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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干嘛亲俄

鸿章一辈子最大的失策不是主和而是亲俄。如果说主和还是出于知己知彼的话，那么亲俄则有些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了——干涉还辽自然有俄国的首功，但是俄国什么德行您总该知道吧？再说了，多坏相较取其轻，那么多帝国主义国家，亲谁都不能亲俄啊。非要玩什么“一边倒”，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让俄国在东北攫取了诸多特权，刺激得其它帝国主义纷纷跟上。而且，俄国沾了便宜，却并没有担当与清国共同抗日的责任，倒是它自己首先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鸿章游外归国后，曾不无得意地跟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跟后来的张伯伦走下飞机跟英国人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一样令人傻眼。以致于鸿章死后，黄遵宪给他作的挽诗中有这么一首：“毕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虽然把鸿章比作与俾斯麦（毕相）、伊藤博文（伊侯）一样的人物了，但是黄遵宪也承认，老头被沙俄（黑风罗刹）给玩惨了。别说二十年，两年不到就有事了，俄国在东北沾了便宜，刺激得德占胶州湾，俄国不仅不阻止，还自己先占了旅大。再往后，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中国政府涎着脸跟其它国家一样表示中立！当然了，在这方面，鸿章并不是没有后继者。孙中山亲俄，也没亲出什么好果子来。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的巨大功用就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当时，马克思驾着十月革命的祥云光临中国，让所有的中国人眼睛一亮，特别是苏联的三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事实证明，苏联政府并没有比沙皇政府好到哪里去，那些宣言都是空头支票，但在当时却足以让巴黎和会一事上受了气、正处于民族主义愤懑情绪中的知识分子眼泪汪汪了：亲我者，俄也！于是，大家一头扑向了俄国与马克思的怀抱，至于俄国熊身上的粗汗毛和马克思的大胡子是否扎咱的嫩脸蛋儿，则一概顾不及了。

毛泽东说：“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一个统治者”，斯大林说：“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我想说的是：斯大林同志是俄国史上最凶恶的一位沙皇，苏联制度把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地狱在人间出现！问题是长江前浪推后浪，后浪同样死在沙滩上，大家都不接受教训啊。　　

中山亲俄的结果，就是联俄联共。联之前，他让徒弟北天取经去了。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作为孙中山所谓的“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小蒋回来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他说：“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说：“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找不到小蒋的《游俄报告书》，但是从他的书信集里，还是能收集到诸多游俄体会的。有意味的是，小蒋不游苏还好，游了三个月，他就发现苏共之邪了。更有意味的是，孙中山根本不信这个邪，他甚至埋怨小蒋考虑得太多了。当时批评小蒋比较激烈的，还有廖仲凯先生。所以，蒋给廖写了封长长的信，说：“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看这书信，不由得感叹，小蒋既有先见之明，还难得的一腔忠诚。甚至可以说，小蒋才是比较有水准的合格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中山先生一生都在过河，晚年好不容易摸到苏俄这块石头，哪怕这石头原产于厕所，他也顾不得了。他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说：“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先生这话透着赌徒的气息。十有八九，赌会输啊！

蒋廷黻先生说：“我们玩了多年土产的革命没有玩出好花样来，我们就试一下一种最新式的舶品来。不过联共反把我们的国际问题加严重了。”岂止是国际问题，国内问题也严重了！

中山先生泉下有知，将是何感？他的联俄，就是让中国的土地上出产一个俄国学生——国民党从俄国老师那里学来的最大本事就是：党治！其实在拜俄为师之前，孙中山也是党治思想，只不过是英美式的多党制。十月革命后，他认为，俄国革命比中国晚六年，却能成功，成功的原因“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1924年改组国民党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进一步明确：一、以党治国分两个阶级，第一阶段以党建国，第二阶段以党治国。二、党和政府的关系是，党在政府之上。党是政府的总枢，政府接受党的指导。三、党和它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四、党治的最终目标是民权。民国以民为本位，而民以党为凭籍。党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后来的蒋介石忠实地执行了国父的党治精神，并且发扬广大，让国民党的党治主义走向了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脑袋，铁打的江山，蒋介石一个人党政军全兼。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后，蒋经国转以英美为师，摆脱了俄师那一套，才算是完成了国父遗愿，走向了民权宪政。

列宁吹牛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他的革命接班人斯大林倒是执行了，只不过是往相反的方向，独裁方面超沙皇百万倍，残暴方面也超沙皇百万倍。有意思的是，希特勒也是苏联的学生。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他们的最高领导希特勒同志之独裁情形“正和苏联类似”。古德里安说，“自从1938年以后，德国的内阁就从来没有再开过一次会议了。各位部长都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单独的工作。”希特勒的独裁，也是表现为党治。古德里安说：“在政府机构以外，又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党的机构，与政府机关平行。希特勒的口号是这样的：‘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这些人多半是不学无术，出身市井，实不在够资格担任高级的职务。” 古德里安进一步说：“因为有许多党老爷也都企图效法希特勒，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政治的风气大坏，全国的行政系统变得糟不可言。”看来，不管谁学苏联，都是越学越坏！回过头来再看看其它的相关国家，师英美者，香港、台湾、南韩、小日本、新加坡，都亲成了腾飞的龙。师俄者，东欧八国、越南，北朝鲜，都亲成了濒临灭绝的大恐龙！

所以，鸿章固然亲俄不慎，但后继者呢？站在这个角度，我们还好意思谴责鸿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