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徐雪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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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

徐雪寒

牛棚

经济学家

情感

想起了徐雪寒

近日，报载有政协委员建议尽快启动“安乐死”立法，加快安乐死的实施。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徐雪寒老人曾郑重要我向中心党组建议：以中心名义给党中央打报告，建议实行“安乐死”。并表示他自己可以带头，当时我没有同意。如今，徐老已辞世（2005年），人去言在，徒留唏嘘。

要说当时为何讨论起安乐死，需要先从徐老其人谈起。

徐雪寒的经历中国少有，可用一生坎坷，一生求索，一生忧国三句话概括。

一.  一生坎坷

徐老有个十分诗意的名字——雪寒，但命运似乎开了个大玩笑，他的一生与诗意、浪漫毫不搭界。一生坎坷，真正的坎坷，难以想象、难以理喻的坎坷！

徐老1926年刚满15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刘胡兰同年），随即担任杭州地委组织部长。革命刚干两年，即被捕入杭州陆军监狱坐牢，一坐就是5年。1933年出狱，他和薛暮桥、钱俊瑞一起搞出版、办书店、宣传进步思想，这段时间是他第一个写作高峰期，大概也是一生最痛快的十几年。1943年徐老到根据地工作，曾任华中银行副行长。不久即调往华中局联络部，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工作。1952年，刚满40岁的徐老由上海铁路局长调往北京，担任了外贸部副部长。共和国刚刚建立，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可以想象得出，正值中年、才识经验丰富的徐老，一定春风得意，立志大干一场，不虚此生。哪知这春风太过短暂，1955年潘（汉年）杨（帆）事发，徐老受牵连被判刑12年，1965年假释出狱。接着就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徐老刚出监狱又进“牛棚”。直到1978年才获准工作，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才撤销原判，恢复党籍。同年被任命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发展中心前身）常务干事，此时的徐老已届70高龄，身心都迈进老干部行列了。

我估计，坐国民党的监狱，徐老早有思想准备，有信念和理想支撑，有组织信任，度过5年漫漫岁月，应该是皮肉受苦志愈坚。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共产党员会坐共产党的监狱，而且说不清道不明地失去人身自由26年。更想不到革命群众的民办“牛棚”，比国民党、共产党的公办监狱更难熬。我想不出一个革命者被革命专政的所思所想，也想不出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的所感所受，但我知道那一定无数倍于肉体的痛苦。

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他就是一幅弱不禁风、大病怏怏的样子，终日在医院和家中周期往返。每次见面问他：徐老好吗。他总是认真地回答：“徐老不好。”现在想起这样的对话，显得有些滑稽。但实情如此，所言无虚。多年的监禁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却打垮了他的胃，每日只能以稀粥为正餐，稍不留神就会拉肚子。他顶住了严刑拷打，却抵御不了对心神的摧残，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到后来，看报读书眼睛疼，看电视头疼。只能听后辈读新闻和文件给他听。我想不出吃不了、睡不着，不读书、不看电视，也没有其他任何消遣爱好的徐老怎样度过一天24小时，一小时3600秒。

 然而徐老挺过来了，直活到94岁，超过了许多身体健康者。真是生命奇迹，我折服于生命的顽强，更折服于信念的强韧。

二.     一生求索

粗略的算一下，徐老失去人身自由的时间大致是三十几年，薛老（暮桥）说他“1985年起健康情况减退”，即去世前20年都在病中，连同带病工作，一生工作时间大致也是三十几年。徐老基本是1/3生命用于工作，1/3生命耗于坐牢，1/4生命困于病痛。怎能不感叹：徐老啊，不是“雪”寒，是“命”寒啊。

我不知道建国前徐老的具体工作，只能从他的战友薛暮桥推断他的工作水平，只能从被潘汉年牵连重判猜测他的工作成就，只能从建国最早的共和国部长职务想象他的地位。我看到的，仅仅是在中心工作期间，以古来稀的年龄在有限的工作时间，他的所作所为。

我面前有一本书，是徐老去世1年后三联出版，他的三个子女署名送我的《徐雪寒文集》。厚厚的47万字，简单质朴的封面和装帧，恰如徐老生时风格。封面上徐老微微笑着，似要诉说什么，又似要倾听什么。没有了徐老惯有的忧郁和深沉，永远定格在了安详和轻松。

