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园地产集团:毛泽东心中红极一时的三国人物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他还在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写下长段文字，对区区几百字的《张鲁传》进行了两次倾情批注。第一个批语铅印件毛用笔划去没有用，深思后他另写了第二个，连同会议文件一同印发给与会人员。从中共历史看，在高规格的中央全会上把古代的个人传记作为会议材料下发的，唯有《张鲁传》，也只有这一次。这令与会的中央委员感到突然，也令后人感到不解。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三国》，从少年牛背，到老年床头，《三国》伴随终身，成了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源泉。三国时期，是烽火连天的乱世，也是人才辈出的年代。雄才大略的曹操，料事如神的诸葛亮，风流倜傥的周公瑾，坚韧不拔的刘备，一个个都是屈指可数的重量级英雄，他曾多次对三国历史人物中的英雄豪杰不惜重墨，批语点评。不过到了1958年，他笔锋一转，对偏居一隅、独霸一方的五斗米教教主张鲁关注起来，一时把张鲁推崇到极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之迷。

1958年是毛泽东最为忙碌的一年，他不是在列车上度过不眠之夜，就是在会场上吹响跃进的号角，或是深入田间地头视察人民公社生产情况，在京停留的时间也就是２个月左右。之前，至少有几个关键词撞击着伟人的心：超英赶美、共产主义、多快好省。他想在世界风云变幻中挥就大手，指挥中国航船乘风破浪，击溃美国的打压、苏联的高傲，实现国内均贫富的农村乌托邦梦想。他要让全国人民感到，我的未来不是梦，一年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当时，广大农民刚刚脱离封建桎梏和战乱之苦，政治上得翻身，生活上得安定。随着三年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民群众特别是原先比较穷困的大多数群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有着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实现理想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在这种现实大背景下，深怀农民情节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农民的关注，他要为农村选择一个途径，让农民由合作社加快过度到共产主义。

为此，他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寻找遗迹，证明中国农民历来就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梦想。精读历史、熟悉三国、满腹经纶的毛泽东发现，《三国志张鲁传》恰好就有他所需要的记载，张鲁政权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深深打动了伟大人的心，这成了他推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

对于急于奔向共产主义的农民来说，苏联的集体农庄成为效仿模式。1958年4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毛泽东很尊重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他在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寻求到了与《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类似的现实答案，他对人民公社这种社会形式极为欣赏，这与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完全一致。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修改批示了调研报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并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地的人民公社，他要看看当时的人民公社与《张鲁传》中所记载的吃肉不收钱、“民夷乐之”的情况有何共同点。当他来到兰考县看到农民正干劲十足时，兴奋得下车到庄稼地里察看，不小心踩了一脚大粪，工作人员要帮他探试时，他说，粪是好东西，不用擦。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这足以证明毛泽东对“大跃进”和农民创新精神的充分肯定，于是他说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最高评价，因为人民公社正是他想要的《张鲁传》中记载平均分配的社会形式复制品。

与此同时，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把各地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从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参加郑州会议时，直接坦露了对张鲁政权的观点。他说：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1958年秋，“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事儿了。一些地方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关心，农民吃大食堂吃得不好也不饱，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有些地方出现浮夸风和饿死人现象。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不同声音，国际上也有议论。有人说人民公社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是对于国际、历史情况和内外局势条件缺乏分析。一向富有挑战精神的毛泽东，看到自己亲口肯定的这个新生事物遭到质疑，他要拿起武器起来斗争，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所谓的混乱思想进行澄清，使上下的头脑清醒起来。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说，人民公社的出现，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3月成都会议没有料到，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其实4月间这件事已在河南出现，我们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但是，口头的说教显然平息不了一些人对人民公社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这时再把《张鲁传》这个秘密武器拿将出来，实际上是用借古论今的方法，说服党内同志认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民公社这种乌托邦式的模式，这在我国是有历史来源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当小脚女人，而是应该面对现实，大刀阔斧地把公社化运动引向深入。

张鲁何须人也？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有一篇《张鲁传》，用较短的文字对这个人进行了记述，南朝宋时史学家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据史书记载，张鲁承祖辈衣钵，任五斗米道的教主。因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杀汉中太守苏固后，在汉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以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办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 建安二十年张鲁降曹，后被曹操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次年卒。

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实行的是一系列原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倡导天地中一切财物都为社会公有，积财应“救穷周急”，强调人人自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主张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实行这些措施，以至于“民夷便乐之”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

张鲁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不过是偏居一隅、雄霸一方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地方政权的头领，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不是他的功绩有多高，地位有多重，也不是他有什么雄才大略，更不是欣赏他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毛泽东看重的是张鲁实行的道德治国、诚信守规、人人平等、平均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则，他要将这一点发扬光大，充分运用到正在推进的公社化运动中。

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认识张鲁和他所实行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深思熟虑，二易其稿，精心为《张鲁传》作了批语，像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一样，为《张鲁传》作了一个份量很重的长篇批注。他认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从批注可以看出，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传统，不仅被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当作旗帜，而且一直影响着许多人物，当然也包括毛泽东。针对当时人民公社问题上西方的批评和党内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以“应战者”的姿态来迎接“挑战者”，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予以坚决回击。他以《张鲁传》为历史依据，把国内的批评意见指责为“观潮派”、“算账派”，认定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是不怀好意的”，从而把高层的思想和意志统一到“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中来。

《张鲁传》在八届六中全会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无法考究，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个决议运用了一个措辞很美的开头：“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干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治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后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局不言而喻。

1958年毛泽东突然狂推的《张鲁传》，并作为会议材料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印发，原因归纳到一起，就是为了寻求农村乌托邦模式的历史依据，并以此为武器维护并推进他理想中公社化运动，从而实现由一个公有的大家代替无数小家的理想追求。其实，毛泽东对这张鲁这个历史人物原来并不像太感兴趣，对《张鲁传》所作的第一次批注，后在会议上印发时又自己亲手废掉，就是对这个历史人物把握不准的明显证据。

为此，《张鲁传》曾热极一时。但随着历史的前进，除了一些专家、学者和教授进行专题研究之外，人们很少再提及《张鲁传》了，现在许多人就不一定阅看过《张鲁传》，当然对张鲁这个历史人物也越来越陌生了，就像对现在的孩子提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