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幼鸣：政府“去寻租化”是经济社会改革必由之路

早报首席评论员 袁幼鸣

近日，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著《当政府成为经济组织》一文被各类媒体广泛转载。吴晓波在文中介绍张五常教授在其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对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秘密的解释：县级政府以低廉地价等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再以增值税形式同入驻企业分利，由此形成的“县际竞争”构成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对此吴晓波表示质疑，称“这个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吴晓波还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话表达担忧：即使在GDP挂帅意义上，政府的财政要求也未必总是导致促进增长的制度安排，也可能导致某些阻碍增长的制度安排。

在我看来，诺斯在经济史研究中并未遇到与最近30年发生在中国情况类似的完整案例；在西方经济史研究与制度经济学视域下，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制度因素堪称一个谜。但是，西方人的困惑可以理解，而近几年国内一些人也人云亦云“中国奇迹”无法解释，并肇造出一种盼望权威解释的期待氛围显得相当滑稽，他们或为西方经济理论所俘获且患上知识依赖症，或对中国经济运行与政府行为的“真实世界”一无所知，二者必居其一。张五常以地方政府基于营利目的的“县际竞争”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任何一个在政府招商引资部门或经济开发区工作的人均能给出生动注解。在网上书店关于《中国的经济制度》评论留言中，就可以看到知情网友贴出的“县”与“县”如何竞争、“县”与企业如何博弈的翔实材料。

无可否认，“县际竞争”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比照“真实世界”，它仅仅涉及非常浅表的层面。根据我的持续观察，中国地方政府的一大根本性特色是，所有的政府部门与承担“二政府”职能的事业单位均属营利组织；政府部门同时也是经济组织受到体制与机制支持，制度安排本身鼓励政府部门从事长江头上海人所言“扒分”、长江尾重庆人所言“找钱”的逐利活动；中国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高比例处于“半饱”状态，来自财政的正常拨款远远不够各项费用支出(此处不讨论合理行政成本问题)，不足部分由法人运用公权力以五花八门方式自行解决；政府部门不仅与企业、老百姓等乱收费对象形成经济关系，政府部门之间同样随处可见在商言商关系。以张五常不吝表扬的1994年分税制为例，其起码在中西部地区造就了国税系统与地方政府博弈关系——正是在“县”这个平台上，随分税制由中央垂直管理的国税局与县政府动态地日复一日讨价还价；垂直拨款无法支撑国税系统运转，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补贴，地方财政并非傻子，为什么要承担补贴义务呢？原因在于增值税征收行政权力掌握在国税系统手中，只有在国税局完成征收指标后，地方财政才能提成，“皇帝不差饿兵”，地方政府只得支付“租金”。稍加留意还能发现，手握罚款权的部门在可以提成时精神抖擞出门执法，规定不能提成便消极怠工，恢复提成后重新精神抖擞，这样的现象在过去30年间很普遍、很常见。顺便提一句，一些好心肠学者不明中国公共部门财务安排特点，闻听法院系统的经费将从上到下拨给，立即欢呼司法将在财政上独立，实属高兴得太早。按照惯例，由上至下拨款只占经费一半，法院即使得到拨款，照样得“扒分”与“找钱”。

在扣除讨价还价、相互羁绊、以邻为壑等耗散之后，政府部门“半饱”状态激发的办事并营利的激情是否总体上有利推动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它提供的诱因是不是比“县际竞争”更深层次的经济增长秘密？这倒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问题，我尚无答案，在此仅提出现象，留待主流经济学家进行“经济解释”。张五常教授自诩“经济解释谁也比不过我老人家”且一向喜欢“过瘾”，解释这类问题或许足够过瘾。

在承认“县际竞争”的解释能力后，实有必要追问，中国经济必须顺着如此“路径依赖”走下去吗？吴晓波提出疑问，我再进一步——明确反对这样的“路径依赖”。首先，“县际竞争”套路属于“既成事实”，但它并非“应然”，难称“非如此不可”。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一些人或许会说既有“奇迹”摆在那里，在认识论范畴的酸腐问题上纠缠不休挺无聊的。那么，敬请持这样观点的人打量一番GDP数字之外，既有增长方式累积的负面后果，以及坚持旧“路径依赖”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要素支撑。如面包师眼中只有面粉和酵母一样，张五常眼中只有经济增长，于是不吝对任何促成经济增长因素十分舍得地表扬；一些既得利益者和犬儒则为GDP所绑架，觉得数字一旦不好看，四大皆空，什么都无从谈起。其实，这同样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谁又能说中国经济顾忌一些约束条件做出新的路径选择，增长速度就一定会大幅跌落？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相当数量资方人士不是声称要关厂，且一些知识分子也跟着起哄吗？数据显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切到的蛋糕并未变少，资方人士活得比工薪族滋润，获得的激励依旧。

旧的增长方式已经一再暴露，政府营利、“县际竞争”推动的GDP增长不是多数国民相对平等共享的增长，与此同时，公平与正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惨遭破坏。近年，执政党与中央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毋庸置疑，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部门非营利化、“去寻租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泡沫越吹越大，大有三人成虎之势。我以为，讨论“中国模式”倒是没有理由绕开“县际竞争”这一经济增长秘密，而正是“县际竞争”说明“中国模式”根本不成立，因为“县际竞争”在全球范围内鲜有国家和地区具备学习、效仿的制度与文化条件。个别国家或许有，但人家另有特殊国情，有自己的“主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