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

　　刘易斯拐点，乃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它将重新定义中国的增长模式，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消费潜力。在中国做投资，必须洞察刘易斯拐点可能带来的危机与商机。
 　　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拥有二元化的劳工市场——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多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在那里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怎么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农民工短缺在2010年变得十分突出。笔者估计，2010年低端工人工资暴涨了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其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农民工绝对短缺的地步，只是农民工流向发生了变化。在2005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爆，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殷，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不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爆，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殷，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
 　　不过，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笔者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现有劳工总数的11%，日本的25%，德国的41%。
 　　就业市场的逆转，对于中国经济将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从宏观上看，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褪色；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差不多走到尽头；中国长达7-8年的通缩时期，已彻底结束。从国际角度上看，制造业模式，可能面临一次全面的调整；过去十年的全球低通胀，也会遭遇冲击。
 　　从投资角度，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什么？
 　　1、  以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这种情形肯定会在中国出现。
 　　2、  工资上涨常态化，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此轮通胀之后，CPI的回落估计有限，中烈度通胀可能持续存在。
 　　3、低端住房需求与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过这是一个与现有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新市场，建材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家具供应商的受益程度料大过开发商。
 　　4、加大投资力度，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将明显提高，设备制造业会受惠。这次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加大。
 　　5、  外资结构出现变化，对成本敏感的制造商比重下降，主攻内需的海外品牌、服务供应商大量流入。
 　　6、  亚洲面临新的洗牌，以中国作为龙头及窗口的制造业垂直生产链逐步瓦解，抢占中国市场和抢夺流出中国的外资及中资成为新时尚。
 　　过去30年，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它既归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也归功于中国人的勤劳、努力，还归功于全球化和生产外包的大趋势，不过人口红利因素也十分重要。中国的出口高潮、住房热、消费提速，与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至60年代上半叶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无论喜欢不喜欢，刘易斯拐点都会如期到来，它将对今后30年的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也许因此改写，许多目前习以为常的营商手法、投资原则可能遭到颠覆。这场人口结构上的大变局，既是危，又是机。
 　　本文原载于新财富，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