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利安酸奶是酸奶吗:黄维之子忆父：重返淞沪战场时百姓称他尽力了

黄维之子忆父：重返淞沪战场时百姓称他尽力了(1)
2011-02-25 10:08:11 黄慧南 人民政协报
     核心提示：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从罗店回来那天，父亲的心情是又激动，又欣慰，很不平静。因为在罗店当地还有很多从淞沪抗战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他们对父亲说：“当年不怪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1975年3月17日，黄维接过“特赦书”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2011年2月24日第6版，口述：黄慧南，整理：杜军玲，原题：《回忆我第一次见到父亲黄维》    1965年，我在上海北郊中学念高二。有一天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说我父亲来了，让我去上海锦江饭店看看父亲。    在上高中之前的岁月里，我一直是不知道父亲的存在的，从小时候起脑子里就没有这个人。    1948年9月我出生，而在之前的8月，父亲去参加他作为军人的最后一场战役——淮海战役。我小时候和妈妈、外婆还有姨妈、姨父一起生活。我管姨父、姨妈叫爸爸、妈妈，管我自己的母亲叫“姆妈”。我的姨父叫黄崇武，是黄梅兴之子。可能就因为他也姓“黄”吧，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家庭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直到初二那年，班里同学都写入团申请书，我也写了，申请表“父母”一栏，我就填上姨父姨妈的名字。可到了初三，在每一拨申请入团的同学里，平常表现不错的孩子都入团了，可我的入团问题临到初中毕业还没有通过。团支部书记报名参了军，临行的某一天，他特地找到我说：“你没有入团不是你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父亲，所以你不要有包袱，只要你好好表现，以后还是有机会的。”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父亲是黄维，是一名战犯。    教导主任要我去见父亲，并希望我配合国家做父亲的工作。我脑子里连反应都没反应，脱口就回答“不去”。现在想想，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说不去。当时妈妈在北京，和姐姐有时还会去看望父亲。而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家里人谁也不在我面前提父亲。    记得那天是姨父一大早带我去锦江饭店见的父亲。我依稀记得当时房间里还有工作人员，坐在旁边只是不停地记录，并不说话。第一次见父亲，我感觉好陌生。但我能感觉到，他好在意我。我记得父亲那天穿着黑色或者深蓝色的制服，他问我，念高二了，快上大学了，以后学什么呀？我回答说，我喜欢学医。那次应该是监狱组织战犯到全国各地参观，父亲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说到一路上的见闻，父亲很兴奋。那次的参观对父亲的震撼挺大，他思想上又一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父亲的原因，一家人的确吃了不少苦，特别是我的母亲蔡若曙。父亲在监狱呆了27年，母亲一直独自支撑着这个家。1959年，在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上原本有父亲的名字，但被取消了，而母亲就因为这个事情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1975年，父亲最终被特赦，而在此之后不久的1976年，母亲却过世了。但我心里从来没有怨过父亲，而且随着近年来我不断挖掘他的故事，越了解他，就越觉得其实他真的是具有那个时代特点的军人。    父亲当年是一个热血青年，看不惯当时的社会现状，20岁进黄埔，之后东征北伐，做事全力以赴，有几仗打得还是挺舍命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父亲刚到德国不久，原计划在德国学习一年的军事。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他应召紧急从柏林起程回国，几经周折回到上海后就一头扎到了前线。几天后，父亲便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职务。当时六十七师打得非常惨烈，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苦苦守了一周，打到最后，他手下的三个团长，一个人战死两个人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起枪上前线去了。六十七师在战后整编，活下来的人连一个团的编制都凑不上。在武汉会战中，父亲指挥十八军及配属各师2万多人，采用奇袭、埋伏、侧击等诸战术，毙伤日军二十七师团官兵6500余人，为取得万家岭大捷做出了贡献。    特赦以后，父亲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他是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全国政协组织考察，到了上海以后，父亲要求到罗店去看看，并且说谁也不用陪他，只要开车把他送到那儿。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从罗店回来那天，父亲的心情是又激动，又欣慰，很不平静。因为在罗店当地还有很多从淞沪抗战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他们对父亲说：“当年不怪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父亲晚年的时候，还经常各地去跑，帮助两岸离散的朋友家人相聚，参加政协的视察、会议，而我也总觉得还有时间跟他相处，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听父亲好好讲讲他的故事。尽管如今父亲去世20多年了，但他那军人的样子仍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    2005年，我受到邀请，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胡锦涛主席发表了讲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我太激动了！原来我总感觉父亲好像有很多不光彩的事儿，我今年60多岁了，我一直背着很大包袱，但现在父亲做过的很多事被国家认可了！后来，我把大会颁发的纪念章，带到八宝山父亲墓前，在一片寂静之中跟他说了很多，我要用这枚纪念章告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