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兰迪色系穿衣:ZT 战地记者方大曾~~~

命中注定，他们生来就是来记录人类２０世纪的苦难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出生在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间。
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但他们最后都成为世界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前苏联的巴尔特曼茨、日本的小侯行男、英国的伦纳德·莫斯利……他们中，最著名的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罗勃特·卡帕，这位受雇于美国《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于１９５４年在越南踩响地雷，以响亮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他们中最“无名”的，是出生在北平的方大曾。
他之所以在后来的６０多年中鲜被提及，一方面是由于他过于短暂的生命；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从来没有“包装”过自己。受雇于《大公报》的战地摄影记者方大曾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３０日无声地消失在绥东前线。安静地，突然地，方大曾从人们的视线中走开。
历史在那一秒停下来，哭了。
方大曾是第一位报道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的记者。
当《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被孙连仲将军约请至指挥部晤谈时，方大曾已于第一时间出现在２９军的阵地上，并写出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６０多过去了，人们已经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但他记录下来的历史永远地留在了人间。方大曾是个天生的战地记者，他知道哪里才能找到好的照片和文字。《保卫卢沟桥之我二十九军战士英姿》、《日军炮火之下的宛平》、《敌机轰炸我保定车站》等专题摄影相继被国内外各大报刊刊发。“这时，方大曾已是驰聘长城内外，报道抗日救亡爱国事迹的名记者了。”（著名诗人方殷语）
范长江回忆道，平津陷落后，方大曾从北方来信说：“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还有许多摄影器材不能带出来。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当时上海《大公报》正需要人，就请方担任平汉线工作。而此前，方大曾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人成立了“中外新闻学社”。“七·七事变”后，小方在卢沟桥一带采访，曾被日本大兵所阻，他出示“中外社”记者名片，居然得以通行。想必那上面的“外”字吓住了日本兵。在平汉线的战地报道中，方大曾又一次展示了“斯拉夫型”青年的个性：在保定风闻八路军挺进热河，方大曾甚至放下手头《大公报》的工作，赶去参加，因消息不准才作罢。
这位平时在朋辈同侪中诚挚、热情、天真、浪漫、勇敢、随和的青年对于记录这场中国人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疯狂地奔逐于南口、保定、居庸关、太原、大同之间，以相机和笔为武器，穿刺着侵略和无尽的动荡……之后，是令人痛心的寂静，一切戛然而止。
用现在的流行词形容方大曾，只须一个字：酷。
早在１９３６年底，方大曾就给范长江留下异样的感觉。当时，窗外朔风呼啸，这位有着俄国人长相的２４岁的青年轻松道出他的打算：骑马翻越阴山，继续他的塞北之旅。
８０多年前，“玩相机”恐怕是最“潮”的事儿了。１９１２年，方大曾出生在北平一个民主的殷富之家。父亲在外交部工作，而母亲则是位医生。念小学的时候，方大曾就迷上了摄影，当时，那还是个奢侈的爱好。母亲坚持花７块大洋为他买了一个相机，于是他就一架相机、一把伞、一个背包地到处徒步摄影。相比之下，他比匈牙利同行罗勃特·卡帕幸运得多，因为卡帕到１７岁才开始干这一行。当时，北京城几乎落满了方大曾的足印，很多塔、庙他都去过，回家就自己冲洗。大学毕业后，他得到了一架高级“禄莱福莱克斯”，那是用他发表在一家英国杂志的一组作品“四子王府结婚记”的稿费购买的。方大曾最初关注的目标，是北平的古建和民俗，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又使得变乱流离的中国成为他影像的重要内容。
