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用英文怎么读:旧上海的烟花场所：日妓以求欢为快而广受欢迎

核心提示：旧上海还有一些外国娼妓，约可分“西妓”和“日妓”两类。西妓主要是白俄和西班牙籍人，她们的活动地点以二洋泾桥为基点。日妓最初在白大桥北头的三盛楼一带活动，后来扩展到英法两租界里，它的前身为东洋茶楼。日本娼妓的一个特点是额外需索不苛求，以求欢为快，这便大大冲击了野鸡娼妓的营业。因为野鸡的拉客对象与日妓相同，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客人身上大肆苛索费用物品。辛亥革命后，日本从上海召回日娼，才使这一竞争对手在上海渐渐消失。

本文摘自《上海采风》2006年第9期，作者：汤伟康，原题：《旧上海的烟花女子》

明清之际，上海因得水上交通之利，日渐形成一个繁荣的贸易港口，黄浦江上船舶往来，十六铺小东门外停靠着各帮商舟。凡是商贾云集的场所，也总是百业俱兴的地方。上海从一个滨海之邑，演变为繁盛之地，除了各业店铺林立之外，为商贾服务的行业如茶馆、酒店、戏园，直至娼业也渐次发展了起来。

旧上海娼妓业的发展

若要在上海找寻娼妓最早的踪迹，还得从“画舫”说起。所谓画舫，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也即是水上妓院。来沪操这营生的，多为苏扬籍的秦淮娼妓。未开埠前的上海，既无火车，也无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有的只是在上海境内与黄浦江相通的蜿蜒数十里的吴淞江，正是这条江，成了她们赖以谋生的天然场所。

道光初年(1821年)，上海的人口随着商业的发展逐日增长。这时的娼妓业也从画舫时代的水上转而登岸来到陆上，上海县城里的虹桥左侧便是娼妓最初驻足的地方。在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各种名目的妓院鳞次栉比地开设起来。来此冶游的，主要是闽粤大贾。又如地处幽僻的梅家弄和鸳鸯厅侧，也是烟花女子深藏的地方。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随着租界的发展，上海的人口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增长。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从1855年的2万余人增加到1865年的9万余人，法租界也增加了4万余人。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获利后便寻欢作乐，这就促使城内的娼妓逐渐向城外迁移。另一方面，因战争的原因，来自江浙一带的贫家妇女，为谋生计，许多人沦为娼妓。于是，租界里的娼妓业也有了一次较大的发展，地点多在紧靠县城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临河一带。太平天国革命结束后，租界内的富商又纷纷转回内地，使上海的娼妓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几乎要濒于绝迹。

1856年前后，大批欧美殖民者来到上海，他们在这里开设洋行、银行和其他各种企业，从而产生了依附于洋人致富的买办。据统计，自旧上海开埠至1949年为止，上海的买办已达万人之数。这些买办除了薪金之外，还有佣金和分红的收入，有的年收入可达几万两白银，可算上海滩上除了洋商以外的最大阔佬。当时上海的一些地主、恶霸、军阀、官僚等等阶层的人，以种种手段搜刮钱财进行投机事业，往往也会在顷刻之间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这些家产以万计算的人们，挥霍作乐的方式与洋人的跑马、打高尔夫球和赛狗判然不同，而是以“金屋藏娇”、“纳妾嫖妓”为乐。他们月出数十金供美人开销，这就使上海的娼妓业再度兴盛。但是，这时的妓院并不设在租界内，而是又回到城内。清同光年间(1874-1875年)，娼妓业最兴盛的是老北门沉香阁一带。因为当时这里环境幽致冷然，而公共租界大马路中，只有零星的低等居处，是不大会有人光顾的。至于原先临河一带因多系被视为低等的苏北妓女，她们的营生主要是接船上的水手和洋行里的西崽。被视为等级较高的苏州、南京、上海籍的妓女，则多迁回老北门沉香阁一带去接阔佬们了。

光绪初年(1875年)以后，上海租界日趋繁华，娼妓业随着十里洋场的繁荣而与日俱增。根据1915年上海《中华新报》的调查，当时明娼仅公共租界一隅便达9791人之多，而数倍于此数的暗娼还不在此列。当时的公共租界人口总共约68万余，其中青壮年妇女约10万余人，这就是说每十几个青壮年妇女中就有一个娼妓。如果再把法租界和华界中的娼妓人数作同样的统计的话，这个数字可使今人为之咋舌。

这数以万计的娼妓，由于来历、籍贯、身分的不同，又可分为许许多多的种类和等级。归纳起来，大致有书寓、长三、幺二，以及最下层的台基、野鸡、花烟间、钉棚、咸水妹、淌白、拆白党……等等十多种。

旧上海娼妓等级

书寓

上海娼妓中等级最高的是“书寓”。书寓出现于清代咸丰初年(1851年)，创始人名曰朱素兰。朱善说书，并会填词吟诗，她创设书场，挂上书寓的牌子，组织一些略有说唱技艺的女子从业。但这时期真正能与朱素兰相比的书寓女子寥若晨星，因此声势并不大。到了同治初年(1862年)，周瑞仙、严丽英在书寓中出了名，才使书寓名声大噪，在娼妓业中占居优势地位。

早期书寓有严格的规则，进书场的娼妓须得有名师指点过方可挂牌，至少也须能唱上几本传奇的方可。书寓的娼妓号称只卖艺而不卖身，除了说书弹唱，便是陪酒。陪酒时可与客人亲近些，但喝完酒便须与客人保持一尺以上的距离，以示尊严。书寓的收入除书场的包酬外，一场书得大洋一元。书寓有时也出门陪酒，名曰出堂拆或出堂差。早期的书寓不卖淫则已，一旦卖淫，其身价高昂，远非一般商人可以承担得了的。这只要从她们的穿戴和饮食起居上看便可见一斑。有些名妓手中一支鸦片枪，就价值千把元大洋。由于以上原因，当时书寓中的娼妓人数是很少的，主要是苏、常、吴、扬籍，前去问津的也只是一些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子弟而已。

光绪初年(1875年)，书寓从城内向公共租界迁移，人数从100发展到300之多，大多分布在公共租界的东西画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兆荣里、兆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弄堂中。她们为了保持书寓的地位，成立了书寓公所，规定入场唱说的须由公所批准承认资格。发展到后来，只需向公所纳三十元大洋即可挂上一块书寓的招牌了。书寓中的娼妓多为苏州、常熟、吴江、扬州籍女子，随着人数的增多，她们往往互相倾轧。扬州帮最先被排斥，紧接着吴江帮也败下阵来，最后在苏常两帮对峙的局面下，终因苏帮人多势众而独霸一方。苏帮独霸书寓后，已无需竞争，书寓便渐渐放弃原先只卖艺不卖身的传统而公开卖淫，这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时的事情。书寓身价既落，必定招徕更多的下层人物光顾。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从事该行业的已达400人。虽然如此，由于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进书寓的妓女仍需找介绍人推荐，并得学会几句词书装装门面。这仍让人感觉手续繁，于是，一种身分与书寓相当，而无须履行这种繁杂手续的娼妓“长三”，便应运而生了。长三的出现，终于导致书寓在光绪末叶几告绝迹。