全书第一篇论文《中国的火柴工业》写于1934年12月，大致是出狱一年后的作品。至1953年8月人民日报登载的《巩固地发展我国与欧洲个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共22篇。中间断档28年，再次有作品已是1981年8月，光明日报刊发《调整我国人口再生产的关键性决策》。即徐老恢复工作第一年就有了作品，破冰开始了生命第二春。到1997年7月最后一篇《生活书店等三家书店65周年有感》，徐老已是86岁的高龄。全书77篇文章，两个工作段时间的作品大致是1∶2。可以说，从15岁开始，徐老是毕生求索，毕生研究，毕生笔耕。徐老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工业、农业、铁路、海关、金融、货币、财贸、人口、体改诸多领域，范围之广令人赞叹。这些文章的影响和作用，从大经济学家薛老的评价可见一斑。对徐老1934年至1937年的文章，薛老赞为“确具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很有价值”。对1981年后文章的评价，薛老多次使用“提出卓越的见解”、“很重要的意见”加以形容。如果将被剥夺的26年黄金时期还给徐老，无法想象他将会取得多大的成就。历史无法假设，更无法回到原点。仅这些文稿已足以让后代给徐老以最高的尊敬了。

想起了徐雪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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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生忧国

徐老生于1911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第二年清廷退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讨袁声中去世，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5年爆发“五卅”运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这就是徐老从出生到15岁面对的世界和中国，由此可以想象徐老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因。一个大动荡、大革命时代成长的热血青年，注定了他的宿命——忧国忧民。

忧国忧民的人不少，但能像徐老成为个人特征的不多。每次中心大小会，徐老发言和提问，总是眉头紧锁，所谈所议都是经济、社会、民生中的问题。对于一些党内、社会上的不良倾向和作风，徐老深恶痛绝，批判毫不留情。每次我去看他，他总是询问，对社会、经济中的问题，中心是什么态度，给中央提了什么建议。常常对中心的一些表现不满足，要我转告党组应该怎么做。有些要求我听来就觉得为难，有时甚至怀疑徐老是否忘了：中心只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许多领域是不予研究，也不便研究的。看着他紧锁的眉头，认真的样子，又不忍告诉他：中心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这哪是中心管得了的事啊。

后来在薛暮桥所作序言中，看到描述徐老的字句：“历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忧郁症，在同朋友叙谈时常常流露出忧国忧民而又无能为力的苦闷心情。但他从来不谈自己所受将近20年的冤屈。”我知道了他不仅在公开场合，在同事之间，即使在朋友中间，也同样是忧国忧民，同样不提冤屈。但薛老一句“无能为力的苦闷心情”，让我明白了，徐老为忧国忧民焦急，更为无能为力而痛苦。麻木、冷漠是许多人面对无奈红尘的归宿，甚至升华为治疗忧思的特效药。偏偏徐老对社会许多问题格外关心，特别敏感，偏偏身体又不允许他著文呐喊，操刀动手，着急忧虑而无可奈何。这种心有余而力不及的结果，只有苦闷。长此以往，眉头紧锁，一脸愁容成了他的常态，成了他的特征。至今想起徐老，首先会浮现一张忧国忧民的脸，接着会想起他忧国忧民的眼神和言谈。奇怪的是，几十年的牢狱和管制，不仅没有钝化他的锐气，反而更纯洁了那颗赤子之心。每想到此，对徐老的尊敬就会增加几分。

认识徐老多年，为自己的事张口，记忆里只有一次。他住的小区原本十分安静，没想到那里大兴土木，昼夜不宁，原来一点可怜的小憩也保不住了。多次交涉无果，求我帮他租套房子“避难”，费用可以自理。我说，想办法换一套吧，他说不必，度过这段时间就足矣。此事向国管局报告后，国管局很快帮忙找了一套房子解困。徐老的生活需求，已经简单到无法简单了。但每到捐款捐物，只要听说就尽力而为。他说，那些都不需要了。

四.  关于“安乐死”

