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启航电脑培训学校:一个近代史上被误读的关键问题 - 百家议论 - 中华智慧

题记：关键是：中国在近代的主导文化还是真正的传统文化吗？如果是伪道和画皮，那就决不是传统文化之过，而恰是背弃传统文化的恶果。

常常听人说：传统文化那么好，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以来被西方打败啊？顺其意延伸的意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好，但是为着“国家不再受欺负”，我们不能走传统文化的路子，也许它顶多只能作为点缀和补充。

其实关键在于，近代中国被动挨打、丧师失地、屈辱媾和之时中国的文化还是“传统文化”吗？如果中国在近代已经走到传统文化的悖反道路上，在民族精神和人文思行系统中已经沦丧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基本面上已经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驰，你就不能说那个时候穿着长袍马褂、打揖作拱、见面之乎者也、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这些表面的、技术层面的存在还是“传统文化”，你也不能因此推断说正是因为中国奉行传统文化才被西方打败。

英国阿灵顿Arlington勋爵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衰弱之罪，不在其固有的文化，而在中国人不能遵循产生其文化之遗教之精神。”他说得非常好。我们的国家在自1840年以来的岁月里，遭受了无尽的欺凌和民族的苦难，被误导的历史的反思往往把它错误地指向了这个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什么传统文化保守啦，传统误国呀，广流传。其实这是根本错误的。事实恰恰是因为我们后来没有遵循产生这个文化的遗教精神，即古圣德一再讲的文化要“经世致用”、“胸怀四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的智慧，才把这个文化一定时期的 形式固守为目地，从而僵化了文化本身，捆绑了民族的发展。

我们这样说是有充分依据的。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分析清楚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与实质，我们就会发现从宋明以后，确实中华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在一种因循和迂腐的力量带动下日益没落，在文化发展流变中的许多糟粕、伪道也被那些迂腐文人、犬儒者、心胸拳曲的统治者为着自己的一己利名而将其推崇为“传统”，甚至以“礼制”的形式反过来桎梏了传统论真正命脉。看看历史，清前期康熙、雍正朝这两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如何呕心沥血、周旋于种种力量之间，做着艰难的人文整理与制度创新，我们就知道当时主流文化的变异与传统精神的异变到了何等程度。而两位君主承前启后开启的康雍盛世，到乾隆朝时代，如何在享受前辈成就的同时将真正传统文化的真髓封杀而闭关锁国，以一种自大和虚骄，无视于时代的变奏，甚至一再忽视历史的机遇，导致后来积贫积弱，丧失了中华文明继续开拓雄踞世界的机会。因为在明朝中后期，人们的观念与文化状态已经支离破碎，人文心理分裂的状态与统治者一味酷虐相表里，使得伪道盛行，假文绔节充斥，华夏文化的正大与光明的内涵被变异为阴暗与腐朽，这样一种危险在康熙当政六十年中，他一直在从根本上孜孜以纠正。雍正受康熙遗命，在政治治道上做了非常大的开拓，比如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废止了特权阶层在国家经济状态中不正常的位置，直接为乾隆时代积下巨大的物质基础。摊丁入亩，废止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建立了合于近代潮流的国家税收制度，改土（司）归流官，打去偏远地区和少数族地区的土皇帝制度，使全国的文化与制度统一起来。而且雍正继续康熙的做法，与西方国家保持着很好的人文与科技沟通，并不排斥这些夷之长技，他甚至戴着西洋假发，把自己打扮成法国人让传教士画家给他画肖像。

有清前期，通过康熙皇帝的奠基摹运，承继于雍正皇帝的雷霆手段，实际上为乾隆时代的繁盛强大奠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处于世界最好的突破锋口，为中国文化的全面整合与人文开拓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乾隆个人的因素却没有很好地运作这个历史机遇，在国家成就方便，除了《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工程差强完成外，国家指导思想方面虚名假誉的东西太多，闲情守成的东西泛滥，乾隆个人虽一心追慕康熙皇帝的治道，却鲜见追随于他的胸怀，最重要的是由于个人的文化与教育的理念、体系运作日益狭隘僵化，到了他的晚年几乎就是走到传统文化的反面去了，从而使当时占国家统治地位的国家文化，不过是赝品的“传统文化至上”，我在《文化的大脉》一文中说过：“乾隆年间， 英国外交大臣马伯尔尼勋爵来中国商谈中英贸易，带来了世界当时最先进的兵器系统和交通系统，诸如火车、大炮、枪械等，交换中国的茶叶和瓷器。当时富甲天 下，占世界生产总值二分之一以上的大清帝国主宰者，中国历史上以风流和好玩著称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浅薄和狂妄，却使力促这件中外交流盛事、 可能彻底改变历史的中外贸易与交流成功的首辅大臣和坤的一腔富国强邦大愿落空。后来和坤在政治斗争中被嘉庆帝抄家，还被诬为贪赃枉法。尔后短短几十年，继 位的国君一个比一个更小气，更僵化，等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攻入圆明园后，他们惊异地看到当年英国使者带来的先进的大炮和火车模型除了停在圆明园里被作为 展览品，显示天朝上国“四夷威服”的虚荣外，一无所动，这个拥有如此悠久文明、如此众多才智之士的国家，因为国家管理者的浅薄错误，从来没有组织过人力物 力去研究，去知己知彼“中学”是 什么已经只局限于形式礼仪的认识了，许多人以为穿长袍，打躬作揖就是“中学”了；对皇帝三呼“万岁”，双腿下跪就是“中学”；说“之乎者也”就是“中学” 了。这样的整体社会文化体认的错误，使真正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掩埋在荒烟蔓草间，最终不可复振。因为传统文化的心法已经沦丧了。”