在他的社会圈层中，方大曾无疑是个“另类”。当时中国的“摄影家”们热衷于麇集于上海、北平这样的大都会展示他们国画式或时装照的摄影技术。而出生在官宦之家的方大曾身上特有的朴素的民本思想却使他与当时的沙龙气氛格格不入。他年轻的面庞径直贴近冰冷的生活，缝穷者、人力车夫、纤夫等底层劳力者频繁地进入取景框，他的相机仿佛饥渴的眼睛，触目之处，尽是能燃起创作激情的人事与风景。在拂去世俗的浮尘后，方大曾超越了作为一个纯粹记录者的存在。有人说，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过自由摄影师。而方大曾竟无师自通地具有了这种职业的影子。
方大曾的“酷”，在于他没有停留在票友的层面，而是以生命为代价构成自己的浪漫主义人生。在大学里，方大曾念的是经济专业。这位兴趣广泛的经济系毕业生在他的战地报道中，甚至有暇去探讨绵羊的种类及其经济价值对民生的作用。“好多人从一清早就去城外躲避飞机，日落才回来，各机关都在晚上办公，较大一点的商店，也都关闭着门，门上贴着一块小纸条：‘本号因防空关系，营业时间自下午六时至十时’。”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936年的太原战乱情况。对此，小方自有他的看法：“整个太原的经济活力，无异于已缩小了三四倍……这种人力上的消极损失，应当值得我们考虑。”他在给政府提合理化建议！胸系民族。即使到今天，谁能有如方大曾般前卫的人文胸襟？而这种前卫，更表现在身体力行上，在翻越阴山时，就连唯一的随从——13军的一个士兵都差点中途折返，而理想主义得近乎自虐的方大曾坚持完成了预定的采访任务。“爱人民并让他们知晓”不是说说就算的。使命感对方大曾来说，仿佛是胎带的。他的作品如此细腻和写实地展示了历史的真相，而这些绝不是能从历史书上看到的。因而它们是无可替代的。它们也令许多现代的摄影记者汗颜。
范长江在回忆中写道，１９３７年后，总有人来询问方大曾的消息。而１９４９年后，在中国改天换地之后，仍有人到方家追问小方的消息。２５岁的英俊青年，家境富足而又有文化，方大曾曾是无数妙龄女子暗恋的对象，然而他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恋爱都没谈过，就神秘地消失了。
１９３７年，在太原举行的“九·一八纪念大会”上，有人曾见到过方大曾。这可能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时他意气昂扬，对柳 （著名报人）说会后就要动身去前方。
几十年过去了，没听说谁又碰见过他。
方大曾的那位开明的母亲，一直固执地认为，儿子只是出去了，像以往的每一次出行一样，很快就会回来。从不在照片上写字的方大曾，于１９３５年从战地寄回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放大约１０×１２英寸，上面写着：母亲大人存念——男小方摄于１９３５年冬时执行摄影工作——于绥东战地。这是这位母亲在以后的日子里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在烽火连三月的日子里，她从未动过搬家的念头，她怕搬了，儿子就找不到家了。
６9年前，东单协和胡同１０号，一个青年人从这里走了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只有那间他自己搭建的暗房和散落其中的摄影冲印器材，还在提醒人们，一个年轻生命突然消失的故事。
方大曾消失的时间大约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人们见到的最后几组照片是《失恃的天险·南口》、《已沦敌手之天津》等。当时，他的家人只能从每日购得的上海《大公报》中猜测他的行踪。１９３７年９月３０日发表于《大公报》的《平汉北段的变化》是亲人们所能搜集的方大曾的最后一篇战地报道。
在６9年的等待之中，妹妹方澄敏已从一位妙龄女子变成８５岁高龄的老人。在她的心目中，哥哥永远是高大俊朗、生机勃勃的。方大曾失踪前两年时间里，拍摄了大量的作品，过多的野外工作使他没有时间呆在暗房里，于是方澄敏承担了暗房工作。由于她的介入，方大曾的近千幅作品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她用退休后２０多年的时间去保护整理甚至出版这些哥哥的作品。当记者有幸见到它们时，它们好好地待在粉红色的封套中，那封套上面赫然印有老北平冲印馆的名号。对于方澄敏来说，方大曾已不再是一个哥哥的形象，而是凝聚了所有男性魅力的形象。方澄敏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哥哥出一本画册和办一次图片展。前者已在中国摄影出版社的帮助下有望达成，但图片展的事由于经费的原因一直搁浅。
从上个世纪到新世纪的今天，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在想着出名，但他们却不曾留下些什么；也有的人从不想出名，然而他却在人们心中刻下了很深的痕迹。而这痕迹在最深的时候，却突然地戛然而止，只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