪开眼神，因为我会设想我是他，然后就甚为羞愧。我很是悲哀地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干不成性骚扰之类有趣的事了，因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塞林格小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我猜，他笔下的人物幼时大致如此。”


海鹏把这称为“无尾犬”，看到亲近的人，它也想示好，可是没有尾巴，“你觉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长不大的青春期男孩，大学时写诗，写小说，他想当作家，心里却十分明白，不可能以此为生。经过了在几家媒体、出版公司的谋生，2001年，他进入了《南方周末》城市版。


这份报纸继《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之后，倡导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权力机构的监督，并十分重视新闻写作。1999年《南方周末》的发刊词，今天看来过于煽情，但是在当年却感动了无数读者，同时再清楚不过地显示，那里聚集了许多容易动感情的文学青年。


李海鹏加入时，《南方周末》虽气势略减，但中国第一周报的地位已无可动摇。而李海鹏只是一个除擅长使用文字之外一无所有的记者，他十分被动，让干嘛就干嘛。直到2003年6月，他写出了《举重冠军之死》。这篇文章还原了前举重冠军才力猝死当天的情景，尽管文中也提到了这场悲剧的起源是举国体育体制，但是整篇文章以叙述为主，克制，内敛，像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


李海鹏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在北京办公室的周会上也很少发言，他不喜欢批评，也不喜欢表扬，但是那篇文章出来之后，他发现，每个人都在夸他。《举重冠军之死》当选当年《南方周末》内部最佳报道。

三


在中国的媒体中，重视写作的不止是《南方周末》。同样才子才女层出的《经济观察报》，曾经被传一个笑话：《经观》的人不会采访，只好用写作来弥补。


《经济观察报》的记者，的确不像《南方周末》、《财经》等媒体一样，以周密的调查、硬碰硬的采访见长，他们的特点是视野开阔，鼓励作者个人的声音。个性、才气，这些在“新闻写作”中要被割去的特质，在这里，却往往被宽容，欣赏。也是这样，《经观》的鼎盛期有一种别家媒体所没有的勃勃生机。


2001年，25岁的许知远成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在《经济观察报》的头版，常常可以看见他装满各种名字、野心勃勃的评论，尽管常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文章中的激情、对知识的勤奋，却感染了许多读者。从《经观》出发，许知远成为这一代重要的书写者。


覃里雯在大学读书时认识了许知远，这个高、瘦、鬈发，脸颊凹凸不平的理工科男孩，和文学社的男青年不同，他聪明，开放，纯真，从不避讳对声名、五星级酒店、漂亮女孩的热爱，但他也真正热爱知识、写作、朋友，和聪明的女性。在大学的交游，他们结下了必定会持续终生的友谊。


大学毕业后，覃里雯个人生活的轨迹相当有性别特色。她结婚，生子，随丈夫去新加坡，去纽约。海外的朋友圈子，谈论的多是绿卡，房子，没有她渴望的精神交流。她写诗，写日记，满足自己倾诉的欲望，“日记是无意识的，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写，非常本能。跟原始人差不多。”不是蓄意的创造，写作这时像是一种自我疗伤。但那一时期的日记和诗歌，是今天没有的细腻、敏感、绵延。


许知远把远在美国的覃里雯叫到了《经济观察报》，从未受过新闻训练的她，选择国际政治作为报道的领域。当时，这个小团体，聚集了许多难以归类的人，有的致力于锤炼语言之魂，有的要成为中国的加缪，有的兴趣在于当代艺术与时尚??大体而言，他们都是媒体人，但是他们比照的对象，通常都是小说家，思想家。


2005年，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于威和许知远辞职，加入现代传播，创办新杂志《生活》。创刊号的专题是《工厂》，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热门话题。为了说服投资者、时尚集团的老板同意这个专题，许知远说出了“反时尚是最好的时尚”的话。所有记者撒向各地，温州，东北……前去采访。


作为新加入的记者，我在那时听到了“非虚构写作”、“新新闻写作”这些词。新新闻写作，作为美国1960年代对于传统“客观”报道的反叛，提倡新闻借鉴文学手法，其实早就“旧”了。在中国，却不仅新鲜，而且尴尬。一方面，虚假的官方宣传、以讹传讹的新闻比比皆是，“真实、客观”的新闻伦理尚未完全建立，强调“主观”容易引人误解；另一方面，媒体大步迈向图像化，文字的地位逐步边缘化，和图片稿费相比，文字稿费几乎不值一提，除了极少数媒体，大部分媒体都已不追求写作，更何况“新新闻写作”，那是什么？