90年代之后，我和徐老接触较多，我们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对话氛围。每次去看他，他总是说忧国忧民的事，我尽力谈轻松有趣的事。躲不开，绕不掉，就用没大没小的玩笑躲闪、逃避。我想以轻松口吻谈论那些沉重的话题，以淡化一点那份沉重的心情，松动一下那种凝重的气氛。哪怕让他高兴一分，轻松一刻，也不枉去看他一次。估计当时能够给他带来信息，可以敞开心扉交锋，做到平等交流，带来轻松和笑容，够资格、有心情的恐怕我是唯一。

谈论安乐死的那次谈话，发生在他从北京医院出来，我去家里看他。谈病情，谈治疗，谈病痛，谈医疗费用昂贵，谈医治效果不佳，不知怎么就扯到了生死问题。徐老突然一脸严肃，用同志称呼我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正式向党委书记（我当时兼任机关党委书记）建议。中心应该组织“安乐死”课题研究，正式向中央打报告，建议中国实行安乐死。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我理解徐老提建议的用心和心情，也清醒地知道，这绝不是小事，更不是简单事。否则，议论了那么多年，世界上允许安乐死的不会只是个别国家、少数案例。我想了想，回答：徐老忘了，机关党委书记不管中心业务工作。他愣了一下，接着紧逼道：那就请你把我的意见带给中心党组。我立即说：意见我也不带。他有些不解地看着我，我马上解释：你不怕说年轻人抢班夺权不够，还想要老干部的命，我怕。他立即接口说：我可以带头。我说：也不行，中国火葬都不能彻底推行，安乐死更遥远了。他不再说话，沉默下来。此话题就此尘封，徐老又过了近10年，94岁高龄才离开人世。我不知道当时的做法是对是错，但我知道不能动摇徐老活下去的决心，不能让他陷于何时死，怎么死的精神折磨中。但如何理解“安乐死”，我至今也不明白。

看到两会上政协委员的建议，他们的理由大致是：“能够解除身心处在极度痛苦的临终患者的痛苦。” “是一个社会和群体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反映。”并提出了民意测验结果证明，“民众对安乐死越来越宽容理解”：“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95年对附属瑞金、仁济、新华医院291名初、中、高级医务人员对安乐死认识的调查显示：赞成安乐死的医务人员占92.53%” “上海200名老人中赞成安乐死的达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认为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有80%以上的人认为目前国内可实施安乐死。”

解除痛苦、减轻负担、提高社会卫生资源的分配效率，是实施安乐死的三大理由，十分现实而严酷。所举民意调查，虽不严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我隐隐觉得，推行安乐死的症结似乎不在这里。

什么是生命的真谛和本质？生命属于个人吗？怎样才是对生命的真正尊重？什么是决定生命存亡的判据？决定个人生死的终极权力属于谁？这些问题争论了几千年，是所有宗教和许多哲学家都试图探索和解释的难题。我们敢说想明白了吗？至于具体的实施，牵涉太多的前提和手段。至少，我觉得需要一个诚信安全的社会风气，才能保证整个过程的公正无假。有人举证：“目前实施安乐死的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法制比较完备，个人自由与权力意识较强和医疗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从统计上看，这是现实。

徐雪寒

徐雪寒，1911年出生，為中國資深經濟學家，新左派經濟學家的代表之一。原名徐漢臣，浙江省慈溪縣（寧波）人。

目錄

• 1 簡介
• 2 著述
• 3 參見條目
• 4 參考鏈接

[編輯] 簡介

1944年，在寧波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赴上海創業，於1935年創辦新知書店，並出任經理。

抗日戰爭期間，曾擔任《救亡情報》（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的主編。並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副總幹事。

1943年，始就職於新四軍軍部。徐雪寒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政策研究小組研究員，中共中央華中局經濟研究處處長，華中財經委員會委員，華中銀行副行長，華中運輸公司總經理等職務。

1949年後，徐雪寒先後擔任華東區鐵路總局局長，上海鐵路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運輸部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貿易部部長，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中國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幹事。徐雪寒並是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顧問。曾發起設立孫冶方經濟學基金會和孫冶方經濟學獎。

[編輯] 著述

• 《徐雪寒文集》

[編輯] 參見條目

• 孫冶方

[編輯] 參考鏈接

• 老一輩經濟學家徐雪寒的治學歷程
• 穿透心靈的人格魅力———懷念徐雪寒前輩
• 徐雪寒建言對上海「鬆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