那么大家知道，银样蜡枪头看上去锃亮雪白，与真枪头一般无二，实际上一碰真实立即现形，但你不能说那本初的真枪是不好的。廉价的锆石打磨出来折射的光亮也可以象真正的钻石那样发光，可是它是假的，绝没有金刚石的内涵，你不能说他不能承载高温高压就说钻石是无用的。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我们曾经有一个描述性的说法，就是“传”者一脉相传，来自那不变的宇宙绝对精神的法则和真理，薪火承传而不灭之精魂，是宇宙不变的真理，是来自至微观而演化万千之原始力量和思想在不同角度层次的真实表达。而统呢，就是笼而统之，贯穿于万事万物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智慧奥妙。这个东西是简易明确而不为外物所乘、不因时间地点而变化的，得到这个真理智慧可以御化万事万物的。

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华真正的传统文化，它有非常明确的几个特征：

（一）真理的永恒性与制度人文的变通性相表里的体用一如，动静相乘。中国古代以儒释道三家并称。从三家原典来看，他们都在阐述同一个东西，都讲出相互贯通的理，大成儒家经典《大学》，讲生命大成功学问与境界修炼，开篇即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具体的道路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步骤。孔子讲：“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尚书》在记述尧舜禹三代相传事实时，他们相互留下的治道叮嘱只有一句话：“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强调生命应该精诚一理，守死善道，中庸持慧，内聖外王。认为人与宇宙是一体，人能够通过“养吾浩然之气”，达到“至大至刚，充塞天地之间”，同化宇宙而致永恒。释教通过戒定慧三学的不同法门修炼，也都要达到与宇宙法的更高存在同化合一，《金刚经》云：“一切聖贤皆依无为法而有差别”。道家经典之《道德经》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得非常明确，就是宇宙中那个绝对精神是不变的，而全部传统文化中最高层面的修炼文化，都是直接点到那个传统文化的真髓的永恒不变。那么这个天道的特点是不是人就无能为力了？是不是“道法自然”就形成保守文化呢？否！道法自然的真谛恰是“法用自然”之道，是非常主动地化运天道，也就是古人讲的“参天地之造化”的意思。这就与《易》之思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构成一个互文，就是说根本的真理性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但人的制度文化形式、社会表达方式这个是要依据历史运化而主动调整的。这个意思在大成儒家经典之“六经”《易》的开篇就非常明确地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一种非常坦诚、开放、注重内修德行、外任事功、内聖外王、内外平衡相得相成的一体存在，是超人格的永恒的，不论人的高低贵贱都应遵循并作为元规则来看来保证的。即以天子之尊，也不过是代天牧民。宪章文武的意思也就是祖述天道，用以指导个人的生活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大事，体现出来就是传统文化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讲仁德爱民，作民父母。因为天道的永恒，从来都是尊崇敬仰，而不是虚伪欺诈的。也就是说它的尊严性应该保证其不因人一时的利益而去随意更改和解释原典，那些伪道之人表面看上去是在推崇传统，实际上传统这时不过是其掩盖其真实私利坏想法的遮布。

