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县到日照山字河机场:“治抗生素滥用” 出手怎样才算狠

前天，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检测网负责人肖永红透露，在我国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中，至少有1/3以上是和抗菌药有关。近日卫生部将出台抗生素相关使用标准，用量超标严重的医院，甚至将从三级降为二级。（2月25日《京华时报》）
我们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费用占总费用的50%以上，国外一般在15%到30%。另外，还有数据显示，当下多数医院的药物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一半左右，而抗生素又占药物收入的一半左右。这种药物上的支出与消费，有可能并不是完全因为病情所需。
卫生部公布的一份统计年报显示，住院患者中，仅有10%的人是因为细菌感染，加上院内感染、手术预防用药等，需要用抗生素治疗的比例在30%左右，但临床已经达到70%。为什么当下抗生素被滥用得如此厉害？答案只有一个，它背后是以药养医在作怪。
抗生素使用其实并不缺少标准，包括使用标准以及用量标准。问题只在于，这种客观的标准一再被人为漠视，在这种“出位”触目惊心的前提下，卫生部出台统一的卫生标准，这是一种警告与重申，很有必要。但是，在“用量超标严重的医院将降级”这件事情上，却很有可能会留下弹性过大的空间。什么叫“用量超标严重”？谁又知道管理者心目中的“严重”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严格的数值？
此外，监督与执法的主体是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督，这也是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很多前车之鉴的。比如，医生收药物回扣，明明被写入法规，相关部门也多次出台了关于打击医疗回扣及收红包的管理规定，但因为缺乏这种明确的执法主体，以及合适的监督形式，导致政令难以产生现实效应，失去社会公信力。在治理抗生素滥用上，会否再跌进同一条河流？
以药养医的根本症结，在于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医院必须得靠“药物经济”来支撑医院运行与发展，它并非一个纯粹的医疗素养低、医德坏，或者规不规范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在投入及养医上下足功夫，“降级”这样一种管理办法能不能实现良好初衷，其实是值得怀疑的。试想，医院是怕被降级，还是怕经济入不敷出、穷困拮据，乃至是走向破产？□ 吴帅
日前，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检测网负责人透露，卫生部近日将出台抗生素相关使用标准，用量超标严重的医院，将被降级处理。而此前，卫生部宣布今年将开展“抗菌药物应用专项治理行动”。
卫生部门开展专项治理的政策动向，一方面表明在我国抗生素滥用现象已经相当严重，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8万人死于过度使用抗生素；药物不良反应报告中1/3以上与抗菌药有关。另一方面，怎样科学治理，切实见效，依然是值得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的问题。
记得去年“超级细菌”横空出世，人们闻之色变。而这种“超级细菌”之所以出现，正是由于人们长期过分依赖抗生素杀菌才催生出来的。反思抗生素滥用的深层原因，其实也源于种种不良依赖的存在。
首先是利益的依赖。相比普通药物，抗生素要贵不少，越高级的抗生素越贵，这种价格落差在“以药养医”机制下，往往转化成了利益黑洞。利益驱动，加上医德缺失，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更高经济效益、更多提成，要么小病大治，要么“只选贵的不选对的”，滥用抗生素已成为重要创收手段，使得抗生素与激素、维生素和输液等一起，成为宰得患者肉疼的“三菜一汤”。
其次是疗效的依赖。美国学者皮特·布鲁克史密斯曾说，疫苗、抗生素以及近年来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了一种我们几乎不受疾病影响的假象。抗生素的滥用，在于它时刻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制造着这样的假象，维系对“见效快”的生理和心理依赖。
从医生方面，片面追求医疗效果，迎合患者短期见效的要求，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往往回避循序渐进的规律，直接下“猛药”求速效。从患者方面，由于缺乏医学、药学知识，对抗生素滥用的危害了解甚少，反而有个头痛脑热、着急上火的，都希望通过吃抗生素、输液等赶紧好了再说。其结果，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都把抗生素当成了“万能药”，越用越耐药，越耐药越升级，陷入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最后“药无可用、病无所医”。
这种两种依赖，不仅不相互抵触，反而能相伴相生。以“输液热”为例，这是抗生素滥用的一种表现，各个医院蔚为壮观的“吊瓶森林”之所以形成，正如一位医学教授所说：“患者需求的快速康复和医生之间的趋利动机成为输液最根本的要素。”
因而，治理抗生素滥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借鉴中医的整体观与系统论，既要改革“以药养医”机制，切断利益链条，完善合理用药管理体系，从制度上破解滥用，又要加大惩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从监管上防治滥用；还应加强医生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医学科普，倡导合理用药观念，从意识上摆脱滥用习惯。须多管齐下，才能戒除对抗生素的各种不良依赖。（李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