平心而论，《生活》时期的许多写作延续了《经济观察报》时代，但是由于缺少读者和同行的反馈，话题越来越缺少活力，文体也未见完善。最大的好处是，提供记者大量旅行的机会，以及再一次的，鼓励个人去寻找自己的声音。


我也是那其中一员。由于鬼使神差的安排，从小热爱文学，受到极差的文化教养，作文还是写得比同辈好，大学时学写诗，但很快放弃，觉得自己没天份，也没办法靠此吃饭。和前辈们不同，我们已经不阅读、也不信任文学期刊，看不上作协、文联，也不可能被他们看上。和更年轻的人们相比，我们也还没有学习到文化商品的厉害之处。关于文学，我们失去了路径。


而恰恰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浪潮兴起，需要大量的人手。这是极少的可以借写字谋生的道路之一，在初期甚至所获不菲。因此有一种说法，这一代中国的文学青年，多半进了媒体。直到日久年长，新闻写作日渐模式化，而内心抒发的渴望升腾不息，于是你会听到每一个人都在说：我要写小说。包括覃里雯。


只是此时已骑虎难下。文学创作仍然难以养活自己，更难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后投身媒体的人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不低的资历，生活纷扰浮躁，但若全然离开进入孤寂，却也需要不小的勇气。


覃里雯在工作之余，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她发现，像童年时一样，文学变成了偷情。

四
写新闻不难。李海鹏说。


2009年夏天，在一场名为“新新闻写作在中国”的沙龙上，我第一次见到李海鹏。他清瘦苍白，有些驼背，长发分在两边，眼睛甚少直接看人，还穿着一件恰如其份的白T恤，上写“精神恍惚”四个字。


当时李海鹏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写作的标杆。一年前，他写出了《灾后地震残酷一面》，批评溶于冷静的描述之中，有立场却无懈可击，被公认为那年最好的一篇地震报道。但事实上，当时的他正处在对新闻的厌倦中。2006年之后，他的写稿量大减。外界传说，《南方周末》把他及另外几名记者养了起来，只要他们每年写一两篇稿子镇报就可以了。李海鹏稍微纠正了一下，“没有那么少，每年也写个七八篇”，即使这个量，对于周报记者来说，也的确不多。他提不起精神来。一方面，他不愿意写稿，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愧疚。


“我始终不喜欢新闻这行。”他说。无尾狗的天性发作了。他不喜欢每天给人打电话约采访，总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他觉得很累。他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到庆丰包子铺买包子，排队时突然发现自己在反复地念：猪肉白菜，三两，猪肉白菜，三两。“连跟包子铺的服务员说话都这么紧张，可想而知联系采访对我来说有多大的心理障碍了。”


除了与个性相悖，新闻写作毕竟有其局限。首先，在报道中，写作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新闻写作无论如何变化，总会陷入某种程序。比如说，新闻写作要求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都必须要有出处，不能虚构。“戴着一千个手铐，时间长了，就不会自由活动了。”对于文学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想象，全部受到内心的审查。


覃里雯也感觉到类似的问题。她最早开始写稿，是一家网站以一字一元的价格约稿。扣去税，就是千字八百。“我从此就被毁了。”写作受到了伤害，被规范化，思维限定在两千字以内。当她开始写小说，突然发现自己点开word的工具栏，开始数字数，“我不是在写小说吗？为什么在数字数？”她开始怀念当年在海外孤独的、无穷无尽无拘无束的表达。


2008年底，李海鹏离开了《南方周末》，加入了筹备创刊、号称要追求写作的GQ杂志中文版。但时尚杂志岂是久留之地。商业压力、外企的公司制度，都让李海鹏继续“精神恍惚”，处在“浅睡眠”状态。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上个班，给我一百万一年，也没意思。我就退回来干我一直想干的那件事。”李海鹏说。


一直想干的那件事，就是回到文学。在做记者的那些年份，“文学像另一个星体，距离生活太遥远了，但是引力还在。”李海鹏觉得，不写，时间没法往下过了。


2010年初，李海鹏离开GQ，待在位于石景山的家里开始创作小说。每天早起到下午四点，是他的写作时间，不接任何电话。这部小说有自传色彩，写的是从1976到2008个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此时再见李海鹏，全没有了“精神恍惚”时期的样子，他温和、友善、耐心，如长出一条不卑不亢的尾巴。
这一年他写出了30万字，小说已进入修改阶段。听了这话，覃里雯说：“我受到了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