（二）开放性的学习精神。孔子讲：“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止于个人修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家人文基石，就是我们从来都是对外来文明取开放态度，“师夷长技”并非只是从袁枚而来，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取长补短，师夷长技融炼民族人文与技术体系的过程。赵武灵王与匈奴作战，发现中原战车弱点很大，长袍宽袖不适宜于战场作战，遂有“胡服骑射”之改革。大秦王朝在与西犬戎、南巴蜀作战的过程中，学习了他们的长处，不仅制服了他们，而且将其长处运用到出神入化，从而使秦军在统一六国中大显神威。弩剑和散兵作战技术、巴人战阵文化（其虎贲军装束及其战鼓系列就有借鉴），汉武大帝时代，与匈奴战，起初汉的兵器长剑不仅强度不及匈奴，而且剑在运用中的局限不如匈奴弯刀，汉军就立即向敌人学习，冶炼高炭钢，打造匈奴式样战刀，驯练强大的骑兵，终将匈奴击败。大唐太宗时代，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更是发扬到极致，在军事、政治、乐器、舞蹈、农作物及其耕种方法、衣饰、宗教、艺术等方面都是胸怀六合，气度浩然，将各民族的优秀技术、人文融为一炉，构造了千古高度的大唐盛世。尔后宋的守成文化，偏安江左，背离了传统文化的正经，元朝则是创新开拓，并且吸纳各民族的精华文化，到明朝早期，郑和下西洋时候，中国在技术科学、人文科学上的高度是不言而喻的，大清时代康雍两朝，起废更新，基本的治国思想是开放的，比如平定三藩与攻打台湾，康熙皇帝派人督造、购置的荷兰快船和西式大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重用西方传教士刊定历法，在制度人文方面基本上还是开放的，他本人对西方数学和天文学有很深的造诣。然而这个精神在乾隆晚年弄没有了，到嘉庆朝，他基本上就是在乾隆作太上皇的阴影下度过他的七年皇帝任期，后来咸丰以降，中国已经彻底丧失了先机，错过了大好的历史机遇。即使这样，以大国之大，人心尚或可用，但那拉氏当政六十年间，否定了光绪帝的维新新政，从而使复兴中华的努力功败垂成。这应该被看做是伪传统与真正传统文化的交锋，可惜的是当时的人文心理与文化末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错解与僵化的礼制让这个交锋出现不应该有的逆折。

（三）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与反对伪道。当年孔子讲学，从来反对的是食古不化，只知套用古人文字而无关时用的学问方式。他编的《春秋》，选取的就是当时的近代与当代的历史来作评定。他教“礼乐射御书数”，是切于世用的当时最先进的能力系统。他每到一国，必“温良恭俭让”以闻其国之政，周行六国，目地是要传播他所总结和完善的大成生命经营之道与群体道德通过礼仪伦理的重建达到升华之路。而延到朱熹、王阳明，他们所讲的内涵都是同一个，但形式却是不同的，目地也是要顺应不同时代生命的观念认识以便更好地教化社会。但这个主流在近代以来日益没落，伪道盛行。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讲了志在大同的文化方向，实际上他因应于小康之世讲出的治道思想，目地是要返归传统文化所推崇之大同盛世，可是后代以来，以“家天下”为传统，到后来越来越狭隘局限，把许多特权欲望居然以“礼制”的形式规定下来成为国家生活的制度，从而变异了礼本身的内涵，实际上是借着这张画皮来掩盖私利和贪欲了。同时由于小人儒滋多，为着一己的名利欲望，与政治私权相勾结，不再以“天下为公”为努力，不再真实奉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正统儒家思想指导，不再是“杀身以成仁”，而不惜“贪生以害仁”，这样因循、流延的文化谬种代代层积，从而将真正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封杀，代之而起的是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领域的奴才哲学和升官发财之术，很难有为民申命，为国运气节而不惜生死的凛然正气，更没有道观天下，随时调整自己的气魄和能耐，这样的“文化”还能说是传统文化吗？它只是打着传统标记的伪“传统”。在这样腐朽守旧僵化自私的人文心理支配下，焉得不败？关键时候，认为“民心不可用”，错误估计中华民族历史厚淀的人文力量，只是为了腐朽的特权阶层利益和位置而一味愚民，弄得整个文化状态一潭死水，而且在国难家破的当头屈膝于外辱，媾和还自上下通谋打理由，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士”之精神，而整个社会心理还从已经没落的状态下给予同情、理解，这样的国运衰弱，难道不是抛弃真正传统文化之过吗？到今天许多人还觉得李鸿章如何老成谋国，那些割地赔款的条约如何具有隐忍精神，那些犬儒文化犬心不死，而且哈化严重，以为读了一两本书，受人一吹捧就是聖人的大有人在，以为身躯弯九十度的鞠躬就是“有礼”，这些败渣伪道一日不清除，我看中国将在错解的伪传统下葡伏，而人文的起废更新将非常艰难。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一个层面上，《易》之乾坤两卦文言就说得非常明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一种完整的独立性和和谐独立性完美统一的内聖外王之道，无论小到个人还是大到国家，都是一脉贯穿的精神，在文化的特征上就是不保守，勇于开拓，勇于为正义而牺牲，开放兼纳，永不倦怠的精神，正是因为中国近代丧失了这个文化的精神，才被西方新兴的技术列强打败。而中华文化要复兴，也决不是复兴几件衣裳和照搬来古人礼节，而是审势度时，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只有这个浩荡、开放、光明的传统正文化复兴起来，我中华之强大、和谐、美好才会真正成为现实。

　　　　　　　　　　                               　　　200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